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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 第二章（5）
鞠琴叹了口气。她不知说句什么才好。她想该别再说这些个话了，什么常数不常数的。
崩龙珍也不想引出蒋盈波更多的联想。她匆忙地转换一个话题：“人生中其实更充满着许多的变数。有的变数发作了，一下子改变了人生的走向。有的变数擦肩而过，事后回头一想，真不知自己究竟是错过了什么，还是躲过了什么……”
蒋盈波只是埋头编织，双手的动作都有点过分用力。
“比如说，”崩龙珍笑了，“盈波，我不是差点儿成了你的二嫂子吗？”
当年，崩龙珍总往蒋家跑，蒋盈波的父母，确曾考虑过，要促成蒋盈波二哥蒋盈工与崩龙珍的婚事，蒋家自己不好出头撮合，便拜托蒋盈波的表姐蒋盈工的表妹田月明从中运作，田月明当年也在蜀香中学上学，跟崩龙珍、鞠琴也都是同学，5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也来北京在一家设计院工作，自然也常往舅舅舅母家里跑，那一段岁月的斑斓印象，恰可用当年一位年轻的电影剧作家张弦的处女作的名字概括：锦绣年华。
崩龙珍一提这段往事，蒋盈波的原有思绪果然被分散了，她抬眼望了崩龙珍一眼，生硬地说：“亏得你和二哥的事儿没成！”
鞠琴却没心没肺地说：“哪儿哟！那时候他们是想让我跟二哥好……”
崩龙珍和蒋盈波都望着她。
“我知道二哥对我挺不错，大家都对我不错……可那时候，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接这个球吗？二哥总没入党，你们一家人没一个是党员，我那时候是不可能嫁给非党员的，岂止是不能嫁给非党员，我都绝不考虑嫁给部队以外的人……呵呵呵，其实，你们知道，那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入党哩！”
这倒也并非什么秘密，都好理解，只是从没听鞠琴如此坦率地讲出来罢了。
“……想起来真跟做梦一样，”鞠琴继续说，“我那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是延茂去世以后的头几年里我也从没预料到，我现在能跟郝宏声一块儿过……”常延茂是鞠琴故去的爱人，当年也是文工团的演员，老早入了党的，同蒋盈波故去的爱人屈晋勇是老战友，婚前长期合住一间宿舍。郝宏声是鞠琴现在的老伴，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本人历史也比较复杂，1949年以后坎坷了差不多30年，当然是非党群众，至今也并无入党要求，胖胖的，出门必西装革履，在家爱弄点自制西餐来吃，在蒋盈波和崩龙珍印象之中，是一位绝不过问政治而精于生活艺术的好好先生。真的，真没想到鞠琴后半生的生活轨迹同他重叠到了一起，而且他们相处得还相当地和谐。
“你是心里头不情愿，”崩龙珍对鞠琴说，“我当时对二哥是有意的，二哥真不错，惟一让我犹豫的只是他的岁数，比我大5岁，太大了点……后来是我自己出了事儿，”说到这儿崩龙珍脸上那潜存的惊恐表情浮凸出来，她闭上嘴唇，嘴角下撇，令人不忍目睹。
蒋盈波埋头编结没有看她。鞠琴叹了口气。正当田月明为二表哥和崩龙珍牵搭鹊桥时，进入了反右运动，崩龙珍因为在大学里的鸣放中有右派言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从此她堕落生活底层，整整持续了20年之久……
“那时候，我才23岁。”崩龙珍脸上那浮凸出的表情抖动着，“才23岁呀……”
蒋盈波放下手里的活计，站起身，去厨房看开水开了没有，哨壶并没有响，但估计就要开了。
蒋盈波从厨房里回来时，鞠琴已经在同崩龙珍谈减肥的问题，崩龙珍脸上那种受惊的表情已经又淡下去隐下去而成为一种潜表情。
蒋盈波一听是关于减肥的事，便把自己那个剪贴着报纸上的“豆腐块”及记录下广播中有关知识的小本子递给崩龙珍，且不坐回沙发织毛衣，而是如同鞠琴才来时那样，又为崩龙珍示范上了她每日必做多次的那套简易减肥操。
四牌楼 第三章
四牌楼 第三章（1）
1
他知道阿姐在大学时期还是很快活的。
上的是东北农学院的农业机械系。在哈尔滨。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有学院的“飞机大楼”，就是说大楼的形状从空中俯瞰像一架巨型的飞机，展开着宽大的两翼。在那个时代，那样的苏式建筑本身便是一种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学院里有苏联专家，高年级听专家直接用俄语讲课。实习中自然都学会了开拖拉机，阿姐自然有从拖拉机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大笑的照片——后来全家都懂得了开拖拉机是一桩比较简单的事，国家办这样的大学设这样的专业请那样的专家并不是为了培养一些拖拉机手，而是要培养一批能设计和指导制造拖拉机以及能总体运用农业机械的高级人才。阿姐本科毕业后又当了两年研究生，由苏联专家亲自担任导师。
课余，阿姐和同学们唱《小乖乖》，唱《槐花几时开》，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唱《卡秋莎》，唱《红莓花开》，唱《三套马车》，也唱《宝贝》，唱《哈！万隆》，唱《哎哟，妈妈》……而且学校里流行弹吉他，是夏威夷式弹法，吉他很大，要搁放在台子上，弹时要戴套指，用金属圆棍压弦……阿姐仍承袭着中学里的外号“小辫”，梳两根粗黑的尾端用鲜艳的布条结扎成蝴蝶结的长辫，夏天一到她便同许多女同学一起及时换上布拉吉或衬衫短裙；那时候学校里每逢周末必有舞会，跳规规矩矩的交谊舞……有一回舞会结束，旁系一位爱慕阿姐的戴眼镜的男同学情不自禁地追逐阿姐，是那种50年代的追逐，他保持着二三十步的距离，装作无意，但穷追不舍，企图找到一个脱离人群和多余眼光的地点，冲上前去向阿姐表白他的心迹……他已暗中向阿姐递交过几封情书，倾述每当从阿姐她们宿舍中传出阿姐用吉他弹奏《哎哟，妈妈》等曲子时，他在窗外树林中那如油火煎熬般的心情……那农学院的“飞机大楼”里有螺旋形楼梯，阿姐沿着螺旋形楼梯向上躲避，那痴心的人儿追踪着螺旋向上，但最终那人还是饮恨梯间，因为恰好一群人从顶层朝下运动，阿姐又混在那群人里面，眼睁睁地从那人身边返回了底层，并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之中……
他知道，那时候阿姐是属于达野哥的。尽管因为阿姐到哈尔滨上学，每年只能在寒、暑假之中回到北京同达野哥相聚，但双方的鸿雁来往，是频繁而准时的。
一放假阿姐就回北京，经常是还带来三四个乃至四五个同班或仅仅是同系的女生，她们家在更远的南方，要在北京中转换车或为的是游览一下北京，住不起旅店也没有亲友可投靠，便由阿姐带至他们家中，他家外间屋里便用两个铺板拼成一张大床，晚上阿姐便陪她的同窗们一起挤着睡，常常是必须横着躺，把脚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才睡得下，而他和在郊区上大学的小哥在那种情况下只好到里间父母的住房里另搭临时铺位安歇，不过他们全家对阿姐的同学们都毫无厌烦感，而大多数同学住下来时也很随便，唱歌、嬉笑，有一回，一位矮胖的福建籍同学，半夜里滚到阿姐怀里娇滴滴地发起嗲来：“唉哟，盈波，我肚子疼，肚子疼哟……”那一晚别的借宿同学都买到车票离去了，外屋只有阿姐和那发出“盈波，我肚子疼哟——”呻唤声的同学，阿姐只好爬起来给她找药吃……不知为什么，这隔着门帘传进的“盈波，我肚子疼哟——”的声音，给里屋的他和他那比阿姐还大一岁的小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他和小哥还在阿姐跟前模仿过那嗲声嗲气的呻唤：“盈波，我肚子疼哟——”阿姐在他们初次模仿时咯咯乐，后来就仅止微笑，再后来表情冷然，再再后来他和小哥有一回又提起这件事时，阿姐竟说：“什么同学？谁？什么肚子疼？你们真无聊！”
2
阿姐他们的毕业分配过程，说起来像一个童话。那时候真是争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许有人内心里有畏难情绪，有不得已的因素，但呈现于表面的确实是争先恐后挑选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这类地方，还不仅如此，在长达6年的学习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学已经很自然地形成了确定的关系，那么，如果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单位恰巧需要两名毕业生，大家就一定请他们先挑，成双成对的挑剩下了，单拨儿的再挑，没有发生纠纷，甚至没有出现过哪怕是初级形态的争吵与顶牛，非常顺利地就分配完了，大家各奔前程。
那一年北京没有名额，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达野哥等着，都不让她去离北京远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动放弃了天津，因为天津是双名额，恰好有一对从天津考来的同学，理应让他们回天津去，这样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农业专科学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开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再能听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别的什么歌，不再弹吉他，并且同家里人团聚时不再有活泼的言谈，都始于去了那所专科学校之后。
四牌楼 第三章（2）
很久以后，阿姐同他谈过一次，那时他也已经工作，记不得是什么原因，总之阿姐同他谈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众人中最早彻底冷下来的人。
那所农业专科学校设备很简陋，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这对于阿姐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她读过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她作过更加远离北京更加艰苦的思想准备，而她青春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战胜地域的穷僻和生活的艰苦的……使她冷下来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扑面而来的生活利爪和人性的狰狞……
那是一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教职工合起来只有一百来个人，阿姐报到后头一回到食堂打饭，见到别的教师自然都甩着小辫欢快地打招呼，而刚涮完饭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来两年的王老师便神色紧张地告诉她：“你可不能这样！你怎么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还凑到一块儿吃，还说笑……”阿姐吃了一惊，忙向她打听哪些人是右派分子，并牢牢记在心中：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眼的老头儿是，那个衣衫上打着补丁总戴着顶旧制服帽子剪短发的胖女人是，那个白净脸的戴眼镜的是，那个看去像个农民身坯粗壮的原来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刚去那学校时，反右斗争刚卷过第一波，还没教完一个学期，便紧接着有第二波、第三波，最惊心动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师有一天在批判别的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也被校领导点了名，虽然没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无异于政治上的死刑判决，散会后回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说话好还是不跟她说话好，而王老师一张脸不仅变为了抹布般的污灰色，也简直不敢让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触，两人同处一屋，只有坟墓般的寂静……阿姐心里怦怦乱跳，走出宿舍，怀着一颗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领导，一个高瘦的右眼皮上有个疤痕的牙齿发黄的男人，问他自己该怎么同王老师相处，那男人厉声地指示她：“监视她的一言一行，随时向组织上揭发汇报！”阿姐一步步仿佛脚踝上拖着铅块般地走回宿舍，心里想：王老师这人是很愿意革命的呀，她过去的言行我不知道，来学校以后她的言行我实在找不出右的问题，而从今天起她根本就没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发她汇报她？……阿姐到了宿舍门前，拉开门——她发出了一声无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师是教电工学的，她用完全符合电学原理的万无一失的方法电死了自己，她那张凝固着极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脸如一道凌厉的闪电，击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类的东西构筑成的心灵支柱，大概就在那一瞬间，阿姐结束了她纯真的青春期，她的内心里后来究竟是些什么，变得深不可测，而显露出来的，则是遍体清凉后的沉静与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调离那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总算没有被划为“右派”或准“右派”（内控“右派”），据她自己后来讲，简直要算一个奇迹。因为到后来那位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简直根本不需要你有什么言论表现，他就像到菜园子里拔大葱一样，需要几根便拔出几根……他是按上级规定的指标拔右派“大葱”，并且由于他本人对拔“大葱”有着特别的嗜好，因而他还要尽量地超额，更可怕的是尽管全校教职工一百多个人，按说根据敌人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或顶多到五的估计，被拔出的几率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却把眼光单集中到有大学学历的那二十来个知识分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这个范畴内，被拔出的几率便高达四分之一……
阿姐那几年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的内心恐怖之中，而开会时上课时劳动时乃至走路时吃饭时上厕所时还都不能从脸上从嘴里从身姿上透露出丝毫的内心迹象。她记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开水提着热水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见那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正在二十步开外同人事干部交谈，她忍不住朝那边一瞥，而手里弹着烟灰露出黄牙喷着烟雾的领导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暂交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紧，因为她觉得对方分明是一种类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后来跟他讲到这细节时一再申明，她说屠夫不是一种隐喻，不带反抗或控诉的色彩，甚至不带贬义，那是指作为一种正当职业的屠夫，那样的屠夫本应具有那样的职业性眼光，她感到恐怖，是因为她深感自己作为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罪孽深重，或者换个比喻，她自知是菜园子里已经无可奈何地长得粗大的葱，要拔它的人望它一眼并不意味着罪恶，倒是它自己应深知自己的命运本应如此……
如今再回头细想，他就理解阿姐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时为什么寡言少欢，为什么无论做什么事都缺乏兴致，为什么晚上洗脚一双脚泡在水里许久，其实水都凉了，她却还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腮，就那么样一坐坐许久……
四牌楼 第三章（3）
在大的社会境域之中，每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境域倒并不都是一样的情形，犹如一场大雨过后，有的地方积着很深的水，多日不干，有的地方变得泥泞不堪，而有的地方却只不过湿上一阵，很快干燥如初……他记得，表姐田月明她们那个设计院，似乎就没那么恐怖，至少从表姐的谈吐和情绪上，可以看出来她自身没有什么危机感，也对院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比较松弛地认同。有一个星期天她又摇摇摆摆地来到舅舅家，他和母亲——就是她舅母——都对她说：“真不巧，崩龙珍才走……”她便毫不大惊小怪地对他们说：“怎么，她自己说了吗？他们还都不知道吗？她怎么还往这儿跑？她们学校已经把她划成“右派”了呀！”说完又嘻嘻哈哈地说别的，问舅母要卤肉和泡菜吃。事后他回忆起这一幕，很是吃惊，吃惊的不仅是崩龙珍，更在田月明表姐，她对反右斗争，对多年来一块儿玩得那么好的同乡、同窗被划成“右派”，都并不感到惊奇与遗憾，当然她也并不积极投入斗争或从此真对崩龙珍另眼相看，她有她的具体处境，并且有她特有的应付处境的天性……
鞠琴在反右初期，遭到两张大字报的批判，针对她的一句言论，是什么言论他记不清了，总之鞠琴姐又有鞠琴姐的遭遇和应付办法，她坦然地对待那两张大字报，记得有一回她送票给他们全家去看她们文工团的演出，演出的剧场离她们文工团驻地很近，演出结束她便带着他们全家去文工团，径直把他们带到那两张大字报前，当着团里的人，自自然然地说：“批判得对啊！警钟敲得好啊！你们都看看，都来帮助我，监督我啊！”结果反右的火就只燎到她那么一下，运动过去她安然无事，并且几年后还终于被吸收入党。当他的阿姐冷下去以后，鞠琴却依旧是乐乐呵呵的，对社会、人生怀着不见衰减的热情，或至少是温情，当然后来他终于知道，其实在鞠琴内心深处，也一直翻卷着困惑的波涛。
他和他的父母直到田月明跑来戳穿之前，真的不知道崩龙珍在反右一开始便陷了进去。崩龙珍确实有长篇大套的鸣放言论，还同大学里当时的一个什么民间油印刊物有关系，根据当时的政治坐标，把她划为右派那是一点儿也不冤枉的，所以那场斗争反映到她内心中的，恐怕就不是阿姐的那种无辜的恐怖感，而是别的一些情绪……田月明表姐揭穿她以前，她确实多少显得有些古怪，那一阵她不仅每逢星期天必从西郊一大早就来到他家，而且总是要吃完晚饭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