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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坝拧薄ⅰ傲肌敝挥幸欢钍恰爸小钡某杉ǖィ瞧烙锷纤邓鲜瞪屏迹谘Э喽粒鹗Π＃嗌碜院茫苤负跞前铮槿し衷虼锏搅�80之多——二哥自称他在技校参加了业余剧团，在陈白尘编剧的《升官图》里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任是什么角色，任他演技如何，他能登台演戏，这就证明他绝对不再是个低能儿，而成为了一个聪慧的时代青年！父母都为二哥高兴得合不拢嘴，在饭桌上频频指示阿姐和小哥以二哥为楷模。他记得，倒是没对他提出什么向二哥学习的要求——因为他毕竟还很小，父母容许他且与大黑猫为伴，任意嬉戏。
四牌楼 第十三章（3）
二哥和小哥玩得很好。暑假里两个人坐轮渡过江，到城里姑爹姑妈家玩，大看电影——主要是好莱坞电影，那些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那些好莱坞电影明星，至今二哥和小哥仍如数家珍；他们有时候是同姑爹姑妈家的大女儿田霞明和二女儿田月明一起去看那些电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不怎么跟他阿姐一块儿玩，过江看电影也往往不带阿姐一起去，阿姐便苦闷得只好同他在南岸的家中玩一些自己发明的游戏，比如“卖水”——在阿姐所卖的那些自制饮料中，他买的最多的是滴进蓝墨水的凉白开……
他记得二哥同阿姐发生过好多次冲突，记得阿姐蹲在地板上哭，说二哥打了她……但等他长大以后，提及这个印象时，二哥矢口否认，阿姐也含含混混地说：“晓得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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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对重庆人是个命运的分界线。1949年10月1日还并不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朗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来有的史书记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固然实质上是那么一个意思，但你如果注意看有关的电影记录片，就会发现他宣布的还是政府的成立），毛泽东那庄严的宣布使得北京城一片欢腾，然而同一时间的重庆城市面上却异常地沉寂，因为那时候重庆还没有解放，解放军还没有突进到那里；当时国民党的高官大都已经飞往台湾，政权机构实际上已经瘫痪，驻军也已开始自动溃散，或在准备投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地准备着接应解放军，却也尚未正式公开亮相；盼望解放军到来的人们或待在家里收听北京传来的电波，或者到街上喜形于色地聚集议论，但也还没有条件公开地集会欢呼；心怀不满乃至充满恐惧又没有条件远走高飞的人，则各自打着形形色色的应付变局的算盘；也有为数不少的中间派，他们对腐败已极的国民党毫无眷恋，对神秘莫测的共产党即将到来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还有一些小市民、流氓地痞、社会渣滓，则利用社会的真空状态和混乱局面拼命捞钱，捞好处，捞原来还不敢捞、不敢那么粗鄙那么残忍地去捞的东西，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到坑蒙拐骗、抢劫奸淫，无所不为，无奇不有……这局面直到1949年冬天解放军开进重庆才终于结束，并相当迅速地建立起了一种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新秩序。
自1950年重庆人各自重新确立自己的命运，该翻身的翻身，该倒霉的倒霉，该侥幸的侥幸，该沉沦的沉沦，就是到头来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既没提升也没下降的中间一群，也都经过了重新定位。
他的父亲在这一命运中转站，搭乘的是一趟上升的车。同是国民党重庆关的职员，有的被共产党逮捕镇压，有的被送去劳改，有的被遣散，有的只是暂时留用或留而不用，但也有一小部分不仅被共产党的人民海关留用，而且还相当信任地加以重用，他父亲即属于其中之一——当时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署，他父亲被召唤入京到总署工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父亲早在1945年以后就不仅同重庆关里的地下党员过从甚密，心照不宣地为他们打了不少掩护，更在1949年的变局中与地下党密切合作，为保存和移交重庆海关的财产——特别是大批查缉走私的掳获物，其中许多是新政权急需的无法从他处得到的物品——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海关是一种专业性很强而行业外的人又很难一下子熟悉掌握的职能部门，人民海关必须团结依靠一批旧海关的有专业职能的人员，方能迅捷地开展工作。重庆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他叫他方伯伯，还有方伯伯的太太他叫方伯母——也是一位地下党员——他们对他父亲的推荐，起了最直接的作用。方伯伯方伯母一家比他家更早地北上了，他们到北京将担任相当高的领导职务。方伯伯方伯母原来一个西装革履，一个旗袍高跟鞋，俨然一副国民党高级职员的做派，到他家来搓麻将时一个捏着玉石烟嘴抽美国香烟，一个摇着檀香扇晃着金耳坠，“蒋先生”、“蒋太太”、“小少爷”的称呼不绝于耳，但重庆一解放，他们便立即成为了共产党接收重庆关小组中的重要成员，一个一身灰布中山装，一个一身蓝布列宁装，再到他家来时，“蒋同志”、“蒋大嫂”、“小同志”的称呼叫得既亲热又清脆……他后来懂得前一种面貌全是为了作掩护，方伯伯方伯母到重庆关以前原是在延安的党校里学习过的……
他家到了北京住进了隆福寺后面的那条胡同里的海关宿舍大院，他家的具体位置在大院里一个有月洞门的小偏院中，院心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树冠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到了夏天开出满树金丝绒般的合欢花又叫马樱花（更严格的写法应是“马缨花”，即花形花色犹如马身上的缰绳鞍辔所装饰的红缨子），没风的时候那花香会浓酽得有些闷人，风过时满树枝桠晃动，花香被风吹拂得浓淡相宜，吸人鼻中令人心旷神怡……
四牌楼 第十三章（4）
现在回想起来，他总觉得父亲那时候尽管很认真地为新政权工作，并且极愿意顺时代潮流而进步，但似乎一直没能找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扮演的角色。
据二哥后来跟他讲，二哥他们小的时候，家里住的海关宿舍是非常神气的，是那种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客厅中甚至有壁炉，并且一到冬天是真的启用那壁炉来取暖的，西式沙发一类家具不消说很齐全，父母卧床上的蚊帐，不是中式的四根竹竿撑起的方形帐，而是从天花板吊下的双层帐，并且那钟形的帐顶有着许多西洋海草式花纹和缨穗，总之十分讲究，甚而可以说相当豪华……但解放后到了北京住进那新海关宿舍，父亲却买的全是旧货店里的最粗劣的家具，没有购置沙发，甚至没有购置带大穿衣镜的衣柜，因为他说过：“看看对门甘木匠，人家搭着铺板睡，支起炕桌坐小板凳吃饭，不是一样过得很好？我们不要太脱离劳动人民！”如果父亲真把这准则实行到底，倒也罢了，但起码直到“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之前，他却总还是经常地穿着西装，他自然也置备了中山装，也穿，但终于有一天在母亲劝说他不要总穿西装时，他脱口而出地说：“穿惯了！还是穿惯了的衣服穿着才舒服啊！”他在穿衣上就不怕脱离甘木匠那样的劳动人民了——实际上甘木匠那时候就仿佛连一身新的干部服也不曾穿出过，他的记忆里，甘木匠总穿着中式的对襟褂子，要么天稍转热便穿中式的褡裢背心。他记得父亲还很爱吃西餐，那时候东安市场里至少有三家西餐馆还在营业，一家叫“和平”，一家叫“吉士林”，一家叫“和风”，父亲带他和阿姐小哥去吃过，更多的时候是父亲自己去吃，后来据母亲透露，父亲那几年工资的三分之一，全用在他个人去那三家西餐馆吃西餐上——常常是中午他不在单位食堂里吃，或下午下班后不回家吃，自己溜达着去西餐馆吃，反正当时他工作的单位离东安市场很近。他记得当年父亲回到家，常戴一顶西洋式睡帽、穿着西洋式毛巾睡衣（都是解放前置的，都已有破损处），倚在床铺的枕头垛上很自觉地阅读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手持一根红蓝铅笔，用那红的一头在上面不时划出一些红杠杠，注出一些诸如“！”、“！！”、“！！！”一类的符号，还有一回跳下床来，找出毛笔，蘸着浓墨写下了“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对子，写完不待墨干便用图钉钉到床头的墙上，钉完还喃喃念诵、频频点头……但有一回他偶然翻动父亲枕头，却又从枕头下发现了几册陈旧的线装书，书名叫《儿女英雄传》。他正躲在屋角偷翻那书，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便将书收回，并对他说：“小孩子不能看这个书！”他问：“爸爸为什么能看？”母亲便唠叨说：“他也是星期天才看上一篇两篇，其实他也不该看，这个书很没意思……他从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的，他说不贵，我看是白糟蹋钱！”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越发地觉得父亲是没找准角色。
同院里有一位钟先生，也是旧海关的留用人员，不过不是从重庆关而是从上海关调到北京的，当时他不懂得，如今回想起来，那钟先生跟自己父亲的不同便是找准了角色，并且极其认真地进行扮演。钟先生一解放就绝对不再穿西装，甚至于也绝对不再穿皮鞋，更不像他父亲那样还去西餐馆吃西餐，还到旧书摊买旧书，钟先生在院子里出现时总是一脸严肃，并且经常地给院子里的人当面给予赞扬或批评。比如他就记得有一回钟先生不知道为什么事来了他们那个月洞门里的小偏院一趟，大概是找他父亲谈论一桩什么公事，当父亲将钟先生送出屋，并且甘木匠一家也恰好在合欢树下围着炕桌吃饭时，钟先生便用一种非常和气的音调说：“刚才我进你们这个月洞门以后，无意中观察了你们两家的土筐……”土筐就是垃圾箱的意思，当时那宿舍大院各家有各家的垃圾箱，是单位里统一发的，并且一律是甘木匠的作品——形状是一种长方的上阔下窄的深斗，两侧有可供提起的木耳朵，为不致弄混，各家的垃圾箱一侧都有用墨笔写下的一个姓氏，所以钟先生得以将他家和甘家的土筐严格地区别开来；钟先生指着那并排放在月洞门一侧的两个垃圾箱，先面对他父亲提出意见：“你看，你们这里头倒得有那么多的鱼骨头，上面还剩着好多鱼肉啊，太浪费啦！想想志愿军还在朝鲜前线流血流汗，一把炒面一把雪……不好意思啊！蒋同志你不要见怪，我既然自觉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就不能不积极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你对我也这样严格要求，我们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嘛！……”说完又转身朝着正在吃窝头的甘木匠说：“甘木匠，您真是劳动人民的本色，优秀的品质值得我好好学习啊！看，您家的土筐里扔进的全是地道的废物，我注意到了，连带一星黑颜色的煤渣都没有……看，您一手拿着窝头往嘴里送，另一只手就张开着在下面接那掉下的渣儿……我们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的差距，在这些个很小的地方也暴露无遗啊！不好好改造思想怎么行啊！……”他记得，已经上到小学的他当时觉得钟先生非常有趣，钟先生有一张不太整齐的黄瓜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中山装的后背部分绷在身上而前摆却翘起离开了肚皮；他记得，钟先生说完那些话，他父亲似乎什么也没说，甘木匠和他那一家人似乎也没说什么，但钟先生却像获得了喝彩似的开步走了，并且在出得月洞门后还扭回头朝月洞门里谦逊地笑了笑，犹如一个自我感觉很好的演员在舞台上愉快地谢幕……
四牌楼 第十三章（5）
是的，钟先生很早就选定了他的角色，并且一度扮演得确实成功，在那回对他们月洞门里的两只土筐进行了考察和品评的两年以后，钟先生光荣入党，并被提升为一个处的副处长。
父亲没有找准角色。一个没有找准角色的父亲能够很好地指导他的子女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敦促他们在社会上找准各自的角色位置吗？多少年以后，他同二哥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无确定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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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父亲高兴得满面红光，把手里那封信完整地给家里人念了两遍，重点段落又挑出来念了一遍，并且在饭后借着酒劲按捺不住地跑去向甘木匠炫耀了那封来信所带来的喜讯，甘木匠也确实由衷地分享了父亲和他们全家的那一快乐，那一骄傲。
那是他大哥的来信。寄自广州。原来大哥离家出走以后，浪迹天涯的最终结果，是在1949年春天投入了解放军，并参加了进军广东的战斗，一直打到了广州，在广州又参加了肃清潜藏残匪的战斗，在一次突袭中，大哥当场击毙了三个藏在楼房里的匪徒，但也不慎被一个匪徒击伤右臂，结果从三层楼的窗台上摔了下来，光荣负伤——信是在医院里写的，说别后数年的种种情况一言难尽。总之现在自己已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并荣立了三等功；又说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介绍人民新海关的文章，里面提到了留用旧海关人员的必要，所举的例子中有爸爸的名字，令他无比高兴，无比欣慰。因而马上倚在病床上写下这封信，希望爸爸原谅他以往的鲁莽无礼，同时希望能早日有机会同家里亲人团聚；又说他已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问爸爸是否也在积极争取？又问到妈妈的身体，问到二弟、三弟、妹妹和小弟的情况，是不是都已加入青年团和少先队？说他非常想念家里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都给他写信，同时告诉家里人他的臂伤确已接近痊愈，他要争取早日出院，进一步投入肃清残匪的神圣斗争……信并不太长，但那分量确实重如磐石！
他记得收到大哥这封信没多久，单位里便给他家住屋的门楣钉上了“光荣军属”的匾牌——是由甘木匠踩着凳子给钉的，随着钉锤响，单位里专程派来的人和院子里的一些人便围在那门口鼓起掌来，钟先生也在其中，而且巴掌拍得最响；他记得父亲除了同别人应答，还专门对着钟先生问了句：“钟先生，这四个毛笔字功力如何？”钟先生满脸艳羡的神色，连连说：“同志相称同志相称，叫我钟同志老钟都行……蒋同志您真教子有方，这‘光荣军属’四个字岂止是书法佳妙，这是您全家的福气啊！……”确实福气，他记得，自从他家门楣钉上了那块小小的匾牌，逢年过节就总有单位里、街道上的人提着些慰劳品送来，除了水果是必有之物而外，还有糕点肉食之类，有一回不知为什么送的是一只大铝锅，还有一回是一个和平鸽的石膏像。
父亲从那以后自然经常给大哥写信，大哥也经常来信，父亲又要求他和阿姐、小哥都每月至少要给大哥写一封信，最难完成任务的是他，因为除了那在父亲摔下一整碗臊子面以后，扭身便迈出家门的一个印象而外，大哥对他来说几乎等于一个抽象的概念；实在不知道写什么好时，他便用蜡笔画一幅画寄去，记得画过一棵树，旁边写上那就是家里院中的马樱花树，请大哥回来在树底下乘凉；还画过一个大屋顶的殿堂，旁边写上那就是离家很近的隆福寺，请大哥回来一起去隆福寺喝很香很香的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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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竟从天而降！
大哥伤愈后从广州调至了海南岛，在当地驻军中任一个汽车连中的排长。大哥会开汽车是不足为奇的。母亲早就讲过：“老大读书读不动，可他从小就有冒险的本事，刚上小学就敢偷着骑你爸的自行车，坐不到车座上，就一只腿从横梁下掏过去蹬那脚蹬子，身子一扭一扭地骑，骑得飞快，不会刹车，就看准了一根电线杆，骑到那前头使劲地一抱，结果他人挂在电线杆上，车还在往前跑，把街上的人都吓得哇哇叫……在重庆海关，那海关划子（就是水上摩托船）是不许别人乱开的，要开就由大车、二车他们开（“大车”、“二车”是海关船舶驾驶员的职称），你大哥有一回偏偷着去开，好吓人，那海关划子疯了一样在嘉陵江里跑，差一点儿撞到大轮船上……后来把你爸气了个半死……”
但会开汽车并且担任了解放军汽车连里的一个排长的大哥这回不是让父亲气了个半死，而是乐了个半死。
他记得，那一天父亲从单位回到家，一进门就招呼母亲说：“快，快到菜市场买顶好的肉去……家里还有没有江米？快，快准备蒸珍珠丸子吃！”母亲刚听见时有点发懵，父亲一贯喜欢吃西式菜肴，就是不在外头西餐馆吃现成的西餐，回到家也总是让她弄一点炸猪排、奶汁鱼、罗宋汤一类的菜来吃，而且父亲最不爱吃江米即糯米制作的东西……母亲正疑惑呢，父亲跺下脚说：“老大回来了！明天就来看望你，咦，你怎么忘了，他不是最爱吃你做的珍珠丸子吗？”母亲乍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一双耳朵……
四牌楼 第十三章（6）
原来大哥带了十个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