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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静告诉他，出版社正组织各系统的业余作者赶写一批反映“走资派还在走”而广大革命群众与之坚决斗争的战斗性很强的小说，他们园林局也领到了任务，因而园林局的宣传科正准备从基层抽十来个人到局里办个创作学习班，这可是她脱离厨房油锅的大好机会，所以她已经赶写了一篇，准备交上去得到基本肯定，从而进入那个创作学习班，现在她把那稿子带来了，希望他帮她看一看、改一改，务必改得能挤进那个脱产的创作学习班——这对她至关重要。
他听了很不高兴。便问她看没看那本《白比姆黑耳朵》，她说在给作家送去之前看过了，特棒！他便说：“可是呀！那作家不也跟你讲了吗？文学别紧贴着政治，何况什么批‘走资派还在走’，批什么‘唯生产力论’，得人心吗？谁看那样的小说？你既要写小说，为什么不写点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呢？”
邢静便坦率地说：“那样的小说我以后再写吧！现在我顾不了那么多！先跳出厨房再说！……”
四牌楼 第十四章（11）
他不愿看她写的那破小说，她便说：“你不愿意看，那我就念给你听吧！”接着便念……
她给她那小说中“还在走”的“走资派”取名儿叫郅梦奇。她停下来解释说：“战斗英雄郅顺义的那个‘郅’，谐‘资本主义’的‘资’那个音，梦奇，就是刘少奇已经打倒了，他还梦想复辟刘少奇路线……”
他不禁为如此粗鄙的创作构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但邢静就凭那篇稿子挤入了创作学习班，当然她那篇“小说”后来没有被录用，而且他们那个“班”被出版社录用的那一篇“佳作”后来也没排成铅字，因为不久“四人帮”垮台了，出版社取消那本书的出版计划了。
邢静对那本书出不出原本也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借此机会认识了不少局里的干部，这样那个创作学习班解散时她就不是回到那个远郊的公园去，而是调换到了动物园的一个对外餐厅工作。
又过了一阵邢静忽然跑来找他。他先发话说：“你来得正好！那本《白比姆黑耳朵》该还给我了！”
邢静便说：“我哪儿顾得上那个！现在那书也公开出版了，书店里很好买，你再买一本不结了？我找你是让你帮我凑一套高中文科复习资料……”原来她已决定报考大学。那一年大学恢复了正常招生。她要直奔北大中文系而去。
那一天他妻子也在家，妻说：“连我都想考哩！唉，谁让我蜗牛似的背上了这么个壳儿，还搭上一大一小两个光知道吃饭不知道做饭的瓢虫！”
他便为邢静找复习资料，支持她考大学，同时也真的补买了一本《白比姆黑耳朵》，这一回不是内部发行的白皮书，而是公开发行的有装帧的新版本。
7
在一个迅速转型的社会中，个体不失时机地顺势改变自己的位置与角色，是很自然的事。他就因为发表了一篇《迟来的春风》，得以调到一家出版社当文学编辑，并正等待着作家协会一类机构和所谓“专业作家”一类建制的恢复，好当上一个“专业作家”。那几年他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人模狗样地混得特别滋润，最令人艳羡的就是很快分到了一套新住宅区的两居室住房，那年月里只有当时正当权的干部和原来有相当级别“文革”中被打倒又恢复名誉被落实政策的干部，以及能列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名单中的幸运儿，才能顺利地立即分到新居民区新楼里的新单元房，而后面那个名单中像他那么个资历那么个年龄的，他几乎是一个孤例，列在他前面的倒数第二的一位专家，也已年届花甲，并且早有几大本著述。
虽说分到的单元房在没有电梯的六层楼的最高一层，而且施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水泥地面上有许多溅落的水泥团块和灰浆秽物，人住前必得再细细收拾一番，那心情仍是昂奋与欢快的。
那一天他和妻子正汗津津地蹲伏在空房中用锅铲与改锥刮去地面上已然板结的水泥团块，突然有人敲门。家还没有搬过来，何以便有人拜访？
他去开门，邢静脸上油光光的，呵呵笑着走了进来。
“你真是个女福尔摩斯！”他不由得惊叹，“这地址我们一个亲友也还没来得及通知哩！”
邢静也不解释她怎么神通广大地将他们夫妻二人当场捕获，只往厕所间走，拉开了厕所间的门，一声怪叫：“哟！死闷罐子呀！”
那单元房的厕所间设计得是挺不合理，狭小得里面只有一个冲水蹲坑，没有窗户，大白天进去也必得拉亮电灯。
他妻子便解释说：“上头有个通气孔，能散掉点味儿。”
她却有更高要求：“地漏呢？有地漏吗？”
他和妻子便都惭愧。那厕所间没安地漏。
她以一系列动作表示她要立即用那厕所间方便一下。
他妻子便忍不住说：“我们都还没用过呢……还没来得及收拾……”
他也忙说：“排水管道里堵着些什么东西，大概也是水泥团块，泄水不畅，我们正想解决这个问题哩……”
邢静却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我不在乎！”她将厕所间的门“哐”地一关，径自方便起来了。
妻子以责备的眼光瞪着他，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邢静上完厕所以后，便到厨房水池去洗手，夸说厨房的结构还不错。
他和妻子便说煤气还没通，也没带水壶来，所以没法子招待茶水……其实岂止是没有水壶，整个单元里那天惟有的携来物是两把折叠椅，算得再细点也无非还有拎在他手中的改锥和拎在妻子手中的一个旧锅铲。
邢静自己大模大样地坐上了一把折叠椅，脸朝他说话，他便坐上了另一把折叠椅，妻子愣了一下，便只好且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刮地。
四牌楼 第十四章（12）
原来邢静参加高考的分数已经下来了，骑着录取线，她怕被“平衡”下去，所以急如星火地来捕获他，“小表哥你这个忙可不能不帮，你是老师院的，你一定马上到师院里给我说说情去，我能上个师院中文系就知足了！当然我可不乐意吃粉笔灰，不过还有四年哩，先上了那中文系再说，到毕业的时候我再想辙！……”
又给他派任务、出难题！
“哎呀，我毕业那是哪年的事情了？如今管事的人早变了……”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你现在出名了，好大一个面子，管那些个人是生的熟的，你去推荐我肯定有用，你去，一定去，明天一早就去！”
“哎呀，我到那儿找谁去呀？真不好意思……”
“干吗不好意思？找谁，到了那儿自然能寻着目标，我也已经打听出了几位关键人物的名字底细……要去就得去个大早啊！不是去办公室找，是去他们家里找，赶在他们吃早点的时候找……本来我想今天晚上就拉着你去，可我听说他们晚上经常不在家，容易扑空，一大早就不一样了，谁能在外头睡觉呢？一逮一个准儿！好，不跟你嗦了，明天一早六点半，咱俩在师院门口见！”
“……”他简直不知该怎么推掉这桩事。
“明天不是约好了胥保罗他们来喷墙的吗？”妻提着锅铲从那屋走了过来，板着脸说。“不是还要先蹬着平板三轮去借喷浆机吗？”
“……”
他不记得邢静是怎么告退的了，仿佛也并不怎么扫兴，只是依然精力充沛、信心十足，并且不怕碰钉子也不计前嫌地继续为她自身的利益去奋斗。
几个月过去了，他忙于搬家、安排新的生活秩序，写新的作品和参加新的社会活动，邢家兄弟姐妹再没一个露面，他和妻子也没工夫去香姑姑家，所以究竟邢静上没上师院中文系，也就不清楚。
有一回他参加一个文学界的座谈会，有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本身是个评论家——过来紧紧地同他握手，说了一些仰慕他的话以后，又忽然说：“你跟你表妹长得确实有点儿像……”
他吃了一惊。他表妹？哪一个表妹？谁？
最后他恍然大悟。原来邢静活动的结果，不是上了师院中文系而是进入了北大中文系！推荐她的不仅有她的“小表哥”，还有那位一度蛰居香山而又复出的老作家，以及一两位名声显赫的大学者……他是怎样推荐她的呢？据说是与那位老作家联名写了一封力荐她入学的短信。而邢静在学校里经常提起他来，形容他在她家里吃排骨时被碎骨头嵌进牙缝里剔不出来的惨相……
8
他后来成为所谓“文艺界”中的一员，不仅同许多作家相熟，也结识了若干别的艺术家，比如说电影导演。一位导演朋友曾很诚恳地对他说：乍读你的小说，总是很激动，产生出一种搬上银幕的欲望，但是冷静下来一想，就觉得难度很大——你小说中人物的“前史”太多了，用电影语言表现起来太麻烦，可甩掉那些“前史”，又不足以体现出你的追求……
是的，“前史”，这个包袱，为什么总扔不掉？
不要问是从哪里来，也不要问将往哪里去，不行吗？
生存的意义，只在此时此刻此身此意，不是吗？
生活并不是一头乱发，加些香波用水洗过，再用梳子一扒，便可呈现出所谓的“本来面目”；人性也并非一团乱茧，用热水煮过，便可缫成缕缕分明的真丝。
他的追求？他其实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过那么个梳理个体生命“前史”的追求。那是无形中产生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心理结构。倘若他是香姑姑，是香姑姑的那些宝贝儿女，他是决然不会对别人的“前史”产生浓厚兴趣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可以做到真正忘却或至少是冷冻自己的“前史”，非常愉快地适应一切客观状态，并且哪怕只有一隙机会，也要非常坦然地从中榨取出最大的好处来。
香姑姑的几个儿女中，最让他闹不清“前史”的，是小女儿邢清，邢清插队的时间最长，回北京最晚，特别闹不清的是邢清回北京以后那头两年的“近代史”。只是有一天，邢强突然来找他辞行——说是已经在刚开辟的深圳特区找到了一份差事，这就要去那边报到，他便说去深圳当然好，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邢强却只是笑呵呵地说：“那儿能看香港电视，每天晚上放映一部西片。我就喜欢看那个。”他妻子在一旁说：“深圳好远啊，离开北京，你舍得么？”邢强满脸的笑纹抖得更深：“深圳能有多远？小妹她去得更远哩……”他和妻子这才知道邢清又离开北京了，去哪儿了呢？比深圳更远是哪儿？
邢强脸上漾着蜜，却卖起关子来，故意用颟顸的口气说：“她、她去的那个地方叫、叫什么一大串儿的什么‘柯’……啊啊，对对，叫圣·弗朗西斯柯，是那么个名儿……”等到他和妻子脸上禁不住现出未曾料及的吃惊表情，邢强才又伶牙俐齿地说，“她去三藩市了，就是旧金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有情调的地方！”
四牌楼 第十四章（13）
原来邢清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一个华裔美国人，一个相当富有的美籍华人。她怎么会嫁给了那人？那人怎么会娶了她？至今他也搞不清楚。也不必搞那么清楚。清楚的是自她去了美国以后，香姑姑一家人陆陆续续都去了美国，这些年又都陆陆续续取得了绿卡或者入了美国籍。
据说香姑姑到了美国以后，并不在女儿女婿家里静养，而是同许许多多当年在重庆、南京的朋友或相识者取得了联系，其中有一部分或热情或并不是特别热情或仅是礼节性地表示欢迎她得便去他们那里“玩玩”，香姑姑便一概报之以热情的回应，她周游美国各州，到昔日的朋友家中这里住上十天半月那里玩个三天一周，老朋友惊异地发现，她虽经中国大陆三十几年的改造磨炼，而一旦重返西方文化，依然那么如鱼得水，进退适度，风姿宛然，惹人喜爱，而且她的英语口语不仅很快又达到流利并且儒雅过人……更有传言说她经过多方设法，终于得到机会去纽约长岛宋美龄隐居的处所拜见了宋美龄。虽然前后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但又拍下了一张握手的照片……这张使香姑姑备感荣幸的照片，却又并不妨碍她在10月1日那天随另一些朋友去纽约四十二街街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参加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在那招待会上她虽然脸上的脂粉难掩已深的皱纹，但一身合体的淡紫色旗袍，领口缀着银闪闪的叶形饰物，摇着镂刻精致的檀香扇，手举斟着中国通化红葡萄酒的高脚酒杯，与一些熟人和半生不熟的人乃至全然陌生的人自由组合着做一些风趣的中英文夹杂的交谈……同“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北京中南海红墙外兴致勃勃地欣赏那江青或邓颖超都没有欣赏过的腊梅花一样，香姑姑心情闲适而愉悦……
邢静从北大一毕业就去了美国，直奔普林斯顿。她留学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但她很快就意识到那是个学成后难以找到职业的冷专业，因此她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合作者——她们合作用英文写小说，一家美国出版商接受了她们的书稿，书里讲的是一个以中国50年代“土地改革”为背景的东方爱情故事，地主的儿子爱上了一个贫农的姑娘，他们的野合和双双殉情是书中的两个高潮；据说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得懂”，书里那些斗地主的年轻人她们一律称做是“红卫兵”！奇怪的是她们又并不写成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又据一位以“交换学者”身份去美国大学里搞研究的中国副教授说，他发现署名波特·静·肖尔的这本名为《水鸟哀鸣》的英文小说其中大段大段地意译着中国大陆30年代的一部中篇小说和50年代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但不管怎么说，如今名义上仍在攻博士学位的邢静混得比绝大多数同期前往美国的留学生们都要好上许多。
邢玉去美国比较晚，一到美国她就给他妻子写来一封口气快活得不得了的信，说“我住的房子后头就是个美丽的游泳池”，令人感到美国确实是个遍地黄金弯腰即可拾得的地方，但他和妻子一加推敲，就估计出她一到肯定只能暂时住在妹妹邢清家中，那样的家庭房后有个美丽的游泳池毫不奇怪，而邢玉是可以把辗转硬借来的电影《海霞》的分镜头本也视作“我的本子”的，把亲妹妹的房子及房后的游泳池心安理得地称为“我的”，并以大快活的口气加以报告，又有什么稀奇呢？
“邢玉都30出头了吧，又不会英文，又没有一技之长，她在那边可怎么混呢？总不能老住在妹妹妹夫家里，靠人家资助吧？”妻子叹息着说。
“香姑姑一家的人，用得着咱们操心？他们肯定一个个都能活得比咱们滋润！”说这话时，他心里说不清是有几分艳羡，几分嫉妒，几分鄙薄，几分无奈。
四牌楼 第十五章
四牌楼 第十五章（1）
1
“嘹嘹吗？”
听见门钥匙响，蒋盈波从枕头上抬起头来，朝外面问。
“是我。”是一种纠正提问的声音。
走进屋来的是屈嘹的妹妹蒋飒。
“怎么你——？”蒋盈波多少有些意外。这时候是下午三点钟。蒋盈波午睡醒来后，仍躺在床上，照例拿起一份头天的晚报“钩沉”。儿子屈嘹在旅行社当导游，这两天正带团，以往嘹嘹在旅游团成员自由活动的时候插空跑回家来，常是这个时间。没想到却是女儿蒋飒。蒋飒和哥哥一样高中毕业以后没能考上大学，托了好多关系，最后到一家专业性的报纸当了个编务，那报社的记者和编辑都可以不坐班，编务却必须在办公室坐满八小时，因而蒋盈波没想到飒飒会这时候跑回家来。
自从丈夫屈晋勇故世后，飒飒就不再同嘹嘹用柜子隔开的办法合用一室，而把自己的小床搬到了大屋子里同母亲合住。飒飒这天下午三点进屋后把挎包往沙发上一扔，自己仿佛疲惫不堪地往小床上一坐，双手撑着床铺，头朝后仰。
蒋盈波从自己那张大床上坐起来，望着女儿，问：“你病了吗？”
飒飒摇摇头发，坐正，两眼直视着母亲。
蒋盈波不由把目光移向床头柜，整理上头的报纸。她讨厌女儿的这类做派，特别是那眼光。本来丈夫死后，女儿完全可以暂时同她合睡那张大床，但飒飒坚持要有自己独立的床铺，因而这间大屋非但没有因为丈夫的去世变得宽松，反倒更觉拥挤。
“妈，我刚从医院回来。”飒飒双眼还是直直地望着母亲。
“你哪儿不舒服？”蒋盈波扭正脸同女儿对望。她觉得女儿这一阵比以往丰满，脸色红润，连以往不争气的头发也变得丰茂黑亮了，此刻女儿的双眼也射出着有力度的光芒，这不像有什么病，起码不像有什么大病。
“妈，我做青蛙试验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