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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回你找到二哥，跟他一同下楼时，在一楼楼梯口正遇上一个被罚打扫楼道卫生的“牛鬼蛇神”，那是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碴、面色灰暗、肌肉皮肤松弛打皱的老头。他看到你们的脚便马上让开，顺下眼呆立着，待你们离开后才继续他的清扫工作……你却一眼看出他是父亲的老朋友崔伯伯，他原是二哥他们那个单位的副院长、总工程师，是一大技术权威。自从“文革”初期被揪出来，一直被关在地下室，头两年是每天无数次被提出来示众批斗和游斗，后来便每天派罚他白天出来清扫厕所和楼道……
你默默地同二哥走出他们那个单位的大门。你们都没说话。
本来就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帽子，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又增添了另外两顶：“大叛徒”和“反动资本家”，所以属于要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也不稀奇。到处都有这种勉强苟活着的“狗屎堆”。
但心里还是冒出几多的惊诧，几多的感慨。
毕竟那是曾唤做崔伯伯的人。
……崔伯伯曾经仪态万方。他常到你家作客。自己来，不带他那个二太太。他总是短打扮，上身一件真牛皮的黑夹克，下面西服裤，高档皮鞋。你总觉得他像个外国人。他并无外国血统，只是早年在德国留学，啃了很多年洋面包，在那里攻下了博士学位而已。他身躯伟岸，面庞阔亮，眼窝有点内陷，嘴很大，牙齿很白很齐，头发经常理成年轻人一般的平头，笑起来声音浑厚响亮。在爸爸的朋友里他身份最高，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据说是上面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人提名给他这个荣衔的，他们当年在德国相处得很好。爸爸总揶揄地说，他来作客倒主要不是为了同男主人聊天，或与另外的客人比如说又高又瘦的莫伯伯一起与男主人打戳牌（一种叶子牌），而是为了享用女主人也就是你妈妈烹制铺排出的一桌地道的川菜……那固然是因为你妈妈手艺的确不同凡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除了出席宴会，日常崔伯伯都难得吃上可口的饭菜——他的二太太把钱管得很紧，安排家中的伙食相当节俭，加以毫无烹调技术可言，即使偶尔买来一次猪肘子大鲤鱼打牙祭，也烧制得淡而无味……你妈妈的烹调技术虽高，但制作过程非常之迟缓，这样就总要让客人饿得有点承受不住了，才能开席，因为大家是至好，相熟多年。崔伯伯有时在等待中就不免哇哇大叫起来：“蒋嫂哟，我肚皮都快瘪透啦！”你爸爸便一旁抿着嘴笑：“早哩！那珍珠丸子，她每一个还都要用藕丝儿镶出图案来……西谚说，最好的厨师是饥饿，信然也！”
四牌楼 第十六章（4）
……崔伯伯那二太太，大约比他要小20岁，跟你二哥年龄差不多，那是个“羊脂球”型的美人儿，虽说她不能给崔伯伯带来餐桌上的快乐，但那卧室中的补偿一定非常之充分。你和二哥去崔伯伯家作客时，崔伯伯坐在沙发上同你们交谈，有时那崔伯母便坦然地坐到沙发扶手上，身子依偎着崔伯伯。一条丰满红润的胳膊便挽到崔伯伯肩膀上，或竟用肥胖白嫩的手指头去梳理崔伯伯头上的短发……
……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那崔伯伯的生存状态可算是知识分子当中最佳的一等，他不仅政治上给地位，技术上也确实由他说了算，还几次被派到亚非的友好国家去主持援建项目的技术设计。你在他家看见过他在缅甸拍的照片，站在一个大卧佛面前，身旁是缅方的官员和翻译，你还亲耳听见他大声地议论过：“我最好的设计没落在中国，我们在那边盖的工厂无论是厂房还是里头的设备，都比我们自己这边的一流！……”
“文革”风暴刚起，崔伯伯就被打倒了。他挂名副院长，自然是“走资派”，他是有职有权的总工程师，当然是“反动学术权威”。可他怎么还是“大叛徒”和“反动资本家”呢？
二哥便告诉你，“清理阶级队伍”当中又发现，他当年在四川为资本家的企业当总工程师时，资本家为了笼络他不让他跳槽，就赠了他若干股份，他既是股东，当然也就算资本家了。对此他自己供认不讳。“大叛徒”一事则复杂多了。是“造反派”翻20年代初期的旧报纸查出来的。当年有那么一天北京城里各大报纸的头版都登出了一条显要的消息，报道警方逮捕了北京大学的几名赤色分子，列在标题中的三个名字里第二位便是崔伯伯。有两份报纸还言之凿凿地说崔某人系共产党要员。隔了若干天报纸上又有崔某人被家人付重金保释出狱的消息，并说崔某人表示从今以后拟安心读书、不涉政治云云。那消息不再登在头版而只出现在次要版面的角落里。“造反派”和“清查组”当然据此提审了崔伯伯，在这个问题上据说崔伯伯就表现得极不老实，极为狡猾，并且气焰极为嚣张，言论十分反动，他因此不得不承受“造反派的脾气”而被武斗。据说因抗拒武斗他掉落了两颗牙齿，那当然是罪有应得。
二哥将大字报上所公布的崔伯伯的新的反动言论扼要地复述给你，你从那些信息中洞察到，崔伯伯的彻底沦落概缘于他的“意识原罪”。
是的，崔伯伯在被审问时说的那些话，是一种“原罪”，一种无法从他意识结构中剥离开的“原罪”……
他说，那时候北京大学自愿组成的政治团体或准政治团体很多，陈独秀、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只不过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他的参加只不过是凭借着一种热情和兴趣，那时他还不到20岁，非常幼稚，他有时去聚聚有时又并不去，他没履行过什么手续，所以自己觉得并非正式成员，因而后来的不再参加也无所谓退出，当然也就无所谓叛变……那时候人们也都并不以他的进退为怪，他被保释后依然经常见到李大钊，见面时依然言谈极欢，那时候社会上不存在一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明确表态归属的政治前提，你可以搞政治甚至自制炸弹去炸政敌，也可以完全不问政治地读书、教书、写书或者卖大饼和拉黄包车……
他说，他那时候当然见着过毛泽东，因为他经常去图书馆借书。有一次毛泽东跟他打听周作人先生的住处，他当然告诉了他……“造反派”便喝断他的“交代”，说他胡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打听的是周树人即鲁迅的住处而不是汉奸周作人的住处。他便说那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当时周氏兄弟住在一个院子里，但他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打听的是周作人，周作人那时候还不是汉奸，而且当时在周氏三兄弟中名气最大，……他说毛主席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因而他实在提供不出“造反派”们所希求的足证其伟大的事例，他总不能伪造历史……
这便是他的“原罪”，即使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自识字以始的，谁一定要他伪造历史？但他应当进入到一个社会阶段所设定的“历史前提”之中，他灵魂中总梗着“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一类“事实”，他怎能不被打倒，不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据说那一轮审问之后，崔伯伯因为抗拒而掉落了两颗牙齿，他就变得稍微聪明了一点。当然只是“稍微”了“一点”而已——他不再回答任何讯问，面对着“造反派”的连珠炮般逼问或拍桌怒喝，他只是低头沉默。
他晚上被关进地下室，白天被放出来清扫厕所和楼道。
他的原配还在上海，还活着吗？
四牌楼 第十六章（5）
他并没同那原配离婚。以往每月他把三分之一工资给她寄去作生活费，现在他没有了一分钱工资只有一天三顿窝头菜汤，那大太太谁供养？
他的二太太呢？据说连同他那几个跟二太太生的子女都被轰到了一处小平房中，总不至于死掉吧，但他们又是怎么个存活状态呢？二哥和你敢去看望吗？倘若去了，她还会用拳头捶到二哥脊背上，笑着说：“好一个盈工，吃得嘎胖！”还会一脸的红晕么？
……后来有一回你去找二哥，二哥告诉你崔伯伯死了，不是自杀，是突然发病，昏迷，不得不送到医院，医院说是癌症晚期，也没怎么给治，没多久就死了。
崔伯伯死到临头，终于认识到当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常去借书的那个地方，分明照耀着一颗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么？他的意识深处，还坚持那个有罪的记忆，便是那个高个子湖南人跟他打听的，是周作人教授的住址么？
想起来，有一种恐怖感。
8
大哥跪在地上，给爸爸洗脚。
爸爸被强行复员到了原籍。大哥也被强行遣送到了原籍。
大哥在“文革”初期被派到一个县里“支左”，结果他公开支持了一个后来被指斥为“专搞打、砸、抢、抄、抓”的“极‘左’组织”，因而被部队调回隔离审查，后来被定性为“混进部队的社会渣滓”，开除军籍，强行遣送回原籍，在生产队当农民。大嫂跟他“有祸同当”，到镇上卫生院当护士。
同在难中，本是至亲骨肉，既然相聚在原籍，自然容易尽弃前嫌，且相濡以沫，共挨时日。
大哥突然迸发出强烈得有些吓人的孝心，尤其是对爸爸。
爸爸犯了脚气，大哥就不仅去找偏方，不仅亲自用热水泡制那据说有特殊疗效的洗脚水，不仅一再把手伸进水盆里试水温，不仅亲自将那疗效洗脚水端放在爸爸身前，不仅跪到洗脚盆边帮爸爸将双脚泡进那热水中，不仅用自己双手轻轻地、细细地为爸爸洗脚底脚背脚踝脚趾，还一个个脚趾缝都搓揉过去，末了还用脚布认认真真地为爸爸将洗泡过的双脚揩干。
那时候大哥已经快50岁，因为遭受打击，显得十分苍老，头发不仅花白而且稀疏，又嗜烟如命，吸得嘴唇乌黑，浑身烟气沐后不退，然而他孝顺起老子来，却如此这般地夸张。
大哥一生说话做事夸张，富于戏剧性。他是个永远不甘寂寞的角色。
据说那一时期爸爸对大哥相当地慈蔼。妈妈因此很高兴。她说乡居生活虽说苦一点，但骨肉相亲的快乐却实在难得。
然而那一时期却相当地短促。
有天大哥又端着配置好的疗效洗脚水走到爸爸面前，刚把那洗脚盆搁下，爸爸就一脚将水盆踢翻，并且大喝一声：“滚！”伸直胳膊颤颤巍巍指向门外。
正在灶房剥蚕豆肉的妈妈和大嫂忙跑过去……
怎么劝也没有用。大哥要解释，爸爸不要听。
爸爸再不可能原谅大哥。铸成永恒的仇子情结。
原来，那天大哥大嫂来看望爸爸妈妈之前，从北京来了两个搞外调的人，那两个外调者是为爸爸在重庆海关的老同事方伯伯一案而来。方伯伯方伯母都是打入国民党海关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不仅调京担任要职而且正是由他们的推荐，指出爸爸思想倾向进步，为人正直，海关业务熟稔，更有许多暗中帮助地下党特别是掩护地下党员的善迹，所以后来才得以也调入北京，委以相当的重任……“文化大革命”当中，方伯伯方伯母因党内斗争受到牵连，都打成“走资派”，方伯伯更被指认为“黑帮分子”，这倒都不足以为奇。问题是，现在到了“运动后期”，方伯伯的问题已大体查清，虽有“走资”问题，但不属“顽固”，“黑帮”够不上只算是“执行过黑线”，基本上可以考虑予以“解放”，降职使用。但从部队转来的一份揭发材料里，却还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就是在1948年左右，方伯伯曾托揭发人到香港做过一次款额不菲的投机买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否至少有敌特的嫌疑？因为当时的地下党，并没有让他做过这么一回事，据他自己解释，那是纯粹的一种个人经济投机行为，当时国民党海关的高级职员，做那类的事形同家常便饭，但“专案组”的人特别是年轻的“造反派”怎么也不相信，因而派人外调，为什么要查到爸爸这里？因为那份揭发材料的作者，便是大哥，大哥在材料里首先提到了爸爸，由爸爸才提及方伯伯……
外调的人走了以后爸爸七窍生烟，但他毕竟已然年迈，只瘫坐在藤椅上任那烟焰往心里冒而无从向外蹿……那两位外调者打算第二天再到镇子上找大哥，所以大哥懵懵然，还端着洗脚水去孝顺爸爸，活该他被当场喝骂……
四牌楼 第十六章（6）
你不想把方伯伯的那段历史那个行为搞清楚，你估计大哥的揭发并非造谣而基本上全是事实——当年他同爸爸吵翻离家出走，方伯伯不仅周济了他而且也确曾托他搞过那样一次投机买卖；但你一直在苦苦探索大哥写出那样的揭发材料的原始动机，他究竟图的什么？！
爸爸恨大哥，但爸爸至死不清楚大哥为什么总做这一类的事。
你却终于憬悟。你想起曾听大哥说起过，他很羡慕当年一个叫邹志彪的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那人在部队路过自己家乡的时候，亲自冲到自己家里把自己的地主父亲捆绑起来并且拖着他一直拖到人群面前，当着众人把那下体已经拖烂的父亲枪毙掉了。
大哥就总想显示那样的功勋。
同他忽然想显示出他比我们任何一个子女都更孝顺爸爸一样。他年近半百了还跪在爸爸面前为爸爸洗脚。
那是一种总渴望在极端性行为中得到价值确定的快感的天性。
……“文化大革命”都接近尾声了，忽然有一天你任教的那所中学的同事对刚从教室里走出来的你说：“蒋老师，有个乡下人找你，在教研室坐着哩。”
你急忙走往教研室。你那个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着个满脸烟气鱼尾细碎嘴唇乌黑衣衫破敝的瘦子，脚底下撂着个用粗针脚缝补过的脏兮兮的旅行包，你一进去他便转过身子，用一双细长的眼睛斜睨着你，脸上现出一个“怎么着，弟娃，你能不帮我吗”的夸张表情。
那是千里迢迢“盲流”入京的大哥。你忙把他带往校外家中，给他找东西吃。
他是有为而来的。
他要去找《红旗》杂志社。他说他一个月以前寄了一篇文章给《红旗》，他自认有相当的“爆炸性”，搞好了将犹如“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或至少犹如当时不断爆出来的那些个“新生事物”，比如敢交白卷的英雄呀，“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呀，“小靳庄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的民歌”呀，等等。同时，他又带来了更多的文稿，都在那个旅行包里，他几乎什么别的东西都没带，一路上充满自信和希望地提着他那些在乡村昏暗的灯光下写成的文稿。
你听着，不想讨论，不想劝阻，甚至宁愿他能成功——但你深知那几率在他而言几等于零。
后来大哥去了《红旗》杂志社，一个编辑到传达室接见了他，说了些鼓励的话，稿子嘛原有的和带去的编辑部都留作参考。
……你把大哥送上回程的火车。他在车窗里充满憧憬地对你说：“就算这回的这些都不行，下一回我写好点他们肯定采用，你等着瞧吧！”
后来“四人帮”垮台，《红旗》彻底改组了。大哥那堆“留作参考”的文章下落如何呢？
大哥跑回广州活动。一批人同时活动。都得到平反改正，大哥亦然。当然也不能再回部队，改为在广州转业。刚时来运转大哥就爆发了肺癌。他经历了一个疼得钻心入髓的时期。但大哥是条硬汉，他强忍着巨疼拒不呻吟。
他渴望着在这个世界上创立奇勋。他没有成功。
9
大哥跑回广州要求平反改正的时候，你们底下几个子女都动员爸爸给原单位写信，要求落实政策。那时候你、阿姐和大哥都鞭长莫及，只有二哥可以从成都赶到县里同爸爸面谈。
据说爸爸一听二哥开口说应要求落实政策就光火了。
爸爸说大哥跑回广州活动是“胡闹”，说他就该被遣送原籍，部队当时那样做“一点也没有错”，又拍着桌子说：“莫把我和那个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