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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了球迷闹事全过程的程百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预感到一股不稳定因素正在形成，不可掉以轻心。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他还是打电话给史方明，建议连夜召集公安局长和宣传部长来市府开个紧急会，研究分析一下形势和对策。不到一小时，局长部长们都到齐了。
公安局长陈明理简要汇报了当晚球迷闹事的情况，重点说了一下造成的损失，以及部分球迷要去北京上访的事。大家议论一阵之后， 程书记作了总结性讲话：
“我们今晚开个短会，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大鸟市办足球本来是件深得市民赞赏的好事，但遗憾的是好事没有办好。今晚发生在体育场的纵火砸车事件，已经严重触犯了治安条例，必须果断处置。公安干警在维护社会治安时，不能因为裁判不公而感情用事，放任球迷的过激行为，要警惕混在球迷中间的少数坏人乘机作乱。这件事在政治上影响很坏，明天媒体一报，全国都知道了。当前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没有稳定我们就什么事也甭想干了。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次件事件的负面影响，一定要重视起来。我只谈两点具体意见：第一公安局要配合有关部门，堵住球迷上访，绝不能给首都添乱。不听劝阻执意要去的，就地扣留，由所在单位领导去领，无业者由家属去领。一句话，齐抓共管，就地解决；第二要切实加强球场内外的保安措施，要确保参赛人员的安全，矿泉水不能带进场内，不能让球迷从看台上跳进场内。大骄车被砸，就是你们公安局麻痹大意，执法不严，工作不到位造成的。今后凡是群众聚会的场所，一定要精心布署，准备充分，不可有一丝的大意，如果出现人身伤害事故，咱们在座的谁都不好交待！”
会议开完，已经是凌晨两点。史方明见时间已晚，决定住在办公室。他躺在沙发上，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点球判罚后的情景，就这一声黑哨，搅得全城鸡犬不宁，让这么多人忙乎了大半宿，连他这个一市之长也睡在沙发上过夜。但转过来一想，也觉得不能全怪裁判，如果没有球队行贿裁判，也造就不出黑哨裁判来。从这一点上看，板子应该先打球队。大鸟第一场不也做了裁判的“工作”吗？昨天你行贿裁判占了便宜，今天就会有人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你，最后的结果都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如此冤冤相报何时了？他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地地睡着了。
作者：德久
第六章
清晨，忙了大半夜的史方明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和脚步声吵醒，还没等他睁开眼，刘秘书已经推门走了进来。史方明睡眼惺松地问刘秘书：“有事吗？”
刘秘书说：“您快起来，楼下好像出事了。我早上上班时，看见大门口聚集了一大帮人，上前一问才知道是酒厂下岗职工在静坐请愿，他们还指名道姓地要和您对话。”
史方明走到窗前向外一看，政府门口聚集有上百人，有的人手里还打出了牌子，他看到字大一点的牌子上写着：“市长要足球，我们要饭吃”；“有钱买外援，无钱办水厂”；“宁让外国人挣钱，不让中国人上岗”。史方明有些困惑，足球怎么跟下岗联系上了？没搞足球前不就有下岗的事吗？这么多的人围在政府门口可不行，得赶紧让秘书长去处理一下。
下楼去问情况的刘秘书，这时也见到了请愿工人刚打出的牌子，他想问问具体情况，但工人不理他，他只好自我介绍说是市长的秘书。
一个工人反讥道：“秘书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还是让你们带长的来吧！”
随后赶到的沈秘书长接过话来说：“我叫沈鹏，是市府的秘书长，你们有什么诉求可以跟我讲。”
“跟你讲你能解决吗？”一个工人问。
刘秘书说：“那看你是什么问题啦？凡是市府受理的事，都要经过秘书长协调处理的，他最知道怎么办？你们不说清什么事？秘书长怎么帮你们？”
工人觉得刘秘书讲的在理，一个工人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先说几句。我们是酒厂的64个下岗职工，希望政府还能把我们当成当年的64个阶级兄弟看待。饱汉不知饿汉饥，下岗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前年底工厂让我们下岗的时候对我们承诺说，一年之内保证你们重新就业。我们怕领导信口雌黄随便说的，就问准备安排我们做什么？厂长信誓旦旦地说，保证不出半年就上马一个矿泉水厂，还说厂房是现成的，水可以就地取材，一套设备才40多万元，所以酒厂开发这个项目是有把握的，决不是画饼充饥。当时我们听了以后都很高兴，没给厂里找任何麻烦就下岗回家了。可是没想到我们等了一年多，水厂没办却办起了足球。你说说，是足球重要还是工人的生计重要？我们找到厂里，厂里说他们也没办法，是市里摊派的，还说到现在连足球的钱还没凑够呢，哪还有钱办水厂！我们今天来，就是要问问，究竟是市里摊派的还是工厂蒙我们？”
沈秘书长听完后多少有了一点数，他在心里暗骂酒厂太不会办事，投资40多万就可以解决60多个人就业的大好事为什么不办？可气地是还把足球的事往市里推。沈鹏便觉得工人们的要求合情合理，他应该帮助工人们排忧解难。沈鹏诚恳认真地说：
“你们谈到的水厂问题，我马上跟酒厂联系，如果属实，我负责督促落实。如果这件事确实像你们说的40几万就能解决，既使酒厂经费上有困难，我也可以向市长请示，建议由市里帮助酒厂把这事办了。大家看这么解决行不行？如果没意见，大家就先请回去，这是我的联系电话。”
他说完把印有电话的名片递给了那位工人。
听了沈秘书长的讲话，工人们都觉得他是个爽快人，讲话挺实在。那个拿到名片的工人说：
“我们来也不是为难你和政府，是气不过才来的。说实在的，现在的生活比以前不知好了多少倍，要说困难也比以前小得多。问题是现在的分配太不公平，富的是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如果是勤劳致富我们也不眼气，气不过的是多年积累的社会财富，在光天化日下，被一帮人堂而皇之地巧取豪夺走了也没人管！你看看这些报上是怎么写的？买球队花了1100万，买外援花了300多万，球队一年的人吃马嚼要1300万，加起来就是小三千万！你说是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可以如此一掷千金任意挥霍？要是他们个人的钱能这么造吗？”
一个五十多岁的围观者说：“这还不简单，花公家的钱越多，个人才捞的越多呗！其实公家的钱是谁的钱？还不是咱们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纳税人交的钱。反正酒厂向银行贷款，也不用领导个人还，所以才不贷白不贷，不花白不花，不拿白不拿！”
又一个围观者说：“这么个造法，工厂早晚得破产，工厂一旦破产，倒霉的还不是工人，等于极少数人捞了个一溜够，再把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而一走了之！”
很多工人听这么一说个个义愤填膺。有的说：“这些人怎么这么坏？转着圈算计我们！”有的说：“银行不帮企业促生产，反帮企业搞副业，把大把的公共资金变成了呆账死账，真是可恶透了！”
一的戴墨镜的中年人拉着腔说：“真是今不如昔了！想当年为抢救64个工人的生命，可以说是牵动了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心，看看人民日报那篇《为了64位阶级兄弟的生命》的报导，真是感人至深！现在可好，广西的一个矿井塌方死了上百号的人都敢隐情不报！什么‘以人为本’？全是他妈的‘以钱为本’！‘以官为本’！在当官的眼里，下岗工人不如一棵草，人死了都不当回事，像你们这些没病没灾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大活人就更没人管了！反正现在的事就是这样，你们不闹个天翻地覆是没人理的！”
经这个戴墨镜的人一挑拨，把更多的工人激火了。一个工人大声说：“我们工人怎么了？没有我们当年的艰苦创业，哪有酒厂的今天！现在说我们不行了，说甩就甩没那么容易！”
“工人是创造财富的，球场能打粮食吗？踢球的凭什么挣几十万？我们为什么连他们的零头都拿不到？公理何在？”又一个工人跟着说。
“这年头有理不讲理，讲的是钱，就连外国人都跑到中国挣钱来了，来大鸟踢球的那两个黑人你们知道年薪是多少吗？”一个围观者讥讽地说。
站在他身边的一个人问：“是多少？”
“每人10万！你们可听好了，这10万可不是人民币，而是10万美金噢！就是说这两个老黑一年的收入，能办你们四个水厂啊！你们说中国是不是钱太多理太少了？”
这个人的话一落，请愿工人们慷慨激昂地呛呛起来，大骂酒厂和市领导吃里扒外，大逆不道。沈秘书长见现场鱼龙混杂，继续下去可能激化矛盾把问题复杂化，特别是在政府门口要是被坏人所利用，酿出一起政治事件就不好办了。他让刘秘书赶紧向市长汇报，自己先在现场对付着。
史方明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他走到窗前，看到人数已经增加到了200多人，意识到问题正在急剧向坏的方向发展，于是他当机立断，让秘书长把工人领到对面的小礼堂等候，他马上就到。
沈秘书长听刘秘书一讲，马上对工人说：“市长说了，先请大家到对面的小礼堂等候，他马上就到。”
那个戴墨镜的人冷笑一声说：“别听他的，你们要是一走，这事也就完了，市长能和你们对话吗？简直是天方夜谭！”
正要想走的工人听他这么一说犹豫不走了。这时在围观者中有一个挂着照相机的女记者说：“你们想见市长还挑地方就不对了，这里乱哄哄的，围观的人比请愿的人还多，这种场合怎么对话？能是解决问题的地方吗？”
前来静坐请愿的工人都是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并不想闹事，听这个女记者一说，便很快随刘秘书离开了政府门口到对面小礼堂等候去了。
他们前脚走进小礼堂，史方明后脚就到了。史方明边走边抱拳点头向大家问候，并一再表示谦意，他开门见山地说：“大家的诉求我已经知道了，并且在二十分钟前跟酒厂的领导通了电话，工厂说了，建水厂的事他们没有变卦，资金一周内就可以到位，明天就联系落实设备和施工的事。这件事请大家放心，我让沈秘书长负责督促落实。你们在座的大都是老工人，你们是为酒厂做出过贡献的功臣，酒厂是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你们的。对你们而言，再就业是家里天大的事，我不但理解，而且有责任帮助你们重新走上再就业岗位，对水厂拖延建水厂给你们造成的困难，我再一次向你们道谦。”
史方明的开场白博得工人们的一片掌声，气氛也一下子变得融洽了。刚才替沈秘书长解围的那个挂照相机的女记者，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便借机向市长提问了有关足球和酒厂方面的问题。
记者：“史市长，我是《司法报》记者萧宁。我看到这些工人朋友对酒厂办足球的事很不理解，您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您的想法谈一谈，也好给工人师傅们一个解释。”
萧宁提问的时候，沈秘书长凑近史方明的耳边把刚才萧宁在政府门口解围的事大致说了一下，这使史方明开始留意到了这位漂亮端庄的女记者。
史方明说：“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只是怕时间有限怠慢了我们的无冕皇后，因为今天毕竟不是新闻发布会而是和工人师傅们谈谈心，如果工人师傅们没意见，我可以回答。”
史方明环视了一下大家，见没人反对，便对记者说：“那好，我现在就抓紧时间回答这位记者朋友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大家想问的问题。说实话，我建议酒厂办足球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大家知道，国家将烟酒由计划转向市场后，非品牌产品的销售一落千丈，大鸟酒如果过不了品牌这一关，就面临倒闭或被收购的危险。所以创建品牌是酒厂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创品牌主要靠广告，打广告的形式很多，我们想找到一条财力上能承受又事倍功半的捷径。经过征询多位专家的意见，他们提出了用足球做广告载体的建议。记得当时他们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大连某企业在没办足球前名不见经传，一办足球就一下子成了全国的知名企业。还有四川某酒厂也是办足球出的名。专家算了一本账，按现在电视播放的广告价格计算，一支甲级队一年的广告价值相当于1。6个亿。办一个足球队的投入是多少呢？两千多万。酒厂现在的广告费刚好是两千万，加上一些经营就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同样的钱，为什么不选择性价比最好的方式呢？足球除了电视转播外，其它媒体的报道也特别多，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在打足球广告时，可以同其它的大型企业平等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你们不要小瞧这一点，这会使大鸟酒占很大的便宜，它会给消费者一种强烈的暗示和诱导，那就是和知名品牌平起平坐的大鸟酒也一定是品牌产品，并且是一夜成名天下知的名牌产品。”
很多工人笑了起来。
记者：“听说对您的建议，酒厂的董事会一开始并不认同，后来是怎样达成共识的？”
市长：“的确是这样，一开始大部分的董事都持有异议，认为办足球风险大，还是用老办法登广告保险。记得当时也是通过一些事例的比较后达成共识的。比如山东某酒厂选择了在央视打广告，并且买断了黄金时间的广告段，但他们‘不惜重金买宝刀’的做法，并没有把自己推上国牌名酒的行列，风光了一阵就杳无声息了。而四川办足球的酒厂，其投入比山东酒厂少得多，却连续几年创造了中国足球的金牌球市，收到了名利双收的效果。这两件事说明，做广告的风险不在方式而在人。我觉得，大鸟市如果能有一支足球队，不仅对酒厂，而且对宣传城市品牌，拉动城市经济也是很有好处的。以前酒厂打广告一直是在小地方打转转，不敢跳出低层次竞争的小圈子，钱没少花，效果不好。俗话说争其上得其中，争其中得其下。大鸟酒要办就一定要办成一流的名酒品牌，因为产品一成了名牌，价位利润都跟着上去了。”
记者：“除了经济目的外，您有没有想到过足球的其它作用呢？”
市长：“前年我们去欧洲考察时，发现足球不仅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体育产业，还是一项很受欢迎的社会公益事业。在我们考察到的一些城市里，到处都能看到绿草如茵的草皮场。每逢节假日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到球场去踢球，给人一种天人合一其乐融融的感觉。我当时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的孩子们创造这样一个美好的天地呢？我们拥有了这样一份天地后，就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远离烟草、毒品、歌厅、酒吧、网吧。记得我当副市长时分管文教、卫生、体育，每次到学校检察工作看到一个个的‘小眼镜’‘小胖墩’‘小豆芽菜’时，心里就沉甸甸的。为什么？因为被我们称为‘小日本’的日本青少年，近年来在体重、胸围、甚至身高等生理指标上，都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下一代。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信号！中华民族的体质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足球是最受青少年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我们把足球奉献给孩子们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因此，在大鸟开展足球，是一项利在眼前，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更多的工人开始为史方明的讲话鼓起掌来。
记者：“听说您对赌博深恶痛绝，打赌先从政府做起。但是有人说您对社会上的赌博活动却视而不见。比如大鸟市的鱼盘街，是远近闻名的赌球一条街，许多外地人都跑到鱼盘街去赌，您难到不知道这件事吗？昨天的比赛，有很多人在看台上就赌起来了，还有报道说大鸟队员在客场比赛中有人参与了赌球，不知市长是否看到了这些报道，您准备如何面对这些情况？”
市长：“赌球一条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地的派出所不会不知道吧？如果赌球在我市已经形成了一条街的气候，那就严重了。首先我要检讨，但是板子要打在公安局长和派出所所长身上。赌球和其它赌博一样，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打击赌球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在打击赌球时既要依法行事，又要区别对待，对初次参与的赌球者，还是重在教育引导；但对设赌者和配合庄主的足球从业者，就要严惩不怠。”
沈秘书长见记者已经问得差不多了，他认为记者的提问很及时并恰到好处，市长的答记者问也很精彩，基本消除了酒厂职工对办足球的不满和疑虑，沈秘书长便示意市长准备结束对话。但这时突然跳出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说他有一个问题要问一问市长。正要起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