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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少年蒙昧是内因，同江西无关。
高中同学有许多优秀生，他们不仅数理化好，还是俄罗斯文学和苏联小说迷。我记得他们经常到东湖边上的省立图书馆去借小说读，而且交换着传阅，谈心得，而我在这方面则要迟钝得多，闭塞得多。我始终在圈外，从没有加入的要求。其实我家住在马家巷，离百花洲省立图书馆仅１０分钟的路。高中二年级，在同学文学圈子的感染和带动下，我也办了一个借书证。不过读的书极有限，说到底是内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我还在一个劲地昏睡。记得有两本书给了我较深印象：
１． 《瓦杜丁传》。乌克兰人。卫国战争英雄。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官。在前线指挥时，死于德国飞机轰炸。大将军衔。
２００１年２月，我造访基辅。在一座街心公园，我突然见到“瓦杜丁大将”的铜像。我久久站在那里。
乌克兰友人柳芭问我：“你熟悉他？”
“１９５４年，我读高中二年级，读过他的传。这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所以印象很深。”
２． 英国小说《宝岛》（有人译成《金银岛》），作者是新浪漫主义作家、苏格兰的斯蒂文森（１８５０－１８９４）。有关藏宝的荒岛，两帮人拼命争夺宝藏，纯属虚构，曾吸引全世界的无数青少年，其中也包括我。
那年冬天，我蜷缩在被窝里读它到深夜一点。母亲看到我的屋子还有灯光便开口：
“鑫儿，都几点了，还不睡？”
这时有往南飞的雁阵从高空掠过，我放下了《宝岛》，始觉天地人间有种悲愤的元气弥漫。这感觉非常朦胧，只是薄薄的一层，时间也短。在往后北大的日子，我这种“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的境况便成了我的精神构造的基调，直到今天。
如果说，我这点刹那间的体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亮点，那就勉强算上吧，算是一个微不足道，一点也不显眼的感叹号。不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要等待，等我进入北大，受到严重挫折后的猛醒。
整个中学时期，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不会超过１０本，包括《西游记》《封神榜》和《儿女英雄传》。同今天的高中生相比，当年的我是很寒酸的！我为我自己脸红！如果还要在我中学时期再找出一个值得一提的小小亮点，那就是我对苏联电影的狂热和敏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苏联电影对我是全面的启蒙：世界观的，文学的，诗的，绘画的，音乐的。今天来看这些电影，除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些糟粕外，许多东西还是能留下来的。因为它们能让人思考，感受，得到丰富营养。
老实说，就深度和艺术水平而言，美国好莱坞的作品在苏联电影之下，而不在它之上。美国片是娱乐性的，苏联片是生活教科书。我永远忘不了《乡村女教师》。这部朴实无华的影片给了我许多许多，尤其是美学或审美的熏陶。乡村女教师送学生去县城考中学，穿过原野，风吹草动，蓝天浮云，学生朗诵涅克拉索夫（１８２１－１８７８）的诗句：“挺起胸膛往前走……”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还能记起这些画面和台词，可见它给我造成了永不遗忘的印象。
可以说，苏联影片为我平庸的少年营构了第一个艺术细胞。它要等到我进入北大后去发扬光大。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是我高中三年时期。我至少看了３０部苏联电影。当时我是中苏友协会员。凭会员证，电影票１角２分。全国大中城市经常举办“苏联电影周”，一放就是五六部。有些片子我要看两遍。大导演和杰出摄影师的艺术无疑塑造了我。当然还有电影音乐，为我后来进入西方古典音乐作了准备。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3）
说来惭愧，进北大前，我连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他们的作品了。由此可见我的平庸。
影片《格林卡》给了我震撼。
作为一位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１８０４－１８５２）在西方音乐史上的地位并不显
赫，但他的《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伊凡·苏萨宁序曲》和《鲁斯兰与柳德米娜序曲》却为我开了眼界，拉开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序幕，同圆的定义、米索不达米亚文明一道，在我的少年心灵的底片上感了光，为我进入北大脱胎换骨作了一丁点准备。
我忘不了格林卡从马德里坐马车回到莫斯科的那些镜头。在波兰和俄罗斯的交界处有一块国境线上的界碑，马车飞驶而过，表明作曲家回到了祖国。在一口井边，格林卡向村姑讨了口水喝。远处传来俄罗斯的民歌，格林卡缓缓抬起了头，沉醉在优美的旋律中……
那些年风行的苏联歌曲（包括俄罗斯民歌），我几乎都能唱。当时我正在学俄语，成绩不错，在外语方面有点开窍，露出了一线曙光。读完二年级，即将进入高三。在同学的带动下，我也开始考虑报考大学。母亲从不过问我的出路，一切由我作主。当年的高中毕业生有以下几种看法：
１． 第一等出路是留苏。每年要从毕业班选派几名留苏生。
２． 考取北大、清华是第二等出路。
３． 重理工，轻文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理工科是铁饭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坐天下，理工科都有饭吃）
４． 跨出省界，走得越远越好。考取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矿业学院也比留在江西强，且强得多。——古人曾用“贵远贱近”这四个汉字来刻画人的这种心理。“远处的和尚会念经”也属于这种心理。
当时班上同学经常去“八一公园”神聊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事。我也被卷入了进去。有位姓熊的同学决心报考东北长春地质学院，劝我也去报名。我的心动了。他煽动我的理由是：可以游遍祖国名山大川。
不久，有位姓王的转业军人（２０岁）加入我们选择志愿、温课、准备报考大学的圈子。我很信任他。因为他比我大三岁，英文很棒。他决心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立志研究１９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拜伦和雪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诗人的名字）他鼓励我报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德国文学专业，将来去翻译、研究歌德、席勒和海涅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从他这里听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最后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很遗憾，他自己却名落孙山。我为他难过。这也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他有把握进北大，我没有）为了准备高考，我紧张了足足有半年。我虽然平庸，但也知道这场考试将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我要为它拼搏一回。后来的事实证明，考上北大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为准备这场高考，我掉了３斤肉。母亲给我炖了一只老母鸡。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考上北大是我生命轨迹出现的第一个转折点。后来还有好几个转折点，要及时、主动、有意识地把握这些转折点。比如毕业后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便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哲学同广大生物学世界的结合。１９７８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又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我一生的主旋律或磨盘的中心轴——把哲学世界化或把世界哲学化——公开登上了舞台，不再偷偷摸摸，遮遮盖盖。
进了大学，决不是万事大吉，手握镰刀坐等收获。不，远不是这样！
考进大学，仅仅是马拉松长跑的起跑。人要不断搏击。一天也不能松懈。在这一点上，我有清晰的头脑，不再平庸，昏睡；不再浑浑噩噩，不再一切都是偶然。今天我才明白，考进北大，原来是为了拿到一把金钥匙。
“八万四千关捩子，只消一个锁匙开，岂在多言也。”（八万四千个门户关键，只须一把钥匙便可统统打开，不在许多言说。——摘自《枯崖和尚漫录》）
这便是本书副标题的来由：“拾得一把金钥匙的故事”。
１９６１年初夏，即毕业前夕，我还在抓紧时间坐在北大的物理大楼图书馆紧张地阅读。我特别关注一些大物理学家议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这类文章。凡是能到我手中的，我是必读。１９６０年，欧洲文化基金邀请丹麦伟大原子物理学家玻尔（Ｎ．Ｂｏｈｒ）做了一篇讲演。光题目就触动我：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这篇讲演有以下几处最能引起我的共鸣，直到今天，它还在起作用，指引我前进，不迷失大方向：
１． 玻尔把数学看成是世界通用的、一种经过精细加工过的语言。对于物理科学的进步，从一开始，使用数学便是关键性的步骤。
２． 要从“我们的整个文明”（Ｏｕｒ Ｗｈｏｌ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人类历史”（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去观照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类造福。
按我的理解，玻尔的讲演是在试图寻找打开八万四千把铁锁的一根金钥匙。“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便有一把“金钥匙”的味道。玻尔强调“总的哲学态度”。（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4）
是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总的哲学态度？
今天我才明白，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为获得一种对人类文明“总的哲学态度”而搏斗。（我向数学、物理王国探头，也是为了这搏斗）关心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已成了我今天的中心课题。而胚胎却要追溯到北大的“名著阅读”，包括玻尔这篇讲演。（我做了详尽摘抄）
今天的世界比玻尔发表讲演的１９６０年要复杂得多。当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水火不相容已经不再。但其它危机重重却是空前的。到处是裂缝和冲突。冲突和裂缝成了描述、刻画当今世界的两个关键词。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在剧烈冲突中。于是裂缝产生了。到处是裂缝。裂缝一大，建筑便会坍塌。
国家、社会、世界、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平衡的结构都是建筑结构。作为地球人的一分子，我最牵肠挂肚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再就是地球环境不断恶化。（前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后者涉及人与自然）对人类文明安全最大的威胁正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冲突。
过去东、西方贤哲的教导怎么一点也不管用了呢？记得我从北大的“名著阅读”中得出两点精髓：
“敬天爱人”是中国哲学精华；
要懂得时时敬畏星空的自然律和我们心中的人间道德律，是康德哲学的灵魂。
归结起来，都是一个“敬”字。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严重欠缺“敬”和“爱”的时代，所以很不太平。
一百多年前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今天我要说，如何唤起人类的“敬天爱人”之心才是让上帝复活的关键。意识到这一点，我才宣告我彻底挣脱了“浑浑噩噩”。个人“浑浑噩噩”无关大局。世界“浑浑噩噩”则是每个人的不幸，子孙后代的不幸。
就整体而言，当今世界不是“浑浑噩噩”是什么？！世界有病，病态的世界。对世界不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与我无关，便是病。
这就是我今天的“世界焦虑”和“世界痛苦”。也是在北大播下的种子。
手接录取通知书和母亲的泪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１９５５年８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８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１０点，下午约４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息。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突然听到邮递员呼叫：“赵鑫珊，通知书！”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
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下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多了。而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６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自１９６１年９月参加工作到１９８０年１月母亲去世，这１９年间我回去过１０多次，每次平均不到半个月，总共只有半年的时间。
母亲死后２０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致于眼睛受伤，去医院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
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６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次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６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操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
我非常穷，但老说自己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３０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
“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
读到四年级，我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６年？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仔。”
祖父一共有５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方，不在大方。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４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１７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１０岁）、弟弟光华（８岁）和小妹云秋（４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为妈诚然要争气，但也要侍奉妈，让她享到儿子的福。只怪当年中国极左、贫穷的年代太长，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比如电话不普及，不能走进普通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