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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妈诚然要争气，但也要侍奉妈，让她享到儿子的福。只怪当年中国极左、贫穷的年代太长，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比如电话不普及，不能走进普通百姓家。夫妻两地分居不得团圆长达１０年、２０年的情况并不是个别例子。再就是住房紧张，三代同堂。所以坏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恶，好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善。前后比较，今天真好。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1）
北大和太监能构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句子吗？
火车晚点。晚上１１点才到达前门站。那天是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４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没有料到，这一来，就要做长达２８年的北京市居民！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
前门站外的迎新生接待站已空荡无一人，只看见一些桌子，还有一些标记：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
旁边停了几辆三轮。只好叫一部，价钱谈妥４元。（当年１个月的伙食是１２元）。经过天安门，再出西直门，车夫边走边同我聊，介绍沿途地点。海淀区的路灯很暗。终于到了古色古香的北大西校门。时间已是２５日凌晨１点多。前去敲开沉重的红门。
“什么系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呢？”一个不男不女年近６０岁的人（长相、模样像个老尼姑）用尖声尖气、顶土顶土的北京话这样盘问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门卫是太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太监之一。我想。
他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有好几座校门，西校门是正门）这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值得一提。
太监是北京的文物，恰如圆明园的遗存。你能想像没有太监的老北京吗？太监是道人文风景。它给人的是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从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修道院走出来一位年过９０的修士给人的感觉。
刚进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首先是走进大饭厅。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磁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捷克斯洛伐克轻工业发达，二战中不像波兰遭到严重破坏。洋磁碗估计是中捷贸易的产物。记得碗底印有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的字样。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８个人，分菜。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吃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因为我还在长身体，饭量大，加上伙食远比家里好，所以胃口好，食欲好。
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到了助学金，１４．５元，１２元伙食，２．５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所以６年来，我一直吃助学金。我是政府养大的。归根到底我是农民养大的。我不会忘记这一点。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贫富”差别。
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５０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给她寄２５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厅。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夏天穿着短裤，露出又黑又瘦又长的双腿，成了全校一道风景线。
记得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这种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我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怎能忘记？
班级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２７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富人阶层”。我是班级里最穷的学生之一。毕竟我挺过来了，而且是６年。我从没有问母亲要过一分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伸手要，弟弟妹妹便会在饥饿线上挣扎。
记得１９５８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去卖掉了一条毛料裤，寄１０元给家里，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２００１年妹妹同我谈起此事，说那天母亲带她们三人不仅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上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６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约六七十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当时的内心有一种崇敬心理。两年后这种心理便消失了！
这说明我开始成长，脱胎换骨。老是仰起头去看一位教授，这个学生将来能有多大出息？——在我６年的学生时代，这是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评价文化名人和伟人。不久，我手里便握有一把尺子。这尺子从一个侧面标志了我的成熟。
至少，我能分清什么是优秀、杰出；什么是伟大。这里有好几个层次。不可混为一谈。分清这些层次，是我６年的成绩。对高年级的学长，我也有一丝崇敬心理，就像新兵对老兵表示服从，毕恭毕敬。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我把他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４０多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长衫和骆驼，可见它们给我的印象之深。
入校不久，我便听说先前的老北大在城里沙滩红楼。所谓“老”，指的是１８９８－１９３２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和清华、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重返红楼。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迁至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也就是我要在这里脱胎换骨、日后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2）
初进燕园，我压根就不知道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还有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平庸和白纸一张。不过现任校长马寅初还是知道的，但也只限于知道这个姓名，其他的一切，则一问摇头三不知。
我要在这里学会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一切，审视一切。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学的专业德国语言文学从Ａ， Ｂ， Ｃ……字母开始。
后来我读到荀子的《劝学篇》，心里一亮：“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这些至理名言是永恒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要成长的话。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积跬步（也就是半步），积小流；登高山，临深谷，聆听伟人的遗言。
渐渐地我从平庸中挣脱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1）
这是德语第一课开头第一句：Ａｎｎａ ｕｎｄ Ｋｕｒｔ ｋｏｍｍｅｎ ｎａｃｈ Ｂｅｒｌｉｎ．（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我到老到死都会记得这个句子。
初中我害怕英文。高中我的英文、俄文有很大进步，外语细胞开始苏醒，不再昏睡。一进北大，我身上的遗传基因原形毕露。
我父亲的语言能力很强。他是商人，走南闯北。全国许多方言，他都能讲，一学就会。他热爱京剧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这种音乐语言的基因也遗传给了我，并发扬光大。所以我学德语一点也不费力。
教我们的主课老师是德国专家叫赵林克娣。她用了丈夫的姓。后来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差一步成了他们家的一员，有关我和赵太太一家的关系，我在后面要专辟一章来回顾。
系里给赵太太安排了一位毕业于外语学院的中年助教邱崇仁先生。赵、邱两人合写了一本德语教材，不断再版，稿费收入很可观。
从１９５５年９月到１９５７年４月，我跟着赵太太踏踏实实学了将近两年基础德语（包括发音）。
赵太太喜欢我机灵，尽管是白纸一张，但好在上面画上美丽的图画。下课后，我总爱跑到黑板跟前去提问。她是有问必答。于是边问边答，不知不觉走出了文史楼，走出了校门，我一直送她到清华园。那是赵太太的家。
送赵太太回家的常常还有黄文华同学。由于我常同先生接近，德语会话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反右前，学校整个气氛或大的政治背景是和平的，阶级斗争火药味相对较淡。这有利于安心学习。尽管这段时期开展了肃反和批判梁漱溟，但没有波及到广大师生。当时较多的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精神，希望全国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昌盛，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作贡献。
全国提倡“尊师重道”，“让学术界活跃起来”，以及“向科学进军”等激动人心的口号。这是大气候。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日，梅兰芳祝贺《文汇报》复刊的题词也足以说明当时详和、宽松的氛围：“陈言务去，活泼清新，说古道今，百家争鸣。”１９５７年１月，报纸公布了我国首次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的获得者是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奖金一万元。（当时一个鸡蛋是两分五。一级教授的工资是３６０元。小学老师是３６元。）
北大学生会办了许多社团，学生业余生活十分活跃：戏剧社、钢琴社、摩托车队、书法、诗社……
《校刊》一周一期，我经常阅读。中文系早熟的才女温小钰常为《校刊》写文章，令我羡慕。８０年代，她和她丈夫汪浙成合作写中篇小说，颇有名气。２００１年我在浙江遇到校友汪浙成还提起此事。不过才女温小钰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德语专业比我高两班的有位同学在《校刊》上连载了译作《莫扎特》（原著是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斯），也让我羡慕不已。总之，坚硬的冰河在我的内心深处渐渐解冻，夜深人静，我仿佛听到我的平庸内心咔喳解冻的声音。
总体来说，反右前的我是一个外向的青年。我爱跳舞。舞伴多半是两位德国留学生：施麦莱（Ｓｃｈｍｅｌｅｒ），另一位叫布莉吉特（Ｂｒｉｇｉｔｔｅ）。前者略瘦些，后者较胖。两位都长得很丰满。这是跳舞时我的左手通过触觉告诉我的信息。施麦莱和布莉吉特都和我同年，１８岁。
跳舞时我的左手要按住她们的腰肌。哦，好柔软！且结实，富有弹性。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同少女跳舞，并有了这种有关异性的触觉印象。加上西方女子的体味对男性有种特殊的冲击力，我陶醉了。
尽管这样，我还不能说我在恋爱。不，还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５０年代的大学生不像今天的年青一代，讲究一夜情。认识第一天就可以拥抱、接吻，第三天即可上床做爱。５０年代大学生在男女关系上要拘谨得多，保守得多。
一年级我开始辅导德国留学生的汉语。我辅导的对象是民主德国的工农兵大学生，叫君特，２０岁。有一回，他偷偷地告诉我一个秘密：“布莉吉特常同我说起你。我看她喜欢上了你！”我心里一动，没有说什么。我的最大心理障碍是：她是外国人。同外国人谈恋爱会有许多障碍和不便。如果让人知道了，必然会闹得满城风雨，我顶不住压力。也许我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我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单独邀请布莉吉特到颐和园去。我胆小。
在一次周末舞会上，她告诉我，她是孤儿，二战末期，德累斯顿遭美英飞机轰炸，居民死伤２５万。她的双亲也在死者名单中。她说她是乡下的外祖母带大的。
整个晚上，我只邀请她作为舞伴。有时候，她也被捷克人、波兰人邀请下舞池。其实没有什么舞池。大饭厅把饭桌一撤，拖干净洋灰地，在上面撒些滑石粉，便是个简易大舞厅，至少可以容纳二百对。
在舞会上，我的外向性格得到了充分施展。
舞会结束，我送布莉吉特回留学生宿舍。从大饭厅到她的宿舍仅１０分钟的路。但我没有勇气邀请她同我在未名湖畔再走几圈。我无法开这个口。——今天，我仍然为我当年的胆小如鼠而后悔。男方理应主动进攻。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2）
因为恋爱并不一定要有结果。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更永恒。（当然这是我今天的认识）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随上海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的柏林，我打听到她的下落：在外贸部工作。只是我们没有见面。若是看到她徐娘半老的样子，我会伤感。我怕伤感。
其实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专业发生了两桩涉外婚姻，以致于引起使馆和外交部的过问。
第一桩是我们班上的李淑心（２１岁，１６岁入党，声音沙哑，身高１米６７）和德国研究生曼弗莱德（Ｍａｎｆｒｅｄ）相爱。李淑心的父亲是教育部一位司长，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她父亲对女儿说：“你可以跟他到德国去，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不久，她和曼弗莱德还是走了。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从柏林打电话给在莱比锡的李淑心（整整３０年我们没有见，毕竟是同窗），她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沙哑。据说她有两子一女。她不容易，当年顶住了多大的压力！
第二桩是比我低一级的，来自汉口的女生同匈牙利留学生相爱。她的眼睛很美，估计是全系最漂亮的少女。她性格温柔文静，内心却极有主见。她的婚事引起了中、匈外交部的交涉，结果还是走了。
以上两桩涉外婚姻可谓满城风雨，５０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哪里有日月，有男女，那里便有相爱的事件发生。不久，我也开始了我的初恋。命中注定，我的平庸要在一场血与火的失恋洗礼中才会被彻底地冲刷得干干净净，走向新生。
对一个人的成长，失恋不是件坏事。因为天路旅客要进入某种境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身心都要滴过血。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1）
人脑中形成的“情结”既是先天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与人的区别往往是由不同的“情结”决定的。“情结”是人的特质的披露。我这个人是由许多“情结”交汇、编织而成的一种存在。可以说，我是为我的“情结”而活在世上。“我情结，故我在。”
我这个人，一无所有，只有“情结”。各种“情结”使我万般眷恋世界，灵有所寄，魂有所托。拿掉我身上的各种“情结”，我只是一个空壳。
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一个个沁入心脾、意深味有余的“情结”。
１９５６年春有件事不得不提及：
我们全班同学去圆明园种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地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踏进这里的废墟和残破。那次植树活动为我日后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后来的一切表明，圆明园的荒野对我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１９５６年暑假我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只好留校。全班２０位同学，回家探亲的是绝大多数。留校的仅两三名。都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学校暑假文艺生活安排得很丰富，常有电影和舞会。德国留学生都去旅游了。布莉吉特不在北大。我也不进舞厅。当时的周末常播放一首《青年友谊圆舞曲》（天戈曲，江山词，作于１９５５年）。我蛮喜欢。听到它的旋律，我的内心会升起一种无名的惆怅。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惆怅这种复杂、高级的感情。原因估计有两个：想家，感到孤独；布莉吉特不在北大。其实，惆怅这种感情表明了一个人开始摆脱平庸、浅薄。一年级结束，我给全班同学的印象是：单纯，天真，幼稚。由此可见我当时的精神状态。这并不是件好事。
利用暑假，我决心读书。因为穷，不敢对外部物质世界有任何奢望，包括下饭馆，吃喝玩乐。只有一门心思读书才是我的出路，因为这不花钱。我选择了德国乡土作家斯托姆（Ｔ．Ｓｔｏｒｍ， １８１２－１８８８）和他的成名作《茵梦湖》（Ｉｍｍｅｎｓｅｅ）。为了理解得好些，我找了两个中译本来参照。最后我发现郭沫若的译文最好。我指的是有斑斓的文彩。毕竟是出自大家的手笔。
《茵梦湖》是个中篇小说，是作者３３岁写的作品。讲的是一段不幸爱情的故事。主人公莱茵哈德晚年十分孤寂。一天，他触景生情回忆起少年时跟秀美的伊丽莎白一段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