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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後几次会议上，被朱熔基批评得几乎下不了台的局长，有二十多位，这就更要得罪一些旱已经习惯於「无过便是功」的「稳健型」干部。某些对朱熔基怀恨在心的人，便放出上海市「局级干部将面临大换班」的谣言，企图联合起来「赶走朱熔基」。
严厉管理属下
那些被朱熔基批评的人，也一齐向江泽民哭诉，使江泽民对朱熔基颇有意见。在市委书记、常委的民主生活会上，江泽民厉声说：「你在上海不团结这些副市长、局长们，靠个人能耐行吗？」江泽民又一再指出，搞个人英雄主义，非垮台不可，还是要依靠各方面同志。
当时江泽民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朱熔基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两人党内地位相差太悬殊，对江泽民的严厉批评，朱熔基不得不表示诚恳接受，并一再作「自我批评」。此後，朱熔基不得不到处为自己的行为打圆场说：「看到一些事情没办好，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我心里急啊！我脾气不好，可能得罪了一些同志，请大家多多包涵。」
一位上海记者断言说：如果让老百姓民选市长，朱熔基肯定高票当选；如果让厅、局级以上干部选举市长，朱熔基得票肯定不过半数，而朱熔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上海滩》杂志九三年第一期刊载龙年写的长篇报导《朱熔基市长应「考」记》，记录了朱熔基在上海关心市民生活、重视市民来信的若干事例。
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一样，阅读和回复市民来信是朱熔基与市民沟通的另一种方式。据统计，八九年一至九月，市信访办共收到市民来信四万一千件，其中朱熔基的便约有二万一千件。到此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收到的信件累计已超过四万封。
信访办特地委派近十名干部专门处理给朱熔基的信。他们对来信逐一登记、筛选、摘报、查办转处，有些则由朱熔基本人直接回复。八九年他们为市长摘取特别重要的来信九百多件，这就是说，朱熔基平均每天看信三封。最多的一天，九月十七日，他批阅了四十八封来信。随看随批，交代有关负责人去办，办得如何，过後还要查。
有人曾建议，一个人精力有限，市长忙，对来信不必管得这麽具体。朱熔基说，我就是要做个样子给下面，市长都看市民来信，区长、局长为何就不应该看呢？
他还特地让秘书向市信访办传达了四点意见，明确提出：对提出重要建议、揭发重大问题、反映特殊困难或带倾向性问题的来信，要作为重要来信处理。此外，对批转的来信如何催办、如何复信，也都提了具体要求。
上海市某县一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忽然被莫名其妙地调离了工作多年的岗位，原因据说是与同校领导和教师「关系紧张」。
他在朱熔基上任不久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六年前的委屈。根据朱熔基的批示，有关方面组成联合调查组，最後上报的调查结论是，考虑到他已经调离的现实，不便调回原来的中学，宜徵求他的意见後，另外落实一个单位。真正的理由则是让他回原来的中学，就会被认为是领导错了。
从市民来信中发现问题
朱熔基在报告上批道：「领导就不能有错？」「我看把他调回原中学，问题可能好解决的多，这样也不去追究谁对谁错了（都作自我批评）。再调一个地方，还可能扯下去。」他终於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六年中因调动问题末领的工资、副食品补贴也原数领回。
一件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市长过问了才有结果，这种事情不少，原因就是官僚主义作祟。
一位镇人民代表的来信说：「我在一九五五年买一幢房子，从签订合同、登记过户到税务局纳税，一天时间，手续办完。效率之高，今人叹服。去年我想与人调房，共房屋交换所办手续，时过三哨月，杳无音讯。去催间次数多了，被骂了出来：「时间越长，对你们越负责，你懂吗？」我的两户老邻居申请接水进屋，厂方同意接装。至今，一户申请已三年，另一户近一年了，看来归西前接水进屋希望不大……。」
朱熔基立即批示：「请将原信印发市委、市政府并建委、财贸办」。他还藉此为例，廉政要抓大事，但是开门七件事也是大事、性命交关的大事，一定要管好。
廉政风暴刮起後，大批反映干部问题的来信转到朱熔基手中。
有一位职工反映，该厂连续数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但厂长竟向上虚报，骗取承包奖金和「先进厂长」称号，工人拿不到奖金，厂长都名利双收，而且多次去美国、联邦德国。经查，这个厂长八九年虚报产值百分之三十八，查首後，即予撤职，并取消「先进厂长」称号，追回承包奖金：全局通报批评。
一封匿名信揭露上海某街道盛行的不正之风，街道「三整顿」、城建办等几个部门向个体户集资，每户先付几百元搭建活动房，然後出租给个体户经商，每户月一百元：有的居委会租进活动房间月租七十元，现转证给个体户，从中牟利；居委会还规定大小机动冻进出里弄每次要给「养路费」十至二十元，这些钱都成了里弄干部的奖金。
朱熔基从信中感觉到事情的典型性，於是特批：「请通知各区注意，不得任意搭建临时建筑牟利。这都是机关搞创收的恶果。」
从人民来信中汲取养份，从而增强对事件的判断能力，这便是朱市长阅信的收获，上海市行政事业性单位清理整顿收费办公室，制订颁发的《上海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就是针对上述来信列举的现象而出台的。
民不畏我廉
到上海工作以後，朱熔基可能是吸取了当时的天津市父母官李瑞环的成功经验，即「取悦於民」，「多抓几件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著的事情」。而像抓「菜篮子」及改善住房条件、交通状况，治理环境污染 硬性工作虽然非干不可，但一是要有钱，二是要有个时间过程，所以新官上任要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良好形象，一定要抓好一两件能够立刻让老百姓拍手叫好的事情。
在正式当选市长之前，朱熔基经常背著市委办公厅的干部，独自找人，上到市政府主要机构的负责人，下到普通知识分于、工人、农民。在同市监察局局长吴德让的谈话中，朱熔基了解到上海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问题十分严重。
吴德让是一九八七年九月被任命为市府监察局局长的。他向朱熔基表示：我是怀著「不怕撞得头破血流」，「手里提著乌纱帽」的决心上任的。
吴德让的这一番决心今朱熔基大为感动，同时也使他想到了唯有抓廉政建设这一软性工作，可以在不需要任何投资的前提下迅速见效，取悦於民。於是朱熔基将他列为政府换届後重新任命的六十名局级干部中，第一个通过考核的对象。
朱熔基对他说：你的两只眼睛就给我盯住上海五百零六位委办局领导干部。只要你在廉政建设的问题上不怕得罪人，我帮你保这项乌纱帽。不是说上海有人「通天」吗？那好，保不住你的位子，我陪你一起摘掉头上的乌纱帽。封建时代的清官都懂得「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道理，何况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
吴德让向朱熔基汇报说：八七年十月，他曾随中央监察部的代表团到瑞典、英国和苏联考察这些国家的廉政建设，廉政制度问题，这些国家对官员以权谋私的处理方法，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公开，新闻媒介一公开就成了丑闻，这些人当官就当不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为什麽做不到？
朱熔基对吴德让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即表示自己将以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建议，要求宣传部门配合廉政建设的宣传，利用公开媒介，对上海干部进行廉政监督。而上海市民在听到朱熔基决心狠抓廉政建设的承诺後，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举报电话和信件，搞得朱熔基的秘书应接不暇。
有了朱熔基的大力支持，仅八八年一年，上海市就查处了二十九个委办局负责干部，其中有的通报批评，有的被责成限期退还贪污受贿款项，有的还被在新闻媒介曝光。
对公安也一视同仁
他刚刚到上海工作後，即向各区、县长及市府官员赠送并逐句解释一段古训：「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分则明，廉则威。」但市政府在他主持下制定并公布了改善政风的八条规定後不出一个月，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航运局，便在两周召开的联合工作会议上摆了七桌宴席，冷盘热炒外加烟酒，共花去一千四百三十元人民币。
当天晚上，即有在场人员，同市监察部门告发。像公安局这样的执法部门，一般因为大权在握，所以轻易没有人敢於开罪。但朱熔基接到情况反映後，立即批视：登报批评，处分有关人员。
市政府召开有关会议时，朱熔基看到一些局长之间互递外国名烟，立刻发问：「你的外烟那里来的？你的工资够抽这种烟吗？」被逼问的局长一时语塞，被弄得十分下不来台。
他又亲自主持市政府制订《干部廉政守则》，严禁请客送礼，还带领一百二十名局级以上干部，在上海文化艺术节舞台上合唱《干都廉政歌》，并指定上海电台和电视台将这首歌，作为每日节目的首尾进行曲。
著名的「四菜一汤」制度也是他最先制定的。他给市委纪委送去条屏「刚直不阿，秉公执法，留得两袖清风」，鼓励纪检干部大力肃贪，迅速罢免了两名副县长，并把一名市委候补委员投入狱中。这一措施果然有效，上海局级干部大吃大喝的现象，远少於外省市。
提倡廉洁，并且对违纪干部「动真格的」，自然免不了要得罪人。廉政抓了一年以後，朱熔基为此尝尽了甜酸苦辣。
他在八九年三月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向人大代表诉苦说：拿上海整顿秩序混乱的出租汽车业来说，刚开始时，要吊销四个乱收费的司机执照，就是难落实。我问三家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卡在哪里？明天一定吊销这四个人的执照，并要见报。谁想不通，谁到我这里讲道理。现在，已吊销一百多个执照，漫天要价的情况才有所收敛。
他又说，最近报载，一公共汽车售票员殴打孕妇，我看了报纸，批了「害群之马，开除」几个字，但公交部门却打报告「解释」，建议作「停发三个月奖金」处理，还说「请朱市长决定」。现在很多事情就这样，层层开脱，不肯得罪人。
朱熔基表示，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要坚持「执政必须从严」的原则。现在我们常抱怨「大气候」不好，其实，「大气候」是「小气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来从严治理「小气候」，「大气候」就能改变。当前治理整顿更需要我们从严执政，令出法随，不能讲一套，做一套，必须扎扎实实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没有用。我当市长的最大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麽事也办不成。」
贯彻廉政政治
在这次人代会上，吴德让向代表们汇报说：目前，干部贪污腐化现象仍是有增无减，今年头三个月里，已经有二十三个委办局领导干部被举报，问题的性质，也从去年大都是多吃多拿，发展到现在的贪污受贿。
人民代表们听到这则汇报後，群情激愤，所以在他们听到朱熔基代表市政府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从严执政，加强廉政建设」，掀起新一轮的廉政风暴时，两次热烈鼓掌，表示热情支持。朱熔基在报告中要求说：必须「完善人民群众的信访和举报制度，依靠群众监督。支持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
在这样一种强大攻势下，九零年一年里，上海的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现象才有所收敛。据统计，从九零年三月到十月，上海市各级干部上交的拒收「回扣」及酬金等，共有四千二百三十一人次，折合人民币五十八万多元：上交礼品共有两万四千六百一十三人次，折合人民币一百二十三万余元。
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对违反廉政制度规定的干部，责令补交、偿付费用的有五百八十五人次，金额达十六万余元，追缴和没收非法所得约有一百九十二人次，金额达二十六万余万元，经济处罚约有七十二人次，通报批评约有七十二人次，给予行政处分的有四百多人。
由於朱熔基在廉洁的问题上，首先从自我严格要求做起，所以，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人，也抓不到他的把柄。他从来不受任何人的礼品，就连桑梓间送来的土产，他也一概不收，拒绝之严，常使人尴尬而返。有时发现「飞来之物」，必遍问家中各人，探明送礼之人，然後退物退款。一次为了送来的一筐葡萄，查来查去，弄的一家不得安宁。
上海人说，老百姓对政府领导人总免不了评头品足，但在议论到朱熔基时，没有人能够举出他生活作风腐化的实例来。
一位现在美国作访问学人的原上海某大报记者说：我们在上海与朱熔基接触是很随便的。每当有大型节日和庆祝活动时，我们都能看到如江泽民等上海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人都要捎家带口地进出文艺演出场地，而只有朱熔基总是独自一人。每当记者问他为什麽您的夫人从不露面，他总是笑而不答。
大陆《中华英才》杂志刊登过一篇对他得报导，还发了他和夫人一的幅照片，照片说明是：就是在同妻子合影时，朱熔基也是不苟言笑。但是，文章和照片说明中仍然是没有出现他妻于名字。朱熔基返回北京工作後，许多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也只是知道他的妻于原来在国家经委能源局工作，现在好像是在国家计委工作。
亲民作风
朱熔基的夫人叫劳安。中学和大学都是朱熔基的校友 先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和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作，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现任国家某信息中心的负责人。
劳安为人慊和、贤淑，自己事业有成，但相夫教子颇尽其责。他们夫妇育有一子一女，长相酷像朱熔基，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其中三十来岁的女儿朱燕来，现居加拿大温哥华，其夫是北京人，多年前移民加拿大，曾在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与朱燕来相熟的人都说，「燕燕（乳名）没有一点高干子女那种惯有的居高临下的架子，完完全全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
总的来说，朱熔基在上海为政期间，颇得知识分子称道。刚刚当上市长不久，他就主动到上海复旦大学去做形势报告。在报告中，他反复强调「要保证上海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居全国第一」，於是掌声一片。
另外，朱熔基非常注意多抽时间参加上海市知识界的各种集会，如新闻界的集会，科技界的报告会等。於是，知识分子们自然得出「朱市长平易近人」、「朱市长思想开明」等良好的评价。而最被上海知识界所称道的，则是朱熔基对於上海著名作家张士敏，涉嫌「诽谤」案的态度。
张士敏是上海很有些名气的一位中年作家，因为曾经写过一篇揭露中共交通部的官僚衙门草菅人命，无视海员死活的报告文学而走红。同时，因为他曾拒绝过在香港当阔商的父母亲的劝说，不愿到香港过有钱人生活，而一度在政治上看好，上海的报纸曾经发表专文表彰他「有一颗爱国心」。一九八六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还接见过他。
「六四」之前，张士敏创作一篇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内容以一个全国「劳模」出身、经历为背景，描述了所谓「劳动模范」的人性被扭曲和异化的悲剧。
但是，这部作品问世不久，即有一个叫杨怀远的上海「劳模」上诉，声称作品中的人物是以他为原型，所以整部作品的内容涉嫌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
八八年七月中旬，杨怀远向其居住所在的上海徐汇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出起诉，要求追求作家的刑事责任并向他赔偿经济损失。
在此之前，杨怀远还在上海国际国际海员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谈他同张士敏作品中之人物的关系。杨氏表示，一九八五年作家张士敏曾经应工人出版杜之邀，撰写杨怀远传记，书名为《一个「傻瓜」的故事》。
後来在采访中双方发生意见分歧，杨怀远及妻子均不同意继续传记的创作。事隔三年，作者却发表了小说，作品中主人翁的特徵、经历，包括具体的细节，甚至连一些原诗都是他的原型，故使他和家属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精神上受到极大创伤。
政治影响司法
杨怀远的上诉得到了其上级领导的支持。在新闻发表会上，上海海运局工会主席陈昌本表示：作品中的描写对我们的船员家属的写法是极不公正的，尤其是在实际效果上对杨怀远同志的爱人的中伤和诽谤更是今人难以容忍。所以要借这次新闻发表会「为劳模伸张正义，以取得社会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杨怀远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