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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光新路道口事件的全部过程，造成了沪宁、沪杭铁路中断四十多小时和五百多列货车、客车因此停开的严重交通阻塞。事件中，先後有九节火车车厢、六部警用摩托车被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九百多袋邮件，直接经济损失达三百多万元。
六月七日晚，当报纸将报导这一事件的稿样送到朱熔基处审阅时，朱熔基指示要将报导内容的基调，定在「刑事犯罪」的性质上。於是，六月八号见报的消息，只是称「一起严重的骚乱事件」，仍然没有用「反革命暴乱」之类的字眼。
六月十七日，北京宣布将一批「暴徒」判处死刑，但上海的行动比北京还早两天。另外，北京判处死刑的八个人（执行时只处决了七个）分别是六月四日及五日抓获的，而上海判处死刑的三个人（全部是光新路道口纵火事件的参与者）则是六月七日抓获的。也就是说，上海的宣判速度实际上比北京要快四到五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对於任何一个罪犯，都要经过公安局拘留後的侦查、预审等过程後，认定犯罪事实才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检察院复查无误方批准逮捕。然後，根据公安机关侦察终结後向检察院移送的起诉意见书，检察院审查案件并讯问被告人後向法院提请公诉，同时通知被告人自请或委托律师。
法院开庭後，则要经过宣读起诉书、公诉人发言、被告人提请陈述并辩护、辩护人辩护等复杂程序。休庭後经合议庭合议、宣判等复杂程序。至於宣判死刑的犯人，则还多了一道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程序。
而上述全部复杂的程序中，仅其中开庭审判一项，就规定必须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之日前七天送达被告人手中，但上海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判处死刑的一批「暴徒」，从抓获到宣判，全部过程仅用了八天。
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还明确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
但是，上海方面判处三名光新路道口纵火者的死判後，当庭宣布：如被告人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的三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早一天砍掉这三颗人头，就能够早一天得到杀一做百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使那三个纵火者罪该千刀万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的这次宣判行动，起码在程序操作上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的。
朱青天之名
无论我们事後如何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都必须承认当时朱熔基的这一手，确实对当时稳定上海的局势，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所以，海外的报刊的评价朱熔基时，对他的这一手大多表示理解的态度。
朱熔基搞的更绝的一招是，在枪毙了几名纵火者，成功地起到了杀一做百的作用後，为了进一步取得普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朱熔基要求上海有关方面，利用官方新闻媒介公开宣布，凡是因为那几个刀下鬼焚烧列车而给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包括因为邮政车厢被烧而产生的损害，上海市政府都将采取措施给予经济补偿。
这样一来，普通上海市民自然认为，以朱熔基为首的上海市政府，是真正为广大普通市民谋利益的政府，朱熔基本人更是「一心愿为民作主」的「父母官」。於是，随著「朱青天」的称呼出现，一些上海市民对那几个刀下鬼的同情，也就更减少了一层。
不过，一位现在海外的上海资深记者也尖锐指出，事实上，朱熔基只是镇压手法，比北京的李鹏及他下面的李锡铭、陈希同之流更高明而已。但他的镇压结果比起北京方面来，不但谈不上「心慈手软」，「手下留情」，甚至比北京方面更残酷。
上海一位记者还透露说：八九年六月上海的局势很快平定後，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在「清查动暴乱分子」的运动中也是毫不手软，抓的抓，关的关，同北京当时的红色恐怖相比毫不逊色。
不过，「六四」过後的几天里，已经知道自己将正式接替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正在北京踌蹰满志地等待登基的江泽民，却对朱熔基的政治表现非常不满意。
朱熔基的那份不提「反革命暴乱」之类政治词汇，把北京的事情说成「事实真相终将大白」的讲话录像带送到北京後，江泽民非常恼火，打电话教训朱熔基说：对於北京的这场事件，中央已经明确定性和表态，上海现在用这样的宣传口径不行，同中央的口径太不一致。另外，全国有一个上海立场不鲜明，不明确表态支持党中央的平暴决策，其他省和自治区也可以随之效法。这麽大的政治责任你负得起吗？
正是因为有来自江泽民的直接压力，这才有了朱熔基那句「真相已经大白」的事後找补，而且，朱熔基也不得不在此後的一些讲话中，提一两句「反革命动暴乱」之类的「定性」的言语。
是心慈手软还是毫不留情
关於上海市对八九年的「六四」分于处理违反司法程序的问题，朱熔基本人到底负有多大的责任，都有待於不久的将来让事实真相「大白放天下」。不过，朱氏本人在六月十日的电视讲话中，确实讲到了要将光新路道口事件的责任者进行公审，「依法从重、从严、从快予以惩处」的话。
一位自称了解朱熔基其人的「六四」分子认为，朱熔基在处理「六四」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扮演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地方领导人形象。至於在处理少数纵火者问题上，确实是在操作手段上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对於任何一个思想意识相对开明的中共领导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要求他们做出在一个法制健全、政治民主的大环境下的表现，不免太苛。
九零年六月朱熔基访问香港期间，正赶上香港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活动刚刚结束，许多关心中国大陆政治形势的香港人，都还继续沉浸在悼念「六四」死难者的悲痛，及对中共武力处理民运的反感情绪之中。
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到上海方面对「六四」民运人士的处理时，朱熔基保证说：因为考虑到他们是学生，我们没有按反革命罪来起诉，我们总共拘留的人不到一百人，过去已经陆续释放了好几批，包括这次释放约二十一人以後，现在只剩下几个人。我们在继续审查，希望将来能够根据法律和他们的具体情况很快地释放他们。
当时，虽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包括江泽民、李鹏、乔石等虽然也都先後在不同场合表示了对参与「六四」的学生进行「从宽处理」，但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话说得像朱熔基那样肯定，即把最後剩的几个人也都放掉。
另外，「六四」之後，北京基於对外影响及海外人权压力的结果，对所谓「动乱」分子的处理，大都采取了「从宽」政策。海外有报导说，中共对北京地区的「动乱」分子从宽，是做给国际舆论看的，但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动乱分子」绝大部分都判的很重。
这类文章的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但要更准确地说，「从宽」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对而言），应要加上上海。
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还说：「至於说，上海处理去年的动乱，这个我们完全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的指示来处理的。」
朱熔基这句话传到中共中央，可以被理解为他是在表白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外人听了这句话，则可以理解为朱熔基在上海「处理去年的动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有上面的「指示」。
集上海党政大权於一身
在「六四」事件之前，由於江泽民受命进京，朱熔基已经接获中共中央通知，全面主持上海党政工作。同年八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朱熔基兼任市委书记职务。自中共废除「党委一元化领导」制度以後，「六四」以前只有天津市的李瑞环是集党政大权於一身；「六四」後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只有朱熔基集党政权於一身。
朱熔基是中共建政後第十任上海市委书记，从此即意味著他开始步入中共最高层，人们都相信他至少会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新贵。因为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城市，它的首脑人物，後来大多成为中共最高层的领导者，远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近有彭冲、江泽民。
据上海的新闻工作者透露，朱熔基在中共上海市委及市政府领导成员中，是最早知道江泽民将要出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
「六四」镇压前夕，江泽民匆匆从北京赶回上海，召集市委一班人开会，在会上简单布置了一下工作以後，即宣布自己不在上海期间，上海市委的工作也由朱熔基全面负责，然後便宣布散会，开始与朱熔基的单独长谈。谈话前，江泽民说了一句没有必要记录了，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及江、朱二人的秘书都很知趣地退场了。
谈话过後，朱熔基驱车前往机场为江泽民送行，在场者看到江泽民单独使用了一架空军专机。他们猜测，或是因为北京形势紧张，所以江泽民来不及搭乘民航飞机；要麽就是江泽民可能高升了（中共政治局委员一般情况没有资格乘专机，政治局常委才有此资格）。胆大者问朱熔基是怎麽回事，朱熔基只是紧绷著脸，一句不答。
「六四」开枪之夜，因为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大街二十二号楼一北京市较有名的一座「高干楼」，正好位於开枪部队从西面进城的必经之路上，在部队最疯狂的时候，这座楼里的高干家属也有死伤。但力主开枪镇压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全家早在开枪之前就早早搬离了这座楼。此事充分可以证明，中共最高层对於「六四」当夜可能发生的凶惨事件，是早有准备的。
在上海有人传说，朱熔基在五月下旬似乎已经闻到了北京的血腥味，所以立刻打电话将其在北京的妻子和女儿召到上海，命令她们老老实实待在家裹，不准上街。
如果此传说属实，那就证明「六四」开枪之前，江泽民即已经就北京的局势发展，同朱熔基全部摊牌了。
走在政治钢丝上
「六四」枪声响过以後，虽然在八九年六月上、中旬内没见江泽民公开露面，但中共上海市委接到的一些中央文件或书面指示中，尤其是一些对於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常见有江泽民的签名在上面。於是，大多数还被蒙在鼓裹的上海市委领导人员，纷纷猜测江泽民可能要被留在中央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了。
上海市委 人问朱熔基：「江书记这次是不是要进政治局常委了？」
「进常委接谁的工作？」朱熔基故做不解地反问。
「当然是接胡启立了。」问话人答道。
「这是中央的事情，我们现在只管稳定上海。中央的事情不是我们该管的，想管也管不了。」朱熔基说完这番话，即又埋头审阅《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送审的稿样。
六月二十二日，朱熔基飞往北京。二十五日，中共公布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江泽民正式当上了中共总书记。
回到上海後，朱熔基在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以後才透露说，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了江泽民将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安排。「但是，」朱熔基解释说：「因为江泽民同志出任总书记还要经过四中全会的选举，所以这个消息不宜提前传出来。」
後来，曾经有上海市委的干部问朱熔基说：江泽民同志当党的总书记您是否赞成？「你别忘了，我在中央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朱熔基回答。
一位中共高干分析朱熔基在「六四」过程中的表现时认为，假如当时党内的政治斗争是赵紫阳占了上风，在「五四」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因势利导，安抚人心，那麽江泽民必然会因处理《导报）事件不当，而被作为「诱发学潮升级」的替罪羊，朱熔基因温和手段所建立的形像，自然是上海党政职务一把抓。而後来的结果是中共强硬派斗垮了赵紫阳，江泽民不但不是替罪羊，反而因此坐上了总书记的宝座，朱熔基则因控制上海动乱末致扩大的成绩，照样是上海党政职务一把抓。再到後来，邓小平即使为了缓和世界舆论压力，重塑中共改革开放的对外形象，也必须要提拔形像与工作成绩兼具的朱熔基进入中共决策阶层。
六四期间，朱熔基走在「政治钢丝」上的技艺，的确超人一等，难怪官运亨通。
第八章 从经济干才到外交长才
众所周之，因为一场「六四」镇压及日後的政治清查，使得邓小平一手发动的改革事业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首先是大陆的意识形态界，发生了彻底否定改革，全面复辟的现象，以邓力群和胡乔木为首的一批左派理论家，并不满足於邓小平指示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和经济实践领域，开展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甚至喊出了要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的口号。
而在生产管理领域，李鹏则藉「治理整顿」为名，开始全面否定赵紫阳在台上时的经济政策。他和江泽民都把当时群众自发起来支持学生反政府的原因，归结为不堪忍受通货膨胀之苦，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又被他们归结为赵紫阳的「资产阶级改革观」，赵紫阳主张全面的市场经济误导的结果。
於是，在江泽民和李鹏的支持、纵容下，从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以後到九二年初，中共的宣传机器，曾经对「市场经济」进行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批判和讨伐。直到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被中共内部传达之後，像《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介，才停止了对「市场经济」到底是姓「社」是姓「资」的所谓「理论探讨」。
邓小平急於打破「六四」困局
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中共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邓小平，能够名正言顺地出席会议并讲话，先於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请邓小平到场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了「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关键内容。
而江泽民则提出建议说：小平同志本月九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们都认为是非常英明的。另外，小平同志也提出了我们过去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除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所以我建议在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时，把「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句话，改成「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据说，当时邓小平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一句：我只管强调大的方向，具体的问题你们政治局的一班人看著办。
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成「市场调节」，表面上看是符合邓小平首肯的「变动一下」「个别言语」，但这两字之差却整个改变了当时中共经济改革政策的根本方向。
此後，当邓小平发现江泽民和李鹏，利用他那句在整顿时期「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的讲话，不但在理论上，怂恿邓力群和胡乔木等人，大肆声讨市场经济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完全遵从陈云强化计划经济的指示时，他曾经叫杨尚昆向江、李专门打过招呼，警告此二人「不可藉口治理整顿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开倒车」，但江、李二人对邓小平的指示充耳不闻。
九一年六月，江泽民 托邓力群、袁木等人为他起草纪念中共建党七十周年讲话，在讲话中强调了批判「资产阶级改革开放观」的内容。为此，邓小平感到忍无可忍，这才有了南巡讲话中最刺激江泽民那句话：十三大路线必须坚持，谁否定十三大路线谁下台。
以上是当时的国内形势，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则更今邓小平感到沮丧。先是各个西方国家的严重抗议，然後是西方工业国联合制裁，接著又是原定到华访问的西方领导人纷纷毁约，而原定邀请中国大陆领导人前去访问的国家，更是以种种藉口阻止成行。
据说，邓小平的子女向邓小平分析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时，曾经不无担忧地说：您老人家花了十年心血，一手树立起了改革开放这面大旗，如今对内改革明显在开倒车，对外开放就是你继续敞开大门，人家都不敢进来或不愿进来，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
利用朱熔基在外界的开明形象
这就是邓小平当时要重新物色一个得力人物，入主中共高层改变内外困境的客观原因。而所以选中了朱熔基，首先是因为邓小平通过对朱熔基的考查，和朱熔基在上海几年的经济工作表现，认定他「懂经济」，具实干精神。更重要的一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