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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熔基当即回话说：「中央并没有表示也没有讨论过「皇甫平」文章的观点有什麽错误，上海情况那麽复杂，浦东开发举世瞩目，中央寄予厚望，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比什麽看法都没有要好。」
对比几个月前朱熔基授意发表鼓吹改革开放文章时的情形，这个时候的朱熔基的口气已经软了许多。显然，他正在京承受著巨大的压力。
第十章 从改革的马前卒到权力的核心层（上）
大陆「文革」初期，唯恐天下不乱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曾经向「造反派」们教授了一条口诀，叫作「文攻武卫」，而邓小平自九一年初之後，为保卫自己改革开放的大旗，所布署的反对中共保守派的战略步骤，也可以用「文攻武卫」来形容。
一开始的「文攻」始於上海，「总设计师」邓小平拿出脚本後，朱熔基担任了「导演」，周瑞金则是持笔上阵的台前「演员」。
但上海改革派「文攻」的结果，却是遭到北京保守派更猛烈的反扑。理论左派们知道朱熔基因为仰仗邓小平的支持才有恃无恐，於是也端出了他们的後台。炮手王震一句「我们身边就睡著一个戈巴契夫」，刺激得左派理论家们完全忘乎所以，本来还是躲在幕後看热闹的江泽民和李鹏终於也「一吐为快」。
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中共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要巩固和壮大「杜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和范围。」
遭江泽民暗批
此时，正襟危坐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朱熔基，虽然表面不露声色，但心里明白这位总书记今天的讲话，无疑是在代表政治局表态支持理论左派，所谓「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实际上比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提法，更直接地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当然也就是指向朱熔基。
而此时坐在台下的大批理论左派们则不约而同地把仇恨、奚落的目光，对准了台上的朱熔基，按著，便是一阵疯狂的掌声。
第二天，朱熔基被打发到湖北考察并巡察暴雨灾情，北京方面则在江泽民的支持下，开始了新一轮对朱熔基的全面清算。
中共国家教委紧急召集理论学习会议，系统传达和讨论江总书记指示精神，会後又迫不及待地将一批马列教授反对改革的理论观点，整理上报中共中央，称之为「在我国进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建议」。
另外，中共国家教委在何东昌的授意下，还组织一批经济学教师，以「高校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为题，上书中共高层，要求「警惕＇私有化潜行＇」。这批左派教授认为，「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的掩饰和途径」；「有些热心鼓吹股份化的人们，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权」。
这些左派教授，甚至公开抵制邓小平的主张，强烈要求中共「应该更明确地肯定国家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地位」；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运行方式，而且体现著不同的制度，西方资产阶级，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同义语来使用的。」
把持《人民日报》的高狄，此时更是利令智昏，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挑起与「皇甫平」的论战，以逼迫朱熔基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检讨。
八月三十日，由《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论部一位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已经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审阅通过，但高狄却故意加进一段「必须先问姓＇社＇姓「资」」的内容。
九月一日这篇社论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後，李瑞环根据邓小平的指令删去这段话，高狄这才屈从，造成了电台播发出的社论，与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内容不一样的後果。为此，邓小平恨恨地说了一句：《人民日报》想全面批判邓小平。
邓小平反击保守派
有了邓小平这句话，朱熔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地继续进行他的周游列省活动，并於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到达上海。
大陆记者张石森披露说：十月十五日朱熔基会见上海市市委常委时公然说道：「我们的舆论都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舆论，而且要坚定不移地宣传。「皇甫平」也好，「吉方文」（「皇甫平」作者的另一笔名）也好，只要是为改革开放鼓劲呐喊的，我看都是好文章。」
但这话在上海市干部中做了传达後，立刻又在北京引起反弹。一个多月後，李鹏到上海为南埔大桥的落成剪彩，言谈中突然冒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中央好不容易统一的思想又搞乱了。」
到此为止，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李」等於都公开站到了保守派一边，到底打哑了朱熔基，但同时也彻底激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南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场的。
邓小平南巡後，北京的保守派仍在负隅顽抗。同时，因为邓小平在南巡第一站武汉，即点了江泽民和李鹏的名，并要求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同他们两人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所以二人一度耿耿於怀，迟迟不就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表态。
邓小平看江、李等人到这个时候仍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立刻将「文攻」转成「武卫」。九二年三月全国人大会上，杨白冰代表中共军方公开表态，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形势急转。
先是李鹏乱了阵脚，主动给邓小平写效忠信，表示愿作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声称邓小平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接著是江泽民请乔石安排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机会，公开表态拥护邓小平南巡讲话，立志「防左」。
所以，到一九九二年六月份为止，至少江、李等人再不敢给朱熔基小鞋穿，朱熔基进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随之大大增加。但是，也因为江、李的见风使舵，不敢继续坚持「原则」，却使朱熔基失去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立刻接任总理职务的可能。
关於朱熔基如何获得邓小平的高度赞赏，并决心委以重任的过程，许多报刊都从不同角度有过报导，内容有实有虚，大都无法证实。
一九八九年大年初一，新华社向全国报刊发了邓小平在上海过年的简短新闻，配发的照片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邓小平同朱熔基正在交谈，江泽民站在旁边，明显地被冷落。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杨尚昆的公子杨绍明。当时敏锐的观察家认为，在一向非常重「名单学」、「排位子」的中共高层中，这张照片意味著朱熔基非升官不可。
李鹏以退为进
但「六四」事件的发生，似乎改变了中共高层原来的人事计划。江泽民犹如一匹黑马，突然窜升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朱熔基还留在上海，但党政大权一把抓，成了名副其实的诸侯王。不过关於他进京的消息仍广泛流传。
九零年春节，邓小平又在上海对朱熔基进行考察，邓发现朱熔基尽管身在上海，却对全国经济状况十分了解。最今他感兴趣的是，朱熔基手中并没有笔记本，却能讲出许多准确的数字。
大年初一，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春节团拜会，朱在台下陪杨尚昆，而由黄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体与会同志拜年」。参加会议的都是上海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他们一下子议论开了：「朱熔基要到北京去？」有一位干部直接问朱熔基的秘书。朱熔基的秘书神秘地一笑，不作回答。
然而，邓小平刚刚回到北京，就看到李鹏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去年五月，当党和国家需要我出来贡献时，我站了出来。现在，如果党和国家衡量利弊，需要我退下来，我愿意退。我是技术干部出身，缺乏管理国家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的本意，也希望重新干我的技术工作。
作家徐勤业认为，这封「言辞恳切」的信，分明是陈云、李先念这帮老人，对邓小平过於重视上海帮，压低李鹏的一个挑战。当时中国大陆尚未从「六四」阴影下解脱出来，邓小平魄力再大，也不敢在带血的伤口上抹盐，於是在李鹏的信上作了「一动不如一静」的著名批示，稳定了老人的情绪。
就在邓小平批示三天後，朱熔基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段时期，关於我要到北京去当什麽副总理的说法，全是没有根据的。你们想，小平同志刚刚批准了我们的开发浦东的计划，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我怎麽就可能走呢？也不好向上海人民交代啊！」
同时，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亦向海外传媒吹风：「上海的工作这麽重要，朱熔基怎麽能突然离开呢？」
但是，九一年二月邓小平再次到上海过春节时，即向朱熔基挑明了调他到国务院工作的想法。同时，邓小平又委托杨尚昆召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班领导，传达朱熔基近期内上调的「中央决定」。
为了使上海的人事安排有一段过度，并安排先由黄菊以「常务副市长」的名义，接替朱熔基的市政府工作，待上海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时，再正式接替市长职务。
三月七日，上海各大新闻媒介首次以「常务副市长」的头衔报导黄菊的活动，这等於是把朱熔基将另谋高就的消息正式透露出来。
邓小平寄予厚望
邓小平为什麽力排众议，非要选拔朱熔基不可呢？据知情人士分析，除了朱熔基在「六四」前後与北京等地截然不同的稳定局面的政治手段，深获邓小平赞赏外，还是因为邓小平急於寻求推进改革的新战略有关。
当时，一百萦绕邓小平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子应该从哪里走起？中央计划经济这条路不能再走，实践证明这是产生官僚主义、浪费资源，全国上下都无积极性的根源之一。可是邓对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放心，担心中央失去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贫富差距拉大，国家没有能力处理影响全局的大事。
邓小平曾非常赞赏赵紫阳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设想，但是「六四」之後，党内理论左派攻击赵紫阳的这个设想是「资本主义经济格式的翻版」。这派政治势力强调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国际的资产阶级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渠道，介入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政治阴谋」等等。
理论左派的这种论调，往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插进一支意识形态的「楔子」，使邓小平不能顺利按照自己的思路，选择新的改革战略：更主要的是，至今中国政治舞台上，尚没有一个像赵紫阳那样足智多谋的势力人物。能在实践上与邓小平的思路相配合，开拓出一条崭新的改革路子，所以邓小平意欲寻找这么一个人物。
九一年春节，当朱熔基汇报到浦东开发要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三个先行的时候，邓小平连日称赞说：「我讲改革要有新思路，就是讲改革要有不同於前十年的新办法、新措施。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於把计刊经济等同於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於资本主义。这一看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在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备，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於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依我看，今天还存在这个问题：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也很难搞上去…」
出任副总理
邓小平对朱熔基讲这麽一番话，其用意是相当明显，他希望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中，朱熔基能像赵紫阳那样成长起来，打破大陆改革开放停滞不前的局面。
据说，当邓小平决定正式提升朱熔基为副总理时，姚依林随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说：「这么一天一个令，让人家怎麽工作？」邓小平听到後，怒斥道：「如干不了，就别干，退下来，让其他同志干。」
按著，邓小平又对杨尚昆说：「姚这个人不行，身体不好，又不让出来，国务院工作搞不上去，他有一半责任。」姚依林一听，就表示要请长假。那不是正中邓小平的下怀麽？陈云出来打圆场，让姚依林边工作、边休息。「李鹏在家，依林可以多休息，李鹏外出，依林可以多工作。」这才算把绷紧了的弓，调整了弦。
九一年四月十二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熔基正式被任命为副总理。李鹏在向人大提请任命朱熔基的议案时，说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对我国经济情况比较熟悉。事业心强，工作有魄力，勇於开拓，处理问题比较扎实稳重，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策理论水平。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
李鹏当然忘不了刻意强调：邹家华、朱熔基、钱其琛三人「在八九年制止动乱和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此时，朱熔基正率领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在荷兰等西方工业国家访问。
一位外国记者曾问朱熔基：「你在上海最大的失败是什麽？」他的回答是那麽自信、坦率：「没有。」
四月二十六日，朱熔基结束欧洲之行，直接到北京向国务院报到，还末来得及参加国务院的一次办公会议，即接到通知说陈云同志在上海等他。二十七日晚，朱熔基急飞上海，次日即赶陈云下榻的西郊宾馆二号楼单独晋见。
谈话中，陈云说他早已经从有关同志那里听过朱熔基的情况介绍，所以在同小平同志商量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你」。然後，他又对朱在上海的工作作了肯定。
单独会见之後，陈云又命秘书把在外面听候的新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市长黄菊叫进去，给他们三人各书赠一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箴言条幅。
陈云用转机接到北京
陈云明确表示说：他这「十五字箴言」，就是针对十年改革的教训而发的。
照理，陈云每年数度去上海从来都是不对外公开的，但这次陈云办公室却通知新华社记者到场，然後即向全国发了消息照片。
四月三十日，陈云请朱熔基乘他的专机一起回北京。此间有什麽交易外界自然无法知道。但北京立刻就传出消息说朱熔基是邓小平和陈云双双看好的「接班人」，不然陈云怎麽会亲自乘专机接他进京？
无论朱熔基仅仅是被邓小平看好，还是被邓、陈二人双双看好，朱熔基至少是绝对不敢冒犯陈云，这是他稳住地位的必要前提。
朱熔基记得，就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曾经两次让胡启立给胡耀邦带话说：也要注意一下反击右的倾向了。胡耀邦置之不理，於是有了那次让他下台的「党内生活会」；赵紫阳还是党的总书记的时候，因为陈云同胡启立说了赵紫阳不懂哲学，赵紫阳不服，於是陈云批评赵紫阳的讲话，竟然以党内文件形式向下传达。
所以，朱熔基在陈云的笑脸面前唯唯称诺，同江泽民、李鹏在邓小平的怒容面前连连自我掌嘴的表现一样，都是在忍辱负重。
朱熔基进京後发现，原来国务院的人马已经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他下脚的地方。
邹家华同任副总理後，还是原来的分工，主管计委。国家计委一直是国务院中最有实权的部门，素来有「小国务院」之称。既然要管整个国家的综合计划，所以它的国民经济综合司、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的设立不足为怪，但同时，它还设有机电司、科技司、农村经济司、财政金融司……，甚至对外经济贸易司。
也就是说，计委的下属机构设置与经济和生产有关的国务院各部委「对口」，难怪有些国务院的部委负责人发牢骚说：计委的一个司长能管我们一个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