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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熔基走上社会後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并积极投身共产党在学生中组织的赤色造反活动，同他幼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伯父视同己出
後来，朱熔基有了子女以後，他的下一代们玩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共产党自然成了游戏中的「好人」，国民党成了「坏人」，只是游戏的结果绝不能记「坏人」得胜。每当看到这儿戏的时候，朱熔基都会情不自禁地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
在朱熔基的幼年时代里，他那可怜的寡母既要承受生活的艰辛，亦要忍受世俗的冷眼。再加之对战乱的恐惧和一个年轻寡妇不得不时时提防的不怀好意者的侵扰…恶梦般的艰难生活使得她身心交猝，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与独子相依为命才十个年头，这个不满三十岁的寡妇即也暴病随夫而去。
临终前，朱熔基母亲把朱熔基托付给了族中长者，朱希圣的大哥朱学方。她涕泪涟涟地央告大伯：无论如何把长庚伢子拉扯成人。
朱希圣在世时即与兄弟朱学方手足情深，朱希圣去世後，朱学方一直对朱熔基母子关怀有加，尽可能地对他们母子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朱熔基失去寡母後，朱学方老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抚养孤儿的重担。
朱熔基後来回忙起自己童年时代的艰辛生活时，每每都会自然地流露出对朱学方老人养育之恩的没齿难忘。正是因为伯父的知书达礼和伯母的善良敦厚，将不幸失父又丧母的侄儿视如己出，才保证了朱熔基日後能学有所长，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朱学方学的是农业，四八年参加湖南农业机械公司，中共建政後，在湖南蔬菜研究所任农艺师，现已退休，居住在长沙南区。对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情况，他当然是最权威的发言人。
朱学方回忆说，他们朱家朱希圣留下的独苗苗庚伢子自幼就聪颖好学。因为自生下起即与寡母相依为命，童年时代又不幸失去母爱。这悲惨的身世使得他少年早熟，且养成了非常难得的处世深沉稳重，待人谦和可亲的性格，今邻里们赞叹不已。
朱学方曾回忆说：朱熔基母亲去世之後，便搬到他家住。当时米珠薪贵，朱学方仅靠一个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要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其艰难程度可以想像。
朱学方自己有一子三女，加上朱熔基，就是五个既要吃好长身体，又要读书长知识的学龄儿童。如果同时供五个孩子上学读书的话，朱学方夫妇不可能同时负但得起。权衡之後，别无选择，只好按「男尊女卑」的旧礼教办事，集中财力供一侄一子读书。而三个女儿不但中辍了学业，小小年龄就不得不出外找活干以贴补家用，帮助她们的兄弟在艰难的家境中完成学业。
追求第一的个性
伯父母的恩爱和患难相助，寡母归终前含泪的叮托，堂姐妹们的无私无怨，这一切都成了朱熔基发愤苦读、自强好胜的强劲动力。
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他从来不甘心自己的成绩落在同学的後面。只要有同班同学成绩高出他一次，虽然伯父母和堂姐妹们不会知道，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怪，但他却要为此自责。而成绩超过所有同学之上，受到师长赞许後，他也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
也许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年龄的限制，朱熔基还没有懂得如何设计自己的将来，对於「知识越多对将来的人生道路越有用」之类的道理也还没有考虑或考虑不多，只是由於特殊的幼年经历和贫寒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小小年纪即已经明白了只有读好书，只有取得最好的成绩才能不辜负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的伯父母，才能对得起不但失学在家，而且还要支撑著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身体去作工挣钱的堂姐妹。
据说，正因为家境不易，朱熔基在别人还是少不知事的年龄时，即开始设想如何给家里省钱。他早早打听到了公立中学设有奖学金制度，而奖学金只有学习成绩最优秀的极少数学生才有资格享受，这也是他少年时代拼命苦读的原因之一。这一来，又进一步促进他自强好胜、不甘人下之性格的形成。
功课之余，朱熔基最喜欢阅读小说，而且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朱学方回忆说，一部《水浒传》，当时还小小年龄的庚伢子，就已经能够背熟其中的许多章回，而且还能够将书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绰号，一个个背出给大人听，今街坊邻里个个十分惊讶。
直到後来朱熔基做了共产党的大首长，成了众人皆知的人物後，朱学方老人虽然对此没有当众表现出自豪的神色，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向人回忆起朱熔基在他膝下成长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其中最为老人乐道的就是朱熔基童年时代的超人的记亿力。
童年和少年时代，朱熔基对书之酷爱，近乎痴迷。偶尔从长辈那里得到一点零花钱，也都全部花在了古旧书摊上。在长沙城里，他知道谁的家里有好书但借不出，谁的家里有好书主人也乐善好施。更知道哪里的书摊要价太高，穷人光顾不起，哪里的书摊因为本来出售的就是趸来的旧书所以价格十分便宜。
因为他经常光顾的原因，旧书摊的老板或伙计时间长了也就都熟悉了这个「穷小子」。再加之朱熔基的聪明好学和为人谦和也十分令人感动，所以朱熔基有时候也能把看过的古书折点价还给书摊，少添一两个钱即可换回另一本。
中英文基础扎实
朱熔基曾先後在长沙崇德中学、广益中学就读。抗日期间由於战乱所迫，不得不离开长沙省城，转学到湖南西南部的洞口八中。
抗战胜利之时，已经读高中的朱熔基高兴地回到长沙，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最著名的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它的夫人後来亦曾在该校读书。
朱熔基少年时特别爱好文学并擅长写作，刚刚到上海当「父母官」时，他曾津津乐道地向人大代表们讲过他的这一爱好。在同上海文化界人士座谈或聚会时，他也时常开玩笑说自己当官是「误入歧途」，後悔没有和文人们为伍。於是，因为「父母官」的亲民作风而大受感动的文人们，本来怀有的戒心或敬畏感立刻被他这一玩笑冲淡，反过来与他开玩笑说：你虽然没走为文之道，五八年还是和我们这些文人一样成了「右派」。
朱学方老人曾对到访的记者回忆道：读中学的时候，朱熔基的作文功底已经打得很是扎实了，他国文试卷甚至英文试卷经常被老师当成班里或全校的范本加以展览。可见，朱熔基末走文人之道的确是有些遗憾。不过，虽然日後的朱熔基终於没有「为文」而是「从政」，但他自幼打下的扎实的学业功底，对他日後在政坛土大头身手仍是受益不尽。
在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共政坛生涯中：无论是在经济部门工作期间，还是到上海担任父母官的年代，他为文从不要秘书代劳，时常要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或谈经济，或谈时政的文章，其中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即使不能同意他文章中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朱熔基笔下还是很有些功底的」。
另外，青少年时代的朱熔基还十分喜爱京剧。朱学方老人回忆，有一次朱熔基请伯父去省立一中观看京剧演出，事先并未告知演出剧目。及至众角色一一粉墨登场，老人家方才发现一曲《贺后驾殿》的赵先义竟是由侄儿朱熔基所扮。於是，台上丝竹和声，鼓呈晌板，台下那位也从师过「梅派青衣」的朱学方一边随若观众喝彩叫好，一边暗自思忖：「自己抚养的这个侄儿甚麽时候学会了京剧表演？」
当年，朱熔基对京剧的爱好可能是因为他对於国学的兴趣和钻研所启发，所带动，爱就是爱，喜欢就是喜欢，不过是借此自娱最多娱人。可是，及至几十年後在中共政权内当了「人民的勤务员」後（毛泽东称共产党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早年的京剧爱好和稍有训练的功底竟然也成了朱熔基亲民形象的特徵之一。
唱京剧得人心
当有「与民同乐」的机会时，只要众黎民斗胆请首长表演个节目时，朱熔基一般都会不负众望，大大方方地登台献上一曲京剧清唱。
与江泽民分别为上海党政「一把手」期间，以开放形象著称的朱熔基一表演节目往往都是一曲京剧清唱……典型的「国粹」；而以僵化和守旧闻名的江泽民，则一开口就是一曲情意绵绵的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地道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糜糜之音」。
对比之下，听众往往评价朱熔基自然、厚道；江泽民则往往被认为造作、虚浮。於是，明争暗斗的两人之间，江泽民无形中又去了一分。
朱学方曾对人说「朱熔基的童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与寡母相依为命的十年里，每当庚伢子贪馋地看著富贵人家的孩子，手持各种五花八门的玩具嘻戏於街里屋外时，母亲只能强把眼泪压在心里，默默无语地哄著孩子回家。
早熟的朱熔基，似乎也明白母亲在现实生活上的难处和内心深处的困窘，从记事起就从没有主动要求过什麽东西，无论是玩具还是衣物，不管是食物还是学习用品。
作家刘诗训、章一燕表示：诚然，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使他的童年世界里缺少很多迷人的色彩，更缺少充满幻想的欢乐…。但是，毕竟在人生的历程中很少出现「玩具效应」的机会。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更利於培育他的早慧和大智，使他较早地直面人生，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从小就养成务实的精神。在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务实精神。而朱熔基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风云际会地步上高层，较成功地扮演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角色，也正是凭著这些。
关於朱熔基童年的这一段经历，目前也有与前述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报导。比如有报导说朱熔基因为是遗腹子，所以一生下即被托付给其伯父朱学方。到了朱熔基十岁的时候，其伯母又因病夭亡，所以从朱熔基十岁开始，其伯父即又当爹又当娘。
另外，香港《开放》杂志曾刊登一篇报导朱熔基的文章，其中引用朱熔基的话说：「我是一个末见过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党就是我的母亲。」
这段话在报到的原文中即被围上了引号，以证明是朱熔基的原话。但如果阅读过中共对外公开介绍的「朱熔基同志简历」的人，就会感觉到这话的内容不太可信。
朱熔基是上了大学，即成人之後才加入中共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入党时已经二十一岁了。而在此之前，党与他没有任何联系，他的伯父朱学方更不是代表党收养他的。何况他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拿的奖学金，都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国民政府治下的某个机构的钱款，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名下。所以朱熔基虽然是个孤儿，但也不会说出「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在中共干部中，与朱熔基同龄者，只有一小批中共烈士子女（如李鹏、邹家华等）或自幼在延安等地中共所办的幼稚园、中小学里成长过的「太子党」成员才有资格说自己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角度，朱熔基应不会不顾事实地闭著眼睛便把自己往「红色血统」的背景圈子里拉。再说近些年来，包括李瑞环、陈希同等中共高官，都以自己的平民出身为荣，更何况朱熔基呢！
第二章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地长沙是中共早期活动主要基地之一，中共创始人毛泽东、何叔衡二、三十年代曾在长沙掀起新文化运动，兴学办报，宣传赤色理论。虽然後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势力都无法在长沙城里进行公开活动，但当时赤色即为「进步」，激进才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诉求，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就如同现今中共集权统治下，仍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反叛思潮一样，朱熔基在长沙时虽然年少，但他所在的中学是最容易被赤色宣传渗透的地方。再加朱熔基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贫寒的家庭环境，这一切都为朱熔基进入大学，正式走上社会後立刻崇尚共产党红色革命，并很快成为中共外围组织团结拉拢的「红色进步青年」奠定基础。
这段「进步青年」的经历，为他日後成为中共领导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基础。不过朱熔基在追随中共之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後，他竟被他所效命的共产党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打成「反党右派」。
一九四七年夏天，朱学方好不容易才借到一笔钱，立刻打发一侄一子赴上海报考大学。「三场」既毕，捷报传来，兄弟双双「中举」。而朱熔基更是一石两鸟，同时被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录取。随即，他於同年八月赴北平，正式进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清华大学生涯
就在朱熔基刚刚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用密电把毛泽东的一篇文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给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领导人，文章中说：「由於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百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贸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它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这个「反饥俄，反迫害，反内战」的口号正是清华大学在四七年五月全校罢课示威时提出来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後，清华大学等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大受鼓舞，把北平地区，尤其是清华大学的赤色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以至清华校园被人称为「小解放区」。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清华大学的一些老教授回忆说：现在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很像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那段时间。当时，整个清华校园里，拥护政府的言论绝对没有市场，热血青年中，十之有八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中共的宣传，或多或少地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政府活动。而朱熔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清华大学，思想观点是自然非常快地倒向了左倾一边。
在共产党清华大学地下党成员的极力游说和拉拢下，朱熔基进校没有几天即答应要多做一些「进步工作」。此後的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像许多中共学生地下党一样，不惜荒废功课也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但在同他一样重视学习成绩的同学圈里，他算是最热心於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蒋爱国学生运动」的。进校不久，他即正式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但仅仅是个普通盟员，没有在组织内担任任何职务。
海外的中共人事专家所著文章中，曾介绍朱熔基在大学三年级时，出任过受中共领导的清华大学赤色学生会主席。而中共新华杜九二年十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中，关於朱熔基的部分，仅仅提到了他大学时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共的内容，并没有介绍他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事。
朱熔基本人在八八年四月向上海市人大代表介绍自己身世时，也仅仅提到自己在大学读书时即投身学运，亦末提到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
中共地下党一般成员
朱熔基当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一位同班同学明确指出，当时朱熔基仅仅是个热心赤色学运的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一般成员，其地位距中共地下党的核心组织尚有好大一段距离。
不过，中共对外公开宣布的「朱熔基同志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一九四七年至五一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按照中共的惯例，在计算中共领导人「参加革命」的年份时，不一定按其入党时间开始计算，因为有很多中共老干部早在正式入党之前即已经开始为中共服务。
那麽，朱熔基的简历中提到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想必是已经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里担任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负责工作。而他的这一经历，对於他晋升中共高层，并在中共高层中与其他人比资历的时候还是十分有用的。
对於朱熔基来说，如果在个人简历中仅仅说明自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