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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多年后，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借用这个“不许回头”，令狐冲在洛阳绿竹巷初遇任盈盈，一直隔帘交谈，没有见过她的容貌，绿竹翁一声“姑姑”，让他以为她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于是以“婆婆”相称。
②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38页。
③ 罗孚（1921—2011），1941年香港沦陷后，1939年创办的《大公晚报》转到桂林，罗孚刚进《大公报》做练习生，常在《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写些杂文，受到《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徐铸成的赏识，不久便接编“小公园”。罗孚在《大公报》前后服务四十一年，其中有三十八年在晚报工作，长期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
1952年，查良镛在《大公报》做了几年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之后，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的主要栏目有“下午茶座”“天方夜谭”“香港风情”“文化快餐”等，他主编“下午茶座”。他在《东南日报》和《时与潮》工作时就编过副刊，对琴棋书画、音乐、电影、舞蹈等都有兴趣，这个消闲性的副刊栏目正对他的胃口。他常常动笔写作，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①笔名本身可雅可俗，而雅俗共赏正是他追求的目标。
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戏剧的稿件，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比如读者就正在上映的影片来信，他就要撰文解释，于是他开始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戏剧的理论书，在很短时期内就变成了这方面的“半专家”。他说，他虽没有实践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即学即用”成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他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从“外行”转为“半内行”。②
因为要写影评，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从1952年到1957年，他写了五年影评，大概每天看一部电影，看得最多、评得最多的是外国电影，如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恺撒大帝》《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理查三世》《第十二夜》……当时，许多读过这些影评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新，是一时之选”。③为了写这些影评，他不断地去看书、查资料，为了研究《恺撒大帝》等几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来源，他读了对后世文学和历史影响甚大的《布鲁达库英雄传》，他认为没有这部书，也就没有莎士比亚的几部重要戏剧。典雅华丽的英文，对他当时的英文程度来说太难了一点。他苦苦研读，又是学英文，又是研究文学。④
《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红楼二尤》这些内地电影，查良镛同样喜欢，并写出了有滋有味的评论——
①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99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92—93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89页。
④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78页。
我在看影片《梁祝》的时候，首次感到心酸的是在“十八相送”；看《天仙配》，听到董永唱“听她说出肺腑言，倒叫我又是欢喜又辛酸。董永生来无人怜，这样的知心话，我未听见”这几句话时，忍不住流下泪来。这两场本来都是欢乐的场面，却令人在喜悦之中受到极度的感动。我想，这因为在欢乐之中，也蕴蓄着真诚的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使人流下泪来。因为真诚的友谊、纯朴的爱情、受到怜惜时的感激，都会强烈地打动人心。
……《天仙配》强调的是人。七位仙女赞美世人，羡慕凡间的生活而把人间的渔樵耕读都赞上一赞，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那些伟大的作品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赞扬人的品质，肯定人间的生活……①
通过写影评，他结识了不少电影圈中人。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
舞蹈也是查良镛那个阶段谈得最多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乌兰诺娃跳的新婚翌晨分别的那场舞，《天鹅舞曲》中普莱列兹谢卡雅的一场双人舞，《魔宫艳舞》中罗拔·海普曼把烛泪变成宝石时那潇洒的转身，《人情海潮》中摩娜丝拉临死前的那场舞蹈，中国民间艺术团表演的《采茶扑蝶》《荷花舞》《剑舞和扇舞》，《欢乐的歌舞》中的《十大姐》等，都出现在他的笔下。1953年，他到上海，看过“华东民间歌舞会演”的《采茶扑蝶》：“采茶姑娘手中拿一把扇子，这固然是扑蝶的用具，但也大大增加了飘逸之美。京戏中青衣的水袖，花旦手中的手帕，都是身体线条美的延展。这一点外国舞蹈中很少运用。”②
查良镛还专门跟一个英国老师学过芭蕾舞，结果被勒令退学。据说和他一起学芭蕾舞的还有左派电影公司的导演兼演员张铮，有一次他们在舞蹈室练舞，张铮与一位体胖的女学员共舞，要不时托起女伴，一不小心把手落在女伴的胸部，尴尬之下，手一松，女伴摔在了地上。英国老师大骂张铮，并指责中国人食古不化，跳舞都要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查良镛为张铮感到不平，就站出来说话，英国老师大怒，把他俩双双赶出了舞蹈班。他学芭蕾舞不成，但在报馆的一次文艺晚会中，他曾穿上工人服，大跳芭蕾舞。罗孚回忆说，尽管他的舞蹈在艺术上不合格，却给同事留下了印象。①
① 林欢《中国民间艺术漫谈》，106页。
② 《金庸散文集》，47页。
倪匡说查良镛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挑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放上片刻，他就能说出这是什么乐曲。②查良镛则说，在世界一流的音乐会与中国的平剧（即京剧）、民谣之间，听平剧、民谣更接近自己的兴趣，这多半与传统有关。“平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当然，他也明白，“以平剧来表现人生常是将人生太定式化……较无法呈现真实的人生实境”。③
1956年六七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到香港演出，轰动一时，查良镛在《新晚报》发表一系列谈歌舞、京剧的杂文，向海外观众解释艺术团演出节目的内容，他自谦都是“急就之作”。当年10月，长城画报社就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署名“林欢”，定价一元四角，印了四千册。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文集。此书分歌舞、京剧和电影三辑，收录他的二十三篇文章，配上李流丹的速写和张光亮的摄影。
为了配合演出和电影，这些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的，查良镛说，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采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董桥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固然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例如《除三害》的开篇：
① 杨莉歌《金庸传说》，香港次文化堂1997年版，42页；罗孚《南斗文星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138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4页。
③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95—96页，209—210页。
急锣紧鼓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杰跌跌撞撞地大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得：“醉里不知天地窄，任教两眼笑英雄”，台下彩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董桥称这是“十足章回小说的笔调。这样的文章，就算‘缺乏学术上的深度’也不要紧；裹脚布似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写来拿学位混饭吃的。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谈方才可观”。
查良镛评京戏《狮子楼》：
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潘金莲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地表明内中必有奸情。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地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
“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令文章高手董桥大为赞叹。①
① 董桥《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8年，255—257页。
第五章 “金庸”出世
一、与梁羽生同事
在《新晚报》时期，与同事陈文统等下围棋成为查良镛业余的一大乐趣。陈是广西蒙山人，生于1924年3月22日，1949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有深厚的旧学根基，诗词对联无不精通。他们在《大公报》就是同事。1949年夏天，陈文统经校长陈序经推荐，投考香港《大公报》翻译，总编辑李侠文委托查良镛做主考。他觉得陈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们最初同在编译组，翻译英文电讯稿。几个月后陈转到副刊版，查仍在国际版（其间，他曾一度辞职北上）。1952年，他们两人先后调到《新晚报》编副刊，陈文统编的是“天方夜谭”版，在干诺道123号楼下同一间办公室。这段时间他们两人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到朱贞木的《七杀碑》……经常谈得眉飞色舞。他们都认为，文笔是白羽的好，《十二金钱镖》干净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但《蜀山》内容恣肆汪洋，作者异想天开。谈到书中的异派人物时，他们还会加上自己的不少想象，非常合拍。同室的陈凡、高学达等人武侠小说造诣远远不如他俩，通常插不上话，听了一会儿，只好各自工作去了。
每天下午，陈文统会去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查良镛吃肉，兴高采烈。查不喜欢吃孖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和陈对饮。①那时，他们谁也没想到不久以后，自己也会操笔上阵写起武侠小说来。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嗜好就是围棋，常在一起对弈，杀得昏天黑地。作家聂绀弩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每天要写社评，最大的兴趣却是找这两个年轻人下围棋。“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②三个人旗鼓相当，有输有赢，他们两个经常联手对付聂绀弩，杀得难分难解，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时甚至下到天亮，聂绀弩干脆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③两个棋迷在报上写的“棋话”也互争雄长，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欢迎。不同的是，陈文统围棋、象棋都喜欢，金庸只爱围棋。
1954年，香港发生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白鹤派的陈克夫向内地来的太极派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签下了生死状。因香港禁止擂台比武，地点设在一水之隔的澳门。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至少有五千人赴澳门等候开场，不仅是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当时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1月17日下午，这场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门新花园拉开帷幕，两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两个回合就以吴公仪一拳击中陈克夫致其鼻子流血而告终。但比武引起了难得一见的轰动，当天《新晚报》出“号外”报道比武结果，一上市即被抢购一空。
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左派报纸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以其荒诞无稽在内地被禁，但金认为，左派报纸如果能打破清规戒律连载武侠小说，必可吸引大量港澳读者，以改变销量的困境。他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提出以武侠小说吸引人民来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建议，与会者均表支持。宣委会作出决定，由《新晚报》作为试点先去办。当时《新晚报》的罗孚和《文汇报》的廖一原等都在座。
① 金庸《痛悼梁羽生兄》，《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18—19页。
②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37页。
③ 金庸《痛悼梁羽生兄》，《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19页；罗孚《南斗文星高》，76—77页。
金庸与梁羽生对弈
此前，《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唐人（严庆澍）的《金陵春梦》，“下午茶座”连载其另一部小说《人渣》，吸引了大量读者，但从未登过武侠小说。1月19日，即比武结束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就在“天方夜谭”开始连载了，署名“梁羽生”。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小说一共连载了7个月，在读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梁羽生一炮走红，《新晚报》销量看涨。
二、《书剑恩仇录》：故乡传说
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向他紧急拉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了，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头上不可。他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甚至连小说也没有写过，迟迟不敢答应。经不起他们的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了，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①所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②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1956年9月5日，共连载了574天。
① 金庸《漫谈》，《新晚报》1955年10月5月。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66页。
“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他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金庸横空出世，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从1955年2月8日出场，这一年他已年过而立。虽然早就离开了故乡，但故乡在他的梦里夜夜萦回，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故乡的风物人情、民间传说深埋在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遥望江南，那是他永远的爱和痛。“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正是他落笔写《书剑恩仇录》时的心境。当他写下第一部武侠小说时，他想到的是遥远而亲切的故乡，那里有海宁潮、母亲和从小熟悉的传说。
故乡一直流传，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雍正皇帝生了个女儿，用调包计换去了陈家的儿子，乾隆实际上是汉家的血脉，这传说越数百年而不衰，从小铭刻在金庸的心里。故事轮廓由此而来，从家国恨到儿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开。他对母亲的思念情不自禁，陈阁老夫人的名字最初连载时叫“徐惠禄”，与他母亲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以后修改出版时改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证，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乾隆在金庸的家乡海宁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当地百姓。但金庸将乾隆皇帝写得很不济，他有时感到有些抱歉。他说，乾隆的诗写得不好，本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