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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在金庸的家乡海宁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当地百姓。但金庸将乾隆皇帝写得很不济，他有时感到有些抱歉。他说，乾隆的诗写得不好，本来也没多大相干，只是小时候在海宁，后来在杭州，到处见到他的御诗石碑，心中实在反感，现在见到好多名画，也到处是他的题字，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消。写到后面，他更是禁不住大发议论，说皇帝的话不可相信。这番话和小说的主线没有多大关联。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的两三个星期，反应平淡，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刊载一个多月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曲折、起伏的情节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着读者，他们一路追着读下去。1950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报》做过编辑的董千里则说，“书剑”最初在报上连载时，他从头到尾均未错过，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结识。①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
金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几乎每天都有，如果当天他摆了一个乌龙，次日的来信一定会多些，他写到言伯乾与文泰来大战，不经意用了“双目如电”，此后三天收到七封信，都说言伯乾的一只眼已被余鱼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读者来信，他会陆续回复。②
电影界的朋友、中联公司总经理刘芳与太太天天争着看《新晚报》上的连载，中联很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缅甸仰光的读者来信说，当地有好几位说书人以“书剑”为压轴，颇得听众的欢迎。海外有两家中文报纸逐日转载。
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将武侠小说推向又一个高潮，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仅在香港大有读者，东南亚一带也有很多人争相阅读。“游戏文字，居然有人喜爱”，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应罗孚只是试试而已。
有些读者把书中的人物当真实的人那样看待，真诚地为他们担心，为他们抱不平。金庸说写这书时，确是把自己当作了“红花会”的一分子来设想，算是个小头目吧。“红花会”群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的一百零八将，结局也有《水浒》的痕迹。在此之前，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读大学时写的《白象之恋》是应征之作，他没有算在内），下笔之时不知不觉会受到他从小熟悉的《水浒》影响，也受到许多外国小说的影响，有时干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红楼梦》的，也有模仿《水浒》的。丫头喂陈家洛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③
在《书剑恩仇录》的主角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两个海宁籍历史人物蒋百里、徐志摩的影子。金庸说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他们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其实，在陈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治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爱姊姊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
① 三毛等《金庸百家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5页。
② 《读者们的来信》，《新晚报》1955年10月5日。
③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29页。
（陈家洛）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幻想、幻灭，反映了他们的天真心态，可取之处与弱点。①
从此，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自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他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独特理解。他的出现几乎改变了武侠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三、《碧血剑》：乱世情结
和金庸谈论《书剑恩仇录》或写信给他的人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②
《书剑恩仇录》受到的欢迎出乎金庸的意料，动笔之前，他从未想过将来要做一个武侠小说家。世事难料，刻意追求的不一定开花结果，无心插柳倒是柳成荫。1955年的一天，《书剑恩仇录》还在《新晚报》连载，刘芳和李晨风等电影界朋友在茶楼上谈起，如果将这个小说拍成电影，应该怎样拍，忽然想不起书中某个人物的绰号了，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纷纷插口进来告诉他们。
左派背景的《香港商报》创刊于1952年10月11日，标榜中立，最初以纯经济新闻为主，销路狭窄，每天只有几千份。第二年改为综合性报纸，以娱乐性的副刊和本港新闻为主，1955年末，《新晚报》还在连载《书剑恩仇录》，《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就力邀金庸为他们的“说月”版也写一部武侠小说，编辑的恳切态度使他难以推辞，就答应下来了。从1956年1月1日起，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明窗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201—202页。
他想起十几年前在石梁读高中的岁月，在《碧血剑》中虚构了一个“石梁派”，女主角温青青出生在石梁。衢州、石梁以及烂柯山的风光都是他熟悉的：
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他脚步迅速，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石梁是个小镇，附近便是烂柯山。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回到家里，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依稀就是石梁的春天：
两人缓步向后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树木葱翠，四下里轻烟薄雾，出没于枝叶之间。良夜寂寂，两人足踏软草，竟连脚步也是悄无声息。将到山顶，转了两个弯，一阵清风，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满坡尽是红色、白色、黄色的玫瑰。
他当年所见的也许不是玫瑰，只是满山五颜六色的山花。
《碧血剑》的历史感很强，政治性极浓厚，崇祯皇帝、李自成、皇太极都出现了，只是主角袁承志的形象有点单薄，人物性格的挖掘和感情的刻画都不够，文学性不如前一部作品。金庸对此很不满意，随后作过两次大的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
许多平民在乱世中流离的情节，无疑有金庸自己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到1956年12月31日，《碧血剑》连载了整整一年，袁承志面对易代的大动荡、大变化，最终选择到南洋一个海岛开始新生活，有人说，这是对千千万万人逃入香港的隐喻。袁是从护送大炮进京的葡萄牙士兵那里得知有这个岛，他们给了他南洋岛屿的地图，“你们与其在这里辛辛苦苦地打仗，不如带了中国没饭吃的受苦百姓到那岛上去”。袁承志心想，你这外国人心地倒好，只是不知我们中国地有多大，亿万之众，凭你再大的岛也居住不下。这个情节出现在1956年9月5日那一段。当时许多香港人与袁承志有着相似的命运，小说中欧洲人帮助这些流亡者找到这个岛，似乎也暗示了香港的处境。1945年二战结束时，香港不足60万人口，1949年前后，政局剧变之际，大批移民进入，到1950年春天人口已猛涨到230万。《碧血剑》的很多读者就是在这期间来香港的。①
四、《三剑楼随笔》
1956年9月5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结束，当天预告：“我们已约得武侠小说名家百剑堂主为撰《风虎云龙传》，日内开始连载。”
“百剑堂主”是陈凡的笔名，他给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题诗，为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单行本赋词时则署名“中宵看剑楼主”。金庸也在当天的“天方夜谭”致各位读者，说“百剑堂主是一位著名作家的笔名，《书剑恩仇录》单行本第一集的那首《满庭芳》词就出于他的手笔。堂主文采风流……”
陈凡生于1915年，比金庸、梁羽生年长，早在1941年春天，他们还在高中求学时代，陈凡就已进入《大公报》，先后做过记者、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等，决心以《大公报》为终身事业。1947年5月31日，他在广州采访中山大学学生罢课游行的新闻而被捕。同事唐振常说他是《大公报》当年的名记者，走南闯北，写下了许多受人欢迎的通讯。他早年热衷新诗，中年以后改写旧诗词，“嬉笑怒骂，哀思激烈，亦庄亦谐，可歌可泣”，钱钟书罕见地为他的《壮岁集》作序。②
陈凡诗词、书法、文章都好，但他把诗词格律、国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侠小说上就不大合适。《风虎云龙传》从1956年9月9日开始连载（一直到1957年7月29日），大概没引起什么反响，从此不见他再写武侠，却和金庸、梁羽生一起被报馆同事戏称为“三剑客”。
10月22日，《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刊登一则预告：
① 韩倚松《浅谈金庸早期小说与五十年代的香港》，何鲤译，《明报月刊》1998年8月号。
② 转引自王芝琛《百年沧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263—264页。
陈凡为《书剑恩仇录》题写的词
《三剑楼随笔》：自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园”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编者
“三剑楼随笔”专栏诞生。10月24日，喜欢电影的金庸为“三剑楼随笔”开篇写的是《与小说》：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后来他们也是这样做的。金庸谈电影、书画、音乐、舞蹈，也谈围棋、象棋、民谣、谜语，谈文学、历史、宗教，也谈京戏、摄影，甚至圆周率，信笔所至，范围很广，显示了广泛的兴趣。
谈电影是金庸的家常便饭。香港当时上映一部美国电影《无比敌》，根据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同名小说（一译《白鲸》）改编，原作曾被英国作家毛姆推为十部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观众看了电影却觉得并无出色之处，表示失望与困惑。12月1日、5日，金庸接连发表《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好处？》，分析电影只是有小说的情节，却失去了小说的精神，关键是没有深入小说主角亚海勃船长的灵魂深处，而要深入他的灵魂深处，首先得走进作者麦尔维尔的灵魂深处。
有关棋艺的话题为金庸和梁羽生津津乐道，几乎占了“三剑楼随笔”八分之一的篇目。酷爱围棋的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就有对棋局的描写，《碧血剑》也有弈棋的情节。1956年12月8日，他发表《历史性的一局棋》，以白描手法勾勒了1933年在日本举行的一场中日围棋赛，一方是19岁的中国棋手吴清源，另一方是60岁的日本顶级高手本因坊秀哉。这局棋断续下了三个半月，一局既终，秀哉好不容易胜了一子（两目）。他字字平实，却以短短一千多字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写出来了。董桥赞许他“对文字的运用，已到极纯熟的地步”，此时即已初露端倪。
有些话题是三人都谈，嗜联的梁羽生写了一篇《闲话怪联》，百剑堂主写了一篇《吟诗作对之类》，金庸接着写了一篇《也谈对联》，从许多熟悉的对联谈起，还谈到百剑堂主的一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痴。”金庸很喜欢这联，百剑堂主用宣纸写好，金庸请荷里活道一家装裱店裱好，挂在他当时租住的斗室中，不觉雅气骤增。①梁羽生发表《数学与逻辑》，几天后，金庸发表《圆周率的推算》。
三人轮流执笔，每天一篇，从文史掌故、名人逸事到琴棋书画、诗词联谜、神话武侠、歌舞影剧，上下古今，无所不谈。专栏持续了三个多月，到1957年1月30日，共写了84个题目，大约14万字。如果不计百剑堂主写的“结语”，三人各写了28篇，每篇之后，都有作者的手写体签名。
在这些并不高深的随笔中，蕴藏了三个读书人的中国情结。他们脱离故土，在香港这个小小的避风港，惊魂未定，心怀故国，文化成为一种安慰。当年5月，香港文宗出版社出了《三剑楼随笔》单行本，和报纸上首发时有所不同，篇目次序有所变化，百剑堂主删去了他认为已失去价值的一篇，一些读者来信作为附录收入，标题偶有改动，每篇篇末原来的手书签名则改为（百）、（羽）、（庸）字样。单行本前面有百剑堂主执笔的《“正传”之前的“闲话”》：
当初，编者叫我们每人来一个专栏，轮流刊登，但金庸说，不如三剑侠一齐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大家不待商议，立表同意。后来对镜自热，竟发现除各自手中有一支笔之外，“侠”气实在并不顶多，乃在定这个栏目名字的时候，还我“楼”来，送将“侠”去。至于那个“剑”字，则只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因为报纸为正义事业而前趋，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一支拙笔，能够略效微劳罢了。①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17页。
1997年9月30日，百剑堂主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去世，1987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梁羽生在万里之外寄诗哀悼，刊登在他们当年共写《三剑楼随笔》的《大公报》“大公园”副刊：
三剑楼足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
卌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五、告别《大公报》
金庸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不再做国际电讯翻译，而是做“大公园”副刊编辑（梁羽生接替他编“下午茶座”），以“姚嘉衣”等笔名发表影评。当年给“大公园”投稿的子祯回忆：“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当时主编‘大公园’的，是影评高手‘姚嘉衣’，也即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我当时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查良镛。我跟查先生见过面，他叫我多写些有关影剧的短评给‘大公园’。”②
1947年出生的《大公报》子弟高洁（父亲是金庸在《大公报》的同事高学逵，主编娱乐版）回忆起“上海口音的查良镛叔叔——金庸”和“广西口音的陈文统叔叔——梁羽生”：
小学三四年级，揣了薄薄的劝捐簿，为旺角劳工子弟学校筹款。二位大侠统统被我这孖辫小女孩打过秋风，掏出一元几块来。尽管金大侠声威煊赫，我还是不避“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喊一声“叔叔”。脑海中他一定比我父亲年轻，皆因喊他“小查”。……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2页。
② 《既是良师，又是益友》，原载《大公报》2001年11月22日，《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90页。
五楼设有小卖部，饿了，可以来一杯热奶茶，吃件牛油多士。我妹妹最爱吃樱桃红果冻，淋上炼奶，香甜无比。查叔叔走过，逗她：“妈咪请吃啫喱呀！”①
从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包括《新晚报》）前后度过了十年，从上海到香港，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几乎跨越了整个青春时代。他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生涯，《大公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他一生事业的根基都在这里奠定。提携、教导过他的几位《大公报》前辈杨历樵、胡政之、许君远，令他一生怀念。每次说起《大公报》，他总带着许多感慨——
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②
从金庸后来办《明报》的价值取向看，他显然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作风。香港《大公报》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生性自由、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热情渐渐消失。
1957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反右运动呼啸而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阳谋”陷阱，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报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