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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结束，邓小平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一直送到大厅外，又站着谈了一会儿。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他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地赞成。”②
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他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
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
①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5、9—10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87页。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
记者问：“你认为邓小平留前所推行的政策，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道路？”他回答：
这要从各种实际条件来看问题。第一，我相信出国内地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内地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搞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地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在这些具体条件之下，邓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之苏联、波兰、东德、北韩这些共产国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终于能将马列主义教条、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各种各样的恐怖政治运动全部抛诸脑后，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幸福而自由。
这是金庸与邓小平唯一的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陶杰）说，“邓小平虽是共产党人，但却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甚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①1997年，邓小平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
在金庸眼中，邓小平始终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二十三年前与邓见面以来，他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①
①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0页。
三、关山万里
金庸这次内地之行第一个目的就是见见邓小平，促成会面的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儿子。1966年10月，时任国务院侨务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到广东湛江看望归国难侨，新华社、中新社都作了报道，但香港左派报纸报道的内容却颇有不同。《大公报》10月18日载“中国新闻社湛江17日电”，题为“廖承志抵湛江面告归国难侨：‘毛主席周总理慰问你们’”。报道引述廖承志的话说：“周总理要我来看望你们，告诉你们，毛主席对你们非常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候你们。”同一天，《文汇报》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三行大标题、六行小标题中都没有提及周恩来。《新晚报》的报道用的是新华社的稿子，引用廖承志的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让我把问候的话带给你们。你们辛苦了！”更蹊跷的是，第二天《文汇报》《大公报》同时刊出一则“订正启事”，称前一天的电讯稿“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必须加进“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金庸意识到这篇小小的报道中大有文章，10月23日发表社评《廖承志？中国新闻社？》：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两个国家通讯社，于同一日报道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内容竟有重大不同？到底廖承志提了林彪之名没有？
金庸认为，如果廖承志根本没有提林彪的名字，那么廖承志不免有点“牛气”（牛鬼蛇神气息也）了。如果他提了林彪之名而中国新闻社故意漏去，那么中国新闻社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中共若干省份的宣传人员因未及时传达林彪的指示，均被控犯了“滔天大罪”），或者是廖承志，或者是中国新闻社（或其主要负责人），两者之一不久必被清算，立此存照，且看验与不验。
① 查良镛《忆邓小平的“治港远见”》，《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31页。
果然，10月29日就传出廖承志受批判的消息，《明报》在11月1日头条用大字标题作了报道。廖承志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离间周恩来、林彪的关系，慰问华侨时故意不提林。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有机会看到《明报》，不知有没有注意到这篇社评。1981年廖在北京设宴款待金庸一家，席间谈到：“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金庸答，“我写社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符合谁的标准，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写出我对事情的看法，所以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难免的。”
时值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前夕，谈起香港的前途，廖承志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中国政府一旦收回香港，会尊重港人的选择，由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中国政府要收回的只是香港的主权。虽然金庸多次在《明报》评论过香港前途问题，但与中共高层官员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想不到廖的一席话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廖承志希望他回港能充分发挥《明报》的影响力，多反映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立场，稳定港人情绪，为将来香港回归作贡献时，他当即明确表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明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尽一份力。
距离上一次回上海、杭州已有二十八年，亲人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到杭州和金庸见面。7月18日晚上，人们已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邓小平与他会面的镜头。兄弟姐妹在历尽沧桑之后重聚，这是多少年来查家最大的喜事。尽管“文革”期间，不少亲人受过苦，一个弟弟在工厂里被绑毒打了好几天。一个朋友的女儿13岁时被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成了白痴，现在已经28岁。世事无常，重逢的喜悦弭平了一切伤痕，痛苦的往事转眼间化为云烟。弟弟查良钰这样回忆这次“三十三年后的兄弟相见”：
7月底的一天，小阿哥给我发来电报：小毛弟，×日在杭州一聚。接着，我就收到了小阿哥寄来的路费。
8月初，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杭州。三十三年了啊！见面时，我们都是扑向对方的，那种骨肉相见的激动，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与小阿哥拥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在杭州那几天，我和小阿哥总像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的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①
金庸在北京见到了画家黄胄和黄永玉，本来还想见见白桦，因去了承德没见着。黄永玉在《大公报》做美编时与他同事，1953年回内地，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版画，“文革”期间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谈起分别二十八年来的不同遭遇，他不禁感慨万千。
此行金庸与家人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远到新疆，到了许多他长期以来心向往之的地方。神奇而美丽的天山、辽阔的蒙古草原、黄沙弥漫的大漠……都曾出现在他小说中，但那只是纸上的神游和想象，这些地方他并没有去过。《书剑恩仇录》中的长城、新疆、天池、兰州，《白马啸西风》中的高昌古城，《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长大的蒙古那一望无际的草原、悠闲自得的羊群、一个个蘑菇般浮起的蒙古包……这一切似曾相识，如梦似幻，如今真实地出现在他的眼前，郭靖的面目依然是那样清晰。
这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那少女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她目光望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那少女道：“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啊，你闻闻那香气。”陈家洛果然闻到幽幽甜香，从峭壁上飘将下来，那花离地约有二十余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地不愿便走。
这是他笔下的天山雪莲，陈家洛初遇香香公主，采雪莲给她。二十几年后，他第一次来到天池，几个维吾尔族小孩手里捧着真的天山雪莲，他笑道：“呀，原来是这样的。”他用一元人民币买了两朵，这是干了的雪莲，远没有他小说中那样美丽。
① 《人物》2000年第7期，118、119页。
在北京，金庸登上万里长城，炎炎夏日没有挡住他的兴致。他还去过西安、成都、重庆，坐船经三峡到宜昌，又从武汉到上海、杭州，先后到过十三个城市。他曾在重庆求学，也饱尝过失学的痛苦。他在杭州《东南日报》开始一生的报业生涯，上海《大公报》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些旧游之地三十年后重来，早已物是人非。在登山临水之际，他没有失去职业性的敏感。每到一地，他就与当地的人民接触，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愿望，他们对国家、对领导人的期望。
内地三十三天的行程归来，《明报月刊》记者问及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他“发觉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1973年他第一次到台湾，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这一点。
他感觉到的变化，“最主要是人们的恐惧感大大减少，在日常谈话中，人们对不满的事情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其次是各种令人讨厌的提防猜忌和政治措施极少存在。飞机场和火车站上不再见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来回巡视。拍照毫无限制，也不必先冲印了才能带出来。在火车上，广播中不再长篇累牍地诵读《人民日报》社论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轻音乐，包括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橄榄树》等，甚至有‘Jinglebells，jinglebells’的圣诞音乐”。
谈及内地老百姓的生活，“总的说来，内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尤其是居住条件。我去了七八个老朋友和亲戚的家，他们都住得很差，令人心中很不安”。“食品供应是大大地改善了，粮票的作用已不大，多数食物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国营菜场中买菜买肉还是要排队。衣着不成问题，交通大家都骑自行车，最大的困难似乎是住屋。”
“知识分子也很兴奋，主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整肃、斗争、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当局鼓励读书。”①
《明报月刊》9月号因刊载《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邓小平与金庸的谈话记录，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9月9日加印，过不了几天又售罄，9月13日第三次加印。金庸多年来写的社评、小说以及其他体裁的文章都很受重视，很受欢迎，这次他去中国各地旅行回来，大家当然希望听听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再版三版，并不奇怪。“《中国之旅》抢购一空，也证明大家实在关心中国，更想知道熟悉中外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中国的今天和明天。”①
①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0—11页。
四、“我心里很乐观”
金庸第一次访问台湾时，他的小说在海峡两岸都是“禁书”，只有两岸高层领导人才有“特权”可以享受。“你猜邓小平和蒋经国的共同读物是什么？……答案是金庸小说。”当他复述这个听回来的“秘密”时，脸上挂着格外灿烂的笑容。
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都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②
1980年10月起，广州的《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的武侠小说登陆，第一天发行就卖出四万多册，赶紧加印。《武林》成了广州最畅销的杂志。不过只连载到第四回就停止了，因为盗版书已出来。1981年7月26日，《明报》报道了《广州首先解禁武侠小说》。
金庸的内地之行，与邓小平的会面，打开了与大陆关系的新局面，最明显的变化是，《明报》社评的批评字眼越来越少。也是从这时起，他对整个中国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情绪：
对中国内地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内地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机会。……
① 《明报月刊》10月号《编者的话》，陈子善编《董桥文录》，646页。
② 严家炎《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明报月刊》1999年4月号，42页。
从前中共和台湾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两面不赞成，人家说我“左右不讨好”。现在我觉得双方的政策都在进步，有人就说我是“左右逢源”。其实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自60年代以来，《明报》的中国报道就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金庸与邓小平会面后，《明报》进一步加强了对大陆的报道，并享有北京官方给予的特权，中新社每天都向《明报》提供中国方面的消息，《明报》有选择权，不是每篇稿子都用，如果采用，则可以“本报专讯”名义报道。这一特权，连左派《文汇报》《大公报》都没有。因此引来各方面的揣测，《明报》与北京官方是否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是否已改变一贯中立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金庸重申“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办报信条：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有条件在报刊内容上兼收并蓄，在意见上尽量欣赏任何一面的好处，尽量“与人为善”，可以有条件独立生存，无求于人。……总之是设法做到无愧于心，尽一个报人的责任就是了。①
但外界依然议论纷纷，香港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说金庸办报成功，在港置了不少房地产，资产大了，舍不得放弃，又害怕将来共产党收回香港后收回这些财产，故改变立场讨好某些方面，以备局势一旦有变，可以保住身家。金庸反驳：“那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势真的有变，难道‘讨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吗？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还有资格来评论世事时局？”
1983年5月20日，金庸以社评形式发表声明《自由客观，决不改变——出版廿四周年》，一再承诺“自由客观的风格决不改变”：
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志愿：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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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3—14页。
我们不信局势会变得很糟。中共目前务实派的路线，对中国国家人民有利，长期来说，对香港也有利。……但世事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的不幸变故。万一中共极左派复辟，香港人失却自由与法治，《明报》怎样？ 《明报》当然停刊不出，我们办报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走不掉就沉默偷生，活一天算一天。在此以前，我们出版一天，就一天为维护香港人的自由与法治而努力。
1984年，他又解释：
我们不是无原则地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