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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他又解释：
我们不是无原则地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
这一连串表态一度平息了舆论对他的批评，却因《明报》专栏“哈公怪论”突然腰斩而再起波澜。哈公原名许国、许子宾，福建泉州人，1933年生于菲律宾，1951年来香港。70年代后期开始在《明报》副刊开设“哈公怪论”专栏，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文字，吸引了不少读者。1984年5月25日，香港电视播出邓小平怒斥耿飙、黄华“不在香港驻军是胡说八道”的新闻后，哈公写了一篇《八道胡说》的怪论，《明报》压下不发，于是他罢写九天。1985年9月1日，“哈公怪论”再次出问题，有媒体披露金庸有短简致哈公，示意“哈公怪论”不能再写了，而哈公称，“不是示意不能再写，而是示意要‘炒鱿鱼’。”10月4日，金庸亲自执笔，以“明报编辑部”名义在原来“哈公怪论”位置刊出《关于》逐一辩驳，哈公对此则有八处亲笔批注。《明报》副刊的“哈公怪论”从此没有恢复。1986年1月28日，金庸在《什么是言论自由？》社评中辩称：
《明报》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而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横蛮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近来我们对中共的批评比较温和而婉转，主要是对事而不对人。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在支持开明改革路线，在反对保守顽固路线。
后来，《明报》开辟“自由论坛”版，“哈公怪论”又有了一席之地。1987年2月因一篇怪论被压，哈公第三次罢写，“哈公怪论”最后消失。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占了《明报》的三分之二篇幅，“特约通讯”栏经常刊出徐铸成等名家的文章。经高层批准，《明报》可以在中国境内限量发行，虽只限于党政机关、宣传文化机构订阅，但《明报》毕竟悄悄地进入了内地，几年后发行量突破一万份。1989年6月11日，金庸在社评中称：“过去几年中，《明报》能有限度地不公开进口，高层和中级干部、大学教授讲师和研究生，报刊的编辑人员有机会天天看到。我们希望能带进外界的讯息，帮助能影响中国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国带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尽管我们的作用很小，总觉得是努力在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力。”
五、追念胡耀邦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在北京草签《中英联合声明》。两个多星期后，金庸再次应邀访问北京，这一次安排他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面。10月19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举行，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抽空在中南海与金庸会面，在座的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等。胡耀邦一见到他，便热情地说：“很欢迎你到北京来！……香港的朋友们以前见过几次，个别会见谈话的，你是第一位。”胡耀邦将55岁的胡启立、42岁的王兆国介绍给他。
胡耀邦谈到当天上午在民主党派人士会上讲的话：
若说哪一个人“无比英明”，我说言过其实。你说我们比较“开明”，可以。开明是开，开放是开，广开言路是开，开诚布公是开，开创局面也是开。英明还加上无比，就不那么合适了。
他接着说，“我们开创这个局面不外靠小平同志说的三条，一靠正确的政策，二靠集体，三靠有远见，有长远打算，要提拔年轻干部，关心下一代”。
胡耀邦透露“四人帮”还活着，每天看电视、看报纸，国庆节在电视上看了阅兵游行。“江青看了电视，她说邓小平那么健康，真没想到。她说她和邓小平本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只是小问题上有分歧（众大笑）。她是顾左右而言他。”说到华国锋、汪东兴，“他们不同，他们打倒‘四人帮’有功，不过错误也不少”。“他们还是坚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华国锋现在的待遇比我高……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响。”
金庸问及：“海外人士担心，推行藏富于民的政策，不可避免会发生有人钱多有人钱少，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社会上不免会有矛盾。中央对此有什么考虑？”胡耀邦让胡启立做了回答之后又补充说：
这里有一个引导的问题，也有政策问题，不着急。中国还有贫困地区，我们还给予补助和救济。宪法规定，劳动力不是商品，可以付给一定的报酬，保持较好的待遇，但劳动力不能买卖，不能变成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根本不存在劳动力的剥削问题。“生产致富”与“剥削别人劳力”是两回事。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是不会受到冲击的。
谈话结束，胡耀邦说：“查先生明天不走吧？明天中午简单广播，后天早上可以拿到我们三中全会决议全文。欢迎你下次再来，全国没有去过的地方，可以到处去看一看。”①
初次见面，胡耀邦坦率、热诚、开朗的个性，给金庸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次到北京，金庸还想看望罗孚，罗于1981年以“间谍罪”判刑，当即假释安排在北双榆树的一套住宅。金庸向接待他的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提出这个要求，被婉辞推掉了。①
① 《明报》1984年12月5日—9日。
当年金庸与左派圈子交恶之后，老同事只有罗孚有胆量与他保持联系。在双方阵营视若敌国的年代里，仍维持了“人的交往”。以后，当罗家遇到困难时，他也伸出过友谊之手。②
金庸对内地充满了美好的期待。1986年1月，《明报月刊》二十周年，他在《丙丁之岁》一文中说：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苦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眼见正在逐步走上治平的正轨，希望在今明两年之中奠定不易之基，从此兴旺发达，永无变乱——“变”当然是要不断地变，然而是越变越好，变而不乱。③
胡耀邦是邓小平之外，金庸最心仪的中国领导人。三年后，胡耀邦去世时，他写下充满感情的社评《致力改革、正直诚恳、深得人心》：
然而中国成千上万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他着实有一份敬爱和亲厚的感情。与其说他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功绩，因而使人爱戴，不如说由于他对开放和改革的热诚与坚持，坦率性格之可亲可爱，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普通人民的心。……
胡耀邦是成功的，他赢得了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的感佩和敬仰。④
那年4月22日金庸的社评又说，“胡耀邦的作风和主张，令他成为青年人心目中的爱戴人物”。
1993年3月18日，金庸应国务院新闻办、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再次来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与他见面时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引者注：指抗战）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临别时，江泽民送了十七本书给他，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都与他家乡有关，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江泽民笑着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① 陆铿《北京会罗孚》，罗海雷《我的父亲罗孚》附录，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1年版，425页。
② 罗海雷《我的父亲罗孚》，185、316页。
③ 《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3页。
④ 《明报》1989年4月16日。
此行金庸最大的感慨之一是，中国不再把阶级成分作为任用干部的决定性条件，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也已不再计入阶级成分的因素。“这个干部政策的大改革，是在胡耀邦手里完成的。中共对此一直不作什么宣传，其实这件事重要之极。”他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外交官之梦因此破碎，认为一个人因出身不好而受歧视，终生不能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分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长留在他的记忆当中，离京之后，金庸到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天尽头”游览，见到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是“天尽头”三字，另一块是“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要他题字留念。他想起当年胡耀邦豪爽而毫无保留的谈话，想起胡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正直的性格，写下这几句话：
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①
① 查良镛《北国之春有所思》，《明报月刊》1993年6月号，90页。
第十四章 数十年来家园
初到香港，查良镛没有想到以后的人生将在这里展开，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结婚、生儿育女、写小说、办报纸，建立家庭和事业。当时他最明显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广东话。他说话带着浓厚的江浙口音，“你跟他们讲不一样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不一样。这欺生的现象在动物界里都存在，不要紧的，以后就好了”。他与倪匡、王世瑜、董千里等之间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话交谈。虽然他学会了广东话，还是有口音，有人说他说广东话像说外文。①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谈会上见到他，“那是我听过的广东话中，最最蹩脚的一种”，“金庸的广东话，一定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懂，否则还以为他在讲英文呢”！②
一次金庸接受电视访问，用广东话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电视台播出时同时打出中文字幕，他看了很奇怪，问员工：“我讲的广东话，你们听不懂吗？”，大家都嘻嘻哈哈笑起来。欧阳碧问他，广东话、上海话和普通话，除了上海话，更喜欢说哪一种？他爽快地回答：“当然是普通话了。”他的两任妻子都是说广东话的，所以他的“家庭语言”是广东话。①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页。
②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页。
一、“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数十年来，金庸已融入香港社会，他的事业也与香港血肉相关。1959年《明报》初创，他就有意办成一份“粤港报纸”，他的早期社评或新闻标题常会夹杂广东话，宣传广告语也常用一些广东话。他很重视香港新闻，读者信箱、生活栏目及马经版也是为港人而设。他有意学《成报》的定位，希望以香港为家，为港人服务，没有“客居”香港的心态，与沈宝新始终将香港看作客居地的心态不大一样。②1959年12月16日，他在《至要生意兴隆通四海》社评中说，“本报是在香港办的报纸，是给香港的中国人看的报纸，因此社评的论点，自始至终帮助香港人说话”。《明报》坚持以香港为本位，直到80年代，90％以上的读者是香港人，美洲版读者大多数也是香港移民。
1963年，有人向联合国请愿，认为香港人没有公民权，要求香港自治。3月6日金庸在社评《香港自治，无益有害》中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下，香港人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我们以为这一切已经足够。香港如果目前实行自治，益处极少而害处甚多。”几天后（3月10日），他在社评《香港人的精神和品质》中说：“在香港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唉声叹气，总是希望住在这个小岛上的人民经常乐观，经常勤奋。像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中世纪的威尼斯，香港虽小，也尽可成为举世闻名的工商业都市，以至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都市。”
1966年9月18日，金庸发表社评《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国际调查协会年初对东京、马尼拉、香港、台北、曼谷、新加坡、首尔居民的经济生活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香港平均每年每人收入395美金，居亚洲第三，远东第二。香港蕞尔小岛，绝无自然资源，能有此成绩，亦足自豪（1971年12月30日，他又发过一篇社评《本港工资亚洲第二》）。
1967年3月9日，金庸在社评《中共和香港现状》中说，虽无法统计，但相信目前住在香港的人，绝大部分希望本港目前的局面不变。内地1965年在香港通过贸易赚到的外汇达三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而全部外贸盈余只有四亿美元，香港保持现状对内地有利。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63—164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89页。
此时金庸已在香港生活了近二十年，早已以香港为安身立命之地。“五月风暴”前夕，他在4月9日的社评《香港人要求安定》似乎呼吸到了不安的空气：
香港是中国人的社会，中国人在这里居住，说中国话，吃中国饭，没有身在异乡之苦……极大多数香港居民还是选择留在这小小四百方里的土地之上。
对于我们香港人，最最迫切需要的，无过于一个安定的环境，任何动荡都对香港不利。
5月10日，风暴初起，金庸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就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除了一部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外，所以到这里来，决不是为了什么革命目标。……但我们终于还是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住了下来，不愿走了。香港尽管有它一千种不好，一万种不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多数居民总是希望像现在这样住下去，居未必很安，业也未必很乐，但比较起来，还是喜欢这样。”
“住下来了，不想走了！”正是他的想法。
从5月18日起，金庸发表《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等一系列社评，判断中共在目前并不想收回香港，“在目前的情况下，香港对中共有许多利用价值”，从外汇、科技资料、统战工作等多方面来看，不收回香港的好处大得多。在5月19日的社评《英国的香港政策》中，他分析英国对香港的态度：“你来，我走，你不来，我在这里。打仗，不打！叩头，不叩！……中共并不坚持即要收回，英国也不会坚持死守。”金庸深知，对中、英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相比，香港问题实在不重要，“然而对于我们住在香港，别无其他地方可去的香港人，这却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他在20日发表的《每个香港人的责任》中指出，香港必须保持经济上的繁荣，必须保持安定，维持法律和秩序，即使有任何意见冲突，也要尽量避免使用暴力。5月22日，金庸在《命运相同，同舟共济》中说，香港的命运面临二十二年来最大的难关，这是住在香港的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他相信左派人士也是需要和平安定的，与香港大多数人一样，大家都不希望这条船沉了。5月23日，他在社评《香港居民在恳求》中说：“全世界的眼光在注视我们，看我们香港这四百万人是以自己的愚蠢来毁灭了自己，还是以政治家的手腕和风度来安渡难关。”
5月25日，金庸发表社评《十二天来的噩梦》。5月22日宣布宵禁，千千万万人脸上没有半点笑容，一片大难将至的光景。到了晚上，长街上无车无人，一片死寂，如同经过原子弹轰炸。5月26日他的《岂有他哉？避水火也！》说得更明白，人们到香港来，“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新年伊始，金庸在社评《1968年元旦展望》中说：“逃到了世界各地的有钱人，其中至少有半数要回来，大叹：‘走遍全世界，还是香港好。’”他们到底喜欢香港什么？
1971年5月4日的社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或许作出了回答：“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主要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不论在家庭、求学、选择职业、交友、恋爱、婚姻、居住、行动、言论哪一方面，都有重大不同。“香港是殖民地，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决不能说这里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但整个说来，我们在个人生活上所过的，是一种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基本上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之中。”
香港最宝贵的就是自由。无论评论还是新闻报道、副刊，《明报》完全站在香港普通人的立场。金庸爱香港这个自由港，1963年10月16日即在社评《自由乃民主之母》中指出，香港没有民选的议会，完全谈不上民主，“但一般人民享有充分自由，于是整个社会繁荣而安定”。
1964年10月5日，金庸在社评《我们歌颂“民主”与“自由”》中说：
“民主”和“自由”这个字眼很是空洞，但实在是包含着极宝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