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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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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他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灵上与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①

1981年,杜南发问他为什么对佛学发生兴趣,他回答:“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力求弄清真和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属于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为了能直接读佛经,金庸甚至学习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②

金庸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将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那几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事上面。倪匡见到他小心书写、校对过的一沓厚厚的原稿,却一直未见公开出版,不知是什么原因。①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6—158,165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81、205页。

三、气功和烟酒

80年代,《明报》副刊为气功、特异功能发生过争论,同一版面上不同作者的意见截然相反,有说毋庸置疑的,也有斥之为“国之妖孽”的。金庸对这些是相信的,偶然在一次饭局中谈起气功,编辑欧阳碧表示不信,他很认真地说:“你不信啊,这可能是存在的。”还从裤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包说,“你看,我这个钱包本来是好好的,结果给一个气功大师用手指在上面发功,竟烧出一个洞来。”她凑近看,那还算新的黑色钱包上有一个泛白的破损处,约有一指甲盖那样大。欧阳碧还是不大信,金庸却深信不疑。不过转念一想,她似乎明白了,气功大师的表演不是间接证明他武侠小说中那些情节、各种武功的合情合理吗?②

有“报坛鬼才”之称的王世瑜,闲时喜欢研究医、卜、星、相之术,爱与奇人异士论交,曾以“阿乐”的笔名写有关气功、特异功能的专栏,金庸也会将有特异功能的人介绍给王世瑜。

倪匡说,下属都以为金庸严肃,不苟言笑,其实他本性极活泼,“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有一次几个朋友到他办公室的书房,他要伏案写社评,客人有男有女,喧哗吵闹不已,还经常要到他桌上去打电话,但他不加干涉,频说不要紧,脾气好得让客人们都不好意思吵他了。相交多年,倪匡只见他发过两次半脾气。③

倪匡喜欢开放一点的人,他和金庸很熟,都已经算谈得好了,但还是有些东西要顾忌一下。④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2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76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3、98—99页。

④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78页。

除了倪匡,张彻、黄霑、蔡澜也是金庸的好朋友,他说:“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地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张彻比他年龄略大,他是张彻的结婚证人,张彻一直称他“查兄”,或用还珠楼主惯用的称谓称他“恩兄”,“他永远比我成熟、沉稳、智慧明澈,对我有些指点的话,因对我太过‘私人’,无法写出来在这里,而我私自感激终身,实是我生平第一益友。故我一直发自内心事以兄礼,年龄只是个数目字而已”。

金庸也曾为黄霑证婚。1988年最后一个晚上,他邀请许多朋友在家里共度,迎接1989年的到来。元旦清晨,相恋多年的导演黄霑和作家林燕妮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结婚仪式,金庸是证婚人,观礼的证人有倪匡夫妇、罗德丞夫妇、王世瑜夫妇、李纯恩夫妇、倪震等人。《明报》当天还发表了“本报专讯”。这次婚礼只是一个插曲,黄、林还是散了。

一位香港新闻界前辈说金庸年轻时生活圈子很窄,“年轻时已甚少过夜生活,亦不喜欢交际应酬”。那时候香港流行看脱衣舞等,“金庸都有跟朋友去过,有一次,他就与朋友去九龙城看脱衣舞,不过,都是一次起,两次止。他完全不热衷夜夜笙歌的生活”。①

倪匡说金庸喜欢驾车,尤其喜欢驾跑车。最初是凯旋牌小跑车,之后是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的通常时速是二十六英里。再后来,又换了保时捷,到了他手中,平均时速略为提高,也不过是三十英里。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他回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这是他性格中的“稳”字。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其实是他喝得少,当然不会醉。②胡菊人说他平时滴酒不沾,倒也算不上。他请温瑞安等人在酒楼吃饭,就叫了一壶绍兴黄酒,温热着喝。他笔下的人物乔峰豪饮千杯不醉,他说:“我不会喝酒,所以把乔峰写成酒量特好。”1994年10月26日中午,在北京的“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平时不大喝白酒的金庸要了北京二锅头,他说到了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③董培新2010年见到他,说他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味。①

① 杨莉歌《金庸传说》,194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4页。

③ 《金庸散文集》附录,385页。

他说,晚年跟蔡澜、倪匡他们还是经常来往,“但没有太多共同话语了,他们主要在谈办报,我没有多大兴趣。对电影我现在也没有太大兴趣,大家就风花雪月闲讲讲,谈谈老朋友的状况什么的。跟蔡澜也不能谈吃的,他爱吃的我都不爱吃,我是上海路子,淮扬菜、川菜也爱吃”。他跟蔡澜说:“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蔡澜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他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他在香港吃得都比较清淡,特别喜欢吃海鱼。他也喜欢杭州菜的清淡,淡而有味。②

倪匡说他对吃并不讲究,穿也是如此,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见到金庸:

那天,他穿了一袭西装,款式大概是六十年代的,襟边很阔,那件白衬衫的领子,一面微微上翘,脖子上的那根领带,也拉得斜斜的,没有安稳地结在领中央,还有那对皮鞋,相信已没有上油有一段时期了,以至灰尘布满了鞋面,把黑色都遮掉了。③

金庸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到中年还是大吸特吸,并相信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④

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他,自己用火柴点了一支,后来邓谈得兴起,见他手里没了烟,又给他一支,随手划火柴给他点烟,他忙站起说:“不敢当!您是长辈,又是我向来所敬佩的,您怎么好给我点烟?”邓笑笑说:“我们这么说话,就是朋友了,快请坐。在部队里,小兵给我点烟,我也给小兵点烟,大家同生共死,点点烟有什么了不起?”他心里肃然起敬,当时只想:“我也能在你部下打仗,做个小兵,那就好了!”

① 《环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25页。

② 《金庸品鲜伊家鲜》,《每日商报》2004年4月9日。

③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页。

④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4页。

这番往事,金庸到晚年都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地讲给年轻记者听。邓小平去世后,他感到很难过,十六年前和邓相对抽烟谈话的情景,宛然如在眼前。①

温瑞安初见金庸时,他就一面抽烟,一面谈天。

80年代末医院查出他心脏有问题,他开始戒烟,有一次欧阳碧在明报大厦的电梯里遇到他,他嘴里像是嚼着什么,问他是否在戒烟,他点点头。②

1995年,金庸动了大手术,当然要戒烟。回忆当初他和蔡澜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心脏病发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他仍喜欢坐在蔡澜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悄说些席上旁人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蔡澜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③

四、围棋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④

自30年代初执棋子以来,金庸对围棋的兴趣终身不减。那时,江浙一带围棋之风很盛,“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电子书 ZEi8。CO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他的家乡海宁是围棋之乡,清代曾出过棋圣范西屏、施定庵。旧时他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他小时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课余常和同学下棋。他转学到衢州中学,就带了围棋。据说到重庆考大学时,一天考化学,他和两个同学在茶馆歇息,偶与茶客摆下围棋,由他下场,两位同学观战,一回过神,开考已半小时,匆忙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进场。说他是个棋迷并不过分。

① 《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23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34—35页。

③ 金庸《走近蔡澜》,《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日。

④ 《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7页。

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时,金庸常和梁羽生、聂绀弩等下围棋,还写过《围棋杂谈》等“棋话”: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于棋,千方百计地找寻棋友,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①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含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②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平生嗜棋如命的范百龄凝视棋局,眼前一黑,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一心重温王朝旧梦的慕容复对棋局凝思已久,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焦急,拔剑便往颈中刎去。以大理国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看着看着,隐伏在心底的自尽念头又冒了上来。只有心无旁骛、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虚竹——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37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1—142页。

一上来便闭了眼乱下一子,以至自己杀了一大块白子,大违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决不会去下这一着。那等于是提剑自刎、横刀自杀。岂知他闭目落子而杀了自己一大块白棋后,局面顿呈开朗,黑棋虽然大占优势,白棋却已有回旋的余地,不再像以前这般缚手缚脚,顾此失彼。……若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着大笨棋来,只怕再过一千年,这个“珍珑”也没人能解得开。

在《明报》社评中,围棋也会成为主题。1968年6月30日的社评《林海峰获本因坊荣衔》说:“前几年大陆也颇为重视围棋,大陆的青年高手陈祖德已可和日本第一流的九段棋手一较高下。本来发展下去,以我国人本质之优势,未始不能全面盖过日本。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任何文化都给革了命,围棋当无例外。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近况不知若何,北望神州,不胜怅惘。”

1971年3月9日,他在《围棋和中共的战略》社评中说,围棋中包含了许多中国人处世和斗争的哲理,研究围棋以了解中国人的斗争方式也是路径之一。中国历史上,谢安、梁武帝、曾国藩、吴佩孚等既懂战略,又喜围棋,中共会下围棋的将军有陈毅,国民党方面有周至柔。毛、蒋都不下棋。

1973年8月26日,他发表社评《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从围棋国手陈祖德在日本连战皆败说起,“文革”期间,不仅陈的棋力退步了,“这些年来,中国围棋界没有出新的人才。其他各界也很少”。

金庸曾拜围棋大师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诚为师,也跟聂卫平等人学过棋,媒体报道过“聂棋圣”在他家吃螃蟹破纪录的事。1993年3月19日,金庸第三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聂卫平作陪。席闻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说:“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金庸却说:“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绝非第一。”

1985年12月24日金庸与陈祖德、聂卫平等在一起

1986年金庸与吴清源对弈

金庸与郝克强在家中对弈

台湾《围棋》杂志给了金庸“香港棋坛闻人”的称号,也有人说是香港作家司马长风首先提出来的。倪匡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是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这也是他的自嘲。《明报》编辑部也有许多人爱下围棋,订阅了一些日本的围棋杂志。①

胡菊人和金庸就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称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而菊人是“稳健派”,败而不溃。金庸爱围棋,“尤其他的长子逝世后,他对围棋的喜爱,迹近疯狂”。②

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1982年,陈祖德到香港治病,金庸专门请他到自己家里休养,一住半年多。金庸把罗建文也请到家里。“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改善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之后,我又请了聂卫平、王立诚、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当时围棋界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傅围棋段数最多。’……起初我只是和人对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众好师傅时时教导棋理,懂得多了,定式、手筋等也记了不少,水准自然提高了些。其实我的棋还是臭棋,和高手对弈,自己摆上四个黑子再说(请对方让四子)。”③

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人结交,都是通过围棋。他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就比他们两个差一点,但棋瘾很大,金庸请牟星期天来下棋,牟一定来的。佘英时跟他下过一盘棋,余输了。不过金庸一直认为余的棋比他好,只是一开头不小心让他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这盘棋才输了的。

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都教过他棋,而且友谊甚笃。有几位日本朋友,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因为下棋成了朋友。①

① 《明报》1964年12月22日。

② 杨莉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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