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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46页。
五、初入《大公报》
当时有400多万人口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也是报业和出版业的中心，《大公报》的发祥地在天津，此时上海版却已成为《大公报》的重镇，也是国内舆论的重镇。1947年六七月，恰逢上海《大公报》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查良镛的生命由此揭开新的一页。
《大公报》在新闻界的影响正如日中天，待遇高、收入稳定也是众所周知的。报纸一刊出招聘广告，应征函雪片一般飞来，共有109人。①上海本市的占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多来自南京、徐州、苏州、嘉兴、杭州，年龄最大的已过60岁，最小的只有23岁，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大学教授、银行职员等，其中还有知名作家，附有出版的作品。他们在应征函中所述的理由有对新闻工作有兴趣，倾慕《大公报》的盛名，公务机关待遇微薄不足糊口，在银行工作清闲想兼夜差，等等。《大公报》有独特的用人标准，不唯名气，不唯资历，唯才是举，否则查良镛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报馆最后选择十位优秀的应聘者参加笔试。资深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试题并亲自阅卷，评定分数。试题有英文电报一，社论一，要求将之译为中文。查良镛第一个交卷，只用了65分钟。随后，他又顺利通过杨历樵、许君远、李侠文负责的口试。
正是凭着查良镛的中英文基础，特别是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所受的正好是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在109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第一个被录用。另外被录取的是蒋定本和李君维，张契尼、李象伟、程法伋三人名列备取。②
这是查良镛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大公报》，1947年10月底，他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当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报》内刊《大公园地》上有10月份的人事记载简报，其中“入馆职员”一栏有“翻译查良镛”。
① 以前都说报名的人多达3000人，查良镛也这样说，与事实不合。
② 特约记者《关于招聘翻译》，载《大公园地》复刊第13期，1947年11月5日。
《大公报》是满族的天主教徒英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老报纸，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在晚清曾赢得敢言的名声，历经世变沧桑、几度易主，一度停刊，自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以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动荡的乱世，《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世界性的荣誉，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的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吴鼎昌1935年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张季鸾于1941年9月6日在重庆辞世，开创《大公报》新局面的三巨头只有胡政之还在主事，在上海《大公报》执笔政的是总编辑王芸生。当青年查良镛踏进《大公报》的门槛时，“文人论政”的传统犹在，他还有幸近距离领略它的风采，接受那些报业前辈的熏陶。
他在上海《大公报》是上夜班，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而且可以在《时与潮》兼职。他对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工作的情形：
《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①
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48、49页。
1947年12月5日出版的《大公园地》刊载了查良镛的一篇短文《自扁其说录》，他说“自扁其说”是许君远先生新发明的说法，引经据典以证明自己的错误或自我嘲笑。在报言报，做“翻译”即翻译，他译了九则，距“十全”之圆相差一条，以示其“扁”。这些有意思的译文正是他初入《大公报》时心情愉快的小小见证：
有一张地方报纸对于当地的市议会深觉不满，于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是流氓！”社会人士大哗，议会要求报纸更正。报纸答允更正，第二天社论的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不是流氓！”
……
一位记者问总编辑：“什么是新闻？”
他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一位记者访问了一位要人之后，总编辑问他：“他说了些什么？”“一句话也没有说。”“嗯！你把他的话写一个专栏。明天见报。”……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四章 “南来白手少年行”
一、“你去半年再说”
1947年底，查良镛进入《大公报》两个月后，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感到前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为保存《大公报》的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带着费彝民、李侠文等骨干奔赴香港，筹备《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经过五十天的埋头苦干，3月15日正式复刊。胡政之亲笔写下复刊词，重申《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重申“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地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他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公报》香港版，只是为了应付抗战的临时组织，这次复刊却是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①
港版的诞生，是胡政之和《大公报》最后的努力。当时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张契尼，让他在上海工作两个星期，弄熟了即去，但他因太太临产，去不了。杨历樵征求蒋定本、张美余、查良镛三人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一时僵住。张美余已结婚，太太、孩子在宁波，香港离得太远，那只能单身的查、蒋二人之中去一个了。
查良镛给海宁的父亲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一信，征询意见，父亲的回信是：“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女友的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个短时期，我答应的。假使时间很长，我不肯！”他将此意跟杨先生说了，表示希望只去待一段时间。杨转达许君远，许又转达王芸生，一一通过，王芸生对他说：“你去半年再说！”
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乡海宁，去了一趟南京，去了两趟杭州。3月29日，同事在南京路的报馆为他饯行，尹任先为他买好了机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飞。
3月30日，带着半年就回来的期待，带着对陌生的香港的种种猜想，查良镛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人生中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他没有想到此行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
到了香港机场，下飞机时，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他身上没有一分港币，还好同机来的香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了他十元港币。他搭船过海，到报馆报到。这是一支小小的插曲，四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这一幕，写下“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
当天中午，马廷栋、李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炜文为他接风。他说：“一面送行，一面接风，我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苦。因为如此一来，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别努力不可；二、想要回上海的话总是不好意思出口也。”马廷栋对他说，昨晚就已安排好了他今天的日程，中午吃饭，下午睡觉，晚上工作。②
① 王瑾、胡玫编《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2002年自印本，236、237、238页。
② 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
二、《听不到那些话了》
香港这座小岛，在清道光初年被往来于零丁洋一带的外国船员称为“香港”之前，叫作“石排湾”或“赤柱”。①1841年，人口不过7450人，全部是渔民。
“英国经过鸦片战争而割占香港……任何中国人在谈论国事、关心民族前途之时，无不为之痛心疾首，认为是奇耻大辱。”②查良镛读小学时就为此流过泪，如今这片土地就在他的脚下。
初到香港，他眼中充满陌生和新鲜。“香港有许多好处，风景真美，天气真好。报馆中工作虽多，但他们精神很好，另有乐趣。有太太的报馆中供给房屋（略出少数租金）。广东菜好。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洋货多，派克笔绝非奢侈品。女人衣服奇花。”
寄一封信，邮资是六角港币，等于国币四万八千元，客饭二元八角（相当于二十二万元），理发三元（相当于二十四万元），看一场电影三元五角（相当于二十八万元）。那时内地通货膨胀，纸币正在贬值。查良镛说平生除看电影外无嗜好，现在除写信外无义务。但每月一两百元的收入，已有不胜负担之苦。他告诉上海的同事，便宜的东西也有，西装每套约一百七八十元，玻璃丝袜十一二元，固龄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个两三角，面包二角，牛乳四角。听起来便宜，不过换成国币也很吓人。
香港的面积不过上海的五分之一，此时人口已达180万，典型的“地少人多，竞争激烈”。那时，香港真正繁华的马路只有两条——德辅道和英皇道。和上海相比，经济、文化、生活上都比较落后，城市建设比上海差好远，甚至连杭州都不如。查良镛就像从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小地方，甚至有到了乡下的感觉。
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算数，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共产党来时不必逃难。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①
① 《叶灵凤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27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3页。
他在《大公报》港版的工作和上海一样，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到港一个星期，他给《大公园地》写了一篇《来港前后》，介绍这里的情况。港版初创，条件艰苦，一切简陋，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报馆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
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尼道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动空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来，因为即使自己不吃中饭，别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饭。60岁的胡政之和他们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虽有一间单人房，一张床以外也仅能容一张书桌而已。每天胡先生必轻手轻脚经过查良镛的床边去盥洗室，其实多数时候查良镛老早就醒了。
报馆中年龄最大的是经济版编辑谢润身，人称“老谢”，最小的是查良镛，大家都叫他“小查”。因报馆人手不足，故没有休息日子，好在他年轻，一个人在香港，没有休息天也不要紧。②
距查良镛到港不到一个月，4月24日夜，胡政之突然发病，膀胱膨胀，小便闭塞，27日，被迫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查良镛在坚尼道宿舍门口看着胡先生离去……
1948年11月，国共之战胜负将分，国民党大势已去，胡政之缠绵于病榻之上，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在接到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的明确信号后，王芸生于11月5日离开台湾，8日抵达香港。两天后，他在《大公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社评，标志着香港《大公报》的左转，这张曾经以“四不”方针、“文章报国”立身的民间报从此成了左派报纸。查良镛在《大公报》工作的近十年间，大多数时光都是作为左派报纸存在的。
① 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4页。
② 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梁羽生《胡政之·赞善里·金庸》，《明报月刊》2002年10月号，41页。
查良镛一生都怀念几位可敬的老大公报人，对胡政之、许君远以及手把手教过他的杨历樵心存感激。他们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新闻事业，是他办报时常常想到的楷模。“在《大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译的诀窍。报纸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辈同事许君远先生都对我有提携教导之恩。”①他是幸运的，初入报界就遇上这些富有人格感召力的报界前辈。
杨历樵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日、俄语，中文功底也很扎实，初在南开学校教英文，1927年4月进《大公报》。他最初是英文翻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执笔写国际问题社评，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担任《大公报》翻译主任，被誉为中国报界两位“翻译圣手”之一。1945年11月，《大公报》上海版复刊，他出任要闻版编辑兼翻译主任，只知道埋头实干、苦干，为人厚道，和蔼可亲，热心扶植年轻同事，大家都叫他“老夫子”。②他对查良镛更有知遇之恩，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他先是任编辑主任，1949年起任副总编辑，1967年病逝于香港。
许君远1928年毕业于北大英国文学系，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工作，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和徐铸成同为相当重要的要闻版编辑。1946年7月，他出任《大公报》上海版编辑主任，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
胡政之在1926年开创新记《大公报》的新事业前，做过三年旧《大公报》总编辑，他是中国第一个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从1926年到1949年，加上1916到1919年，他主持《大公报》先后27年，还创办过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终生以新闻为业，被外国报界视为报界巨子。
正是在他们身上，青年查良镛深深体会到了一个报人的理想、责任。香港《大公报》转向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内地全面崩溃，江山易主，一个陌生的红色中国诞生了。1949年1月，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5月2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新记《大公报》的时代永远结束了。此前，4月14日，61岁的胡政之在上海谢世。一星期后（4月21日），查良镛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纪念文章《听不到那些话了》：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30页。
② 徐铸成《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56页；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273页。
与胡先生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因工作、吃饭、睡觉都是在一起，这位伟大的报人对于一个年青的新闻工作者生活和学习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意义精湛的话来，现在却永远再听不到那些话了。
港版初创，内容与“香港文化”似乎格格不相入。有一次吃饭时胡先生说：“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以正确的道路指示读者，我们决不能为了争取销路，迎合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水准，歪曲真理。”
当胡先生病况渐深时，有一次与寿充一①兄及我谈起他的病因，他说：“我这病种因于少年时候，当时年青力壮，不论工作生活，一任性之所趋；现在年纪老了，当时隐伏的病根都发出来了，所以年青人决不可自恃一切拼得过，身体务须好好保养。”
一个下午，胡先生与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