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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怎么说。”她说。
……
“你也从没对我说过，你爱我。”
……
“但是，我们不一样，你不说，是因为你从来就不爱我。而我不说，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你总是那么冷淡。”
我没有勇气再一次向她证实，我真的从没说过爱她吗？假如我还有一只手，它会猛烈地击打我这张丑恶的脸。
“我对不起你。”
“我不想听这个，没意义了。”她说，“我们还是说点实际的，房子能不能调一下？”她为自己拉上了大幕，决定再也不向我袒露自己。
我也丧失了去拥抱她安慰她的愿望，觉得自己不配了。
“怎么都行。”她提到房子，把我送回到了现实的世界，好像房子是我必须永远面对的一件事。
夜里，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怎样都睡不着。我打开窗户，让夜里的空气进来。我居然没怎么想老婆的变化，更多想的是房子，甚至想到了于奎。也许她是对的，我真的不爱她，从来都没爱过她。这么想的时候，觉得自己连条狗都不如，十几年的共同生活，最后，我们所存无几，变成了真正的乞丐。
她找到了一个想换房子的人，可以把我们的三室换成一个一室一个小两室。她想要那个一室的，作为自己的后路。如果跟老头合不来，她就一个人过，所以她必须有房子。对一个要离婚的女人来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可是，我用那个地段不好的小两室换不了两个一室的。
浑身浇满汽油的于奎得到的将是我的一张口头的白条子。不知为什么，这是谁都无法想象的。
手机响了，好像我一直在盼着它响。
“喂。”
“睡不着吧？”是刘托云。听见她的声音，我的喉咙发堵，眼睛发潮，所有被自己压住的委屈都往上翻。
“你在想什么？”她问我。
我没有回答，怕自己一开口哽咽了。
“你在想房子。”她说。
“怎么这么晚了，还打电话？有什么急事吗？”我问。
“我估计不会打扰你睡觉，所以就打了。”
“你说得对，我还没睡。”但我没说，躺在沙发上的男人很难入睡。
“你听着，房子的事，你不用愁了。把我现在的房子调开，一间借给于奎，剩下的是我的。”
我觉得突然，因为我已经四十二岁。
“现在睡觉吧，明天，你去厅里问问，估计他们能同意，而且很快就会办好的。”
“为什么？”
“如果你真想知道为什么，明天来吧。”她说完挂断了电话。我开始有了睡意，不仅仅因为房子有了着落。
砌在玻璃中的人
早上我醒来时，已经八点。老婆上班走了。我起来到处走了一圈儿，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却觉得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洗漱完毕，就想赶快离开。
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又吃了两个夹肉烧饼，还喝了一碗稀饭。坐在路边饭铺的棚子下面，放眼望出去，都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却不像往日那样令我沮丧。
有很多我无法把握的事，付饭钱的时候我心情平静，仿佛更糟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我想到外国人付小费的习惯，这是从前我不能理解的事，现在，我再去想它，就有种奇怪的感觉，世上令人费解的事太多了，最后它们都变得自然而然，再也不需要我们的理解，只留下回忆，带着当时的色彩。
去单位的路上，我想起多年前，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的一件小事。也是跟小费有关。
那时的汽车票价还是五分八分一毛。一个小伙子拿一毛钱买八分的票，女售票员找他两分钱时，他说，不用找了。
“还是找你吧。”女售票员还很友好。
“我说了，不用找了。”小伙子口气平淡。
“你还是拿着吧。”女售票员有点窘迫了。
“不找不行吗？”小伙子有点不高兴了。
“你什么意思啊？我凭什么不找你钱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说不找了，你干吗非找不可呢？”
“当然非找不可，我们是国营的。”
“国营的又怎么样，我都说不找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干吗要照你说的去做啊？”
“你干吗把一件两分钱的小事搞这么大啊？‘文革’的时候没过着瘾吧？”
“就是，‘文革’那时候多好啊，哪有这么多精神病！”
“你说我有精神病？”
“我可没说你，是你自己说你有精神病。”
“我……”车进站了，小伙子看站牌儿，连忙说，“倒霉，我得下车了。”
“整个一个精神病。”小伙子下车后，女售票员一边招呼乘客上车，一边说，“还以为两分钱咋回事呢。”说到这儿，突然想起那两分钱还没找回去，就探身窗外，小伙子已经不见了。
车再一次缓慢地启动，女售票员生气地把两分钱扔到窗外。
“去去晦气。”她说完离开座位，去后门卖票。
她走近一个站在柱子前的小伙子，头也没抬，就从他手里接过一角钱。
“八分的票，剩下的不用找了。”女售票员吃惊地抬头，就是刚才下车的小伙子。
……
时间所呈现给我们的面貌，就是总在消失着，一分一秒地过去，也总是留下一些这样的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有意思。
我走进研究所，立刻朝刘托云曾经在的角落望上一眼，有人在那儿放了一把办公室的旧椅子。我的心情有点莫名其妙，想坐到那把椅子上去，抚摸一下那个角落的空气。
我刚坐到椅子上，还没去抚摸空气呢，黑丽从办公室出来，撞见了我。她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不解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孤零零的被告，正等待着最终的判决。
她没跟我说话，但是潜台词我已经读到，仿佛我背后站着刘托云。
“哎，黑丽，我正要找你，我有事跟你说。”我起来走近她。她怀疑地看着我。
“你要出去？”我问她。
“我要去银行。”
“那我陪你走一段路。”
街上永远是说秘密话的好地方，永不停息的喧闹让人感到孤寂，却让秘密变得安全，没人关心你在说什么，只要你不喊着说就行。
“我打听了一下租房子的情况，可选的房子很多。我想问问你，喜欢什么地方的，离你父母近点儿的，还是……”她没有说话，嘴角一直噙着一丝冷笑。
看见她这样的表情，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黯然了。为一套房子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上床而且怀孕，代价的确太大了。想到这儿，我对黑丽的同情淹没了我。
如果黑丽要这个孩子，想和我一起生活，我没有别的选择。
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吗？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她冷冷地对我说。
“你最好早点告诉我。”
……
“还有，我们……”
“什么？”
“一起吃个晚饭吧。”
“为什么？”
“谈谈。”
“谈什么？”她越说火气越大。
“你怀孕的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你是怎么打算的？”她的反问十分有力。
“我听你的。”
“要是我想跟你结婚，生下这个孩子，你也听我的？”“对。”
我应允的时候，背上一定在冒冷汗。这是我付不起的价格，可我必须付。由此，我理解了，什么叫悔意。
黑丽把嘴角的冷笑笑了出来。她说：
“你把头剪了，别告诉我原因，我不感兴趣。但是，傻×都能看出来，研究所的新所长获得了新生。”她说完像电影里受伤害的自信女性，昂扬地转身，离开了我。
“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的话被风吹得四散飘零。
又回到所里，庆子一个人来找我。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我到研究所以来的第一次。
“你也想要房子吗？”我说。
“我一个臭司机，什么时候房子能轮到我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比您早半年。”
“是吗？”我的确惊奇，
“可你看上去就像建所的元老。
“我是闲人，什么事都能听见。”
“那应该你来当所长，我什么事都听不着。听到的也都是没用的。”
“有些人，您得防着点儿。”庆子说着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看来，他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我没有接着打听，已经很领情。这是他第二次提醒我了。
“我走了，有事您再叫我。”
庆子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叫住了他：
“哎，庆子。”
“什么事，所长？”
“嗯……”
“有话您就说。”
“我们还不太了解啊，不过，有件事，我就是挺好奇的。”
＇文＇庆子笑了笑，又回到刚才他坐过的位置。
＇人＇“那件事你是怎么摆平的？”
＇书＇庆子没有问我是哪件事，但回答了我。
＇屋＇庆子所说的一切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使得我对从前的许多事情做出了新的理解。
庆子对老婆说，已经对不起你了，希望给我机会补偿。如果你闹，我就自杀，那样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你真的能自杀吗？”这时，我插话问庆子。
“我是想威胁她，如果她不吃这套，我也没办法。”
“如果她不买你的账，你真的能自杀？”
“你觉得活着很有意思吗？我不觉得。所以，无所谓的事。其实，命一点儿都不值钱，人说死就死了，地球照样转。”
庆子没有说他是如何摆平吴女士的，但他说，那是另一回事了，是技巧问题。
一个活得多么仔细的人，既在乎，又不在乎，却只当了一个司机。我理解了吴女士的选择，跟鲁副研究员比，司机庆子是能给女人带来意外的男人。
“我能给女人带来什么？”
庆子走后，我想到。
一把头皮屑般散落的美德
我去厅里提出调房之前，又给刘托云打了一个电话，想确认她会不会后悔，毕竟是用三间换两间。
“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谈什么后不后悔。再说，我也挺想离开这个房子，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个房子里，有太多我不愿回忆的事。”她说。
跟厅里主管分房的副厅长谈了所里分房的变化，希望
厅里能同意把刘托云的三室调成一个一室的和一个两室的，将其中的一室给于奎。
“小胡，你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嘛。”副厅长年纪大了，口气也大，尽管是表扬人的口气，“都换成旧房行不行啊？”他问我。
关于这个，我也和刘托云商量过。
“也行。”我替她做主了。
副厅长当时就同意了，而且立刻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布置了下去。他说，我们的运气好，厅里要调进一个博士，需要一个三间的房子。我真是不敢指望更好的结局了，连忙道谢，离开厅里。
回研究所的路上，我接到一个中介公司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我替黑丽找的那间房也有消息了，让我明天上午去看房。
我心情振奋，决定去看看那个贴大字报的老头。
这老头是给交通厅贴大字报的。交通厅在文化厅的附近，两者离研究所都不远。老头贴大字报的原因是，他老伴儿六年前被交通厅的车给撞了，他认为处理得不公平，于是上访。上访结果他不满意，于是就开始每天在交通厅门前贴大字报。
我刚来研究所就听说了这件事，老头从周一到周五，天天来。我第一次跟他聊天儿的时候，他已经把两幅大字报裱了起来，带卷轴的。每天白天来到交通厅的铁栅栏外，展轴挂大字报，然后坐到一边儿喝茶。中午收起大字报，回家吃饭睡午觉，下午两三点钟再来……
“有什么结果吗？”我递给老头一支烟。
“慢慢来。”老头说，“别的我没有，时间很多。”
“一晃有六年了吧？”
“六年零两个月零十天。”
“您老真有愚公精神。”
“愚公办的那事比我这儿容易多了。”
“您说挖山比坐在这儿喝茶容易？”
“容易。”老头猛吸一口烟，“年轻人，如果你在这儿坐过六年，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就会发现，什么事都很容易。”
“我不明白，您老不能自己劝劝自己？这么贴下去值吗？”
“我不是劝不了自己，我是不劝自己。劝自己干吗？这样不是挺好嘛？！”
“你准备一直坐下去？”
“对，只要我还活着。”
“要是到最后一天您也没得到个结论，您……”
“这不就是结论嘛！”
我没再说话，去旁边的烟摊儿给老人买了一条“黄山”烟，跟愚公没关系，老头就抽这牌子。老头收了烟，谢了我，然后对我说：
“年轻人，跟谁我都不吝输赢。”
在我老婆没有变化之前，下班以后，我基本上是准时回家。我并没有回家的愿望，但习惯了，甚至习惯了我老婆的白眼儿。家里沉闷的气氛和老婆永远不满意的表情，这些都是牵引。
现在，她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另外的选择，除了对她的理解，我并没有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在下班的时间里，我有疼痛感，如果说得准确些，是不习惯。
这之前，我不愿意回家，因为我老婆，现在我也不愿意回家，还是因为她。
我去了刘托云的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仿佛我是个必须有家的男人。但愿心理医生不会由此给我下个结论，说我的童年有问题之类的。到目前为止，童年还是我最美好的人生阶段。
刘托云为我打开门，和我第一次来，她唯一的变化是减少了一点儿冷淡，但热情没有增加。
她说，因为我没提前打个电话给她，所以她以为我不来了。
我说，我没有她的电话号码。她说，我的手机是可以显示的。我说，可惜我的不能。
“你好像真的有点与众不同，连手机都有个性。”她说完问我是不是吃饭了。我说没有。她就站起来朝厨房走，进去之前问我：
“你想简单吃，还是复杂吃？”
“简单吃是……”
“四个鸡蛋。”
“复杂吃？”
“五个鸡蛋。”
我们都笑了，为这个女人日常中表现出的幽默。
我说吃什么，怎么吃，我不在乎，以为我是被请来听隐私的。
“谁的隐私？”她不解地问我。我同时发现黑丽对我的影响。
“你的。”我说，“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的家史吗？” “是啊，可那叫什么隐私，谁都可以知道。”刘托云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说出了这句话。
“但我肯定你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个。”我说。
我仿佛看见自己心里不停增加的对刘托云的好感，如果她现在做出否定的回答，我也许会受到伤害。
我搞不清自己的真相了。
她盯着看了我一阵，然后垂下眼皮，一句话也没说就去准备复杂的鸡蛋晚餐。
晚饭后，我们坐在她家昏暗的灯光下，却没了话题，互相尴尬地对笑了两次。
在刘托云去我家闹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需求：在她面前敞开自己。即使她不赞同我的所为，也不会利用这些来伤害我。
“我跟黑丽的事，你知道吧？”我低声提起了这个话题，好像自己是个隐私的领唱者。
“研究所的人都知道。”刘托云脱口而出，尽管她没有夸张的意思，我还是吃了一惊。我从没想过，这件事能作为一个秘密在研究所存在，但传播的范围到了刘托云这儿，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她怀孕了。”我再次低声说，仿佛我是隐私合唱中的永远低音部。
“是吗？”她也低声应了一声。
刘托云的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其中有一种表情直刺我的眼睛，它好像在说，没想到你走得这么远，而另一个女人怀孕的事实让她难过。
“要是她留下这个孩子，跟你结婚，你怎么办？”刘托云问我。
我不敢回答。
“你一定考虑过了，为什么不回答？”
……
“你会跟她结婚，对吗？为了这个孩子。”
我艰难地点头。
“你爱她吗？”
“不爱。”我立刻回答，好像耽搁一秒就会产生天大的误会。
我的回答让刘托云激动地站了起来，像笼中的一只困兽，像某些血性的男人那样，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我的神经被她的步伐绷紧了，她越走越快，就像织布机的梭子。
“刘托云，你能坐下吗？我有点头晕。”
她坐下，眼睛看着前面，我不在她的视野中。她脸上沉重的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与她在我家面对我老婆和我时的沉重不同，与她静静坐在会议室门口，盯着自己的鞋尖儿，听着分房结果时的失落也不同。
“你想听一个隐私吗？”她用了“隐私”这个词儿，看了我一眼，是想讽刺我，还是想借此调节一下气氛，我都不愿多想了。
我点头。“隐私”两个字，把黑丽曾经可爱的面目变得狰狞。但我还是要为这两个字点头，因为我太想了解眼前的女人，此时此刻，她看上去就像一堆美丽的沙，软弱，仿佛和风也会改变她的模样。
……
因为我父母都是话剧演员，而且是演主角的，所以我一生下来就给送到了南方的姥姥家。在话剧时兴的年月里，他们经常出去演出，风光无比。
我回到他们身边时十八岁，是为了上高中的最后一年，然后参加高考。
考上大学后，我立刻又搬了出去，虽然大学也在这个城市。简单地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