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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刘托云比她还强。”
“你说得没错。”庆子喝一口酒又说，“你的眼力比我的好。”
“所以我是所长，你不是。”
“对，为你是所长我不是，干一个。”
我又为我们倒满酒，再次举起：
“为我和刘托云干一个。”我说。
“干。”庆子说。
“我爱上她了。”
“能看出来。”庆子说，“跟什么谈了？”
“博物馆。”我边点头边说。
“答应了？”
我摇头。
“了解博物馆吗？”
“那儿有文物吧？”
我们都笑了。
“来，为博物馆还有文物干一个！”
“去博物馆，是让你当书记对吗？”庆子问我。
我点头。
“博物馆的头儿是整个文化厅最难剃的脑袋，这人胆子太大，又有背景。如果上面不给他安排一个书记，一旦有什么问题，体现的是党的领导的缺乏。可是没人愿意去当那儿的书记，在那儿你能得到的最实惠的东西就是提心吊胆。懂了？”
我点点头，想了想又点点头。
“你知道黑丽说我什么？”
庆子笑了。
“笑什么？”
“她说你的话多了去了。”
“有一句是最本质的，她说，‘你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文学小坐
喝完酒，天已经黑透了。我还没醉，庆子也没醉。庆子把我扔在一条叫胜利的大街上，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我说，想一个人走走。
可惜，我一个人没走出多远，黑丽说的那句话又在耳朵边响了起来：
“你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这太烦了，她的话比她本人更让我烦。我经过一个小店，看上去既像酒吧又像咖啡馆儿还像饭店，招牌上写着：文学小坐。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写过小说，爱过文学，能不进去坐坐吗？！
我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多恶心，我是说我自己，我不是说栽了，我是说理智。
“哎，进来吗？”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我说，“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
“这儿是什么？”我进去。
“文学小坐。”他大声大气地说。
“我知道，我是问，是酒吧，还是……”
“什么都是，是酒吧，有酒，马丁尼和二锅头都有。是咖啡馆，巴西爱尔兰海南岛咖啡都有。是茶馆儿，红绿花，什么茶都有。是饭店，兰州抻面和意大利面都有。你想干什么？”柜台后的男人一口气说完，店里的另外两位大笑起来。
好像这儿应该叫“文学大笑”。
我扭头看看他们，他们没有坐在一起，估计不是一起的。我选了另一个位置，对柜台说：
“来瓶日本清酒。”
他看我半天，然后说：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就这个没有。”
“那就从有的里面随便来瓶酒吧。”
“青岛干啤？”
“行。”我选了个地方坐下。
我的干啤上来后，店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三个男人喝闷酒，柜台上的那个男人不停地东擦西擦，擦柜台，擦酒瓶，擦，擦……
过了一阵，我心里的无奈有增无减。坐在我右边的男人站了起来，朝我走过来。我多少有点紧张，不想搭讪。
可他经过我，走到了我左边的男人那儿，手里还端着一杯啤酒。
“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写小说的李大轮子？”根据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也是写小说的，糟一点儿是个写散文的。
“没有‘子’字儿。”李大轮说。
“反正你是吧？”
“你想干吗？”李大轮问。
“跟你说句话。”
“说吧。”
“真说了。”那个男人像孩子恶作剧似的说。
李大轮轻蔑地笑了笑，好像这种类型的神经病，他每天都见，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
“你写的那些小说，狗屁都不是，软不拉叽的，不清不楚的，黏黏糊糊的，还弄了那么多本，还叫什么实验，可别逗我们老百姓了。冲那软劲儿，给老娘儿们看还行，可老娘儿们又看不懂。我真不懂，你干吗要那么写？”
李大轮站了起来，引得我紧张起来，都是东北人，一站起来事情可能就麻烦。
“来，干一个。”李大轮端起酒杯。
“我操，你有病？”那男人虽然是东北人，还是有点没想到。
“有啥病？你刚才说的话，是我一直想说一直都没说的，这还不值得干一杯？”李大轮说完就先干了。
那男人一看赶紧也跟着干了。
“哎，一看你就是东北人，爽快。”
李大轮放下酒杯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哎，”那男人说话喜欢用“哎”起头，“我看那帮傻×说得不对，你这人挺好的。”
李大轮尴尬地笑笑。
“哎，我看你将来准能写出点别的来。”
“还有啥好写的，当作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哎，比如你写点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还写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呢？！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东北出的汉奸最多了。”
“真的吗？”那男人受的震动不小，“你这资料准吗？”
“咋不准？！我在图书馆查的。”
“你在哪国图书馆查的啊？你可别是在日本图书馆查的啊！他们日本人净埋汰我们东北人。”
“你别说东北土词儿，埋汰，他听不懂。”李大轮说着指指柜台的男人，“他是牡丹江来的。”
“埋汰就是贬低，说你坏话，懂了？”那男人对柜台男人解释了一下，接着又说：
“哎，你说，那日本人净埋汰咱东北人，那咱们汉奸不是白当了？”
“那还不白当，当汉奸你还想得奖状啊？！”
“说的也是。”他若有所思，“不过，你别太悲观，咱东北啥稀奇古怪的事都有，还怕没写的！你写个吓人的，落后的，残酷的，说不定就能让张艺谋看上，他就喜欢这样的。他一拍电影，外国人就能注意你了，说不定还能给你一个诺贝尔提名啥的。”
“行了，我看你还是回你那地方喝酒去吧，说来说去又归到外国那边儿去了。”李大轮咕哝着。
“哎，你这就不够朋友了，我为你的前途着想，你咋拐着弯儿骂我呢？”
“哎呀，你就回你那地方喝酒去吧，我们不是一条路的，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算个球，你这人真不怎么样。我看那帮人说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大傻×！”
“你再说一遍？”李大轮站了起来。
“我再说一遍，你能把我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你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了，你是一个大傻×！”
亲爱的读者朋友，假如我在这儿笔锋一转，你一定会怪我，为什么不写下去呢？东北人打架看起来一定很过瘾。这是道听途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东北人打架好看，但不好描写，因为不好观察。如果你选择了观察，就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那酒瓶子椅子桌子腿儿，某一样东西，说不好是哪样东西，就会砸在你的头上身上腿上，说不定哪上！
我扔下酒钱就跑出来了，没有受伤，但是，那个绝词儿——“傻×”，就像一把大锤把我的心情砸开了，把我的理智砸碎了，把我砸醒了。
我随便走进了一个理发馆儿，让他们把我脑袋上还剩下的那么一点头发剃净了！
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仿佛在肚子里迎来了一种理解，对自己的，也是对他人的。
我仿佛把箍在身上的多年的肉制的锁链挣开了，说不出的轻松，从里到外。
我仿佛看穿了一切，于是，没什么再是诱惑，也没什么能产生压迫。
我在街上给老婆打了电话，她现在住在人家家里的事实这会儿没有带给我额外的不安。
她说：
“胡东，是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看看你，有事要说，行吗？”
她让我等一下，一段寂静之后，她又回到电话里，告诉我，不行。
“我跟他说说行吗？”我请求着。
又是一段寂静。
“他说，算了，以后也许还有机会，跟你电话里聊聊。 ”老婆说，“那你还有别的事吗？”
“我想见见你。”我说。
“不用了，胡东，这已经是我们可能有的最好的结局了。”她仍然让我觉得陌生，我知道，这陌生将在我们之间永存。
“那好吧，我就电话里跟你说说吧。”
她没有接我的话，好像对我将要说的话并不十分在乎。
“房子你不要换了。”
“你什么意思？”她下意识地说出了一句话，让我短暂地回溯了一下我们过去不太美好的日常生活，那时她常这样责问我。
“房子你都留着吧，我不要了。”
“你疯了？”她说。
“有一点儿，不过没全疯，所以想补偿你一下。跟我这么多年，我虽然没打过你骂过你，但也没给过你幸福，也没让你有个孩子，不管怎么说，房子……”
她哭了。
我的眼睛也湿了，想马上放了电话，可她突然说：“我不要整个房子，换开吧，换开吧。胡东，我不恨你，因为你不是坏人，所以你不用这么做。在婚姻中的时候，我想不开，现在我都想开了。你留着房子吧，留一半儿。”
“我已经决定了，就按我说的办吧。”我不想再说下去了。
“等等，他不想跟你说话，没有别的意思，他中风了，嘴斜了，说话不方便。”
“明白了，再见吧。”
“再见。胡东。”
这是我们最后的感情交流，所以老婆她叫我的名字。一个从不叫丈夫名字的老婆，突然开始总叫他的名字，而且一直叫下去，以至于不叫名字，就不能表达感情，无论是愤怒还是伤感。这也是行为艺术的一种，含义多多，理解多多。
我朝刘托云家里走去，就像我回家一样。我跟老婆说把房子都给她了，就觉得不再有家了。
路上，我既没有惯常那样的激动，也不平静。我双手插兜，把路走得晃晃悠悠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还能再打扰我，我可以向前弯腰，向左低头，没什么需要掩饰，不需要加任何小心。我嘴角保证噙着一丝那样的笑意：有点儿坏，有点儿甜，有点儿认真，有点儿放荡……什么都有一点儿。
我想着和刘托云在床上的某些细节，想着她家昏暗的旧时间颜色，想着她在可能的某一天，真的发疯了，像某些人议论的那样，像另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希望别人过得比自己不好，是各种社会体制下的产物，除了共产主义），想着她随时把我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想着她看见我的光头时的表情，想着，想着……
怎么想，我都不担心，我都不害怕。为这个，我该感谢谁，该热爱谁？是谁给了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差不多快说，我真他娘的幸福啊。
刘托云看见我的光头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风趣地说：
“这至少可以让我们家明亮一点儿。”
我因此答应她不戴帽子，永远，无论是冬天夏天，无论是我老了我死了。
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她一切。她不愧是我的女人，我们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她马上就像我一样高兴起来。
“你想干什么？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正经说，还是不正经说？”我问她。
“正经说，也不正经说，把什么都说出来，包括你最阴暗的心理，最坏的念头，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
我让她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尽管它们黯淡。她也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她说，尽管这不必要。我们躺到床上，尽管对彼此还没有欲望。
“你准备好了吗？”我说。
“准备好了。”她说。
“那我开始说了。”
“你说吧。”
我要给黑丽一个耳光，然后再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说对不起。
（刘托云给了我一个善意的嘲笑，她说，这是男人最典型的情感，又爱又恨。）
然后我就永远不理睬她了，就像从没认识过她一样，既不恨她，也不爱她。
（刘托云脸上对我的嘲笑消失了，她多少有些难过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坏男孩儿。这是让所有男人都舒服的注视，如果它不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女人的脸上。）
我希望于奎丧失性能力，那样他就不能那么张狂，有时间就上街遛遛电线杆子，看看治疗阳痿的广告。
（坏了点儿吧？刘托云说。）
可能吧。我被他打动过，可我不希望被他打动。不管怎么说，他属于我愿意忘记的人。这是真的，我一想于奎，就不安，好像我们无形中有什么联系。
我还希望邓远长胖一点儿，要不我长胖一点儿也行，然后拥抱她一次，就一次，不带男女之间的色彩，就是拥抱本身，一个胖一点儿的人拥抱一个瘦一点儿的人，甚至连温暖的企图都可以没有。
（我相信你的纯洁。她说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眼中对我的一往情深。）
我想跟张道福一起去干件坏事儿，肯定会特别有意思。
他是我这辈子里见过的最适合跟我一起干坏事的男人。
（就像一个人老想干坏事但不是真正的坏人。刘托云说。）
你怎么什么都能理解？真烦人。
（我就是聪明，我也没办法。）
下一个愿望，你无论如何猜不出来的。
（说说看。）
我想跟那个做按摩的张小姐一起生活。去之前，把我老婆安顿好，能给她准备下的都准备好。跟张小姐，能过好就过，过不好，我就跑。
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愿有人跟随
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
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
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但不是你的泪……
嘞嘞嘞
只有上面的三个字是刘托云唱出来的。她说，她最喜欢崔健的歌，她说那是让人撒野，让人幸福的歌，尽管这幸福是红布下的短暂和虚幻，但是强烈，强烈得能在瞬间穿透世界的全部虚伪。
这三个字上面的歌词是我念出来的，我喜欢背诵崔健，不喜欢跟他唱。
刘托云又开始唱崔健的另一首歌。我制止了她。
先别唱了，听我说完，我还没说完。这次你无论如何听我说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还有一个愿望。
刘托云像有预感那样突然静了下来，安详地听我说了。我想跟一个叫刘托云的女人结婚。我还想告诉她，我害怕她家里的昏暗的光线，害怕她家里墙壁上旧时间的颜色。我害怕，有一天，一推门把自己吓一跳，她和别人说的一样，是个疯女人。
我想向她求婚，等我老婆跟我离了婚。我什么都知道，也什么都明白，可我一想她那干瘪的身体，就激动得不行，就觉得自己像二十岁的小伙子，就想和她睡觉，睡觉。
你疯了。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疯了，因为我从没有过这么好的感觉，我被规则给甩了出来，太好了，太好。我要在大街上拦住跟我过去发型一样的人，我要告诉那些人我的经验：用那几根稀薄的头发你能遮住什么啊？！人皮都遮不住人心，别白费劲儿了。如果他不听我说，骂我是粪土，是傻×，那就太好了。
“我也想跟你一块儿当傻×。”她说。
“你已经是了。”我说。
“我不是。”她说。
“那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她反过来问我。
“我是处级干部，××文化艺术综合研究所前所长。”
我准确地给自己定义着。
“现在呢？”
“人生十字路口的一个左顾右盼者。”
“红绿灯下的光头青年。”她大叫着。
“‘文革’时，曾经有过一个革命的想法，绿灯停，红灯行。可惜没实行。”我说。
“要是实行了，用中国在野派画家的话说，就是太狠了，真狠。”她说。
“你说什么，在野派画家，你也够狠的。”我笑死了，“要是实行了红灯行，绿灯停，改革开放以后也得改回来。” “为什么？”
“穿达芙妮鞋，跟国际接轨。”
“那就更狠了，谁还买电视啊，大街都有可看性了，肯定能超出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满大街，清一色追尾。”
“你真是看热闹不怕热闹大。”我说。
“你怕吗？”她问我。
“你真是个精神病。”我说。
“我不是精神病。”她说。
“精神病患者一般都这么说自己。”我说。
“胡东，你是个……”她举起了手，要打我。
“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放下手大喊了一声。
“胡东，”她接着又喊了一声，“胡东，我真爱你。”
“刘托云，你可别犯傻了，你以为我不爱你吗？我假装爱你吗？”
“你说吧，你让我做什么，我太愿意了。我恨不得把你的胳膊拉一个大口子。”
“我也想。我们会是最佳搭档，比亨特和麦考儿还好一万五千倍。我们在一起能把全世界的案子都破了。”
“对对，所有的案子只有一个动机，就是活得不对劲儿。”
刘托云，你听好，我终于什么都不是了。我不想再是什么了。你明白吧？
你是说你不再是研究所的公章了？
也不是博物馆的公章了。
你想干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