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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日里想着家的罗小丽并不把夏天的劝说当一回事，仍在神情恍惚地应付着买卖。
一天，有一个客户在她的手里买了一套花盆，提出可以拿回来调换，但是，在夏天接班时并没有交接清楚，导致从不换货的夏天与这个客户发生了口角。这时，罗小丽刚到店里，夏天便板起脸孔训斥了她一顿。
罗小丽不敢吱声，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晚上下班后，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今天早上开门的时候，一位小姐来买一个大花盆和一包培养土，共30元。说好了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换。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姨，但忘了告诉叔叔。到了晚上叔叔换班时，这位小姐真的拿来换了，叔叔不知道事情经过。当时，我刚好来到店里，叔叔就当着客户的面说我，脸上臭臭的。他说：‘你要做就要做好，不做就可以走！’他的话刚刚说完，我四姐打电话来了，我接了一下放下来，不敢跟四姐说这件事。但我的心里十分难受，放下电话后眼泪止不住流出来。”
罗小丽挨了一次训，人也学乖了，自此十分认真对待工作，加上她在品德方面过得去，看得出来，在家里也是教育得好的，以至夏天夫妇完全放得下心。不少时候，就由她一个人看店，一般闲时，不用樊婷他们多操心。左邻右店的人也对她评价不低，认为樊婷终于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店员。
却说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任职区间也到了冲刺的关头了。原拟做好政治秀，争取更上一层楼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市民银行在市里评上了先进党委后，却惹出了或明或暗的不少是非，以至黄鹿栽进去了，而且很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或许事情还没有完。
“这就跟当年第一次评职称一样，评上个助理会计师，被人揭透了一生的伤疤。”申一枫在心里慨叹道。
说起来也难怪申一枫有这般感叹。
在深圳刚刚筹建特区时，申一枫还在湖北一个县的财政局企财股当股长。八十年代初，全国开始了第一次职称评定，而按当时红头文件规定，这种职称是可以按工龄年限将配偶、子女的农村户口转为居民粮户口的。因此，利益上的关系导致职称评定的竞争十分激烈，而申一枫任职的企财股正是评审工商企业财务人员职称的关键部门。一场职称评审下来，不少笑话、牢骚怪话便不乏于耳。申一枫感叹的那句话，就是当年一个曾经当过右派的资深财务人员评上助理会计师后发出的感叹。
申一枫的思绪回到自己所处的政治现实当中：自从自己从1997年中旬到市民银行当一把手以来，也有四、五个年头了，这些年要是死抠经营指标，那是乏善可陈；原指望串串门子，拉拉关系离开市民银行，又被市里的主要领导堵了退路，放下话来说：“连市民银行都搞不好；还指望调动？”接下来，自己冒着风险做了几场政治秀，眼见有了效果，又被一股暗流冲刷得焦头烂额。而现在，五年任期将满，到了“是驴子是马该拉出来遛遛”的时候了，要么升职或平调，要么就地免职或惹上官非，没完没了。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招数呢？
申一枫左想右想，要对我做评价，首先是民主测评，要全行来个一人一票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组织全行的支行长以上干部来投票，自己胜算如何呢？
他在精算后，来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现在突击提干会遭人诟病，不如来个取消支行以下机构，通通升格为一级支行。这样，少说也能提升上百个行级干部。他们被我突然提起来后，还不对我感恩戴德，投我的赞成票？对！就这么干，反正也不用我花一分钱。”
几天后，市民银行对所属下属二级机构提升为一级支行的文件下发了，文件规定：原在支行下属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任职的负责人自行升格为支行副行长，至于正职和需要增加的副职，另予考核任命。云云。
一时间，二级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的负责人皆大欢喜。
看官：本书所涉及到的主人公也有两个在欢喜之列：
秦现虹，这位当年在湖贝服务社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办不下来时走马上任，凭自己软实力使服务社得以开业，并凭借该功劳坐上服务社二把手的五尺汉子，在经历了市民银行接管后被免职，尔后再活动，再被任命降职使用；接着又在竞岗中被免职，再经活动，又在调离湖贝支行的同时担任支行二级机构负责人这样三起三落的跌宕历程之后，终于又在他的起点——副行长位置上呆着了。他看过这份文件后，从他那办事处副主任的大班椅上站起来，猛的吸了一口气，然后全身放松，两腿一软，任凭140斤重的身躯呈垂直状重重的落在大班椅上，并发出一声闷响。
隔壁办公的统计员听到这声音，不知道主任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走过来问道：“秦主任，要我帮什么忙吗？”
秦现虹说：“这椅子有点毛病，改天给我换一张新的大班椅。不用跟支行说了，你去买，发票直接给我就行了！”
这统计员应承着干自己的活儿去了。
秦现虹闭上眼睛，暗忖道：“人们都说：‘人行衰运脸面焦，拉尿时手被小弟弟咬。’这话一点不假，前几年衰运来时，真是哪壶不开提那壶，古丁力的门子走过，黄鹿的门子走过，弄个支行的中层干部当，跟竞聘市长似的，天天晚上为这一官半职费尽脑筋。真是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有想到，现在年近半百了，还从一个主持工作的副科级的副主任，跳上了主持工作的副行长的职务。也就是说，这回没有靠任何说项和工作业绩，连升三级，太意外了！真是造化弄人！”
无独有偶，在湖贝支行笋岗办事处，主任谭飞燕看了文件也是心花怒放，满脸喜色。她嘴上喃喃自语：“我该谢谁呢？谁帮我提的官？”
其实，谭飞燕她真的对谁都不用言谢。
她是一个有气魄的女人。在银行里，她是股票炒得最好的人；在炒股票的人群里，她是对银行结算业务最精通的人。她那四两拨千斤的本事，敢于用透支手段放手一搏的大无畏气概，真的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
当然，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没有多少心思放在银行工作上，以致在历年的考核中，她在上上下下的看法中是不怎么称职的中层干部，也就凭着她惯用的“批评接受，思想照旧”的交际手段，一直混到现在。
谭飞燕合上文件，在思考着：“想当年，我从一个营业部副主任，老是提不上主任，而现在，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也不用考核，就说我是副行长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我有当行长的能耐吗？有人说，你要是官运来了，就是拆下家里的门板阻挡，也未必挡得住。这回我算信了。”
她对自己说：“我在湖贝支行混了这么多年，也是胡行长来之后才上运的。要感谢只应该谢他。但是，我对他也不薄，该付出的已经对他付出了，而他对我的回报还没有全给，那个周易咨询应用中心的回佣也没有我分文的进帐。这官提了，就算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也算我命好、运好，俗话不是说了吗：‘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谁让我命中带了官财？”
看官，谭飞燕感叹自己命好是有道理的，姑且不要说她做没做出成绩便当上了市民银行一个支行的副行长，就说她当年被她的老乡邵敏一边用他那靠右的“咸猪手”搂着她的细腰来到南方大酒店，一边用左手按了按他自己的胸部，录下的几盘炒资金时讨价还价的录音带，要是一曝光，任由谭飞燕就是有飞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市民银行找到她的立锥之地。但是，好运气始终罩着她，听过这几盘录音的夏天和王显耀，虽然对谭飞燕的评价不高，也对她的石榴裙不感兴趣，然而，始终没有对外、对上说出个中乾坤，以致这小妞还在升官的道路上忙碌着。
如果说，这不是运气，那是什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很快到了2003年春天，湖贝支行的领导班子成员胡辉、陈山石因为两年来工作业绩不佳，受到总行前所未有的压力。而此时的申一枫也成了昨日黄花，在全行员工中，口碑不佳，面临四面楚歌，使不上什么劲了。
这两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助公安部门帮助他们清收旧贷款。
怎么个帮法？小的还真不便多插嘴，你就耐着性子，往下看吧。
到了这年的四月底、五月初，夏天的住家电话常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通常是由市话通打进来的电话。当夏天接时，对方要么称自己是电信公司的，要么是推销什么业务的，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而当樊婷抑或是别人接时，对方就会问：“这是夏经理家吗？”当回答完后，问对方：“你是谁？”对方就说：“我是夏经理的老朋友，想改天拜访他。”
由于夏天在湖贝支行工作期间，家庭住址是开放的，自己的部下在春节后都会受夏天邀请到家里来唱唱卡拉OK、喝喝酒什么的，压根儿就没有像一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信贷人员那样，总是瞒着住家地址以提防什么人或什么事。因此，樊婷、夏天收到这种电话也不在意。
五月十一日下午，夏天刚刚进完货回到家里，一个类似的电话又打进来了，夏天拿起电话“喂、喂、喂”了几声，对方就挂断了。
夏天放下电话，嘟哝着说：“神经病！”便干自己的事去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钟，陈山石按约定，安排了两个不认识夏天的年轻人，开车到市公安经侦分局门口，接到两个穿便服的民警，直接到了笋岗派出所门口，把车停好后，一个银行员工带着两个民警来到夏天住处的对讲器旁边，随即回到车上。
这时，其中一个民警用市话通打通了夏天的家庭电话，待夏天接了电话，发出“喂”的声音后，电话便挂断了。而其中一位则按了对讲器，当楼上的夏天拿起对讲器问道：“哪位呀？”
楼下那头问道：“夏天在家吗？”
夏天说：“我就是，你是哪位？”
这时，楼下的人并不回答。关了对讲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几层楼。夏天刚把对讲器挂好，门铃响了。夏天打开铁门，看见两个胸前挂着工作牌的年轻人气喘吁吁的站在门口，便问道：“你们找谁？”
其中一个问道：“你是夏天吗？”
夏天说：“是啊！你们有什么事？”
先前说话的那人亮了胸前的牌子，说道：“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夏天说：“不知你要了解些什么情况？”
另一个民警说：“你以前在市民银行湖贝支行干过？”
夏天说：“是啊！”
民警说：“你能不能打开门让我们进来谈？”
夏天说：“可以。”
两个民警进到客厅后，随即看了周围的环境，落座后，其中一位说：“我姓张，弓长张，就叫我老张，这位姓黄，大肚黄。”
被同事戏称“大肚黄”的民警真诚地说：“以后就叫我小黄好了。”
姓张的民警说：“我们来，是想请你介绍一下当初你办理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时的情况。我们那里比较静，能不能到我们那里去谈？”
夏天知道，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可以在家调查，也可以到公安机关去。为了少生枝节，夏天说：“可以，我可以换件衣服吗？”
黄民警立即说：“可以。”
夏天来到房间，打了一个电话给刚到花店的樊婷，告诉她：“公安局的人找上门来，叫我到他们那里谈点情况。”
樊婷立即紧张地问：“中午会回来吗？我马上回来！”
夏天将身上的钥匙和行驶证等全部掏出来，放在桌上，来到客厅，对两位民警说：“我们走吧。”
于是，三人下了楼，来到小区余坪上，黄民警回过头望了夏天所住的楼层，问道：“这房子很贵吧？”
夏天立即警惕地联想到公安局的人可能先入为主地听说了什么，马上不动声色地答道：“不是很贵，五千多元一平方，当初我的工资不低，多的时候一个月就有七、八万元，买得起。”
三人走出岗亭，迎面碰到急匆匆往家里赶的樊婷，夏天停下脚步，对樊婷说：“我跟黄警官他们去去就回。”
樊婷看了夏天和两个民警一眼，没有说话，走了。
夏天也继续走着，这时，黄警官很友善地对夏天说：“夏经理，你的年龄比我大，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你就叫我小黄吧！”
三人在消防中队门口等了五分钟，一辆残旧的面包车开到大家面前，一个小伙子打开车门，对姓张的民警打了招呼，大家坐上面包车往经侦分局开去。在宝安北与梅园路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车上那位先前与张民警打过招呼的小伙子，主动与夏天打招呼说：“以前你在市民银行做了不少贷款啊？”
夏天看了他一眼，平静地说：“是啊！”
小伙子又说：“当初，三八股份公司的贷款是你办的手续吗？”
夏天答道：“是我领导的那个部办的。”
小伙子又问道：“跟陈善为他们还有联系吗？”
夏天说：“陈善为的公司的背景是很复杂的，当初他们来到湖贝金融服务社也是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推荐到工商银行然后推荐到我们那里的。其实，服务社的贷款户总的来讲都不理想，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
小伙子听后附和着说道：“那是。”
当面包车开进了经侦局的院子后，小伙子对张警官说：“我还有事，就不上去了，辛苦你们了。”
夏天跟着张、黄两人来到四楼的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张警官与在场的另外两个人打了招呼，黄警官拿来一张活叶凳给夏天坐。然后，打开了一个信封，拿出一张事先打印好的问话提纲，准备开始问情况。他要了夏天的身份证，填写了号码和地址，当问到夏天的手机时，夏天不作回答，他也不勉强，转而说道：“今天，我们找你来了解情况，就是有人告三八股份公司诈骗。你知道，我们公安机关的责任是要把情况弄清楚，不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当然也不能冤枉好人，这就需要调查。你不要紧张，我们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看法，只是问问情况。”
这时，办公室门口又有人与张民警打招呼，张民警站起身，准备接待来人的同时，对黄民警说：“小黄，你到二楼会议室把笔录做了吧，做完后我们再议一下。我们在这里谈。”
黄民警说：“好吧！夏经理，我们到二楼去。”于是黄民警与夏天一起来到二楼大会议室，两人并排坐在椭圆型会议桌的一边，黄警官重新拿出问话提纲和三八股份公司的贷款合同复印件与房产证复印件，开始了问话。
夏天一边回答着他的问话，一边看着他们的问话提纲。而在脑海里也在揣测着政法部门对这事的看法。夏天想：从做询问笔录只由黄警官一人在场来看，这事在经侦部门眼里还处于案件入门阶段，对自己也没有明显的恶意；但从他们印制的调查提纲的开头部分来看，把自己的照片、身份证号码都空出了位置，显然是很认真的。不排除他们把自己当作同案人在做调查摸底。
话说樊婷突遭变故，眼看夏天跟着两个年轻人离开了住宅区，说是要到公安局去，但是，因为什么事，到公安局的哪个部门，却不清楚。樊婷回到家里，看到夏天临走时丢出的证件和钥匙，心里一阵酸楚。立即下了楼，与同是一个小区住着的樊娉、解丰夫妇商量。
解丰在听完樊婷的情况介绍后问道：“他是到了哪个分局？是因为汽车的问题到了交警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到了治安部门，或是主管经济案件的部门？”
樊婷也对自己好似有所怀疑地说：“我也不知道，好像听说他昨天打电话查询，我家的轿车牌在平安保险有两部车同一个号码办理了保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事接受调查。”
解丰问道：“你那部车来路正当吗？”
樊婷说：“具体手续是老夏办的，我只听说是拍卖行拍卖出来的。前年还被人抢了一回行驶证，后来登报补了手续。”
解丰说：“那就应该没事。这就奇了！对，你查看一下家里的电话，看看哪个号码是今天早上打来的，拨回去问是哪个单位，夏天在不在他那里。这样，不就清楚了吗？”
樊婷释然，马上回到家里，查找到在夏天打电话到花店前的确有一个似曾见过的市话通号码，在电话号码本上登记了后，想了想，便拨了过去。随着对方一句：“你好，你是哪位？”的问话声，樊婷便说开了……
却说与夏天做着调查笔录的黄警官，听到自己的市话通响，接听后问道：“你好，你是哪位？”
电话那头一个女的声音说道：“请问，你这部电话打过8241X84X吗？有什么事？”
黄警官听后重复了一句：“8241X84X？”
夏天说：“可能是我家打来的。”
黄警官立即问道：“您是找夏经理吧？”
樊婷说：“是啊！老夏在你那里吗？”
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