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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媒鹑诶砺垩刑只帷�1986年，我取得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书。1994年，我在全国第一次中、高级专业职称考试中，顺利取得经济师职称。从1987年起，我是广东城市金融学会、深圳市审计学会、深圳市工程师学会会员，深圳市金融经济专家成员。
C、我的自我评弹。
第一，我骨子里涌动着正直、坦诚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也就是《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说的：“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能对天。”但是，这种特性，不仅在商品社会中是人生的莫大缺点，而且也注定了我及与我相类似者不可能在和平时期比较崇尚虚以委蛇的官场上有多少作为。据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学者说，毛泽东在晚年说他身上有两种气：一种是虎气，也即是霸气——刚性、原则性；另一种是猴气——灵活性。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确是根据他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灵活运用这两种气的高手。抗战胜利后，担心美国支持蒋介石时，毛泽东表现出比蒋更喜欢美国式的民主，盛赞美国，还说要到密西西比流域考察一番，似乎暗示着什么。后来，毛泽东的虎气也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斗争中，不惜与美国兵戎相见。这就是成功政治家（或者说官员）的惯有举措。我还有一个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一个虎气很强而没有猴气的人，或者猴气很强而没有虎气的人，都不可能在官场上取得成功，也不可以实现人生的完胜。你看，被毛泽东赞誉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既有岳飞的忠勇，又有项羽的霸气：在军事领域，他一生不怕国民党，不怕日本人，也不怕美国兵。这是一条多好的汉子——虎气写在脸上。但是，他没有猴气，因此，他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但没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也注定他不可能在和平后的官场里吃上香的、喝上辣的。
通俗说来，政治（官场）是妥协的艺术，但我不屑妥协，或者说没有学习好协调的艺术。另一方面，我从少年时期算起，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常常被师生吹捧，无论小学、中学都作为学生代表过早地参加了过多的社会活动（如十一岁就成了家乡——大队“革委会”委员），养就了鹤立群鸡的感觉；进入社会后，无论是农村工作时期，还是成为国家干部后在内地银行工作期间抑或是在深圳的公司、银行工作期间，都因为我的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被单位所倚重，成了超越自己岗位职权的本单位的重要决策人和实际上的主要执行者而倍受人们瞩目。一般说来，我只适合成为单位一、二把手的人选。当没有担任这样的职务，而又在履行这一岗位的权力时，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形成了一股抵制和反对我的势力，正如古人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而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纵向联系和横向协调的圈子较小。坦率地说，我是学习《行为关系学》或说《行政关系学》课程没有毕业的学生。
第二，我在原则性与灵活性、守制与变通、刚与柔的临界点的把握上也有突出问题。毛泽东说，要有松树的风格，也要有柳树的风格，就是讲的这个问题。有人谈了对水的看法：高山凝重而水圆润。然而，若说水圆润，我是不赞成的。你看，几个与水有关的成语可见一斑：似水柔情——是有点圆润的味道，但是下面几个就不同了：水火无情、水火不相容：说水的原则性；洪水猛兽：形容水的凶残；水滴石穿：说水坚韧的意志、毅力和决心；似水流年：说水的不可逆转。还有，水往低处流：是说水不可逆转的原则和目的，但它以高度的灵活性去实现这个目标。你看，水碰到石头时立即拐弯，碰到高山后不得不潜入地下，但最终还是要向目标奔去。
第三，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太强而形象思维能力相对不足。前者导致我分析问题一针见血，观察时弊入木三分。这样，在与人交往时很清楚看到对方的意图和短处而产生洞察秋毫的感觉。这些特点在与人交际方面也是不小的障碍，这也许是郑板桥老先生感叹“难得糊涂”的真谛。因此，我不善于、不乐于、不喜欢与他人多做交流沟通，尤其是当自己有求于他人时，显得十分腼腆、难以启齿（点评：综观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富商，没有不求人的。在商品社会里，不求人的人不是成功的人。谋事求人时过分难为情，其实是爱面子的思想作怪，而爱面子与好虚荣是一对双胞胎。讲到面子，关键要以实力为基础。两个例子发人深省：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不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靠吃野草、树根与敌人作战，就连戴安澜统帅的国民党远征军一样要吃树根、芭蕉叶艰难度日。二是建国初期的周恩来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出国访问时穿的衬衫都是烂的。每天国事终了，脱下来给我驻所在国大使馆的女同志洗，她们是一边洗一边为我们的总理还穿这样的衣服而动情地哭了起来。我们想一想，英俊潇洒的周恩来是不爱自己面子的人吗？）。而形象思维能力的不足使得我的文学素养难有跨越式的提高，伏笔老是埋得不深。三十年前，我在广州写了章回体自传长文《二十年华》，令那些春心涌动的同学们争相传看，他们也许在不切实际地翘首期待着中国又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当时，我在文中写道：再过三十年，我将写出《四十年华》作为自己人生奋斗历程的历史纪念。
是啊，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人生体验，并亲身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自己既成为这期间社会进步的受害者，又是它的受益者。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见证啊！它为我积累了多少有趣的人生阅历！只要你稍有文学修养，一部史诗式的历史画卷便跃然纸上。而我在金融服务社和市民银行的复杂经历，也足以写一部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长篇财经小说。为什么不能成书呢？知道我的经历、看过我的文章的人们，也许充满了遗憾。当然，最应该感到遗憾的还是我自己。
看看吧，当我六十岁的时候，看能不能把这事做好，这也许是一件对社会极有意义而且荫及儿孙的善事。
第四，家庭教育给予后人的启发是：
㈠、好的家庭教育必须在家庭中树立一个中心，要培养同一种声音教育子女。不能人为地、想当然地、不自觉地树立父母对立、上下对立。不要在小儿面前各自吹嘘自己，以免导致其在潜移默化中，把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变为他为达到自己目的时可以加以选择和利用的工具。
㈡、不能以是否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作为爱子女的标准。好父母是不会随意给孩子钱花的，而好的子女也是不需要父母多花钱用于教育的（在教育子孙后代方面，时下流行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提法，也许初衷不坏，但从客观效果看，是非常错误而且十分有害的口号。一旦儿孙躺在钱堆里养尊处优而不能自拔，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祖宗来说，抑或是对儿孙自己都将是莫大的不幸）；而生就顽鲁的子女，做父母的就是耗尽亿万家财也没办法使他成才，反倒落得人、财两空而徒增怨气。
㈢、判断子女的受教育方向很重要，不能想当然的、一味的在“望子成龙”的胡同里走到黑而不愿意回头。最近，丁肇中教授谈到他那早年在美国获得教育心理学硕士的母亲教育他成长的经历时；自豪地认为：正是他母亲从不计较他在学习期间考多少分；常常说：“考了就好；”才使他日后发挥出自己的天分；四十多岁便成为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㈣、教育子女如同人类的生存之道，一样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毅力、决心和恒心，不要被小孩的哭声、笑声、吵闹声所左右。过不了这个关口的父亲、母亲们，爷爷、奶奶们，无疑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㈤、为人长者应该冷静分析“富不过三代”的原因。在我看来，起码有两类长者要为此“买单”：一是自己少年时期非常困苦，辛勤劳作发家以后，再也不愿意看到儿孙受苦而把儿孙供奉起来的人。二是在儿孙进入人生道路时，满脑子都是人文思想，而同时又对儿孙有过高期盼的人。这种人想把儿孙当作动物园里的华南虎圈养起来。试想，他的子女就是有再好的遗传基因也是白搭。
我看过不少《动物世界》的电视片，地球上不少动物教育子女的方法远比人类聪明、有效、实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知道：如果不提高儿孙的生存能力，就意味着本族群的灭亡。因而总是采用最明智的方法教育子女在继承中超越、在磨练中提高、在竞争中求得生存。
孩子，你的爷爷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他，一是小时候利用放牛的机会，在小学门口听老师讲、用牛鞭在沙地上练写字。二是参加工作后自己努力学习。到后来，他有了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能教懂在读高中时的我写文章要注意的“帽、论、叙、果”。你的父亲学习时条件好多了，顺利读完高中，但因为国家政治运动而中断了高考。后来国家恢复高考时考上中专，另在工作后考取了大学文凭。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你爷爷从他那每月只有48元的工资中花钱买了一本《袖珍英汉辞典》给我，他举了很多事例告诉我说：“外语多么重要啊！”后来我到了广州、深圳，亲身体会到英语的重要，但为时已晚。我所担心的是：我的儿孙是否像我一样在外语学习方面仍然会掌握不多。
好了，我评价起自己来，没完没了说了不少，也许有黄婆卖瓜之嫌。有人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好女人。又有人说，在各有各的不幸的家庭里，也与家中的女主人大有关系。我不是很清楚人们最终会怎么看我，但是，说说你的母亲也是题中之议。
毛泽东晚年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我想，如果日后有历史学家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对国家有一半功劳，一半错误，也许有不少人认同。说实话，毛泽东从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二十余年的奋斗成为开国之君，是有不少过人之处的。我虽然对毛泽东晚年搞得一些指鹿为马的做法有些看法，但以我出生的1957年为界，此前的毛泽东确实表现出气吞万里如虎的王者风范。就连他在此前写的字，也代表着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最高境界。他的一些文章，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确实是经典之作。诠释着他骨子里涌动的：“只要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王者气概跃然纸上。我从小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历史十分推崇。我的体会是：在和平时期，一个人只要思想开拓，愿意适应社会，而又肯于吃苦，那就一定能做到：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物质，可以有物质；没有事业，可以有事业。
人们在评价堪称“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时，也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长征途中立场坚定，在危急之中写了一封信使毛泽东和党中央脱离险境，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辉煌乃至全国的胜利的基础；二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直接导致邓小平复出，从而挽救了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才有了今天中国的逐渐强盛。现在的国人无不享受着前人改革开放的成果。叶先生一派儒将风度，时而写写诗，时而练练字，时而陪总理见见外宾，再追溯到他协助周恩来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处理和重庆的协调工作，他对祖国和人民所建立的功绩不可谓不大。但他作为元帅，在具体的军功的计算上，比起解放战争中逐鹿中原、七战七捷的粟裕大将来，好像稍逊一筹。但是，叶剑英的贡献是奠基性的，是关键的。说他尽显诸葛武侯的羽扇纶巾风采，也不为过。
你看，毛泽东有天大的胆识，气魄过人；叶剑英有极高的成功率，办事总在点子上。而且是十大元帅中晚景最好的，好像应了一句俗话：“有福之人不用忙”。
平心而论，你母亲也做了很多事。凑巧的是，起码也有两件事值得记取：一是嫁到夏家，成了你的母亲；二是力主举家迁往深圳，并果断地买好车票把我推上开往深圳的客车面试，从而展开了全家及后代在深圳的生存之旅。
当我的脑海里翻检你母亲近三十年在家庭中一幅幅生活画卷时，一个有趣的影象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1982年3月14日（农历壬戍年2月19日），是我和你母亲约定相亲的日子。七时三十分，吃过早饭正准备到你外公家，一个青色的小鸟从窗户飞进房里，我迅速把窗户关好，邀几个同事观赏一番。然后到车站接到爷爷、奶奶一起到了外公家定亲。到了晚上才把小鸟放飞。
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你母亲有很多优点，譬如：做人很圆滑、不计前嫌，有男人的粗犷、比较大气、不重金钱、有决断力，等等。此外，在应对生活中碰到的黑白两道纠缠时，也曾牛刀小试，初露锋芒，表现出少有的冷静与沉着，胜过不少须眉。
在品味你母亲优点的同时，也让我想起了共和国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宴请卓别林吃北京烤鸭时说的“小小缺点”的故事。
据说，当年周总理看到卓别林吃得正香时，便诚恳地问他：“味道怎么样？”
卓别林边吃边点头说：“不错！不错！但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卓别林用他那世人熟知的小三角眼斜瞟了周恩来关切的目光，然后慢悠悠地说道：“就是使我不能多吃。”
周恩来会心地笑着，临别时便送给他两个北京烤鸭。
……
话说回来，你母亲也有一些“小小的缺点”，你能说出她的二、三个“小小缺点”来吗？
我可以与你分享我对人生的缺点作用的研究成果：
第一，人的任何缺点都会在其人生道路上留下痕迹。
第二，当一个人的缺点质量大于其优点的质量时，等待他的将是失败人生。
第三，当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时，他的人生历程处于不规则美（病态美）状态，有可能一生非常辉煌，也有可能一塌糊涂。
第四，在人生进程中有时是人们的优点在发挥主要作用，有时是缺点在发挥主要作用。
第五，人们的“小小缺点”，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影响其一生的欲说还羞的遗憾，也是后悔的温床。
第六，当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以下“小小缺点”：一是不知道自己的缺点，二是不肯学习和提高自己，三是任性胡为。那么，此人危矣！
孩子，当我把目光注视到你身上的时候，便没有那么轻松了。也不全是因为埋怨你，也许是因为父亲希望你去做事、去创业、去传承夏家一脉，所以显得沉重。诚然，我以长辈通常惯有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态，看你准备得不太充分，积累得不太厚实，心里是着急的。你能否分析出，在你身上集中了父亲、母亲的优点多呢还是缺点多？或者又有哪些是自己特有的缺点，而你准备怎样去克服呢？
当然，你也别太紧张，祖宗在天之灵也不见得对我就非常满意。史料记载，“夏”这个姓氏本身就是辉煌的标志。你想想：如讲官场上的辉煌，我们这些后代怎么能赶得上老祖宗呢？
（本章未完，待续）
第三部 178登山观海突发灵感，叮嘱儿孙洋洋万言
（紧接上节）
五、树立“没有最好，只能更好”的思想理念，不要忽视小事，乐于从小事做起，努力把小事做好。要懂得小中有大，大中寓小的道理。
早在2001年，在我写的一篇与你学习有关的文章中就点评过郎平小姐以及她所崇尚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理念。运动员出身的郎平不仅因为她长就被人们赞之为“铁榔头”的拳头，为中国女排实现“五连冠”建立了奇勋而使国人不能忘怀，就说她那与时俱进的思维也使万千须眉黯然失色。她所崇尚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理念是她实践的写照。你看她，当运动员行，当教练员更行：在国外，指导那些大大咧咧的外国小姐得心应手；在国内，调教感情细腻的神州姑娘更是驾轻就熟。曾几何时，把“五连冠”后一盘散沙的中国女排硬拉到奥运会银牌的领奖台上。这与她前、后任的中国女排的几个男教头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你看：在悉尼奥运会赛场上的中国女排主教练，不是把两手抱在耷拉着的脑袋上无脸见人吗？还有比这更有趣的：中国男排也曾经有一个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在国外干了一段时间后回来当起国家队主教练，他把运动员闭门造车般训练了一、两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