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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枪唇剑，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先还甭管说什么脸上都挂着笑，后来越吵两人越发急，脸也变了色，吵完半天还悻悻不已彼此用轻蔑的眼光看对方。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想念她。每天一睁眼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刻见到她，每次刚分手就又马上想转身找她接着吵，恶毒地辱骂她、诅咒她已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当我入睡时，这些溅着毒汁的话语仍一同进入我的梦境。我脑子里简直装不进任何其他的东西，只有塞得满满的猥亵形容和凶狠詈骂，更多的闻所未闻和骇人听闻的淫词秽语还在源源不断络绎不绝地昼夜涌入我的脑海。我从来没像那个时候那么充满灵感，思如泉涌。我觉得自己忽然开了窍或曰通了灵，呆板、枯燥、互不相关的方块字在我眼里一个个都生动了起来，活泼了起来，可以产生极丰富、无穷无尽的变化，紧紧围绕着我，依附着我，任我随心所欲，活学活用装配成致人死命的利器，矛头对人准确掷出，枪枪中的。那时我要写小说，恐怕早出名了。？
有时我夜里忽然想起一个新巧的骂人话，便一骨碌爬起来，直奔高晋家，找着米兰便对她使用。我笑眯眯地问她：“你中学毕业干吗非得去农场不考技校呢？”她警惕地看着我，知道我居心叵测，可又一时不知圈套设在何处，便反问我：“我干吗要考技校？上了技校也不过是进工厂。”“不，你上了技校不就可以接着进技（妓）院了么？”我邀请她和我一起做个游戏。她怕上当起初不肯。我就对她说这个游戏是测试一个姑娘是不是处女，她不敢做就是心虚。于是她同意做这个游戏。我告诉她这个游戏是我问她一些问题，由她回答，不是处女的姑娘在回答中会把话说露。规则是我指缝间夹着一个硬币，每次必须先把硬币抽出来再回答问题。然后我把一个五分硬币夹在食指和中指间问她第一个问题：“你今年多大了？”她抽出硬币告诉了我。接着我问她第二个问题：“你和第一个男朋友认识的时候你有多大？”她也告诉了我，神态开始轻松。这时我把硬币夹紧问她第三个问题：“你和第一个男人睡觉时他都说了些什么？”她抽硬币，因我用力夹紧，她无论如何拔不出来，便道：“你夹那么紧，我哪拔得出来。”旁听的人轰然大笑。那天，我刚捉弄完她，把她气哭了，出了高晋家洋洋得意地在游廊上走。她从后面追上来，眼睛红红的，连鼻尖也是红的，一把揪住我，质问我：“你干吗没事老挤兑我？你什么意思？”“放手，别碰我。”我整整被她弄歪的领口，对她道，“没什么意思，好玩，开玩笑。”“有你这么开玩笑的么，你那是开玩笑么？”“怎么不是开玩笑？你也忒不经逗了吧？开玩笑也急，没劲，真没劲。”“你的玩笑都是伤人的。”“我伤你哪儿？胳膊还是腿？伤人？你还有地方怕伤？你早成铁打的了，我这几句话连给你挠痒痒都算不上。”“我哪点、什么时候、怎么招了你了？惹得你对我这样？”“没有，你没招我，都挺好。”我把脸扭向一边。
“可你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好。”“我对你一向这样！”我冲着她脸气冲冲地说，“以前也一样！”“不对，以前你不是这样。”她摇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我？”“讨厌怎么样？不讨厌又怎么样？”我傲慢地看着她。“不讨厌我就还来，讨厌我就走。”“那你走吧，别再来了。”我冷冷地盯着她说，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她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眼看着我，小声道：“能问句为什么吗？”“不为什么，就是看见你就烦，就讨厌！”她用锥子一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既不畏缩也不动摇，坚定地屹立在她面前，不知不觉踮起了脚尖。她叹了口气，收回目光转身走了。“你不是不来了么？怎么又来了？”我一进“莫斯科餐厅”就看到米兰在座，矜持谨慎地微笑着，不由怒上心头，大声朝她道。那天是我和高晋过生日，大家一起凑钱热闹热闹。我们不同年，但同月同日，都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政权的“祖国解放日”那天。“我叫她来的。”高洋对我说。“不行，让她走。”我指着米兰对她道，“你丫给我离开这儿——滚！”大家都劝，“干吗呀，何必呢？”“你他妈滚不滚？再不滚我扇你！”我说着就要过去，被许逊拦住。“我还是走吧。”米兰对高晋小声说，拿起搁在桌上的墨镜就要站起来。高晋按住她，“别走，就坐这儿。”然后看着我温和地说，“让她不走行不行？”从我和米兰作对以来，无论我怎么挤兑米兰，高晋从没说过一句帮米兰腔的话。就是闹急了，也是高洋、卫宁等人解劝，他不置一词。今天是他头一回为米兰说话：“看在我的面子上……”“我谁的面子也不看，今天谁护着她，我就跟谁急——她非滚不可！”我在印象里觉得我那天应该有几分醉态，而实际上，我们刚到餐厅，根本没开始吃呢。 还很少在未醉的状态下那么狂暴、粗野，今后大概喝醉后也不会这样了吧。
后面的事情全发生在一刹那：我把一个瓷烟缸向他们俩掷过去，米兰抬臂一挡，烟缸砸在她手臂上，她唉哟一声，手臂像断了似地垂下来，她捏着痛处离座蹲到一边。我把一个盛满红葡萄酒的瓶子倒攥在手里，整瓶红酒冲盖而出，洇湿了雪白的桌布，顺着我的胳膊肘流了一身，衬衣裤子全染红了。许逊紧紧抱着我，高洋抱着高晋，方方劈腕夺下我手里的酒瓶子，其他人全插在我和高晋之间两边解劝。我白着脸咬牙切齿地只说一句话：“我非叉了你！我非叉了你！”高晋昂着头双目怒睁，可以看到他肩以下的身体在高洋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他一动不动向前伸着头颅很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的一个起义士兵。有一秒钟，我们两张脸近得几乎可以互相咬着对方了。……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作用。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情由。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情不自禁 地把一切擦得锃亮，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点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涵义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即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在为我所用时也保留了它对其它事物的涵意，就像一个帽子，就算是按照你头的尺寸订制的，也总在你头上留下微小的缝隙。这些缝隙累积起来，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把我和事实本身远远隔开，自成一家天地。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再有一个背叛我的就是我的记忆。它像一个佞臣或女奴一样善于曲意奉承。当我试图追求第一个戏剧效果时，它就把憨厚纯朴的事实打入黑牢，向我贡献了一个美丽妖娆的替身。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和米兰第一次认识就是伪造的，我根本就没在马路上遇见过她。实际上，起初的情况是：那天我满怀羞愧地从派出所出来后回了家，而高晋出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他在拘留室里也看到了米兰，也知道米兰认识于北蓓，便在“大水车胡同”口邀了于北蓓一起等米兰出来，当下就彼此认识了，那天晚上米兰就去了我们院。我后来的印象中米兰站在我们院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正是第二天上午我所目睹的情景。？
这个事实的出现，彻底动摇了我的全部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也就是说高晋根本不是通过我才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而是相反。我与米兰也并没有先于他人的仅止我们二者之间的那段缠绵，这一切纯粹出乎我的想象。惟有一点还没弄清的是：究竟是写作时的即兴想像还是书画界常遇到的那种“古人仿古”？那个中午，我和卫宁正是受高晋委派，在院门口等米兰的。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后来和许逊、方方到另一个亭子去打弹弓仗而没加入谈话，当时我和米兰根本不熟。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她总是和高晋在一起，也只有高晋在场我才有机会和她坐在一起聊上几句。她对我当然很友好，我是高晋的小哥们儿嘛。还有于北蓓，我在故事的中间把她遗忘了，而她始终是存在于事实过程之中的。在高晋弃她转而钟情米兰后，她便逐一和我们其他人相好，最后我也沾了一手。那次游廊上的翻脸，实际上是我看到她在我之后又与汪若海在一起，冲她而发的。斯时米兰正在高晋家睡午觉，我还未离开时她便在大家的聊天声中躺在一旁睡着了。那天在“老莫”过生日吃西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我们喝得很好，聊得很愉快。我和高晋两个寿星轮流和米兰碰杯。如果说米兰对我格外垂青，那大概是惟一的一次，她用那种锥子似的目光频频凝视我。我吃了很多炸猪排、奶油烤杂拌儿和黄油果酱面包，席间妙语连珠，雅谑横生，后来出了餐厅门便吐在栅栏旁的草地上。栅栏那边的动物园象房内，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小象“米杜拉”正在几头高大的非洲公象身后摇着尾巴吃草呢……
高晋醉得比我厉害，又吐不出，憋在心里十分难受。下了电车往院里走的那段胡同道是我搀扶的他。他东倒西歪一路语无伦次地说米兰，说他们的关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已经睡了觉。他可怜巴巴地说他好几次已经把米兰脱了，可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问我，我也没法为他当参谋，我对此也所知甚少，认为那已经很黄色了，不生小孩就是万幸了。再往下想，我不寒而栗。米兰是我在那栋楼里见到的那张照片上的姑娘么？现在我已失去任何足资证明她们是同一人的证据。她给我的印象的确不同于那张照片。可那照片是真实的么？难道在这点上我能相信我的记忆么？为什么我写出的感觉和现在贴在我家门后的那张“三洋”挂历上的少女那么相似？
我何曾有一个字是老实的？也许那个夏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看到了一个少女，产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想象。我在这里死去活来，她在那厢一无所知。后来她循着自己轨迹消失了，我为自己增添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怎么办？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已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要么就此放弃，权当白干，不给你们看了，要么……我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我现在的样子（我保证这是真实的，因为我对面墙上就有一面镜子——请相信我）：我坐在北京西郊金钩河畔一栋借来的房子里，外面是阴天，刚下过一场小雨，所以我在大白天也开着灯。楼上正有一些工人在包封阳台，焊枪的火花像熔岩一样从阳台上纷纷落下，他们手中的工具震动着我头顶的楼板。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收音机里播着“霞飞”金曲。我一天没吃饭，晚上六点前也没任何希望可以吃上。为写这部小说，我已经在这儿如此熬了两个星期了——你忍心叫我放弃么？除非我就此脱离文学这个骗人的行当，否则我还要骗下去，诚实这么一次有何价值？这也等于自毁前程。砸了这个饭碗你叫我怎么过活？我有老婆孩子，还有八十高龄老父。我把我一生最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都献给文学了，重新做人也晚了。我还能有几年？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做个诚实的人真难啊！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忘掉真实吧。我将尽我所能把谎撒圆，撒得好看，要是再有点启迪和教育意义就更好了。我惟一能为你们做到的诚实就是通知你们：我又要撒谎了。不需要什么勘误表了吧？我神情惨然，紧紧攥着搁在裤兜里的刮刀把，我的大腿隔着裤子都能感到刀尖的锋利。当时是在花园里，正午强烈的阳光像一连串重磅炸弹持续不断地当空爆炸发生灼目的炽光。我记得周围的梨树、桃树和海棠繁花似锦，绮丽绚烂，而常识告诉我，在那个季节，这些花都已谢尽。可是我喜欢那种在鲜艳的花丛中流血死去、辗转挣扎的美丽效果。既然我们已经在大的方面不真实了，这些小的细节也就不必追究了。我浑身发冷，即便在烤人的阳光下仍禁不住地哆嗦。我那样子一点不像雄赳赳的斗士，倒像是战战兢兢地去挨宰。我早就从狂怒中冷静了下来，心里一阵阵后悔。我干吗非说“叉了他”，说“花了他”同样解恨而且到底安全些。我对朋友们充满怨恨：如果他们多劝会儿，我也就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了。可他们见我决心实在很大，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真不仗义！我满心不情愿地向站在对面的高晋走去。他比我要镇定些，可同样脸色苍白，紧张地盯着我向他走近，我第一次觉得他的眼睛大得骇人。我打量着他的身体，犹豫着不知这一刀扎在哪儿。在我最狂乱的时候，我也没真想杀死他。“叉了他”的意思就是在他身上用刀扎出一点血，出血就完了。除非他不给我扎，搏斗，这样只怕下刀的深浅和部位就没法掌握了。
他为什么不转过身把他的屁股给我？“快点快点，一会儿就有大人来了。”方方在一旁催促。让他先动手！我忽然冒出了这么个骑士式的念头，由此找到了不出刀和鼓舞勇气的借口。我站住了。“你叉我吧，我不会动手的。”高晋鼓励我。他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垂在腿两旁。我便哭了，眼泪一下夺眶而出。他也哭了，朝我叫道：“你叉我呀，叉呀！”我抬手狠狠抹眼泪，可眼泪总也抹不完，倔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也狠狠抹眼泪，哭得很凶。“算了，你们俩和了吧。”大家围上来相劝。高洋泪汪汪地抱着我肩头连声说：“和了吧和了吧。都是哥们儿，何必呢？”我和高晋泪眼相对，然后各自伸出手握在一起，大家一拥而上，像女排队员拿了世界冠军后头抵头、互相搭着肩头围成一圈一样喜极而泣。我从这种亲热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集体拥抱中抬头朝外吐了口痰，又埋头回去抽泣。当时我想：一定要和高晋和在这儿哭的所有人永远做哥们儿！我和高晋边哭边互诉衷肠，争着抢着表白自己其实多重感情，多讲义气，对朋友之间闹得动了刀子多么痛心。说完哭，哭完说，边哭边说，泣不成声，哭得一塌糊涂，脸都哭脏了。最后，哭累了，收泪揩脸，肩并着肩往荫凉地方走。一个小孩从花园跑过，看到我们一群人个个眼睛红红的、悲怆地肩并肩走，好奇地停下，张大嘴怔怔地呆望。“看什么看！”我怒吼一声，朝小孩踢了一脚，他连滚带爬地跑了。我很满意这件事的解决方式，既没有流血又保持双方的体面还增进了友谊，我对高晋还有点感激涕零呢。只有于北蓓曾经调侃过我，“真雏儿，叉人都不敢。”“你懂鸟，我们是哥们儿！”我轻蔑地斥道。我和高晋又成了好朋友自不待说，对米兰我也没再继续无礼，见面挺客气，只是但凡我们正聊天时她来了，我便稍待片刻就走，以此表现我的自尊。大家理解我的心情，也不勉强我。我开始和于北蓓混在一起。我们常到卫宁家去玩。他也对于北蓓感兴趣。他父亲三年前就死了，母亲是个中学校长，平时很忙，放假也要组织教师学习，有时忙得晚上连家都不回。卫宁的哥哥姐姐都当兵去了，家里只剩他一人，我们便在他家折腾。渐渐地，我、卫宁、汪若海和于北蓓脱离了以高家为中心的那伙人，另成了一个小圈子。我和于北蓓熟到互相可以动手动脚，但从没来过真格的。我很想，于北蓓老是撩拨我，可总下不了决心果敢地扑上去。常常是什么下流话都说了，最后还是道貌岸然地走了。连其貌不扬、胆小怯懦的卫宁都把她动了，跑来动员我下手，我再也不能用觉得她“盘儿不靓”、“没兴趣”来搪塞了。
那天晚上，我们半夜一点去东四的“青海餐厅”吃包子。回来走了一身汗，又去澡堂翻窗户进去洗凉水澡。于北蓓非要进去和我们一起洗，当然她不在乎我们也没理由害羞，于是便一起跳了进去。大家说好了不开手电，黑灯瞎火地在更衣室的隔断两边脱衣服。我们脱得快，先钻进了浴室，打开淋浴洗起来。一会儿，她也进来了，在外间浴室水声“噼啪”坠地地冲起来。卫宁隔着墙和她开玩笑，“我们过去了？”她在那边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