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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桑笤谄涓绺缢挠∷⑺毖剑改旰螅晃�15、16岁的少年就因为与其印刷商哥哥不合而只身偷偷搭船去三百英里以外的纽约开始了自己独立奋斗的历史，还差点海上遇险。他回忆说：“记得童年时，父亲曾无数次告诉我们所罗门的一句格言：‘如果一个人能够兢兢业业做事，他不会停留在普通人面前，而将被允许站到君主们的面前。’我由此相信，获得名利的手段惟有一个，那就是勤劳。我所做的一切都受这种思想对我的影响。”可见，富兰克林在童年就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到了1728年，大概是他22岁的时候，他更加自觉的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可以使自己道德完善的大胆而艰巨的计划”“我列举出了我当时所认为值得和必须做到的十三种德行。并且在每一个条目下面我又加了一句简洁的戒条，清楚表明我对全部条目的应用范围”：一、节制：食不可饱，饮不可醉。
二、少言：言必有益，避免闲聊。
三、秩序：物归其所，事定期限。
四、决心：当做必做，持之以恒。
五、节俭：当花费才花费，不可浪费。
六、勤勉：珍惜光阴，做有用的事。
七、坦诚：真诚待人，言行一致。
八、公正：害人之事不可做，利人之事多履行。
九、中庸：不走极端，容忍为上。
十、整洁：衣着整洁，居室干净。
十一、镇定：临危不乱，处乱不惊。
十二、节欲：少行房事，爱惜身体，延年益智。
十三、谦逊：效法耶稣、苏格拉底。
但进一步研究他发现，如果仅仅知道这13项原则并不能使自己成功。只有经过刻苦的修炼，把这13项原则变成自己的13种习惯，这才属于自己。知道了这一点，他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本子，每一页打上许多格子。当时他非常清楚，一段时间只专注于一项修炼，才是最有效的。否则，会适得其反。在这本小册子上，按每种德行和实行时间列成表，然后，每天反省，如果某一德行做得好，就划一个红点，如做得不好，就划一个黑点，一周或一月检查对照，黑点越少就说明自己的德行进步了，反之就应该引起警惕。从而逐步提高自己的品德。给与每一项美德一个星期的严格注意，如此轮流替换。
于是他头一个星期只专注于“节制”，每天检查自己为人处世是否“节制”，并在本子上做了记录。由于坚持每天监督，一个星期后，他惊喜地发现，这“节制”慢慢在他身上生根了。
尝到了甜头，第二个星期他每天盯住第二项——“寡言”，并对第一项复习巩固；第三个星期盯住第三项——“秩序”，再对第一项、第二项复习巩固。
13个星期后，他发现自己的举手投足、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富兰克林生怕这13个星期还不足以使那13项原则完全变成自己的习惯，在一年内又进行了三个13星期的轮回修炼。
到一年以后，富兰克林完全变了。这种变化已溶入了他的血液，渗入了他的灵魂，浸透到他的每一个细胞。他不仅知道，而且能切实做到。正是这种严格的人格修炼，奠定了富兰克林成就大事的基础。
苏轼曾经说过：“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人的智力虽有差异，但是差异更大的是人的毅力。培养良好的习惯，完善自己的人格，是成就自己的不二法门！
富兰克林认为自己一生之所以总有幸运，事业能够成功，受到民众的拥戴，全赖这一修身计划的行动指南。“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明白，一直到我目前写此书为止（我已79岁），我的一生之中总有幸运伴随我的左右。而这全赖我的这一行动指南。”“我多年来一直保持健康状态和现在仍然健壮的身躯，应当说全是‘节制’的功劳。我在早年的舒适的生活环境，所获得的殷实财产和所有知识都应归功于‘节俭’和‘勤勉’，而正是‘勤勉’所获得的知识使我成为一个在文化界享有盛誉的有作为的公民。‘坦诚’和‘公正’使我得到国家的信任和国家授予的光荣职位。虽然这些美德相加还不能使我达到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但已足以让他与人谈话时带给人以愉悦、平和，并至今深受民众的拥戴。甚至在我身边还有许多青年朋友相伴。所以，我发自内心地盼望我的后代们能如我一样。相信也一定会从此书中受益无穷。”
富兰克林的这13条修养要则与实践途径，很是独到，吴天然每天写日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反省自己。
回顾罢周恩来与富兰克林的修养要则，吴天然不由得掩卷深思。渐渐的，他又想起了另一个极为重视自身修养的人来。他就是曾国藩。
因为岳父王国庆常在他们这些晚辈的面前提起曾国藩，不过，王国庆偏重的是曾国藩的权谋，而吴天然偏重的是曾国藩的修养。
第十卷 风云无形 第918章 内圣外王
吴天然在省城这几天，在王聪聪的劝说下，一家三口到小非非他外公家聚了一天。
孙梅香抱着小非非和王聪聪聊天，吴天然对王国庆说，爸，我知道你这里有关曾国藩的书不少，我想找一些看一看。
王国庆说，天然啊，不瞒你说，我是研究曾国藩的半个专家。我越是读他的书，越是觉得这个人神秘莫测，越是觉得他是一座金矿，越值得咱们学习。这个人，你是得好好地研读，我相信，他会对你有帮助。
吴天然说，我只是对他的修养功夫感兴趣。
王国庆说，在他身上，很多方面都值得琢磨。
王国庆一边说，一边把吴天然引到了书房。
吴天然看了看，王国庆的藏书不少，整整有五个书架的各类书籍。其中有关曾国藩的占了整整一个书架。里面有《曾国藩全集》，有《曾国藩评传》，有《曾国藩家书》，有曾国藩的《冰鉴》，也有相关的报刊杂志的剪辑。看来，自己的岳父的确是在曾国藩的身上下了很大功夫。
王国庆说，当下研究曾国藩的人不少，湖南有个唐浩明，也算是一个集大成者。你可以先看看他对曾国藩的最新研究成果。但要想真正领会曾国藩的精髓，那还是要读原著。
吴天然说，好，好。
趁王聪聪他们在外面闲聊的功夫，吴天然在书房里找了几本书，并拿过一份唐浩明的演讲材料，随手翻看起来。
今天讲的题目是“曾国藩其人其事”。这个题目是比较大的。要全面介绍曾国藩和他所做的事，绝不是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所能说清楚的。我把范围缩小一些，只谈某一个方面，不做全面的评说。
从１９８４年着手编辑《曾国藩全集》开始，我研究曾国藩整整２０年。这２０年里，我常常会想，在中国历史上，做出大事业的人可谓数不胜数，近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当以千百计，但为什么曾国藩这个人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带着这个问题，我曾仔细研读有关他的史料。我发现，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政坛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对他格外感兴趣。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并以自己人格修炼的完善来促进事功的建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自觉去这样做，更别说做得好了。
这是我在２０年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他的一个不同于一般政界人物的地方，即人格修炼和事功同时建立，相互促进。孔子在《论语》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的“为己”，不是今天讲的自私自利，而是提高自身的修养。孔子的“为人”，也不是今天讲的为人民服务，而是指治理、管理别人，即事功。可见在孔子时代，已经很明确地有这样的概念，即治学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为己”和“为人”。在这两点上，曾国藩都做得比较好，不同于其他的政治人物。
故而今天就准备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谈谈他的“人”和“事”：他怎样在事功的建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又怎样通过人格修炼来促使事功的完成。我的眼光会较多停留在那些对今人仍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上。
（吴天然想，这些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一、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一个标本人物，或者说是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
曾国藩在孔子讲的“为己”和“为人”这两方面有一种双重意义的成功，中国主流文化认为这是一种大成功。
什么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所谓主流文化，就是被历代统治者认可的文化，也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华夏文化。这种文化要求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投入社会，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它是一种积极的文化。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这四个字出自于《庄子？天下》。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有句话说“人非圣贤”，人既然不是圣贤，故而圣人是永远做不成的。所以严格地说，“内圣”只是一个不断圣化的过程，不断向圣人的标准去靠拢，也就是不断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并不是说要你去做圣人。“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１４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立”出自于《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按照《左传》的说法，人若在这三者中某一个方面有着出类拔萃的表现，有传之久远的业绩，即可称为不朽之人。当然这里也有高下之分。最上等的不朽之人是建立高尚的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就是文字著述。若一个人既立功又立德又立言的话，也就是三者并举，那么他将是中国主流文化所认为的最为成功的人物。
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１０００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吴天然想，内圣外王，虽然今天的标准和内容与古人有所区别，但还是说到了修养的点子上。）
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中能发现有不少可供今人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耕读之家。所谓的耕读之家，就是家里有读书人的种田家庭，又耕又读。这在湖南的农村比较普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曾家与一般的耕读之家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几点。
第一，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家里是四代同堂。四代同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很理想的家庭。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还在，直到５岁的时候，曾祖父才去世。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比自己的丈夫大，这是他家庭的第二个特征。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７岁，他的父亲比他的母亲小５岁。
第三，他的父亲考秀才，考了１７次，到４３岁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通常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亲，但他不是，他认为祖父才是英雄。直到曾国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曾国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５岁发蒙，２３岁中秀才，２４岁中举，２８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从偏远的乡村进入京师做官的人不少，这还算不上很特别。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于是在师友的引导下，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所谓“涤”就是涤去过去不好的东西，“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过去有一句话，说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涤生”，表示他告别过去、追求崭新境界的决心。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所谓“诚”，就是要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布于众。程朱理学非常讲究“诚”，它甚至认为“不诚无物”。所谓“敬”，就是敬畏，内心里要有所敬畏：畏道、畏法、畏舆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间的大道理；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纪守法；畏舆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重视社会舆论、口碑，重视老百姓对你的看法。“静”就是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谨”就是指谨慎。“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许多人都认为，修身是很空疏的东西，办事靠的是才干和实力。但是我们纵观曾国藩后半生的事业，可知这五个字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他以日记的方式来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检讨，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特别是监督自己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的作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
（吴天然想，看来，坚持写笔记的人不光是他吴天然啊！）
曾国藩“慎独”慎到什么地步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这就是曾氏当时的“慎独”。
就在这时，他为自己立下志向。他的志向大大小小比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两个志向。小的志向是，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三月，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他不但以谋取非法之财为可耻，而且认为拿自己的积蓄给子孙，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他发了这个誓言：绝不以做官来发财，请老天爷监督，绝对不食言。下面又讲：“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就是绝不以做官来发财，假如今后薪俸多了，除了让父母生活好一点以外，其他的钱都送给亲戚朋友中贫穷的人。这是我的素志，就是我一贯的志向。这是曾国藩修身立下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