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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的统治者是工部局，是由外国领事、大班们组成的董事会、纳税人会议，租界的大事诸如市政、税收、防卫等由他们决定。对于社会的一般事务，特别是有关华人社会的事，除了刑事案件由华官负责、西人会审的会审公廨处理以外，工部局并不过问。
华人遇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会馆与公所等同乡或同业组织。小自寻找工作、租赁房屋、民事纠纷，大至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租界华人多依靠这些组织。遇事由会馆公所集议，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习惯思路。
自政府一面而言，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上海道、上海县政府，也都认可同乡组织的这种功能。但是，有些事越出了同乡或同行的范围，不是会馆公所所能解决的，但又与市民们密切相关，比如，公园问题，妇女不缠足与教育间题，沙俄侵占东三省的问题，反对美国排斥华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立宪问题。于是，创造不分何方人士，不分行业、阶级、性别的更大范围的公共空间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张园在地理、人流、会场设施等方面，都能满定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成为最合适的场所。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政府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清政府的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
1903年4 月19日，正当张园集会演说如火如荼之际，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内华人和外国人，无论何案，未经会审公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三、界外华官所出拘票，须送会审公廨定夺，派员协捕。这无异于宣布，张园举行的那些反对清政府的集会演说，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护的。
租界当局这么做，有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有英美等国对慈禧太后统治不满的因素，更有法律上、文化上差异的因素。在清政府看来，随意批评政府，形同叛逆，罪该杀头，但在西人看来，是人人应享的天赋权利，应予保护。
这样，由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租界的缝隙效应，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地处租界的张园，就逐渐演变成上海华人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
六、市民意识的产生
酝酿革命，筹划组织，讨论自治，形成上海意识甚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于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上海人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中，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只是上海的过客。大量事实表明，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一般还没有从同乡单一认同进入到同乡与上海双重认同的阶段。1893年，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上海华人踊跃参加，但他们打的旗帜星“广帮”、“宁帮”之类，并不是代表整个上海华人。
20世纪初年，上海移民开始出现了对上海身份认同的趋向。论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上海人整体意识的萌发。1900年，经元善等1300多人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皇帝，所用名义是“上海寓居绅商”，其中绝大多数包括经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应当说，这样署名，既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又含有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19O1年、1903年、1905年，上海接连爆发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这两项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与以往类似事件相比，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运动不是以某地人关心某地事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上海人关心中国事的方式出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在张园等处演说，报纸上登出消息，多称之为“上海绅商”、“上海志士”。“寓居”两字一去，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
第二，“上海人”概念的出现。具有文化意义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初年。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明确地提出了“上海人”概念，主办《警钟日报》的蔡元培、刘师培、汪允宗、林獬、高旭、陈去病等人，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他们所说的“吾上海人”，当然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这不但表明他们自己对上海人身份的认同，而且说明他们已有明确的上海人群体意识。
第三，上海地方自治运动。1905年，上海地方士绅郭怀珠、李平书等，鉴于华界市政建设远远落后于租界的实际状况，发起地方自治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9 年，修路100 多条，筑桥6O多座，建造码头6 个，新辟、改建城门9 座，制定了各种各样市政管理条例。通过这一运动，上海的华人社会逐渐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领导这一运动的士绅，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
第四，上海辛亥革命的方式。1911年前，上海反清革命的主体，多不是上海本地人。反清起义成功后式立的沪军都督府，为上海军政领导机关。这一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陈其美是浙工人，参谋长黄郛是浙江人，外交总长伍廷芳是广东人，财政部长沈缦云是江苏人，交通部长王一亭是浙江人，闸北民政长虞洽卿是浙江人。他们主持着上海的事务。辛亥时期各地反清起义普遍规律是当地人谋当地事，各地军政府均由各地人充任。陈其美等在上海举事，在上海主政，这是他们对上海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
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无一不与张园之类的公共空间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酝酿革命，筹划组织，讨论自治，形成上海意识，甚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对上海各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笔者综合有关报道和记载，发现常去张园的人，商界、文化界的都很多。其中，属于报人、文化人的有王韬、钱昕伯、何桂笙、黄式权、袁祖志、汪康年、梁启超、李伯元、吴研人、狄楚青、叶瀚、蒋智由、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马相伯、严复、辜鸿铭、伍光建，商界或亦官亦商的有郑孝胥、张謇、赵凤昌、岑春煊、盛宣怀、郑观应、徐润、经元善、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李拔可、郑稚辛。备地来沪的学者、学生、富家子弟有章太炎、吴稚晖、马君武、孙宝瑄、吴彦复、丁叔雅、胡惟志、温宗尧、蒋智由、陈介石、汪允宗。
那么多人有事没事地总爱往张园跑，正说明张园作为一个公共活动场所，在上海社会生活中的特别重要性。
这些人控制着上海的各大报纸和出版机构，如《申报》、《新闻报》、《选报》、《苏报》、《时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和商务印书馆，主持着南洋公学、爱国学社、复旦公学等各种学校的事务，领导着中国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地方自治公所和名目繁多的联合会的组织。正是他们，构成了上海社会的精英阶层，影响着上海社会的舆论。
通过他们的活动，有形的公共空间（张园）与无形的公共组织（会馆公所）、公共领域（报刊）奇妙地重合在了一起。
（原文 19000字，本文有删节）
作者介绍：
熊月之．江苏淮阴人，1949年生。1978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陈旭麓先生。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祖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书。
后记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颇负盛名的狎邪小说，写的虽然是妓院生活，但是写得颇为干净，除了几个“二爷”在“花烟间”与妓女打闹说了几句粗话之外，通篇没有性行为的描写（《秽史》可作例外看），而对妓女、鸨母以及官商两道的嫖客，则描绘得淋漓尽致，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此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被鲁迅评定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但是方言小说的最大缺点是离不开某一方言区。《海上花》的对白是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方言”写的，除了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这方圆五百里地之外，非吴语区的读者是看不懂或者很难看懂的。把它改写为普通话的第一个动机，就是想扩大它的影响面，让全国绝大多数非吴语方言区的读者也能够看得懂。
语言是一种习惯的产物。两种语言之间，有完全相同的词语和句法，可以一对一地“直译”；但也有含意近似却又有微妙差别的词语和句法，无法一对一地直译；有的甚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译起来比较困难。对于后一种情况，就要求译者对两种语言都要非常熟悉，仅仅“粗通”是不行的。
我有幸生长在上海，成年以后定居北京将近半个世纪，而且从事的又是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文学编辑与创作，因此翻译这部名著，即便不是“游刃有余”，至少也应该是“力能从心”的。
严格地说，不但方言小说需要经过改写，就是所有的明清小说，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习惯的变化，跟今天的当代汉语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应该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整理，使之符合现代汉语规范，专供非古典文学研究者阅读，以便当代全国通用的祖国语言文字更加正确和纯洁。
我的这一观点， 曾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历史文学座谈会上大声疾呼了一下，当时就有许多人表示赞同。会后花城出版社约我改写《海上花列传》，打算作为这一事业的开始。可惜社方后来改变了初衷，生怕没有销路，撤消了这一选题，不过我的改写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顿。
一九八七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马振同志支持我的这一设想，打算调我去担任副总编辑，组织一帮人马，专门进行古旧小说的普通话改写，而且商定由我先进行《济公全传》和《九尾龟》两部书的改写。可惜当时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人认为整理古旧小说不属于“民间文艺家”的工作范畴，否定了这一建议。
到了一九九零年，我所进行的三部小说全部完工了。但是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愿意来当这个“始作俑者”。
一九九一年初，中国俗文学学会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内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我的发言，就是谈如何继承传统的通俗文学，从语言的规范着眼，从内容的纯洁着眼，都有必要将传统的章回小说用典范的当代汉语进行改写，并删除其糟粕部分。
燕山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文良同志支持我的观点，要我把《海上花》一稿交给他，由燕山考虑先出一部试试。
当年暑假，我到故乡去开文代会，北京燕山出版社由于管理不善，将《海上花列传（普通话改写本）》的印制发行权承包给不法书商潘希等人经营的“社会书社”；他们为了快速赚钱，手续没有办齐，没有拿到我的磁盘录入，就按照我的打印稿重新排字，并以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名义盗印了两版共十几万部，不但纸张极次，而且错别字连篇，几乎无法卒读。原本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经不法书商的“包装”，被糟蹋成了不堪入目的地摊文学，实在令人痛心。书刚卖完，就逃之夭夭，稿费一分钱也没付。
我强烈要求燕山出版社追查潘希等人的下落，并正式出版一部像模像样的“正版”书，按照国家规定付给我稿酬。但是由于燕山出版社整顿之后缩小出书范围，而文良同志也已经退休，因此一连若干年来，我与燕山出版社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交涉之中，1998年6 月，还因此引起一场官司，并且以我败诉告终。此事经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四档节目播放了16次，炒得全国皆知。
官司结束以后，北京燕山出版社新任社长张增光同志承担了这一公案的善后事宜，在目前文学作品销路疲软的市场状态下，毅然承担起出版一“正版”书的任务，不但使我这部花费了巨大力量与心血的著作，有机会得以正式出版。
但愿我的努力，在继承我国古本小说的工作中能起一点点积极的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动手改写《海上花列传》的时候，并不知道八十年代初台湾女作家张爱玲已经出版了这部书的“国语版”和英译本。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九九二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散文全编》，从书中看到了译本的序言之后；而看到她的译本，则是一九九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国语版海上花列传》之后。张爱玲的“国语版”，只是把书中的吴语对白用相应的“国语”取代，其余文字没作改动，因此与我的彻底改写本是两回事儿。不过有几个地方我们的做法有些相同之处：第一是我们都删去了卷尾“才子”们论诗的高见，因为那确实是作者硬塞进作品中去的“夹带”，不但与小说的主题无关，而且论点也陈旧枯涩，并无新意，所以我们都删除了，只是她删除得比我更多些而已。第二，原书第一回中的“回中序”，是作者套用的“红楼笔法”，但是学得生硬，与全书风格迥然不同，读起来也不连贯，因此她的英译本和我的改写本中都删除了。两人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吧。
这一版本，附录中增加了张爱玲两个译本的序跋和熊月之先生介绍上海张园的一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吴越
丙辰年正月初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