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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惊变-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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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的意见也是主张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看来,会上没有分歧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向东了。”周恩来喜悦地说着,欣然一笑。毛泽东强调说:“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部队于不利境地。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如欲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利的。沙窝会议前,决定由总司令部率领的左路军: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此时应向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我们不应将左路军看成是战略预备队。总之,我们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因遇到一些困难,便转而向西。” 
  纵横捭阖,毛泽东对当前战略方针的阐释,周恩来一听,便心领神会。他虽然因病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但经毛泽东这么一介绍,他完全了解了会议精神,心想这是对沙窝政治局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周恩来欣然对毛泽东说: 
  “你的考虑是对的,应该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昨天,徐向前来看我,还带来几斤牛肉,这算是头等补品啦。徐向前也谈到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明白表示他的东进意见。还说你在毛儿盖会议上,特别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毛泽东笑笑说:“陈昌浩与张国焘不同啊。他虽然跟张国焘紧,但毕竟年轻,容易接受正确的主张。国焘老兄不同啊。”周恩来问毛泽东:“听说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是吗?”毛泽东哈哈一笑:“他说肚子疼,躲在四方面军总部,不愿参加。”周恩来说:“怕是沙窝会议大家不同意他的意见,闹情绪呢?”毛泽东摇摇头说:“不好办啊,张国焘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一会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会又说要开会研究那个问题,总是节外生枝,难以应对。”毛泽东在周恩来这里坐了一会,由于还要到前敌指挥部去开会,很快便离开了。 
  8月下旬,根据毛儿盖会议决定,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一军团先行,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殿后。 
  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 
  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管辖,故又有松潘草地之称。它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范围包括热尔郎山以南,浪架岭以西,查针染子以北,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4000米以上。其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倾斜,起伏不大,一望无际,茫茫无垠,为典型的平坦高原。白河(即嘎曲)和黑河(即墨曲)由南而北纵贯其间,注入黄河。河道迂回摆荡,水流滞缓,汉河、曲流横生,将偌大的草原弄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由于排水不良,潴水而成的牛轭湖星罗棋布,形成大片的沼泽,污水横流。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上面。在河间地带,时有相对高度在百米以下的浅丘隆起,其形态多为缓坡平岗,极少棱角锋利的山岩或陡急的沟谷。草地的气候又甚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雨雪冰雹,来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烈日炎炎;时而阴霾蔽日,电闪雷鸣。每年的5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年降水量的百分之九十,在此期间注入地衣,使本来就泥泞滞水的草原更显出“沧海横流”的景象。四野荒茫,渺无人烟。 
  中共历史上一场罕见的艰苦行军,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场人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大自然在极其残酷无情地等待着忍饥挨饿的红军。草地边缘偶尔摇曳着一束束鲜花在向着缺衣少吃的红军微笑,其实那是死神在那儿狞笑。在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的凶猛与冷酷无情,更表现着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志、毅力与顽强。 
  正在患阿米巴肝脓肿的周恩来,由于连续发了几天高烧,五、六日没有进食,身体十分赢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军也不行,听说要过草地北上,他勉强从床上爬起来,想在屋子里走走试试看,不料一投足便踉跄跌在地上。小魏赶快扶起来,说: 
  “周副主席,别急,我去报告彭军团长。” 
  彭德怀在三军团司令部听了小魏的报告,十分焦急,苦苦思索了一阵,然后断然决然地对小魏说一个字: 
  “抬!” 
  彭德怀把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找来,向他吩咐道: 
  “恩来同志生病,不能行动,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抬。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他抬出草地!” 
  肖劲光接受任务后,回去考虑了一下,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弹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同志过草地。 
  担架队还缺一个队长,由谁来当? 
  干部团团长陈赓跑去找杨尚昆和彭德怀,自告奋勇愿意担任担架队长。 
  杨尚昆说: 
  “干部团的担子重,还是带好你的部队吧。” 
  陈赓用恳求的目光凝视着杨尚昆说: 
  “政委,恩来同志病重,把他抬出草地比什么都重要。” 
  彭德怀打量着陈赓: 
  “可以考虑。” 
  陈赓乐了,进一步说: 
  “我当过医生,一路上可以照顾恩来同志。” 
  杨尚昆笑了,对彭德怀说: 
  “陈赓为了想当担架队长,还会找理由哩。” 
  陈赓认真地说: 
  “我真的当过医生。” 
  “在哪?”杨尚昆问道。 
  “在大上海,我陈赓挂过牌子开过医院,除了拔牙,接生,别的我都能治。” 
  彭德怀白了陈赓一眼: 
  “算了,别瞎吹了,你那是冒牌货。” 
  杨尚昆说: 
  “老陈,既然老彭同意,你就赶快去准备一下吧,部队马上要向草地进军。” 
  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报名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自愿在陈赓的名下当一名担架队员。 
  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是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透了战士们的衣服,也掩没了部队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藏族的通司(向导)也难以寻找过去游牧留下的痕迹。时值8月,也正是草地冰雹肆虐的季节,鹅卵般大的冰雹,有时铺天盖地而来,红军在这茫茫草原上连个藏身之地也寻觅不着。这一片泽国水乡,除偶尔有堆堆笼笼的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之上外,其他什么树也没有。如果有谁偏离了部队路线,陷身淤泥,就难以自拔了。 
  陈赓领着担架队员,抬着周恩来、王稼祥等重病号,在草地上艰难地行进着。 
  陈赓、杨立三和担架队员也着实可怜。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巴,有时是野菜充饥,好的时候,一捧青稞面便可以果腹。但常常是饥肠辘辘,饿得头昏眼花。衣单乏食,冻馁交加,一个个体质相当虚弱,而脚下的路又是如此的难行。几次周恩来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不让同志们多受一份苦,可都被担架队劝阻了。大家总是坚持要抬,好像这是神圣的任务,什么天大的力量也不能动摇。 
  杨立三本来已经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了,完全可以协助陈赓,照拂好担架队,作个管理人员就得了。可是,他坚持要为战士们分担一份劳累,把担架放在自己的双肩,尽一份责任。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由于周恩来的人品、人格力量鼓舞着他,支撑着他,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一份对周恩来的崇敬,对革命的忠心。杨立三和战土一起,孱弱的肩上放上沉沉的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大雨倾盆而降,陈赓赶快举起一块油布,遮住担架上周恩来的上半截身子,而他们呢?则个个淋得落汤鸡似的。只要保住了周恩来,他们自己,则全然不顾了。 
  担架队员的脚,在潴淤的污水草地潦乱地跨着,步步吃力。如果被乱石砸破了,那饱含大量毒质的浊水浸进伤口,立刻便会红肿,继之而糜烂,疼痛难忍。钻心的痛楚,常常使肩上的担架颠簸震颤,牙齿都快咬碎了。杨立三始终是个干部,不像战士们经常扛枪抬炮,双肩时时锻炼着。不久,他的肩膀被磨破了,担架放在上面,苦不堪言,战士们劝他不要再抬了,可他坚持着,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肩上伤口渗出的血,与衣服沾在一起,很快结成一层层暗红色的血痂。污垢、血迹、衣服完全凝固在一起了。晚上,露宿草地的时候,杨立三不但感到肩痛,颈子也疼痛起来,脖子直挺挺的不能动了。一歪就难受。草地行军,真是行路难啊!何况肩上还放着一副沉沉的担架。。由于周恩来尚在病中,需人照顾,休养连批准邓颖超照顾周恩来过草地。 
  一天,邓颖超接到通知,马上去追赶周恩来的担架,天忽然下起雨来,越下越大,没有一间房,没有一棵树,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丛,但无法藏身,四野迷茫,到哪里去找一个躲雨的地方呢?想着病中的周恩来,她冒着大雨,撑起那把破旧的红油纸伞,沿着部队前进的路线,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堆里穿行。走啊,走啊,她不小心陷入沼泽,她不敢再动弹了,她知道如果用力将越陷越深。就这样半截身子插在泥淖里好长时间。她的肺结核病本来就没好,凉水又浸击着她的下半个身于,瞬间她感到透不过气来,头晕目眩,浑身窒息般难过,接着咯咯咯地一阵猛烈咳嗽起来。腐败的草根,经过污水的长期浸泡,升腾起一股恶臭,混合着赤痢粪便的奇臭,一阵阵灌进她的鼻孔,她感到阵阵恶心,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才好过一点。。 
  “呀?是邓大姐,你怎么啦——”休养连的战士小吴经过这里,看见邓颖超这般模样,惊叫起来。赶快伸出手慢慢将邓颖超拉了出来。“赶路心急,不小心陷进泥沼里,幸亏遇到你,不然还不知要陷多久呢。” 
  邓颖超站在一丛草堆上,一边拧着裤子上的污水,一边说着,不断打着冷噤。小吴赶快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披在邓颖超身上。“周副主席的病,好些吗?”小吴关心地问道。“我就是去看他。前几天发高烧,肝脓肿,有点危险。”“我们一道走。”小吴搀扶着湿漉漉的邓颖超,沿着草地上稀稀拉拉的足迹,一步一步朝前迈去。 
  邓颖超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周恩来。她身上的湿衣,也因体温的不断“烘烤”,渐渐地变得半干起来。她来到周恩来的担架旁,见彭德怀正在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她不便打扰,也没赶快和周恩来打招呼,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周恩来默默地看了看她,向她深情地点点头,也没说什么。 
  周恩来的担架搁在一个小土丘上。周恩来坐在一块干草堆上,草堆上面覆盖着一块油布。彭德怀和他的特务员站在周恩来身边。彭德怀看见邓颖超赶来,亲切地招呼她,问她的健康状况。邓颖超也有好久没有看见彭德怀了,见他的身体比从前瘦多啦,脸色黑黄、憔悴,眼囊浮肿,一看便知是劳累过度,又缺吃少眠,于是关心地说: 
  “军团长,你要注意身体哩。”彭德怀回答说:“不要紧,我比恩来同志好,你要好好照顾一下恩来。”邓颖超点点头。彭德怀转对周恩来报告三军团过草地的遭遇。进入草地,三军团减员严重,每天都有死去的战士,有的走着走着倒下去便起不来了,有的人陷进泥沼,越陷越深,也起不来了。有的吃有毒的野菜中毒死了。有的喝有毒的脏水拉赤痢死了。疾病、瘟疫、赤痢泛滥。草地还没走完,有的干粮告罄,找不着野菜的时候,只得吞嚼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皮鞋、马鞍。战士们饿得没法,为了活命,偷杀牲口的事也出现了。军团政治部作战处长黄克诚有匹骡子跟他好久了,他怕人家偷杀,晚上他睡在帐篷里,把心爱的骡子拴在手上睡觉,有人一拉骡子,他就会惊醒过来,心想,只有这样才会保住骡子的一条命。黄克诚暗自庆幸想出这个办法,晚上大可安心睡觉啦。前几夜,黄克诚在帐篷里睡觉,老不安稳,只要一听见响动,便要爬起来。他时不时地听见这冷酷索寞、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响起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声,不消说那是骡马在哀鸣,呼救。这些畜牲,跟着受苦受难的西征战士,越过千山万水。坚强的女战士,有时依附着它们的尾巴,爬过高耸入云的雪山,渡过湍急的险滩,多么可爱啊。这时,它们的主人没有吃的,难乎为继,于是它们的命运就更悲惨了。它们更加没有吃的,更加消瘦,一副皮包骨,它们病痛,但还要挣扎着驮着辎重、伤病员、物件,一步步艰难地前进着。战士们为了活命,这时也顾不得纪律了,不得不痛心地举起“屠刀”,向它们要“粮”,以填补一下辘辘饥肠。它们呢,对于战士们的所作所为,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只有眼睁睁地鸣起一声声伤心的惨叫,算是对这悲惨世界的告别。这惨叫声,是怨恨呢?是控诉呢?是对这艰难岁月的留恋呢?对特别怜爱骡子的黄克诚来说,一听见这声音,便揪心般痛,要在过去,他会立刻去把杀骡马的战士教训一番,甚至给以处罚。可是在这非常时期,严峻的日子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战士们的行为,似乎也无可指责,只有悲怜与侧悯。只有严管好自己的牲口不要丢命就行了。 
  黄克诚想了这个拉着牲口僵绳睡觉的好办法,的确睡了一个安稳觉,消除了几日来极度的疲劳。可是第二天清晨起来,他发现自己的骡子屁股后边有一块肉被人家剐去了,草地上滴着的血有的已经开始凝固,被剐去的地方红翻翻、血淋淋的。伤残的骡子是已经痛过了?还是痛得麻木了?一声儿没有呻唤,看见自己朝夕相见的主人来了,反倒甩着干瘦的尾巴,似乎在向主人报告它悲惨的遭遇。黄克诚一阵难过,抚摩着骡子的头、发现骡子的眼眶里漾着一层晶亮的东西,难道骡子在流泪?责备谁呢?骂谁呢?向谁去发火呢?这时都无济于事了。。最后,黄克诚只得心疼地将这头掉了半边屁股的骡子交给政治部处理,终于把它杀了,以急救饥寒交迫中的红军。。 
  周恩来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心情沉重万分。他问彭德怀: 
  “据你们沿途收容和掩埋的死尸,减员估计有多少?” 
  “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已有三、四百人,还在逐日增加。” 
  “啊——”周恩来长长叹了口气,接着嘱咐彭德怀: 
  “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各人不要乱挖乱吃;要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供宰杀食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毅力,走出草地!在绝望中求生存!在绝望中求胜利!” 
  周恩来交待完毕目送着彭德怀走下山丘,然后才和邓颖超交谈起来。 
  十、身陷囹圄 
  廖承志刻蜡板保住一条命 
  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了迅速北上,实现《夏洮战役计划》,对左、右两路军作了进一步调整: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领导人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领导人有周恩来、毛泽东、洛甫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等。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及红军大学等,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张国焘率部来到卓克基,刚在一座寺庙住下,黄超即来报告,说曾中生对扣压他给中央的信不服,押解的路上一直为在杂谷脑未能见到中央慰问团的同志有意见,要求见张国焘,并与之说理斗争。 
  张国焘的心情本来就有些烦闷,沙窝会议上,他的一些意见未被中央采纳,相反还遭到毛泽东等人的反对。因此紧接着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他就不愿意参加,托病缺席。由于他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夏洮战役计划》,于是不得不勉强执行。心想,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退却主张,并未真正拥护北上方,针。黄超这时来报告曾中生的情况,更在张国焘的烦恼上面增添了一层不快。 
  张国焘看了一眼面前站着的黄超,极不高兴地说: 
  “这个曾中生,气焰越来越加嚣张,留着是个祸害。有一天,他如果真的见到中央的人,我们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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