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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看了一眼面前站着的黄超，极不高兴地说：
“这个曾中生，气焰越来越加嚣张，留着是个祸害。有一天，他如果真的见到中央的人，我们就麻烦了。”
黄超心领神会地说：
“张主席，你的意思是把他除了？”
张国焘压低声音说：
“秘密干掉，不留痕迹。”
黄超附合了一声：
“这个好办。”
张国焘又说：
“干掉曾中生与处决许继慎不同。现在有朱德、刘伯承和一方面军的好些人在身边，不能让他们知道。”
张国焘1931年11月，在白雀园杀害许继慎时，手段十分残忍。在白雀园的曹家河岸，许继慎被张国焘捆绑着，叫他的打手一鞭一鞭抽打身子，要许继慎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刚强的许继慎始终没有承认他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压根儿没有“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自己更没有当这个委员会的什么主席，没有把部队拖到长江边“去消灭缴械，扯青天白日的旗帜，投降蒋介石的计划，”从没召开过什么“秘密会议”，。。
于是，许继慎被鞭打得更厉害了。张国焘嫌鞭打还不“解恨”，在场喊叫着：“将许继慎绑到马上，拖！拖！拖死这个家伙。”于是，曾经驮过红军指挥员、红军将领的战马，而今又拖着一个五花大绑的、曾经驰骋沙场、叫敌人闻风丧胆的“罪人”，在沙滩上喋血。
曾经驮过红军指战员出生入死的战马，受着张国焘罪恶的鞭子一阵猛抽，不得不在凹凸不平、极为粗砺的沙滩上狂奔起来。不一会儿，沙滩上便留下斑斑血迹，许继慎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等到沙滩上的一粒粒鹅卵石被鲜血染红了时，许继慎已经被活活拖死了。除心毒手辣的张国焘一人外，连政治保卫局执行的“刽子手”们，都惨不忍睹，暗自掉泪。
张国焘在杀害许继慎时，因远离中央，所以敢明目张胆，气焰嚣张。而今他在与黄超策划杀害曾中生时，因惧怕中央知道问罪，所以不得不采用另外的手法。
一个月色朦胧的秋夜，3个夜行人走在卓克基北面的森林里。透过灰白色的月光，可以看出三入中走在中间的是红四方面军将领曾中生。旁边的两人，不消说是保卫局执行“任务”的。由于长期关押，曾中生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体质明显下降，因此步履踉跄，加之又是夜晚在森林中躜行，他更是上气不接下气。曾中生不耐烦了，没好气地问身边的保卫局人员：
“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来到这个鬼地方？”
一个押送曾中生的个头高一点的保卫局人员回答道：
“你不是要见张主席吗？”
另一个保卫局人员接着说：
“去左路军总司令部。”
曾中生犯疑，当即问道：
“张国焘会住在这林子吗？”
高个回答说：
“跟着我们走，不会错的。”
秋风届凉。曾中生边走边感到身子冷飕飕的。林子里的葛藤菁草也不断牵扯着他的衣裤。他错误地相信保卫局人员的话，艰难地迈动着步子。
曾中生边走边想，这次见到张国焘，一定要把“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等等帽子掀掉。张国焘诬陷我曾中生，以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他回忆起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之后，张国焘爬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自认已站稳脚跟，对反对他错误作法的干部，可以大张挞伐了。于是便在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中开展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抵制他们错误领导的干部，统统打作“右派”、“反党分子”，先后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等人。廖承志等则长期遭到软禁。
往事历历，曾中生一想起就怨恨难平，怒火横生。心想，这次见到张国焘，非叫他说个清楚，即使遭杀身之祸，也在所不辞啦。这不简单是为自己洗雪冤屈，同时是为被张国焘错杀的同志伸张正义，鸣冤叫屈。我曾中生对革命忠心耿耿，何曾有一点点反党行为？怎由他张国焘一手遮天，胡说瞎道？我曾中生受辱期间，写作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听说你张国焘看了也认为“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并批准于1933年10月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下发红军广大指战员。一个真正的反党分子，会写出这样的书吗？何况正处在冤狱之中！。。
曾中生一想起这些，沉痛的心海，怒浪掀腾，脚下的步子不自觉地加快起来，想尽快见到张国焘，把心中郁结许久的话，赶快倾倒出来。谁知不小心碰着地上的树桩，他打了一个趔趄，跌倒在树叶枝桠覆盖的林地上。
走在他后面的保卫局人员急问：
“怎么啦？”并用手将曾中生拉起来。
走在前面一点的那个个头高一点的保卫局人员不耐烦地对后面的伙伴说：
“兄弟，差不多了吧，老子的脚杆也走软了。”
后面的人回答说：
“随你便，你说差不多就差不多。”
曾中生从林地上爬起来，还没站稳脚跟，对押送他的人说的黑话还没弄明白，接着猛地飞出一条黑黑的绳子，紧紧套住他的颈子，他还来不及问一声这是为了什么，便痛苦地叫了一声“哎哟”。一声惨叫，在寂静暗灭的森林里结束了一个戎马疆场、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的生命。。。
张国焘听了执行“任务”的保卫局人员回来报告后对黄超说：
“在部队中宣传，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张国焘随后又问黄超：
“廖承志近来怎么样？”
黄超回答说：
“廖承志还比较老实，成天在刻蜡板。”
张国焘点点头，说一声“好！”
廖承志是1933年秋天被派往川陕革命根据地去的，开始任中共川陕省委常务委员、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长。次年初任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遭到撤职处分，并受到拘禁，失去自由。
26岁的廖承志，因在17岁时就曾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经中共中央的介绍，转赴德国，在汉堡大学读书。不消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知识分子，字是写得很好的。加之母亲何香凝是个国画大师，少年时的廖承志在母亲膝下看母亲作画，朝夕濡染，也对丹青爱好起来。书法、绘画，对于廖承志来说，虽然算不得精通，不能称为大家，但在被张国焘监禁的日子里，可派上了用场。他虽然不及而立之年，但已经学会了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因为他在20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的1925年，还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时，就在广州投身过“五卅运动”，并发动岭南大学工人罢工。他的早熟，应该说是来自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影响。赴日留学期间，他参加日本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反日大同盟活动，三次被捕，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党派他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及革命互济会工作。1928年冬，也就是在他20岁的时候，中共中央又将他派赴德国，一度转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德国留学生反帝大同盟与中国语言支部工作。翌年，由中共中央负责人翟秋白派赴汉堡中国海员中做工运工作，曾赴荷兰、比利时等国，在中国海员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1930年，他在荷兰领导成立“西欧中国海员工会分会”，后任汉堡海员俱乐部书记，领导中国海员罢工获胜。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在党领导下，投身异域的革命活动，竟搞得风风火火，又一次遭到德国政府当局驱逐出境的“礼遇”。廖承志回到祖国，党又派他赴苏联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1931年冬回国到上海，次年初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中共党团成员。后接任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参与领导白色恐怖下的海员工人运动。1933年春，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经营救出狱。同年秋天，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
从上面的简历可以看出，年轻的廖承志，踏着父辈革命足迹，不管是在远东的日本岛国，还是欧洲的异国他邦，抑或是神州繁华的都会，都留下战斗的足印。一次又一次的被驱逐出境，一次又一次的从别国的土地上撵出来。无形的枪林弹雨，把他铸造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以致当他来到张国焘身边。无端遭到张国焘的迫害时，他便不得不学会另一种斗争艺术，学会怎样与张国焘相周旋，学会怎样的保存下来不遭杀身之“祸”，一朝获得自由后，更好为党工作。
廖承志在与张国焘斗争时，在这个被关押的特殊战场上，充分运用了他的书法与绘画的这个特长。
张国焘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廖承志的画画得很好。那是在廖承志刚被拘禁不久的一个午后，张国焘装着关心来到廖承志被拘押的楼上，发现廖承志正在用铅笔作画。于是皮笑肉不笑地说：
“廖承志，你还会来这两下哩。”廖承志停下手中的铅笔，回答说：“少年时代，常看母亲作画，于是也就信笔涂鸦，学着母亲画起来。后来得到母亲指点，于是爱好日浓。”
张国焘拿起廖承志作的铅笔画一瞧，见是红军在向川北的“干人”（穷人）宣传：一个头戴大军帽的红军站在一株树下的板凳上讲话，周围围着一群打着赤脚的“干人”，穿得十分破烂，有的衣不遮体。树旁的祠堂上刻着两条红军标语：“打土豪，分田地！”“赤化全川！”
张国焘笑笑：“画得不错嘛！今后多画一点画向群众宣传。”廖承志说：“我是闲得无聊，没有事干，作画消遣。”张国焘表示关怀地说：“你一边闭门思过，好好认识错误，一边画点画，替红军作宣传，将功补过，不是很好嘛。”廖承志摇摇头说：“我画的东西，稍有不慎又怕被你认为是反党罪证，吃罪不起，更不敢拿出来示人。”张国焘回答道：“不要紧的，这和你的错误是两回事，不要混为一谈。”廖承志苦笑了一下：“我的错误，我的什么错误？哎——”本想继续说下去，但欲言又止。张国焘说：“反正你的历史不清楚。你父亲是国民党的大人物，你要交代你同国民党的关系。前年春上，你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怎么出来的，有没有出卖革命同志？这些事都说清楚了吗？来川陕苏区后，你又有一些‘反党’言论。你的错误很多，问题不少嘛。”
廖承志憋着一腔怒火回答张国焘说：“我十来年的革命经历，党中央最清楚，我没有丝毫隐瞒过组织。没有做过一点对不起党的事。”张国焘不耐烦地说：“好了，我们不谈这个，反正你有问题，你犯有严重错误。”随即拿起桌上的一叠画稿欣赏。
张国焘见廖承志每张画稿的题或落款都有一行或几行字，说明作画的时间地点，有的还即兴诌上几句，点点画的内容含义。张国焘赞赏道：
“你的字写得不错嘛，有些诗也写得好。刻写红军教材、党员课本正缺人哩。你不如为政治部做点事，以赎罪愆。”
廖承志笑笑：
“刻蜡板，我倒会，前几年做海员工作时学会的。”
就这样，廖承志这个被张国焘关押的犯人，开始成天在拘禁的小楼上刻蜡板，刻写党员课本与红军教材，同时还为红军画点画。张国焘看着廖承志有用，也就没有加害于他，而廖承志也就靠着刻写蜡板的那支钢笔和一支画笔，保全了他的性命，不然他将同许继慎、曾中生等人一样，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
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桩怪事了。一个共产党的“罪犯”，在被拘押的日子里，刻写党员课本让中共党员阅读。当时“左”得出奇的张国焘，怎么又丧失了警惕性呢？难道他不怕廖承志在刻写的课本中放毒？
廖承志靠手中的两支笔，生存下来，他暗自庆幸。于是他格外钟情于这两支日夜摩挲的笔杆。心想，不是因为它们的保护，说不定哪一天就去见马克思了。张国焘的凶残与不人道，他是知道的。许继慎在白雀园被马活活拖死的事，是尽人皆知的。但廖承志不知道曾中生在卓克基北面的森林中被张国焘派人用绳子活活勒死的事。如果当时他知道了，一定会毛骨悚然，怒火万丈！同时加倍对张国焘的警惕！
廖承志在被张国焘关押的日子里，一天他经过一个藏族的喇嘛庙前，他将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钱用来买了几炷清香，几根蜡烛。但他没进喇嘛庙里去进香，而是从庙门匆匆一过。看管他的保卫局人员问他买香烛干吗？廖承志轻描淡写地回答说：
“留作以后用。”
年轻的、不谙人事的保卫局人员，当然不知道廖承志的良苦用心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号挂在他的脸上。他也不便多问，毕竟廖承志没有干什么坏事。于是只得跟在廖承志身后，默默地朝着对于廖承志来说没有自由的小楼走去。
廖承志的一门心事，这个红小鬼哪里猜得着哩！
原来是廖承志准备在飞出牢笼的那一天，将刻写蜡板的钢笔与作画用的画笔，连同画具一起，供在面前，然后点上香烛焚祭，他还想要虔诚地叩上几个头，感谢它们的保护。。
廖承志深深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经过千辛万苦，右路军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部队进入半农半牧的巴西、阿西、班佑地区。右路军中的中央队及军委机关驻阿西。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前敌指挥部驻巴西。两地相距约四、五十里。
距离巴西、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胡宗南部在那儿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据此险隘，筑碉修堡，胡宗南又急调驻守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奔集包座，企图扼住红军北进。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如若失此战机，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徐向前、陈昌浩请示党中央，建议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攻取包座的任务。必须赶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然后集中兵力打援。其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的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个山头上。
8月末，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余敌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顽抗。30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内，二六四团略予抵抗后，奉命撤至大戒寺东北。是夜，敌进大戒寺。翌日，敌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令3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压迫红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聚歼之。当天午后3时，红军下令反击。埋伏在山林间的八十八、八十九师指战员，一举楔入敌3个团中间，将敌割成3块，激战至晚，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与此同时，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很快歼敌1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徐向前亲临求吉寺前沿指挥。由于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人又在庙后的山上筑了坚固的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红军打得异常艰苦，十师师长王友钩壮烈牺牲。
包座之战，三十军打得英勇顽强，战果辉煌。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枝，轻机枪50余挺，电台1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为右路军北进甘南打开了一条胜利的通道。
却说张国焘自沙窝会议勉强接受北进的战略方针后，率左路军越过草地向北开拔，由于中央知道他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他，坚定他北进的思想。电报说：
。。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甘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这一方针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而且目前为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
针对张国焘的西进思想，电报还着重指出：
。。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