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缕焦虑目光注视着毛泽东问道：
“老毛，你找我有什么事？”
毛泽东说：
“前天，我们紧急撤离巴西，这一突发行动，为广大干部战士所不知，当时情况危急，我们也有得工夫好好研究，说走就走，放开两腿就跑，看来，政治局的同志，应该在这里碰碰头，统一一下看法，研究一下下步的行动，如何？”
洛甫点点头：
“我也在这么想，从巴西跑出来，部队情绪很糟，一两天来，掉队、落伍和牺牲的人不少，很多人对这一紧急行动不理解，统一一下认识，很有必要，好向下面作解释。”
毛泽东紧接说：“明天就开会，怎样？人都在这里，好通知。”
毛泽东边说边连连打呵欠，显得非常情倦，这时，要是有支香烟给他提神，该多好啊。”
洛甫忖度了一会说：
“嗯。如果明天开会，我们还得准备一下，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要有个明确的意见，作出决议，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最好多通知几个人来，开个扩大会。”
毛泽东站起来，挥了一下手说：
“张国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处理不好，会牵连四方面军一大片，我们要慎重。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洛甫思考着毛泽东的话，小屋出现暂时的沉默。唯有床头小凳上马灯的火苗，在玻璃罩子里晃来晃去，像一个小小的精灵，在不停地跳动。
次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村头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召开紧急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等各方面的负责人，都通知来了。各人找了一只板凳挤在小屋中坐着，都显得有些儿沮丧。一个个闪动着困惑的眼睛，不安地等待着，仿佛又在焦急地企盼着什么。
洛甫与毛泽东、周恩来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随即对大家说：
“同志们，这一两天，张国焘闹了点乱子，可能有的同志知道了。张国焘的这场乱子，可不简单，他要搞分裂，密电陈昌浩，要胁迫我们南下，不从，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一句话，要大家跟着他走。南下没有出路嘛，我们怎么能跟着他去。于是，我们不得不赶快离开巴西，情况紧急哟。当时，一决定走，大家就跟着走，不允许解释啊，没有时间。大家听从中央号令，半夜起床，连夜开拔，终于脱离了危险区。这还算不幸之中万幸。
“对这一事件，现在应向广大指战员解释了。第一，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国焘同志自退出通南巴起，逐步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他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在干部的培养方面，他是要拥护他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
“国焘同志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了解。他分裂红军的错误如不改正，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有没有其他办法使他转变呢？我看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有朱总司令在他那里，还有五军、三十二军的同志在他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第二，对张国焘同志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一方面军一样看待他，后来知道他的错误，才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比如派代表呀，谈判呀，让步呀，等等。但最终还是分裂了。看来，中央争取他的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他的时候。
“第三，由于情况变了，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不得不改变，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
“第四，应该通过对这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有的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种看法是对的。”
与会者听了洛甫将一两天来的行动作了这番简明的介绍之后，心里明白了许多。因为洛甫的讲话阐明了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一贯的正确方针，体现了他本人对张国焘错误的原则立场。大家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两军会合，盼望已久，本属不易，今天张国焘竟闹分裂，竟欲挟持中央南下，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方针。特别是叶剑英与杨尚昆两人，逃离出来，路途中又差点被陈昌浩的骑兵追捕，想起前晚情景，还心有余悸。在大家的一片谴责声中，这时也就更对张国焘恼恨起来。于是当洛甫刚刚讲完，叶剑英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说：
“我提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杨尚昆大声说：
“赞成！张国焘已不配再做一个共产党员了。”
彭德怀接着补充了一句：
“我看出来张国焘有野心。”
会场笼罩着一种悲凉、凄怆与义愤的气氛。
张国焘突然来的这一手，谁人不切齿愤恨呢？眼看会议内容即被这种讨论组织处理的意见所取代，毛泽东站起来，敞开衣襟，腰间叉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掌作向前推进式地说道：
“不可开除张国焘党籍，此时提出这个问题不妥，剑英和尚昆，你们这个意见不成样子噢！”
大家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毛泽东。
毛泽东扶扶鬓边掉下来的蓬松长发，对大家说：
“和张国焘打交道，我还是那句话，奉劝诸君要牢记一个‘韧’字。要做牛皮糖，扯不断，切不要当玻璃，玻璃一敲就碎。张国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关系着几万四方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很好的革命武装啊。我们要注意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此时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问题，会把问题复杂化，尖锐化，走到问题的反面，不利于革命的大局。我们还是要尽量争取国焘同志的转变，让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遇到矛盾，遇到困
难，不要一触即跳，要讲点策略，讲点步骤嘛！”
毛泽东这么一说，本来有几个支持叶剑英与杨尚昆意见的人，也不吭气了，他们在心里掂了掂毛泽东讲话的份量，认为毛泽东讲的有道理。
毛泽东接着又说：
“国焘同志闹分裂，肯定是错的。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我们和他会合后，他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国焘同志从中阻挠，未能实现。他到芦花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兵北上。但来到毛儿盖，又动摇了。等到了阿坝，他便不愿北上了，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恩来那儿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国焘同志发一电报，要他北上。但国焘同志公然抗拒中央决定，私自给陈昌浩电，非但不执行北上方针，还令我们南下，如果不听他的号令，则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解决之。同志们，大敌当前，环境又千难万险，容许我们自己斗自己的同志嘛！哪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啊，不堪设想。不但会两败俱伤，渔人得利，于革命何补？我们的处境这么艰难，不容许我们闹分裂，闹内乱，张国焘的密电，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哟，它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脱离危险。不那样做不行啊。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补充困难。战略退路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带去走这条路。
“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中国革命因此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一、三军团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比划，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条件都比川康一带好。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依靠游击战争，可以战胜敌人，达到我们的目的。
“张国焘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在通南巴苏区时，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粉碎敌人的六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开始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国焘同志的错误，如果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来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北上。”
毛泽东讲完后侧身问周恩来：
“恩来，你说哩！”
周恩来对大家说：
“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对国焘同志，我们要尽量做争取的工作，我们先行一步，相信他不久会跟着北上的。”
洛甫问大家：
“还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说：
“我们既然已经与四方面军分开，部队又严重减员，为便于统一指挥，应该缩小编制。”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老彭的意见对。过去的机构不适应当前的行动，应该缩小部队编制。”
周恩来在一旁点点头。
洛甫问大家：
“还有什么新的建议没有？”
邓发、李富春、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人相继发言，均赞同洛甫与毛泽东的讲话。一致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洛甫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发到中央委员。
根据彭德怀提出的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另外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亦即在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团”里增加彭德怀与林彪二人。另外还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的编制委员会，成员有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负责部队的缩编工作。
十五、阿坝会议
张国焘“声讨”毛、周、张、博
1935年9月中旬，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团除外），奉张国焘的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肃杀气氛。徐向前骑在马上，目睹着草地上荒凉冷寞的景象，想起两军合而后分，分道扬镳，自己又走回头路，心中别是一番滋味。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历历在目。那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横一个竖一个的窝在里面，大多已经腐烂，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恶臭，让人嗅着即想呕吐。徐向前不得不掩鼻而过，目不忍睹。
徐向前在马上思索着红军为什么会出现分裂？造成如此难堪的局面？烈士的血迹未干，革命尚未成功，竟闹起内讧来。这一具具阶级弟兄的尸体，不是倒在与敌人拼杀的沙场上，而是殁于大自然恶劣的环境里。而今，衣单食乏、疲惫不堪的红军。又再次投进险恶的大草原，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又一次同草地的恶劣环境搏斗。这是为了什么？是命运的捉弄？抑或天意使然？他亲眼看见在第一次过草地时倒毙着红军尸体的荒草丛里，又倒下一些因疾病或饥饿死去的战士。他们是没有气力再前进了？还是不愿再前进了？那些已经腐烂得快要干枯的尸体旁边，又平添若干面黄肌瘦的阶级弟兄的遗骸。是为了给早已升入“天堂”的弟兄作伴？犹恐将他们遗弃在漠漠荒野感到孤寂？还是以此来“抗议”张国焘造成的罪孽？老鬼新魂，一齐在浩浩渺渺冷冷酷酷的大草原上游荡。第一次过草地时都艰难地挺过来了，是谁让他们重蹈艰难？第一次过草地犹未献出生命，可在第二次过草地时竟无法躲过这场劫难？有的刚刚倒下的红军，似乎还睁着痛苦的双眼，死不瞑目，怅望着乌云滚滚的浊空，作无声的控诉。。
朝思暮盼的会师，会师以后又倏尔分开，合而后分，几个月来的冲突矛盾，犹如一场恶梦。徐向前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瞻望未来的前途，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踽踽而行，话都懒得说。
徐向前率部抵毛儿盖，稍事休息后，旋即沿黑水以西的羊肠小道，向党坝、松岗开进。所幸正是苹果、核桃、柿子成熟的季节，部队沿途尚可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倒可解决果腹的问题。
且说张国焘自与中央闹分裂后，心境也很复杂，复杂中溶进了一点儿活脱。他感到甩掉了中央，凭自己的意愿正好大干一番，免受毛泽东等人所掣肘。既然中央来个“不辞而别”，迈出“分裂”的第一步，那我姓张的今后可再不接受中央的号令了。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不是件坏事。他在思索下一步自己该如何办？
张国焘在刷金寺红军总司令部正踌躇满志之时，忽接党中央自高吉发来的电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张国焘将电报往桌上一掷，生气地对身旁的黄超说：
“左一个贯彻战略方针，右一个贯彻战略方针，每次来电都说是为了贯彻战略方针，难道说，只有北上才是贯彻战略方针，南下，就不是？自己朝北边逃跑了，还要人家跟着逃跑！”
张国焘发怒了，黄超在一旁看着，连气都不敢出。
停了停，张国焘又大声对黄超说：
“你立马给毛泽东他们发报，要他们赶快南下，北上将成无止境地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望速归来。”
张国焘接着想到，毛泽东搞“分裂”，把部队带走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不了解事件的真象，应该召开一次会议，给大家说说，让大家来谴责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为，赶快把中共闹“分裂”的真象公开，今后我张国焘要做点什么？也好交待。毛泽东等人既敢铤而走险，不顾四方面军的兄弟，今后也不由得我张国焘了。越想他越觉得有开会的必要，而且事不宜迟，要尽快开，不然，毛泽东等人还会老在那里发号施令。今天一个电报，明天一个电报，催四方面军北上。不把“真象”摊出来，硬是以为我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命令，有意闹山头，与中央过意不去。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行为：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分裂”的责任，完全在中央，具体点说，是毛泽东！
张国焘思想停当，打定主意，趁四方面军完全结集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以川康省委名义，在阿坝的格尔底寺大殿内举行。格尔底寺，是阿坝最大的一座喇嘛庙，气势雄伟，庙侧有一圆柱形高耸的塔尖。庙前竖起一道道白色的经幡，在9月的秋风中瑟瑟颤动。庙内藏人燃烧的清香，氤氲环绕在一只只鎏金的盘脚香炉上空。一盘盘贡果，满满的堆放在香案上。殿内的圆柱上贴着佛金，镂刻着许多吉祥的图案。入内，使你有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为了把开会的气氛制造得浓一点，张国焘命令在大殿显眼的地方高挂着一条横幅标语，上书：“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这样会议的主题就更加明白啦。
开会的大约有一百多人，除省委委员外，张国焘还动员来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的干部，为的是壮声势。
张国焘还特意通知朱德、刘伯承参加开会。
开会的人陆陆续续的来了。那些不明真象的人，看见高悬在大殿上的标语，十分惊讶地窃窃私语，互相询问：中央到底出了什么事？毛泽东怎么样？
有认得朱德的走过来，悄声问道：
“总司令，中央怎么啦？”
朱德该怎么回答呢？他摇摇头，沉静地望着提问的人，轻声说：
“等会，听张总政委讲话后再说。”
朱德、刘伯承被指定坐在最前排的长凳上，他们的旁边是徐向前、陈昌浩、黄超等。
人还未到齐，张国焘在大殿的前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晃动着肥胖的身体。一会又停下来与陈昌浩、黄超轻声交谈着什么。此刻，他完全陷入一场由他发动的“声讨”中央“罪恶”的思想活动之中。在他看来，这是在另外一个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