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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服是清朝冠服改动以后，唯一保留下来的明代式样，只不过颜色起了巨大变化，明朝一至三品绯色，三至六品绿色，七至九品青色，清朝则无论品级如何，一律以石青色为正色，兼用红青、元青。两朝都是按品级、职权分类在外褂的前后心绣制图案。图案内容清朝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超品的王公服饰上。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奉恩公与不入八分镇国公，皆龙图圆补。亲王、郡王四团补。亲王两正两行龙，出自特恩可用四正龙。当代许多清宫戏中贝勒以下封爵穿四团龙褂，在当时绝不会出现。在服装表达地位方面，古人投以了巨大智慧，服装一旦与政治结缘，就失去纯粹的个性审美与生活意义，人们不会再等闲视之，更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穿戴逾制服装招摇过市而有意地给自己制造政治灾难。
两性结合的最佳时刻——昏
古人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分成阴阳。以男女性别而论，男子属阳，女子属阴。以一昼夜而论，昼属阳夜属阴，显然一日当中阴阳两气始终处于变动状态，都经过渐起、极盛、渐落的时段而相交转换。黄昏正好处于两者转换时段，阳往而阴来与新郎前往将新娘迎来分别对应，赋予性别与时刻属性一致的意义。
黄昏位于一天当中第十一时辰，晚7点到9点。当代人往往把黄昏时分理解成傍晚，与古人的时间指示可能存在较大出入。中国古代诗词使用黄昏非常频繁，比如人们熟悉的李商隐的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短短二十字绝句，用了晚，用了夕阳，用了黄昏，今人读起来总有重复之感。实际上，当明了古代时刻表示习惯以后，立即理解诗人旅游的时间顺序，下午三至五点是晡时，就是吃晚饭的时间，五至七点是日入，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刻，所以称为夕阳，与七至九点的黄昏时分靠近。一般来说，一年四季，只有夏季的黄昏天色明亮，其他三季，晚7点以后天色已黑。晚9点以后称人定。人们大都上床睡觉了，苏东坡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初静者，就是人定的初期，晚9点多钟。
日入紧接着黄昏，结婚迎娶的确切时间——昏在日入以后的三商。一商大约十五分钟，如此计算应是晚7点45分左右，这是娶妻的最佳时刻。昔日不论贫富，很少有人在夏天结婚，一般选择秋后与初冬。秋后初冬收获丰富，天气渐凉，进入农闲时期，人们有了招待客人的食品，同时被邀请人也有了空闲出席。这对于结婚必摆宴席的民族来说是必然的时间选择，于主客两便。
旗人结婚的时间与程序
清朝旗人结婚与汉人在程序立意上没有什么显著差别，似乎更重视古礼，从平民到皇帝的婚礼分议婚、定婚、结婚三阶段。
第一阶段议婚即《仪礼》所说的纳采问名。秦以前问名是问待嫁女成年之名，以便男方占卜是否合适吉祥。生辰八字流行以后，用庚帖代替，不再注重女子之名，大户人家当然有嫡出与庶出之分，却不可能通过问名实现的，类似信息一般是在议婚当中传递的。
清代的议婚，皇子、公主、宗室王公都要经过皇帝指婚，所以指婚代替了议婚程序，一上来就进入过礼与迎娶的实施阶段。一般旗人家庭则自行聘娶，首先在门第家世等基本条件相互认可的前提下，双方过户帖又称为过门帖，大红纸上书结婚人各自的祖宗三代的籍贯、职官、功名等，如是旗人注明旗分佐领而没有籍贯。随之过子女的庚帖。庚帖就是临时制作的双方儿女确切的出生日期的证书，上列年月日时四项，都用天干地支两个字相配，俗称生辰八字，由专操此业的人批算。经过合算，无疑问，议婚即告成功，如果不合，则互退庚帖，各自另谋他路。
订婚程序分小定和大定两步骤。小定日婆家由被称为全福人的中老年妇女前往女方家送定礼。汉人重视戒指，家庭富足还有坠子、镯子、圈子等首饰。戒指其实就是戒止行为的意思，只要戴上未来婆家送来的信物，就要更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表示已经有了归宿。旧日只要放了小定，这家的姑娘就不能再另外选择他家议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再与其他家庭联络议婚，就犯了时代伦理大忌。招致社会谴责或诉诸法律在所难免。小定之后，举行正式的定婚仪式，通常在拟订迎娶日期的前一百天以内。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聘礼或日彩礼送至女方家，同时将迎娶日期确定并知会亲朋，将古代的纳征与请期合并为大定礼，由全福太太代表男方前往女方家放大定。大定礼把迎亲日期、仪式确定。当天参加双方聚会的人，等于接到通知，未出席的则由各自再行通知。人们接到通知，就要预备礼物了，尤其女方亲友一定要赶在送嫁妆之前，把礼物送至女方家，俗谓之“添箱”。
旗人重如意，无论小定还是大定都送如意而非戒指。人们多以象征吉祥解释如意，虽然不错，似乎都没有解释到家。如意是警物，提醒人们要记住不如意的时候更多更容易发生。如意为什么要做成一头平直一头弯回的形状？我上中学时听吴源清先生讲如意寓意极其精当，至今记忆犹新。从平头开始向前畅行无阻当然如意，到了中间仍然平坦通达，仍然觉得如意，还想如法炮制，再往前行就碰壁而返不能如意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别老想着自己如意，总希望如意必经常遇到不如意，惟有深知不如意乃人生常事并平静地接受现实的人方能如意。旗人在放小定与大定时，皆送如意，放在匣中送去。行聘当天，待嫁新娘端坐在炕上，婆家派来的全福太太，将如意直接放到姑娘的怀里。除了如意之外，大定的其他礼物与汉人相差无几。
在迎娶的前一天或当日，女方家要将嫁妆送往婆家，这是整个结婚程序中，女方唯一一次主动登男方家门，是在社会上展示娘家身份地位与财富的绝好机会。财力之外，家长的文化价值观与对人生的认识决定了嫁妆数量。譬如晚清曾国藩教子有方，要求儿女衣必常人之衣，食必常人之食。嫁女陪送不超过二百两白银。二百两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不算小的数目。然而对于大学士之家，就显得寒酸了。曾国藩过世后，夫人恪守夫训，嫁女仍以二百两为限。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出席侄女婚礼，表示怀疑，当时开箱验看，果然不过二百两，以为过于寒素，自己又加进二百两。
嫁妆亦以抬论。一份是六十四抬，称为全堂，半份三十二抬，又称半堂，栏杆桌下穿一木杠，两人一抬，桌上绑上所送物品。一件一抬，譬如全堂家具，桌椅箱柜等，小件的二人一抬，大件的四人或八人一抬。富贵讲究的可以达到几份。贫穷简单的用窝脖脚力，即单人背驮。女方在送嫁妆队伍出发之前，一定要在大门外口亮嫁妆，衣箱都打开，以示充实，四季衣裳应有尽有。日常用品比较容易运送，也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展览，而不动产则不能搬移，譬如陪送住宅或耕地等，怎么表示呢，如果是四合房就在栏杆桌放上一块红绸缠绕的房瓦，如果是耕地就放上红绸或红纸缠绕的土坯砖，如果是买卖字号，则放上复制的牌匾。有时候抬数多并不代表价值丰厚，因为送嫁妆要求一物一抬，哪怕一个痰桶也要独占一抬。这与一处住宅和若干亩耕地不可同日而语。一般来说，投入巨资用于嫁妆的事例极其希见。就是娘家有此实力，在家族同姓观念深厚的时代，也不会轻易的便宜外人。嫁女舍得投资的家庭，大都存在着特殊原因。想来不外以下几种，一是子嗣乏艰后继无人，乐得做顺水人情；二是子不成才游手好闲难承家业，与其让偌大的家产眼睁睁地毁于败家子之手，倒不如赠与女儿一部分；三是转移财产，防备日后的变故；四是爱女心切，提高她嫁过去以后的家庭地位；五是变相的赠与形式，改善婆家的经济状况。
财产交割本应是两家之间秘密进行的事，露富一向是处世的大忌，为何非要在社会中搞得人人尽知不可，检索其因，除了满足炫耀心理，为女儿作脸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婚前财产公证的形式。对于出嫁后的女儿在日后生活中掌握这些财产尤有帮助。在处理结婚陪送财产问题上，传统的做法大都是让女子自己掌控从娘家带来财产的分配权。虽然婆家顾及脸面，不愿沾上依赖陪嫁财产而富的恶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状况千差万别，只算计金钱而不珍惜面子的大有人在，面对巨额财产，不由得不生奢羡之心，变相转移在所难免。在无法律公证婚前财产，女子又无离异自由的时代，亮嫁妆与送嫁妆的隆重仪式，无异于公开了财产清单，保证了财产足额不被移花接木或巧立名目的侵夺。
送嫁妆之后正式迎娶仪式举行。这就是《仪礼》的最后一个程序亲迎。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婚礼。清朝旗人重古礼，迎娶新娘在夜间，遵循《士昏六礼》“以昏为期”的规定。
旗人贵族结婚，新娘上轿之前要穿婆家事先送来的旧棉袄。棉袄越旧越好，如果家里没有，找亲戚至交去借。当然，外面还有色彩鲜艳的罩褂。脚下所登的是蓝布鞋。清朝人以蓝黑为正色。迎亲仪仗比较特殊，虽然也预备仪仗队乐队，却是设而不作，并不发出响动，由于迎娶在晚间，仪仗执事以贴喜字牛角灯为主，隆重程度由使用数量上表现。有品级的官员不得过六对，无品级的官员平民不得过四对。晚清制度松弛，贵胄豪富之家竞逐奢华，在使用数量上激增，从十六对直到一百二十对。
迎娶一定要赶在子初之前将新妇迎进家门。如果过了这一时刻，新郎与新娘行过合卺礼之后，就必须退出，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才可同房。子初就是晚十一点，古人认为过了此刻，即将迎来第二天，由于阳气渐升，不利于阴阳平衡，所以不惜忍耐一天。
旧日传统婚礼没有男女两家亲朋聚到一起共同庆祝办的，娶媳妇与聘姑娘是两码事，分开举行。女方亲属至交由本家招待，绝不可能随花轿一同都到婆家吃酒，甚至挑礼寻衅故意难为婆家。婚礼的主办人是新郎的父亲，发出邀请与接受祝贺的人是他而不是他的儿子。娶媳妇的全程实际上一直是家长操办，而儿子只作为婚姻实质的承受者出现。在必须出面时才出场。娘家人到婆家吃酒，通常在迎娶的第二、三天，要等看到婆家门前挂出证实新妇贞洁的“挂彩”以后。
洞房花烛与新婚三日无大小
常听到一句婚礼用语叫作“新婚三日无大小”。它可以追溯到久远。《汉书·地理志》：“燕地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清平步青《霞外捃屑》讲，合卺之夕，亲戚朋友伙饮彻宵，拥众入房披帷搜枕。名曰“闹房”。亵狎渎乱，伤风败俗。此其甚也。说来也不奇怪，人类的规矩是自己加到自己头上的，乡村的习俗，到了城市，尤其中上层人家，就未见得流行。对于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状态的中国乡村来说，农民生活环境封闭，社交始终是件奢侈的事。社交方式无外乎年节亲朋往来聚会和婚丧嫁娶。一村之人，沾亲带故者多矣，所以一家办喜事，基本可以说是倾村参与。不管是否出于情愿，只要参与，就得花费。既然花费就存在值与不值的问题。因此，在婚礼上大吃大喝尽情享乐是很自然的事。婚礼的喜庆性质营造了宽松气氛，即使主人心存不满，也要敷衍周旋，保证婚礼平安顺利的结束。对某些过分行为听之任之。所以，“三日无大小”的特定意义是指可以暂时放下规矩或是放松规矩而言的。
新房一般只是一间，即便皇帝大婚，新房设在坤宁宫东进间，也不过两间而已。新房在迎娶之前先要响锣三下，然后把门关闭，谓之“响房”。新妇娶进以前，不再开启出入。婚礼最重要的仪式实际上是在比较隐秘的空间内进行的。他人难得进入，即使允许进入，也难容过多的人。新人结拜在大堂正厅举行出现得比较晚。生活在哪一时代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规矩，也不会主动提出类似的要求。婚礼祝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吃喝聚会与向主人道喜上，与见不见新娘没有关系。至于拜见父母则在次日进行，甚至更晚，古礼“娶妇三月，始见舅姑”（指公婆），后来改成三日，又改成第二日见父母，当天未必见公婆。时下婚礼搞得隆重铺张的比较普遍，婚礼消费多少也可以起拉动内需的经济作用。不过要时刻警醒乐极生悲可能发生的悲剧，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期望目标愈高，程序愈复杂，伴随的风险就愈大。场面一大，来宾必多，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调控不力，难免节外生枝，喜事变悲剧方面的事例常常见诸于报端。
人类随时随刻需要幽默与玩笑，不然生活沉闷刻板自然觉得索然乏味。不过幽默与玩笑相比，前者可能是无止境的，后者就必须掌握一个度，不能为所欲为。玩笑开得过度，不免走入人格侮辱与道德践踏的歧途，能把挺好的朋友关系搞僵弄散。以喜剧始而以悲剧终，实在得不偿失。
新记《大公报》旧事拾零
邓炘炘
图书馆保存着历史。那天上午，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USCEast Asian Library），我无意间翻到一本旧书，引出若干线索。
书是陈纪滢写的《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出版。馆藏的这一册是陈纪滢题赠给陈锡恩的，扉页上写着“锡恩先生夫人伉俪教正，弟陈纪滢（印章）拜，一九七五（六四）年六月廿八日於台湾”。这册书自入东亚馆后从来没人借阅过，寂寞地躺在书架上，已经有些年头了。
胡政之是中国著名报人。他1926年在天津与吴鼎昌、张季鸾三人共同重组出版新记《大公报》。在后来的几十年内，该报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广大。胡政之时任报社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全面主持报馆经营活动，深度参与编辑领导工作。在《大公报》后来的岁月中，他是三人中坚持时间最长，参与工作最多，相对出力最大的。他1889年出生，1949年因肝病在上海病逝。
陈锡恩（Theodore Hsi En Chen）是南加大的著名华裔学者，1938至1974年任南加大教育学和东亚研究教授，是南加大首任东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出版过《毛泽东的教育革命》（The Maoist Educational Revolution）等多种有影响的著作。他后来将私人藏书捐给东亚图书馆，成为该馆中文馆藏的主要来源之一。
陈纪滢是新记《大公报》旧人，也曾是报社中活跃的年轻骨干之一。抗战期间，他曾主编过《大公报》有影响的《战线》副刊，在汉口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之一。1949年去台湾后，参与政界活动。他在《大公报》的采编活动带有帮忙的性质，属于“私底兼职”，因为他当时一直在邮局有正式和稳定的工作，不算报馆正式职工。他对《大公报》也一直以“客卿”自称。陈后来写过三本有关《大公报》的书，自认为《胡政之与大公报》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本，“最足以反映那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平心而论，就总体来说，该书的分量和价值，并不像陈纪滢自诩的那么高，不过书中也提供了一些细节和情况，比如他如何受报馆委派进入当时的伪满洲国调查，采写“九一八”两周年特刊的情况，《大公报》编辑部夜班运转情况纪实等。书中特别提及胡氏遗孀后来的一些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内容。
陈的文章1973年先在台北《中华日报》上连载，后又在《掌故》月刊上刊发，然后才正式出书。胡政之的遗孀胡顾俊琦在美国看到这些连载文章，给陈写来了信。胡夫人的来信前后总共四封（1974年2月27日、4月18日、6月6日、8月22日），时间跨度6个月。该书1974年12月正式出版时，陈将四封来信收入题为“胡夫人的四封信”的代序之中。
据胡夫人的信讲述，胡政之1949年4月14日病逝于上海后，她于1951年春只身出走香港。当时上海里弄组织监管很严，她佯作上街散步，趁无人注意跳上电车，直开南市火车站；在那里购一张普通车票来到广州。当时卧铺票需预定，而且须接受查问。她从广州又设法到了香港，沿途细节没有讲，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因系偷逃，她当时除带少数川资之外，身无长物，胡的所有手札书籍皆抛弃了。
顾氏是胡的续弦，抗战初期成婚。她是民国外交界耆宿顾维钧的内侄女，出身名门，接受过高等教育。陈纪滢说她“气质不凡，端庄蕴藉，受人尊敬”。但也有其他人的回忆文章说，她婚后“使家庭不和，在报社也引起了许多纠纷”；“嗜权贪钱，与胡前妻之女胡燕拼争《大公报》股票”，“胡当时重病于床，听她们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