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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与组长、组长与组员之间，也是如此。
包括发展通讯员，成熟一个，向直属领导申报一个，凡任用、运用、试用、停
用，都须局本部核准，各站长只有吸收试用3 个月的权限。核定批准以后，给一份
少尉津贴，随后，发展人与被发展人之间不再发生关系。这种制度，看上去是围绕
着特工秘密化的主题做文章，其实还通过单线联系的规则，消弥了下属站互相勾联、
沆瀣一气的条件，形成了一头抓多头，多头单线走的伞形格局，上面“神”得很，
有权有势；下面“鬼”得很，隐隐绰绰，以至那些从前耀武扬威惯了的高、中级待
工无从适应，抱怨不迭。于是，毛人凤掮着“关心照顾”的牌子，为他们另选高就，
同时从“同学会”中派员出任各站站长和直属组长。这一把火，真可谓烧得不徐不
疾，烧不到的不察觉，烧着了的躲不及。最后，内外勤的人事关系渐趋一体，可谓
“成绩斐然”。
推行“特种会报”制度
毛人凤的第二把火，是延续戴笠生前强调的“秘密控制公开，公开掩护秘密”
的原则，为保密局的秘密单位与公开机关的会同协商解决问题，形成了“特种会报”
制度。
所谓“特种会报”，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一定级别上的党、政、军各
机关就“特种问题”，即反共事宜等举行的联席会报。参加人员为行政长官、党部
主任、书记长、三青团分部主任、干事长、警察局长、保安司令（或宪兵司令、警
备司令）、警宪督察长，加上中统外勤机关首长、保密局外勤机关首长（站长或组
长）。“联席会报”中，保密局外勤头头的实际任务是带上耳朵，听取各方面的情
况，然后根据一定的要求或重点，整理综合，逐级上报。整理上报的材料不提出任
何要求协商解决的问题，甚至连会议出席人的名字都用化名，以便让其他参加会报
的人摸不清楚来历，有利于情报工作的开展。
有时，因为工作的需要，参加联席会报的外勤站头头，需要跟相关的党政军机
关发生联系，为此，毛人凤设计了一种只发给站长、副站长、督察和组长的“外勤
职员证”，并制定相应的使用规则，有七条。一、本局为证明派驻各地负责同志之
身份，特制发此证。二、领证人于绝对必要时，方可将此证作为身份之证明，如遇
特殊情况，领证人可向当地军政长官出示，非绝对必要时，不得使用，以免暴露身
份。三、本证使用人因工作需要得凭本证通过戒严区域。四、本证不准转借，若有
藉此招摇撞骗者，经查实后从严惩处。五、本证如有遗失，领证人即登报声明作废，
并报局听候处理。六、领证人离职时应将本证缴回本局注销。七、本证有效期限自
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
第二个层面的“特种会报”，亦可叫“公秘会报”，是保密局外勤站与公开机
构如同级警察局、驻军司令部调查室、绥署或绥署区负责情报的第二处、保安（或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军宪督察处、省市警务处、交通部运输局管理处的定期会报。
这种会报均由保密局外勤站、组统一领导，除交换情报外，所有公开单位均有协助保
密局外勤区站解决疑难问题的义务。
这样一来，保密局的手便伸长了，不管它如何貌似“公正”，客观上就是委员
长安置在方方面面的“眼睛”，躲在暗影里，不言而威。即便在相近的系统里，以
秘密驾驭公开亦成事实。中央一级，毛人凤的地位要矮于郑介民、唐纵；行之地方，保
密局倒比国防部二厅、警察总署、交警总局的人物风光显要，这等于是向外充实扩
张了权力。
“特种会报”制度推行的初期，毛人凤掮了蒋介石赞许的招牌，郑介民、唐纵
不宜公开反对，心里却十分警惕。他们本是军统窝里长大的虫，戴笠那套“秘密控
制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招数，体会得稔熟，一看毛人凤撅起“特种会报”的屁
股，便知要拉向外扩张的屎，说什么也不甘让其顺畅。特别是唐纵，不像郑介民多
少跟保密局沾着边（身兼保密局局长之职），且又公干北平，事务缠身，因此，暗
暗下决心抵制作梗。
正当其时，偏偏天不作美，接连发生了两桩扎手的事，竟置唐纵于有心无力的
境地。一桩是发生于昆明并震惊全国的“李闻血案”。
1946 年7 月11 日，李公朴在昆明惨遭杀害。15 日，闻一多在昆明主持李
的追悼会，回家途中又遭杀害。李、闻两人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也是反对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积极参加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反共内战的群众运动的
知名人士。他们的死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蒋介石为应付各方面的责难，
急召唐纵去庐山，要他“彻查”。回南京后，唐着手布置，查了几天，毫无进展，
愁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最后去向毛人凤求援。到底还是保密局神通广大，三下
五去二，揪出了凶案的主使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让唐纵顺顺当当地交差
了事。
第二桩是发生于上海的“金都血案”。驻沪宪兵第23 团的巡逻兵与上海市警
察局所属新成警察分局的值勤岗警发生争执，事态迅速扩大，双方在金都影剧院
（现瑞金剧场）门口布下阵势，宪兵开枪，当场打死9 名警察和2 名无辜儿童。血
案发生后，警宪双方各执一词，控告对方。接着警察罢岗，交通陷入混乱；宪兵也
宣布罢岗，中止了巡逻。许多大公司、银行和商店，为防止歹徒们趁机抢劫，纷纷
停业关门。刹那间，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半僵不活的死城。警察们还嫌不够，
发起成立了“上海市七·二七金都血案委员会”，准备出动拥有重武器装备的警局
机动车大队与保警总队，包围宪兵第23 团，进行武装缴械。蒋介石闻讯后，通过
长途电话痛骂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要他将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清上报。恰巧，
那几天里，唐纵在国府纪念周的活动中遇到宪兵司令张镇，开玩笑地说：“你们宪
兵打死了我们的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陪人？”哪晓得前一天张镇刚为这事挨过
蒋介石的训斥，现在听唐纵如此说话，误以为唐在蒋介石那里告了恶状，当场火冒
三丈，气冲冲地指着唐纵的鼻子斥道：“你不要乱说，究竟是谁先开枪，你看清楚
了没有？”假的成了真，唐纵倒不得不严肃起来。回到办公室后，立即打电话给派
赴上海调查此案的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要他尽快查明，据实上报，一来告慰本部，
二来也为出口鸟气。不久，李哲拿出了一份报告，说是宪兵先开的枪。与此同时，
宪兵司令部也拿出了一份报告，说是警察先开的枪。两个互相矛盾的报告捅到蒋介
石那里，惹得老头子大光其火，责令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去
上海，查出个真假。 唐纵到上海后，利用老面子，很快得到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等老军统分子的鼎力协助，总算
有凭有证地把情况搞清楚，确实是宪兵先开的枪，警察才进行了还击。最后，肇事
的宪兵经国防部军法局审判，分别处以死刑和徒刑。
常人道：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自“李闻血案”、“金都血案”以后，
唐纵便有了这种心情，对于保密局的“特种会报”制度，既说不出毁誉的话，当然
也干不出拆台的事。于是“公秘”合作的规矩，便按毛人凤的勾勒固定下来。
成立“三有公司”
毛人凤对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深信不疑。戴笠生前就以为玩情报是钱堆的买卖，
手头阔绰了，才可弄得神低头，鬼推磨。结合自己的体验，毛人凤觉得还应加上一
条，即稳定内部，赚取人心，也得靠钱，说白了也叫：横竖是个钱，里外靠个钱。
于是，他的第三把火，就烧在了谋财之道上。
照理，保密局的建制和编员确定下来，经费是照章分拨的，何必自谋财路呢？
问题在于蒋介石明知干特务的花费非同小可，但碍于方方面面的制时，不敢把留意
此道的热衷公开化，授人把柄。因此，公家拨下的份额，根本不够花，且不说别的，
单是各地省区站、组发展的那么多不在编制的通讯员，所需的一份少尉津贴弄出的
窟窿，就够保密局的当家人发愁了。过去，遇到这类困难，戴笠打不着秋风，就找
蒋介石下手令特批。现在，党国正祭起制宪行宪的法宝，讲究循章办事，通过批条
让财政部支付预算外的特别费用，几乎不大可能。老蒋体贴特工部门的苦衷，答应
多给“政策”，在自谋财路上想办法。
于是，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聚在一起开动脑筋。平时，郑介民喜欢批评别人
“冒脑根”，真轮到自己出主意的时候，脑筋并不好使。唐纵号称“智多星”，功
夫却不在经济之道上，比及老郑的“冒脑根”，只差一字，那就是“伤脑筋”。毛
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在一旁瞧着男人们发愁，抿嘴一笑，轻巧地说：“现在人人都做
生意，你们不会凑凑这趟热闹吗？”向影心的话确实不错。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国
民党大员如出山之虎，一个个都往钱眼里跳，接收发财跟着做生意，一夜之间，几
万家公司如春笋而出，却搞不清谁是官营的，谁是私营的？这种风气波及政府部门，
很少有不被沾染的。据毛人凤所知，有战区长官部办的运输公司，某方面军司令开
的工厂，甚至连CC 也搞了“合作金库”，“党营事业基金会”等等。当场例举出
来，疏导“冒脑根”与“伤脑筋”。
其实，郑介民、唐纵并不反对做生意，只是不知道本钱从哪里来。毛人凤久居
内当家之位，知道军统历来就有从缉私、交检等公干上移花接木，丰腴钱囊的传统，
自然就提到了军统局在接收和肃奸中没收的“敌产”、“逆产”。郑、唐一想，反
正也是为了领袖支持的事业，便答应一起去向蒋介石禀明。蒋介石听了汇报后，要
求他们拿出个方案。于是，郑、唐、毛，再加上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组成
一个“发财”委员会。
毛庆祥的加入，缘于蒋介石的通盘考虑。他希望国防部二厅、保密局和警察总
署的经费亏空，能于此一揽子解决。但又生怕“一国三公”的局面，弄得分红不均，
惹出麻烦，便让毛庆祥凑个数，关键时候当当“老娘舅”。
四个人关在房间里研究了半天，方案落于纸上，大致是：一、请蒋介石特批，
凡军统在各地接收的敌伪现金财宝，都不送敌伪产业处理局，准许保密局留下来当
基金；二、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一部分敌伪产业，由行政院
有关部会“拨交”保密局，继续经营；三、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
一并交保密局，这些“剩余物资”包括两千辆十轮大卡车及大批照相器材、印刷设
备等；四、在此基础上，搞成一个多种经营的大公司，以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
特工活动费，名称就叫“三有公司”。
说起“三有公司”的名号，大有讲头。最直接的阐释是：“有权、有钱、有势。”
吉利的讲法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即经商风兴，人人得而乘之；
所谓地利，即身居京都，傍依上海，水陆两通；所谓人和，即保密局掌握全国经济
情报、市场动向，且网点分布全国，又可随时调动大批人员，或借助方方面面的力
量等等。还有一种解释是：利益三方占有，即保密局有份，国防部二厅有份，警察
总署有份。真可谓俗中见雅，平中出奇。
方案递上去不久，蒋介石作出了批复，行政院长宋子文念及当年与戴笠的交情，
准予备案，并督促有关部门发给了包罗万象的经营执照。接下来，确定人选、地址。
总部机关设在上海圆明园路，毛庆祥任董事长，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入董事会，
总经理由毛人凤推荐，由戴笠之子戴藏宜的从兄弟戴颂宜担任。
“三有公司”拿到了包罗万象的经营执照，经营范围也就大得难有边际，只要
可以生利，无所不干，无所不取。下面罗列一下公司的产业和经营项目，便知端倪
： 先看上海方面：
1。东方渔业公司。拥有40 艘可以出远海作业的渔轮，并有自己的冷藏仓库。
2。启明运输公司，拥有500 辆从中美所“剩余物资”里分出来的十轮大卡车，
专营上海附近各线的货运。
3。大型锯木厂一家。
4。三夹板厂一家。
这些企业，都由戴笠生前的老朋友，上海陆根记营造厂的老板陆根泉代为经营。
再看南京方面：
1。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
2。亭亭照相馆。开设在南京闹市区花牌楼，全部采用中美合作所移拨过来的美
国器材。这是当时南京城里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一家摄影单位。除照相外，还兼
营各种器材，并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同时也从事特工活动。
3。鸿业印刷文具公司。这也是当时南京城规模最大的印刷企业，资本雄厚，设
备精良，用的是中美合作所留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设备。同时兼营文具纸
张。经理由原军统四一印刷厂厂长李如澍担任。
4。长途客运公司。由保密局拿出500 辆十轮卡车改装成客车，与南京江南汽车
公司合作。
另外，平津地区还有无线电器材制造厂一家，西单北平大饭店一座，以及分布
多处的仓库和冷藏库。这些物产，都由过去军统中一向搞面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
“三有公司”成立以后，究竟为毛人凤弄了多少钱？谁也没作过统计，反正有
一点是清楚的：公家预算拨下的款子，不见例外的开恩，保密局“花钱如流水”的
作风却比全盛时期的军统局有过之而无不及。
多事之秋
春去秋来，转眼到了9 月。一天，毛人凤正在“好风水”的办公室里批阅公文，
一阵凉风，好不惬意，索性捋起汗衫的下摆，露出半截肚皮，贪那爽爽的凉意，初
秋的南京，仍然留着“火炉”的余威，那如蒸如烤的滋味并不比盛暑轻多少。自发
福以后，毛人凤觉得比以前怕热，要命的是，别重庆、回南京，出了“火焰山”又
入“炼丹炉”，硬是与清凉世界没有缘份，有时，想想那些干着闲差的高官们，一
到夏天结队去北方，躲避暑气，心里好生羡慕，于是本着一种渴求补偿的心态，抓
着眼下的一把凉风便放肆起来。
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惊得毛人凤赶快遮住肚皮，抓过话筒。电话是唐纵
打来的，约毛人凤碰个头，时间赶早不宜晚，好像挺着急。
晚8 点，毛人凤准时来到警察总署唐纵的办公室，唐纵指着桌上厚厚一叠卷宗
示意毛人凤看看。毛人凤打开卷宗，看了第一份，便觉着像有一条毒蛇，顺着背脊
往上爬，吐着长长的红信，舔自己的头皮，再往下看，眼睛里冒出了“血”。原来，
几个月前，湖南派为扳倒毛人凤，着手调查的吴茂先舞弊案有了下文，现由张毅夫
“操刀”，写成卷宗，焦点直接落在毛人凤的夫人向影心身上，指控她伙同吴茂先
与不法商人串通，利用空运与检查之便，从事金钞投机。从卷宗罗列的线索看，还
涉及到上海、北平、重庆、昆明等多处特工外勤机构，几乎全是毛人凤的徒党。
看完卷宗，毛人风貌似“公正”地说：“事情真要是这样，太不像话啦！
这哪里是党国的干部，简直……简直是贪官污吏嘛！”唐纵听着“正义言辞”，
一声不吭，眼里闪出捉摸不透的笑意，看得毛人凤心里发怵。然而，毛的城府也确
实到家，瞬间便有了反客为主的手段，半是自语半是警示地说道：“事情也怪，他
们抓了吴茂先不让我知道。向影心捅了这么大的漏子，从没听她透过话，结了案子，
卷宗又送到唐先生这里，这不明摆着是个阴谋吗？难道张毅夫预先设好圈套，把我
老婆绕进去，然后再……”说到这里，做了个双手掐脖的动作。
“好了，好了，不要胡乱臆想，我若是信不过你，会把你找来吗？”唐纵指着
卷宗，一脸正经地说。
其实，三天前，卷宗就到了唐纵手里，围绕着怎么处置的问题，他大费周折。
明摆着的，这是湖南派的弟兄借路上达天听，藉以扳倒毛人凤。真要这么做，唐纵
并不困难。问题是这全然不合他的心意。一来他专心警政，无意蹚保密局的浑水；
二来，注重清名，生怕惹出拉帮结派之嫌。为此，他到警察总署当家，湖南派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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