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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少被注意到的事实是，2009年6月，荣智健辞职两个月后，正当人们怀疑一代首富就此落幕时，一家名为“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在香港注册成立。这是一家私营企业，股本由4家注册地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均持。据说，它们的幕后人都是来自荣氏家族。
也许，未来岁月将给人惊喜。不过，未来遥不可及，现在，不如幡然回头，反顾这个百年家族的多舛命途。
第一章 正途
引言
无锡并非荣氏真正故里，而是先人为逃避政难迁居至此，聚居之地便为荣巷。先人在政治上的失意，成为后人经商的深层动机，而江南温润宽裕的环境培育着荣氏商业基因，又因“长毛之乱”而家族式微。
数百年经营所得顷刻毁于一旦，政治与商业的交锋，每个荣氏后人都有各自判断，于是才有荣熙泰在官场与商场的周旋，而当意识到政治的不可靠后，又义无反顾投身商界。荣熙泰虽年事已高，膝下两子却令人欣慰，从钱庄学徒到自办钱庄，再到经营面粉厂、纱厂，于茫茫黑夜之中寻到一条经商正途。踟蹰走来，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意气风发，好似抓住了命运的稻草。
广生钱庄开业
1896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初八，一个阴冷的日子，上海鸿升码头传出震耳的鞭炮声。
循着声音望去，人群正如潮水般涌向一栋临街的铺面，将其层层叠叠地包围起来。正中两个年轻人拱手作揖，头顶的那面“广生钱庄”烫金招牌在阳光下散发出年轮的光芒和崭新的油漆味。
一切都是新的。门口的对联和灯笼预示着新的开始，空气中弥漫着喜庆的气味，让热闹有了欢腾的理由。在连绵不绝的鞭炮声和道贺声中，广生钱庄正式开门营业了。
中间那两个年轻人对视一眼，露出会心的微笑。从外貌上看，两人相似无多，但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良好的默契感，让人隐约觉察到他们的亲密关系。其实他们是一对亲兄弟，穿西装的方脸男子名叫荣宗敬，时年23岁，英气逼人，为兄；着长衫者圆脸长耳，名德生，年少两岁。他们是这家钱庄的一、二把手，宗敬任经理，负责全盘运营；德生为账房，主管日常业务。
广生钱庄股本3000银元，荣家兄弟及其父出资一半，其余半数招股所得。所幸荣家声誉在外，且钱庄风头日盛，渐成一本万利之买卖，集资倒也不难。加之兄弟二人打小接触钱庄业务，虽年纪轻轻，却有满腹生意经，让他们打理正是人尽其才。且有荣父殿后指导，确保万无一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清末风云突变，徒增危机苍凉之感，世人如热锅之蚁，犹豫徘徊，奔走往复，仿佛要寻得片刻安慰宁定。举国如是，概莫能外。而偌大上海滩，三教九流、五湖四海，谋生者不计其数，裹挟在时代洪流中，滚滚向前。
荣家两兄弟亦夹杂其间，犹如两棵不起眼的野草，随风摇摆，丝毫没有显露出卓尔不群的迹象；而新生的广生钱庄也不过是一门糊口生计，在钱庄、银行云集的沪上，实在有些微不足道。
所谓积小成大，但凡创业，如无过人之处和贵人相助，断然躲不过“积累”这关。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老行当，所愿无非赚钱而已，至于做成何等事业，要说不曾动议，也未必清高至此，但这乃夸夸之词，江浙人向来务实，于此并不过分在意。因此，荣氏安心经营，并不急于求成。
不曾料到，钱庄如一道魔咒，将个人、家、国命运骤然连接到一个结点。一瞬间，往事如烟。
荣熙泰、荣宗敬与荣德生
时间回到23年前的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临朝亲政，正欲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年轻的脸上写满意气。
帝国与臣民昏睡了许久，终于候到这久违的消息，敏感的人们将之视为吉兆，忍不住奔走相告。而此时，英、法、美、俄、德五国公使亦闻风而动，连续照会大清总理衙门，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
6月29日清晨，五国公使被引至西苑紫光阁侧殿，那里向来是番邦朝见之地。五国使臣向坐在龙椅上的同治帝三鞠躬，亲手呈送国书，半小时后又被引出宫门。这场“不跪”的觐见礼，向世界宣告了天朝上国威仪的颓然瓦解，至少西方使节今后不必像大清藩属国那样对一个尚未长胡须的年轻皇帝三拜九叩。
鸦片战争30余年后，西方力量正穿过破碎的国门，无孔不入地侵入东方世界，礼仪改弦更张不过是时风渐染的倒影。更广阔的天地间，变化纷至沓来。1871年，上海接通到伦敦的海底电缆，电缆随后被西方公司引至吴淞、厦门等地，实现“信息同步”。内地产丝绸、棉花、小麦、茶叶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而最早的“通商口岸”——上海一跃成为贸易、咨询与金融的中转平台。
整个国家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境况之下： 沿海一带，商业气息日益浓重，内陆地区仍旧保守，但支撑起沿海的商业繁荣；而随着时空的深入，西方影响逐渐减弱，危机感却越发浓重。
新旧交锋，时风激荡。庙堂之下，大臣们激烈争议，洋务派则将目光放到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纺织工业、煤铁开采和铁路建设领域，掀起振兴民族工业的第一章序曲。1873年，清政府批准成立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展开激烈竞争。与此同时，洋务派挫败顽固派“风水破坏论”和“开门揖盗论”，开办煤矿、铺设铁路，开平矿务局、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先后破土。
朝堂大事影响不了小城的作息，远在江苏无锡惠泉山麓下的小镇荣巷，被一阵婴啼声打破了平静。
哭声出自一个清冷的院落，几间青砖灰瓦的平房围成一所门第，瓦楞上的青苔和野草诉说着家世。男主人名叫荣熙泰，长年飘零在外，此时守在妻子石氏身旁，望着新生之子兴奋不已。这男孩是荣家的第一个孩子，荣熙泰给他取名宗敬，取向先祖致敬、复兴家业之意。
荣家在无锡曾是望族，远祖水濂公在明朝为官，看透官场尔虞我诈，携子孙移居无锡乡下，定下家训： 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后此三百余年，荣氏无一人参加科举，以耕读、船运、经商为生。荣家后人经商多有所成，代代相传，积累了不少财富，家族日益壮大。
到荣熙泰这代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李秀成攻打南京曾取道无锡荣巷，荣姓男丁遇难者不计其数，几近灭族，恰巧荣熙泰到上海做学徒，等他回来，已成为这支系唯一男子。之后，荣氏衰落，后人多逃亡上海，以经营麻绳、桐油、生铁为业。荣熙泰到上海一家铁匠铺做学徒，习得一技之长，他为人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几年后又被提拔为会计，做起账房先生。
可惜荣熙泰不是一个安定的人，他从江浙辗转至广东，巧遇族叔荣俊业。荣俊业当时在张之洞幕下做掌印官，人脉深厚，亲信众多，其中一人名叫朱仲甫与其尤为亲密。此人出身江苏太仓富户，家底殷实，24岁捐了候补道台，十数年一直未获实缺，荣俊业推荐他做了广东厘金局厘金局，亦称“厘捐局”，是清政府对通过国内水陆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捐税的一类机构。总办。
厘金局就是清代的“税务局”据《中国厘金史》记载： “（厘金局）委员最高月薪为50~60两，司事最高月薪难超15两，巡丁难超6两。”但因灰色来源极多，仍是一桩美差。据说清代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三五千金至万金不等。，由于广东通商口岸众多，往来贸易频繁，油水自然不少。据说清末厘金局普通差人年收入少说三五千金，而知县年俸仅36两，遂有“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得此肥缺，朱仲甫对荣俊业感恩有加，想方设法投桃报李。得知荣熙泰困窘，便安排他到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厘金局做司账。荣熙泰能力出众，深得朱仲甫器重，每逢调任，均将其带至身边。纵然如此，荣熙泰亦自感不过是名小角色，人至中年，每每思及自身，颇有一事无成的寂寥。
幸运的是，事业上的不如意被家庭的美满和睦所弥补。生下荣宗敬之后两年，石氏又给荣家添了一个男丁，便是荣德生。在官场走动多年，荣熙泰深知为官不易，尝言“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不过，两年喜得两子，虽然半生劳顿，亦不觉人生无所寄托。
荣氏一门二子，性格迥异。荣宗敬天资聪颖，幼读诗书，14岁时被父亲送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做学徒，次年又被送到上海永街豫源钱庄做学徒。他为人要强，做学徒时，起早贪黑、端茶送水，不仅照顾老板起居，还给小东家洗尿布。名为学徒，实为佣工，老板提供一日三餐，零花钱勉强够洗澡理发。如此境况下，荣宗敬愈发勤奋，练习珠算、记账、存款常至深夜。
由于过分操劳，荣宗敬得了伤寒，苟存性命，却影响身体发育，个子从此长不高。遍尝苦难，荣宗敬坚持下来，摸透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和资金调拨技巧。三年学徒期满，到上海森泰蓉钱庄做了一名跑街，专管无锡、江阴、宜兴三地汇兑收解业务，从此踏上商业江湖。
相比之下，木讷寡言的荣德生显得老实本分许多，甚至有些“不够灵光”，据说他6岁时还不会说话，以至于被怀疑为天生的哑巴，因排行老二，被戏称“二木头”。但荣德生读书识字飞快，有博闻强识、过目不忘之能，深得先生赏识。14岁时，荣德生亦离开私塾，被荣宗敬引荐到上海通顺钱庄习业。
上海钱庄界有一项传统，逢年过节，要在门前贴上票号、庄名，以图吉利。这个工作一般都由学徒负责。通顺钱庄所在的街道上有一个王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节气，慕名求字者络绎不绝，荣德生三番五次求写庄名，最后才拿到字幅。他心想求人不如求己，于是利用习业间隙刻苦练字。三年期满，荣德生不仅学得一手好珠算，还练成一手好书法，令人刮目相看。练字的习惯保持多年，荣德生事业有成后在家乡建造“梅园”，亲自题名，至今犹在。
荣德生工作勤奋认真，钱庄收支从无差错，深得老板赏识，希望他继续留下工作。但荣德生希望到外面见见世面，这时父亲荣熙泰回乡省亲，于是随父同往广东。到了广东后，朱仲甫安排他在三水县厘金局做了一名帮账，办理进口税务。得益于上海通顺钱庄的历练，荣德生很快适应了这份新工作。
英人治下，香港得风气之先，广东与其一水之隔，多有商人到港经商、投资，带来各种新鲜资讯和商业信息。身处风气交汇之地，荣德生思路豁然开朗，不禁开始思考人生航向……
开钱庄一时成风
生逢乱世，只能随波逐流；国运衰微，家势亦沉降起伏。不过，乱世也为一些人物造就了命运翻转的独特机缘。
如今看来，如果没有那场惨烈的战争，荣氏父子的人生轨迹延续下去，或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1894年春末，朝鲜半岛阴云重重。东学党农民起义被成功镇压后，应邀作战的清军开始撤退，而日军却大量涌入，并突然袭击清朝海军。1894年8月1日，农历七月初一，两国同时宣战，甲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战火从平壤烧起，清军节节败退，6天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归国，日军趁机占领朝鲜全境。9月，日本联合舰队出动12艘精锐军舰向驻扎黄海的北洋水师发起进攻，经过5个多小时激战，北洋舰队遭受重创。随后日军撕开鸭绿江防线，将战火燃至中国本土，仅3个月时间，便大举攻入大连半岛，占领旅顺口岸，制造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
转过年来，日本海军对龟缩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清军仓皇应战，最终不敌。短短10余天，日军占领威海卫海军基地，洋务派苦心建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留下无尽耻辱。
清朝海军实力并不输于日本海军，北洋舰队更是清朝水师最精锐部队，乃洋务派耗重金建立的第一支近代海军。它的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赔偿2。6亿两白银。
日本用这笔资金在国内大兴实业、振兴教育、修筑铁路、发展航运和制造业；而清朝则一败涂地，洋务重臣李鸿章屈辱下台，洋务运动草草收场，保守势力重新抬头，实业之心遭受重挫。从此，两个几乎同时开始改革的国家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差距亦随之越拉越大。
甲午一战，大清国运式微，犹如一艘巨轮摇摇荡荡地驶入日暮，洋务派燃起的复兴火光随之熄灭。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大肆盘剥百姓，以各种名义征收苛捐杂税，商业生态迅速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出经商者纷纷回家，重新审视时局。因此，荣熙泰一家也难得地团聚了。
最先回来的是荣宗敬。1894年，海战期间，天津港出路被封锁，海运不通，大批投机北方小麦的钱庄遭受惨重损失而倒闭。荣宗敬所在的森泰蓉钱庄曝出巨亏，宣告歇业。荣宗敬初涉商世，从这股钱庄倒闭潮中第一次认识到市场的翻云覆雨，丢掉饭碗百无聊赖，索性回无锡闲居。
1895年，荣熙泰任满，由于连年奔波，得了重病，恰逢朱仲甫调离，荣熙泰未接到三水县厘金局的续任通知，遂与荣德生返回无锡老家养病。父子三人赋居无事，开始谋划出路。
一年间，形势出现微妙变化。甲午战败，燃起一股救亡思潮。1895年，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闹出很大的动静，闲居的荣熙泰对此有所耳闻，而更加感同身受的是江浙乡间复苏的实业热情。这里历来是手工业重镇，家庭作坊众多，税赋虽重，却不足以扑灭求生之本能。
南通人张謇荣登状元，不举，回乡大兴实业，创办大生纱厂，一时名震天下。在张謇的带动下，江苏、上海重燃实业热潮，呈现商业复苏之态。其中，无锡人周舜卿和同乡薛南溟合资5万两白银，在上海七浦路开办水泰丝厂。与此同时，不法商人走私鸦片急需资金。凡此种种，客观上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催生汇兑业务的繁荣，钱庄生意异常火暴，开钱庄蔚然成风。
看到同乡好友中不乏开钱庄发财者，荣氏颇为心动。1896年春，父子三人商议一番，认为此事本小利大，且为本业，遂决定步人后尘。于是，融资1500银元，后到上海开起广生钱庄。
上海钱庄“贴票危机”
钱庄取名“广生”，寄托着财源广进的美好愿望，但现实的鸿沟，让这期望看来无比渺茫。
当时沪上钱庄分作两类： 一类是汇划庄；一类是元字庄。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本金的大小： 前者财力雄厚，信誉有保障，是钱庄公会会员，交易使用支票，不必兑付现金；后者资本薄弱，信用有所不及，备受公会排挤，靠小额业务生存，坊间戏称之“挑灯庄”，以形容其寒酸。以荣氏资本，尚不足进入同业公会，广生钱庄属后一类型。因上海竞争激烈，此类钱庄主要在无锡、江阴、宜兴等地进行汇兑。
在某种程度上，经营钱庄的诀窍在于资金流动效率。荣氏兄弟自幼研习此道，无不围绕这点经营，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在上海滩立稳脚跟后，又在无锡开设分号，荣德生为经理。
不幸的是，荣熙泰因过度操劳，于当年（1896年）夏天离世，弥留之际，留下一条经商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少了长者坐镇，钱庄很快迎来一场风波，兄弟俩也将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上海钱庄之盛，必然催生新的业务形态，于是，一种名为“贴票”的业务在激烈竞争中产生了。所谓贴票，意即“贴钱兑换票据”。举例来说，某人在一家钱庄存款90银元，获得一张面额100银元的定期票据，届时凭此到该钱庄即可兑换100银元，多余的10银元，实际上就是存款利息。
资金对所有钱庄乃是第一要义，无论资本雄厚的汇划庄，还是财力薄弱的元字庄，如果无钱周转，只能关门大吉。其中元字庄生存尤为艰难，某些头脑灵光但手头紧张的商人想方设法吸引闲置资金。
据说在1890年前后，一位郑姓的潮商在上海开设协和钱庄，为了吸收存款，他发明了这种贴票业务，以高额利息吸引储蓄，再以更高利息放贷，如此循环往复，坐收渔利。眼见协和钱庄财源广进，小钱庄纷纷跟风开办“贴票”业务。无本者从中窥见发财门径，开办钱庄渔利，据说上海钱庄聚集的南市和北市一夜间涌现150多家小钱庄，甚至有专门的“贴票钱庄”出现。
到1896年前后，“贴票”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普遍的业务模式。各家钱庄为了拉拢储户可谓花招百出。人群密集的茶馆、酒楼、影院，都有钱庄的业务员，他们利用市民爱贪图便宜的特点，专门针对无知妇女和下层民众，许以丰厚利息，吸引存款。为抢夺客户，钱庄之间不惜展开激烈竞争。
当时上海地区钱庄的最高存款利率为10％，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