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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中信泰富和荣智健本人持股量上升至97。12％，恒昌企业变为中信泰富全资附属公司，由荣智健一手主掌。
直到此时，蒙在鼓里的袁天凡才如梦初醒，不堪忍受荣智健的“独断”，愤然辞职。袁天凡表示要自己创业，不受老板约束，他还在公开场合多次炮轰荣智健，一时间，香港媒体纷纷声讨荣智健。
香港媒体向来有深挖传统，抓住一点，穷追不舍。荣智健匆匆收购分散股份，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却忽视了媒体的作用。恒昌原是彻头彻底的香港本地企业，经荣智健资本操作，变为中资附属企业，此次收购被舆论上升至“巧取豪夺”层面。其中牵连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头面人物，荣智健何以瞒天过海、任意行动，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疑云重重，看点十足。
关键时刻，郑裕彤不堪记者采访之扰，发话：“我是舍不得恒昌，但朋友既然要卖，自己还是随大队吧。”他本想息事宁人，却因这句话掀起更大风波。所谓“朋友”，自然是指李、郭二人。媒体趁机大造声势，上纲上线地批评、指责。为防止事态升级，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不得不出面斡旋。
虽然颇有微词，但郑裕彤也清楚自己并未吃亏。中信泰富给出的收购价合计每股390港元，比入手价高出60港元。郑裕彤吃差价赚得2。2亿港元，只比李嘉诚少赚1200万，其余各股东也获得相应的现金收入。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如此高的回报是在短短3个月内实现的。
亏也好，赚也罢，恒昌企业归入中信香港旗下，木已成舟，毫无回旋余地，不如将眼光放长。
袁天凡离职后，郭鹤年推荐自己侄女婿柳代风接任恒昌行政总裁。柳代风可以说是郭鹤年一手培养起来的商界新贵，他早年跟随郭鹤年来香港，打下半壁江山，以创业功臣身份进入郭氏财团，一直担任嘉里地产董事。不同于袁天凡的口无遮拦，柳代风跟随郭老板多年，行事稳重低调，深得各界赞誉。荣智健对他甚为赏识，在中信香港站稳脚跟之后，重金聘他做自己的私人顾问。柳代风没让荣智健失望，搭档合作，相得益彰，做恒昌行政总裁，再合适不过。
全面收购恒昌，让中信泰富一夜之间业务升级，变为纵跨贸易、投资、信托、地产的多元化跨国公司。此后，中信泰富业绩突飞猛涨，资产质量大幅提升，迅速成为资本市场备受追捧的优质股。
1993年6月，中信泰富晋身香港“十大财阀”排行榜第十位，早已不是三年前曹光彪执掌时的落魄公司。
荣智健要做什么？
中信泰富在荣智健手中散发出迷人光彩。1990年从曹光彪手中买入时，中信泰富净资产只有7亿港元，此后经历一系列资本运作，净资产迅速攀升到1995年的266亿港元，增长38倍之多。短短5年时间，中信泰富从一家四处寻求收购的小公司成长为业绩出色的“紫筹股”公司。
与此同时，荣智健不断增持中信泰富： 1992年3月，就在袁天凡辞职的风口浪尖，中信泰富发售新股，荣智健认购3000万股；同年12月31日，荣智健被授予中信泰富6258。1万股认股权，于1993年兑现，行权价每股8。8港元，当时二级市场上中信泰富股价为每股13港元；1993年中信香港再次授予荣智健2800万股认股权，于1995年兑现，后者持股量上升至12058。1万股。
如此频繁购股，资金来源成谜。实际上，荣智健几乎很少动用个人财富，而是尽可能地利用“职位之便”筹集资金。其一是派息，此项让他从1992年至1996年收入5。47亿港元。其二是直接从中信泰富账上拆借，认购完成后在二级市场出售，赚取差价偿还借款。因认购价极其优惠，足够倒手。
1995年，按照每股25港元的价格保守计算，荣智健持有的中信泰富市值多达30亿港元。倘若加上物业、投资、分红等其他收入，身价应不低于50亿港元。财富暴涨，荣智健生活亦随之奢侈起来，开始摆弄游艇、名马、城堡等上流阶层的“玩具”。
与之相比，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收入堪称微薄。作为国有企业“一把手”，王军每月领取固定工资1万元人民币，年终奖是大头，奖金浮动，与利润挂钩，少则10万，多则18万，全年下来24万左右，“是中信总部最高的”。
王军深知职位重要，背后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克己奉公，不敢擅权，但在1996年年底却为中信泰富破了一次例。
1996年12月26日，中信泰富管理层派代表赴京，随后王军召集总经理秦晓、副总经理常振明等人，与中信泰富代表商定了一个股权认购条款。按照这个条款，中信泰富管理层以每股33元的价格，获售3。3亿股中信泰富股权，荣智健独得2。91亿股，股份升至18％，成为第二大股东。
王军很清楚，将这么大一笔股份出售给中信泰富管理层将会招致什么评价。为冲淡事件的影响力，这一消息特地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他后来回顾此事说：“我们签的时候股价是32元多，33元吧。12月31日，我记得那天的股价可能是38。39元，6亿股每股差了6元钱，国有资产有36亿的流失。”随后中信泰富股价一路飙涨，春节后居然涨到每股58港元，缺口升至百亿。
王军为此背负巨大压力，被国务院点名批评，还被找去谈话。他多年后回忆此事：“当时朱镕基副总理受委托跟我谈话，谈话的过程中，他强调说你认为你有什么错误，我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他说你为什么不报告？我说如果报告了，这些消息透露出去的话，会造成股票市场的混乱……那国家资产流失呢？我说我不认为是流失，我认为是保值增值。大概创建泰富的时候，我们只拿了2亿，到了这个时候能够收回来100亿，而且还保持了在泰富的控股地位。”引自尹峰： 《荣氏真相》，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
随着个人股份的不断升高，荣智健俨然将中信泰富当成私人企业，此次管理层的收购手笔之大，大有取代大股东之势。1996年，荣智健已年过50，为中信香港效力10年，个人事业却因此荒废，精力不允许重新创业，他不得不为自己留条后路，于是将砝码放到增持中信泰富。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本能使然，香港民众心中，荣智健渐渐与中信泰富画上等号。在中信泰富内部，荣智健个人色彩越来越浓，权柄越来越重。1996年年底，荣智健仅凭持股中信泰富便跻身百亿富豪行列。
1997年，香港回归不久，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10月，恒生指数大幅下挫，几乎所有上市公司股价一路狂跌。中信泰富未能幸免，股价跌至每股8。85港元，股民开始疯狂抛售，面临破产、退市危险。危机之中，中信集团紧急调拨3亿美元，在二级市场回购股票，稳住局面。
因股价下跌，荣智健身价大幅缩水，但只是账面损失，实际财富未折损多少。荣智健向有抄底习惯，中信泰富股价大跌正是增持良机，于是四处筹钱，到二级市场买入股份。从1998年5月下旬开始，先后4次增持，到当年10月，持股量上升至4。0381亿股，持股比例提高至18。82％。
金德琴东窗事发
荣智健增持中信泰富的同时，中信香港爆出一桩舞弊丑闻，这就是震惊大陆的金德琴弊案。
金德琴是上海人，之江大学（1952年，之江大学全部并入浙江大学）经济系毕业，宣传干部出身，新中国成立后进入银行系统，做到中国银行行长。1985年，金德琴因犯严重错误被撤销中行行长职务，待命在家。1986年，香港银行业动荡，成立不久的中信香港趁机以3。5亿港元收购嘉华银行92。5％的股份，65岁的金德琴重获启用，到香港接管并重组嘉华银行。当年，金德琴被聘为中信副董事长，兼嘉华银行董事长。
嘉华银行是一家老牌银行，前身是1922年成立于广州的嘉华银号，后迁至香港，发展储蓄、汇款业务。1975年，新加坡商人刘灿松收购嘉华银行，恰逢香港银行业大发展，嘉华银行业绩飞涨，1980年夏挂牌上市，当年即成为成长率最高的股票。因盲目扩张，这一时期新成立的许多银行机构在随后的竞争中纷纷倒闭，最终导致1985年的银行倒闭潮。受此波及，嘉华银行陷入财务困境，最终被中信香港收购，成为中信旗下第一家香港上市公司。
收购嘉华银行时，荣智健还未进入中信香港，对此所知不多，他入职之后，嘉华已被金德琴接管。
嘉华银行虽然财务困顿，但资产质量优良，仅在香港一地，就设有26家分行，在海外还有4家办事处。此外，嘉华银行还与荷兰安美保险集团合资开设嘉华安美保险公司。金德琴入主后，依托中信财力，经过一番整顿治理，在很短时间内便救活这盘“死棋”。
金德琴的业务能力毋庸置疑，算得上当时大陆银行界的翘楚，但他并不是一位德才兼备的管理者。撤职一事显然没有给他留下足够的教训，在嘉华董事长位上，金德琴因利乘便玩起“左手倒右手”的游戏。
1990年，中国银行借给中信集团3000万美元，作为嘉华银行增资备用贷款，约定10年归还。这笔巨资被金德琴直接划入自己在嘉华银行的私人账户，到账一个月后，金德琴只用其中2566万美元认购嘉华债券，余下的434万美元和一个月的利息184万港元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他的私人财产。
更令人发指的是，金德琴在中间抬高贷款利率，将6％的利息差额截留归己。从1991年到1995年，金德琴将本应归还国家的本息先存于私人账户，剥去6％的利息差额，然后再归还到中信账上，由此吃利息差价150万美元，加入本息再生利息一共获利达1639万港元。
到1998年离任，金德琴以各种途径中饱私囊3932万港元、159万美元，为嘉华银行造成近60亿港元的损失，濒临亏损。当年，继任者中信公司董事蔡重直发现漏洞：“1998年2月我去的时候，中信嘉华200亿贷款余额中有7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35％，是全香港第一。”
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信总部、中信香港忙于自保，千疮百孔的嘉华银行岌岌可危，左支右绌勉强支撑下来。1999年年初，金德琴一案开庭，金德琴在接受审判时居然这样说：“这是我个人面子大，国家借给我个人，当然是我自己担当风险，收益当然也是我个人的。”引自《人民日报》1999年4月7日第3版《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一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金德琴侵吞巨额公款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一文。
金德琴弊案震惊朝野，这位78岁的老党员晚节不保，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事后，中信加大对香港业务的管理力度，嘉华银行20多名金德琴时期的高管全部被炒掉，一年多后，出现700余张新面孔。
案件的严肃处理向外界释放了明确信号，荣智健与此并无瓜葛，但他还是从中嗅到紧张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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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逆转
引言
荣智健似乎有一颗永不安分的心，中信泰富的主业几经变更，唯一不变的是收购重组。
中信嘉华陷入困顿与荣智健无关，大可放心行事，他在中断增持之后，将目光投向业务扩展方面。此后，中信泰富相继介入内地电力、地产、通信等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最初起家的航空业务不断被剥离、套现，支撑主业发展。总而言之，荣智健治下的中信泰富始终处于业务更新状态，一刻不停地扩张。
扩张到钢铁领域时，荣智健决定暂时停下，重新整合资源。而这一停，就再也没有启动。
曾经志在必得的澳元成为引燃危机的“导火索”，荣智健黯淡离场，却不愿就此退出商业江湖。于是，一家名为“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应运而生，在这盘棋局上，荣氏又能走多远？
饶有趣味的是，常振明在世纪之末再度赴港，扑灭荣智健燃起的“熊熊大火”。
常振明救火
金德琴事件在中信内部引起持久反思。金德琴自持辈高，远离京城，对“掌门”王军的指令熟视无睹，俨然将嘉华银行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事后，王军开始有意加强对香港方面的监管掌控。
蔡重直暂时稳住嘉华局面，而真正的“拯救者”另有其人，此乃43岁的常振明。
常振明是中信嫡系、银行界的少壮派，37岁便做到中信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与财技出类拔萃、相映生辉的还有他的精湛棋艺，从小受清华大学教书的父亲影响，自幼研习围棋，曾与“棋王”聂卫平同队。27岁时，这位围棋七段高手告别棋坛，加盟中信集团，从此进入商海，屡有出奇制胜之举。
2000年，嘉华银行还在为生存挣扎，常振明临危受命到香港接任嘉华总裁一职，掀起大刀阔斧的整顿。
嘉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业务萎缩，为此，常振明上任之后寻找各种途径扩大规模、拓展业务，而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莫过于收购重组。以嘉华的财务状况分析，收购对象为与其规模相当或较少者佳，否则可能导致重组困难。常振明随即聘请专业顾问，寻找合适对象。
香港银行数目虽多，按图索骥并非难事，廖创兴银行、港基国际银行、香港华人银行等四五家银行初步满足要求。但各家银行大股东均无意出售股份，唯有香港华人银行控股股东急于套现，有意转让股份。
香港华人银行成立于1955年，发展至2000年时在香港已有21家分行，规模和历史与嘉华银行相差不多。难能可贵的是，香港华人银行长期耕耘零售市场，拥有成熟的信用卡业务和大量中小企业客户，这是以中资大客户为主的嘉华银行所欠缺的。若双方合并，刚好优势互补。
一方急欲套现，一方急于收购，只要对价格达成共识，交易即可进行。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2001年11月，中信嘉华银行完成对香港华人银行的收购，成交价达42亿港元，中信系统内部筹集。
收购完成后，除了信用卡业务、储蓄散户和中小企业客户显而易见的增加，中信嘉华银行在香港的分行数量扩充至47家，资产规模提升到800亿港元，由此一举晋身香港四大上市银行之列。
常振明不负众望，解嘉华于倒悬之困，在中信总部声誉鹊起，“救火队长”形象呼之欲出。
多元化滥觞
嘉华银行在常振明治理下恢复活力，与此同时，荣智健正在为中信泰富的发展问题绞尽脑汁。
长期以来，荣智健为中信泰富主业不明所困扰，收购伊始，其主业集中在物业、航空、投资等领域，但优势并不突出。收购恒昌企业之后，新增贸易、服务、建筑等业务，主业被进一步淡化，以至于在海外投资者心目中，中信泰富更像一家毫无特点的信托公司，唯一的突出之处就是频繁的收购。
荣智健满心欢喜地介绍中信泰富，却被挑剔的日本人取笑，从那之后他便开始思考定位问题。
思考的结果是多元化发展，实际上中信泰富仍未找到定位。当时中信泰富旗下有国泰航空、港龙航空、恒昌企业和香港电讯等子公司，涉足航空、贸易和电信等领域，后来荣智健又主导中信泰富先后收购香港青衣化学肥料处理厂20％股份、江苏电厂56。13％股份、郑州电厂50％股份，新增发电、化肥两项。
上述收购完成时间已到了1994年，荣智健将中信泰富的发展重点定位于基建、地产和电力。
当年5月，中信泰富收购香港西区海底隧道（简称西隧）25％股份、东区海底隧道（简称东隧）28。48％股份。次年，中信泰富与中信香港联手拍下位于香港中环的添马舰商业地块，与郭鹤年家族旗下嘉里公司共同开发，建造中信大厦，中信泰富占有40％的权益。1996年，中信泰富发股收购江阴利港电厂；第二年，通过增持将香港东隧公路股份提至64％，成为控股股东。1999年，荣智健找来李嘉诚搭档，组建财团联手购入日本熊谷组集团持有的东隧股权，中信泰富持股量上升至45％。
可以发现，1994年之前，荣智健只是试探性地进军电力领域，时值内地基建起步，电厂建设日盛一日，荣智健很快意识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于是，1996年中信泰富购得江阴利港电厂。另一方面，西隧和东隧流量剧增，带来收益相应上升，多次增持股份，乃是前景向好表征，而建造中信大厦当有营造总部和地皮升值之意。
这一系列收购主要通过发售新股筹集资金完成，项目庞大时，荣智健便找来李嘉诚、郭鹤年或者香港中信一道投资、开发，既分摊成本、降低风险，又取悦于友人，同时还往往伴随着自己私人投资。然而，荣智健似乎过于热衷资本运作，以上种种，反而越发强化中信泰富信托公司的形象。
亚洲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股价下挫，各项业务严重受损，这让荣智健认识到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做扎实主业与大肆收购并不矛盾，收购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