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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规模扩张，增强竞争力。
一方面，收购比直接建厂成本低、效率高、时效快；另一方面，工厂亏损，业主无心恋战，只愿早日脱手即可，价格并不敏感。最重要的是，有三新总公司统一调拨，即便瞬间增添数厂，人力、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都不会捉襟见肘，恰好发挥总公司的集约优势。
随后，荣氏展开眼花缭乱的收购。
1925年4月，荣宗敬以65万元的价格将破产抵押的德大纱厂盘下，改为申新五厂；两个月后，租用常州纱厂，改名申新六厂。1929年1月，荣家以170万两收购挂牌标售的英商东方纱厂，为申新七厂；同年，荣氏在申新一厂旁建造两层厂房，为申新八厂。1931年，收购三新纱厂，为申新九厂。
三新纱厂原是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曾遭火灾，经“红顶商人”盛宣怀筹资修葺完善，在上海棉纱界名盛一时，盛宣怀失势后，该厂经营不善随即没落，最终抵押给汇丰银行。三新纱厂占地一百多亩，价值二百多万两，其厂房、机器众多，由于地皮贵、拆迁难，一直无人问津。
时间拖得越久，对三新纱厂越不利。一天，银行代表找到荣宗敬，开价40万两，劝其收购，首付5万即可。荣氏资金全部投入实业，连5万两现钱都无，遂向开钱庄的亲家孙直斋贷款，拿下三新纱厂。不久，厚生纱厂低价转让，荣宗敬故伎重施，贷款将其盘下，代替租办的常州纱厂，是为申新六厂。
用他人钱财办自己之事向来是荣氏所长，此番收购更将“借鸡生蛋”发挥到极致。麾下纱厂之众，与创业时不可同日而语，相比之下，振新纱厂在荣瑞馨等人手中日渐式微。收购三新之后，黄裳黄裳，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文史专家、收藏家。到无锡采访荣德生，目睹“申新系”之繁盛状况，在采访后记中感喟道：“申新已经有了九厂，振新却还是振新，寂寞地困在了无锡。”
盛极而衰
从1925年到1931年的6年，正是棉纱业低谷徘徊时期，“申新系”却迅速壮大，新增5厂，扩展为9家，纱锭达到52．15万枚，布机5000多台，冠绝国内。而这5家新厂，几乎全部贷款收购。
荣宗敬尝言：“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得力于： 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企业盈余几乎全部滚动投入，现金预留极少，当收购机会出现，必是举债进行，于是在荣氏企业规模日益壮大之时，债务越发沉重。1931年年底，三新总公司负债4000万元，坊间开始传出“自不量力”、“贪多难化”的指责声。
1932年4月18日，全国工商管理协会举行聚餐会，荣宗敬对外披露心迹，将巨亏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税赋沉重、成本抬高；第二，日、英产品倾销，造成市场压力；第三，工厂管理有失科学。
荣宗敬所言不虚。事实上，这三条也是棉纱业乃至整个民族工商业处境的写照。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厘金税，按照“一物一税”原则征收特税，即同一商品缴税一次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其他税务，如有重复，甚至可申请退税。1931年元月，统税署成立，对面粉、棉纱、水泥、卷烟等行业开征特税，并废除厘金税，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等各类苛捐杂税。
税务改革的出发点是堵死地方军阀财源，将征税权收归中央政府，充实国库。同时，为获得工商界认可，官员们打出“振兴工商”、“扶持实业”等口号，荣宗敬对此拍手称快，认为这将极大减轻企业负担。
然而，荣宗敬很快发现，负担非但不曾减轻，反而愈发沉重。实行一物一税制度后，每袋面粉征税一角，面粉袋另外征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棉纱界，各地巧立名目，加税现象层出不穷，仅1931年一年时间，申新就被强行抽税1500多万元。
荣宗敬大失所望，写信向民国政府反映，请求体恤工商业，给予减免，言辞切切。不曾想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竟破口大骂：“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而另一头，日商发动倾销战，华商纱厂被迫应战，生死悬于一线，根本无暇顾及生产。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迅速蔓延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严冬。为转嫁危机，美、日、英等国加大出口，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上海口岸每日车水马龙，外国棉纱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
洋纱倾销加剧“棉贵纱贱”，民族纺织业大受摧残。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申新“人钟”纱，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价只有204元，每件亏损14。33元。棉纱业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恶性循环。
时局动荡，流年不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市场沦陷。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上海工商业遭受重创，其中申新7家工厂被炸，棉纱产能迅速下降。
向来不愿动笔的荣宗敬记下此间的抑郁心情：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多，越无销路，乃至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在1932年的聚餐会上，荣宗敬似乎在无意间“遗漏”了“举债办厂”这一扩张模式，而那才是造成巨额亏损的本因。外在环境不过是加重了财务压力，让本已高度紧绷的资金链越发脆弱、紧张。
也许荣宗敬在内心仍保有一丝幻想，企图以“举债办厂”翻盘，毕竟他对这一模式充满信心。
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 为何银行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贷供荣氏扩张，甚至在其曝出巨额负债时，仍有银行暗中放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非但不收回贷款，还继续借钱给三新公司供其发放工资。
在常规情况下，债权人处于强势地位，债务人逢迎讨好才可能成功借债；此案恰相反，荣氏占据主导地位，银行界反而忍气吞声。更令人惊奇的是，荣宗敬似乎对此习以为常，他曾对一位金融界人士说： “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其强硬姿态可见一斑。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或许是钱庄经历使然，荣宗敬热衷投资银行，使其作为股东得以支配更大规模资金。荣宗敬以个人名义至少投资了7家钱庄、2家银行和1家保险公司，以公司名义投资了3家银行，如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通过不断增持，荣宗敬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
如此之多的投资，使荣宗敬轻而易举晋身中国银行董事行列。有一次，荣宗敬毫不避讳地对身边人解释：“他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还早呢，我搭上1万股，就可以用上他们10万、20万的资金。”
荣氏规模之大，涉水之深，关联之广，似乎已将银行“绑架”，一道卷入“滚雪球”游戏。
长久以来，荣氏一直依靠外债扩张，对外形成惯性和依赖，倘若资金供应不及，或遇到经营困难，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荣氏破产，银行贷款有去无回，工人失业、产业失衡、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必随之出现。
不幸的是，“亏损雪球”越滚越大，到1934年，连续巨亏第四个年头时，危险降临了。
1934：申新搁浅
上海的春天总是来得格外早，这一年与往常并无二致。浮云苍苍、尘世茫茫，空气中满是潮湿气味，白虹、周璇那艳丽、暧昧的嗓音在街巷飘荡，将两年前的战争伤痛抹平，不留痕迹。
商业城市的自我修复能力就是这样令人惊叹，如潮的人流滚滚向前，转瞬间，一切旧物抛诸脑后，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纸醉金迷乃是常态，十里洋场更添热闹。然而，棉纱大王荣宗敬却整日愁眉苦脸——申新财务日益恶化，日子越发艰难了。
被损工厂复工遥遥无期，每隔几天，从无锡、汉口等地便传来停工、歇业消息，举债收购的工厂变成深不见底的黑洞，一刻不停地吞噬着现金流，荣氏不得不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贷发放工资。但是，在1934年春天，这两家银行突然终止向申新放贷，其他有业务往来的16家钱庄预感大事不妙，纷纷表示不再借钱给申新，风声日紧，人心惶惶，登门索债者络绎不绝。
此时，荣宗敬面对的申新债务高达6375。9万元，而申新全部资产不过6898万元，勉强刚够以资抵债。一夜之间，荣氏威风消失殆尽，坐在三新大厦宽敞的办公室，往常那句神气活现的“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的调侃话沦为坊间笑柄，荣宗敬再也张不开口。
对手自然希望申新破产，趁机瓜分庞大地盘，银行家却异常害怕。申新是国内最大纺织企业，各银行无不希望借助合作增加存款；当申新告急时，各行又提供大笔贷款，导致其自身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活期存款的正常运行。一旦申新倒闭，数千万贷款付诸东流，或可引发金融灾难。此外，单单申新系统十几万人的饭碗就足以构成社会问题。因此，申新无论如何不能倒闭。
逼债最紧迫的时候，金融界大佬一直陪伴荣宗敬左右，因为怕他倒下，三新总公司无人掌舵，分崩离析，无以偿债。申新曾以厂基、机器、货物抵押，先后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款1200多万元。如此巨额资金，足以动摇该行根基，甚至掀起金融风浪，银行界自然对荣氏小心翼翼。一天，宋汉章宋汉章，浙江余姚人，1872年生，银行家。1907年任上海大清银行经理，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转为中国银行，宋汉章任上海分行经理，后升为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总经理等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推选为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江苏镇江人，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4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用20年时间将该行发展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被誉为“中国的摩根”、“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此外，他还担任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等职。等人陪着荣宗敬又熬过一个通宵，待天色放明才放心离去。
荣宗敬根基终归深厚，左支右绌地支撑了下来，银行家们顿觉轻松许多。然而，他们也许高兴得太早了。
6月底，一笔价值500万元的到期账单摆到荣宗敬案头。当务之急是清偿债务，但荣宗敬忽然发现，申新再无资产抵押，所有可能筹集到资金的去处几乎跑遍，无不空手而归。荣宗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银行家们也跟着犯愁，陈光甫总要陪荣宗敬商议对策直到深夜。
造成申新债务危机的一重鲜为人知的原因是，荣宗敬以及几个儿子投机洋纱失败，亏损1200万元，仅利息支出就超过500万元，大大加重申新负担。实际上荣宗敬热衷投资，失败亦早有先例。
回顾荣氏创业历程的几次危机，几乎均由荣宗敬投机引发。1910年，荣宗敬投机橡皮股票，恰逢“橡皮风潮”，荣氏企业险些倾覆；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潮”，荣宗敬投机失败欠下300万元债务，遭遇逼债风波，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为抵押品，以高于正常水平4倍的年利息1分1厘半，向日本东亚银行贷款220万两规银规银，即规元，也称豆规银、九八规元，1933年以前上海通行的一种记账货币，并无实银，以上海银炉所铸二七宝银折算使用。如果二七宝银重五十二两，加开水二两七钱五分，合纹银五十四两七钱五分，再行九八升算（除以0。98），可合规元五十五两八钱二分六厘。还债。
每次企业危机，荣宗敬信誉均折损大半，最终由荣德生出来收场。久而久之，给外界留下印象：荣宗敬大开大合，善创业但不善守业；荣德生低调谨慎，却是处理危机的高手。此次申新遇困，荣宗敬再遭质疑，信用几无，金融界的债主也开始对其失望，呼吁有信用者出面担保。
起初，外界认定的人选并非远在无锡的荣德生，而是与荣氏兄弟一起创办福新面粉厂的经营天才王禹卿。
王禹卿的才干在上海有目共睹，他不仅是茂新功臣，也是福新元老级股东，时任福新七厂经理兼三新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是仅次于荣宗敬的实权人物，统领福新面粉系。在“三新”财团中，王氏兄弟主要负责福新系，王禹卿之弟王尧臣为福新一厂、三厂经理，六厂副经理，七厂厂务经理。王禹卿为三新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福新面粉系统的业务除了订购外麦、每月财务结算月报，实际上都由王禹卿掌握。福新系除了一厂、三厂之外，荣家都有控股权，因此王氏兄弟的角色更像小股东兼职业经理人。在王禹卿与其兄王尧臣经营下，福新系在行业不景气时仍有盈余，因此，申新债主要求荣氏用面粉厂利润弥补纱厂亏空。
荣宗敬何尝不想以福新盈余救援申新，但每次都遭王氏兄弟抵制。在荣宗敬最困难的时候，每日开支无所着落，王禹卿甚至写信给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声明不为申新和荣宗敬担保。得知此事，荣宗敬抱怨，说自己管不了福新。然而，债主穷追不舍，并且坚持认为，申新如需再次借债，非王禹卿出面担保不可，这让荣宗敬十分为难。
事实上，荣宗敬与王禹卿有隙已久。荣宗敬有很强的宗族意识，认为福新、茂新、申新是自己开创的家族企业，不可让与外人。王禹卿则不满荣宗敬为人高傲，热衷投机，为谋发展不惜损害股东利益。
显而易见，荣、王根本不是一路人，如果没有共同的利益，当初不可能走到一起。而这种联合的脆弱性在于，事业成功，各取所需，独撑局面后，虽不致公开决裂，但很快便分道扬镳。
重压之下，尽管极不情愿，荣宗敬却不得不遵从债主建议，向王禹卿求援，望其接任总经理一职。但因为理念不合，荣、王会晤多次，均未谈妥，经常以争吵结束，在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
王禹卿推荐另一人选，即由纺织专家李升伯担任申新总经理。李升伯曾留美攻读纺织工程，回国后号召改进管理，改良棉种，推进纺织机械化，后追随张謇创业，担任大生纱厂总经理，将大生纱厂经营得风生水起。此人创办纺织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在业内有很高声望。另外，李升伯之父李济深乃国民党要员、荣丰钱庄老板，不仅政治背景硬，还是申新债权人之一，并与王禹卿交好，如果李升伯出山，对稳定申新局面有利而无害。
一天深夜，荣宗敬痛感走投无路，对申新九厂厂长吴昆生说：“我做不下去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6点左右，天色刚亮，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环顾左右，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无精打采地说：“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
申新厂长、工程师们敲开李家大门，用恳求的语气对李升伯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10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
李升伯不紧不慢回答道： “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我没有考虑过，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径自上楼去了，一群申新高管垂头丧气地返回三新大厦，向荣宗敬复命。听完汇报，荣宗敬幽幽地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
事关重大，下属求情，王禹卿再难推辞，答应代理申新总经理。即便如此，荣宗敬终需抵押资产，想到无锡方面实力尚存，连夜打电话向荣德生求援。起初，荣德生认为仅凭几家茂新工厂前去救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6月28日，荣宗敬在情急之下派荣德生长子荣伟仁回无锡面谈。
荣伟仁连夜赶回荣巷老家，向父亲面陈详情，请求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一面聆听，一面喝茶，心想倘若茶壶碎裂，徒留壶把，又有何用？
当夜，荣德生致电上海银行界，通了11次长途电话，被告知“有物可商量”，于是决定到上海助兄长一臂之力。当时，申新债主已对荣宗敬失望之极，作起最坏打算，将最后希望寄托于荣德生身上，在三新大厦门口连夜等待消息，得知荣德生愿意出手，才放心散去。
荣德生带上所有证券，乘坐凌晨4点的火车赶赴上海，3个小时后，抵达上海。上午9点多，荣德生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抵押，立约签字，向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500万元。随后，王禹卿签字开具支票，一切款项按票面数额向两家银行兑现，人心稍稍平复。
正当荣宗敬心弦放松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