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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略》和《诗坛》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著作，前者是作家的事迹编年，属年谱性质，后者则是文学史的专题研究，属论著性质。但二者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征略》一书是在大视野观照下的作者事迹编纂，它所展示的不仅是具多条逻辑线索的谱主生平履历，同时也是顺、康诗坛创作活动一个总的事迹编录；《诗坛》一书则是在此基础上概括、提炼出来的理论专题研究，它们一经一纬，一历史，一逻辑，达到了理论与文献的有机结合。
与一般年谱不同，蒋寅的《征略》专门注重于谱主文学活动的编纂，尤注意文学交游活动的考订，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学术眼光的体现。蒋寅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方法，凡所知与渔洋有关的文学家均无一遗漏地收入，涉及的作家达三百一十余人，对他们的生平—一加以考证。尤为可贵的是，凡言及渔洋的文学交往，蒋寅必同时征引对方文集中的材料以及其他文献予以佐证，为此，作者翻阅的文献达千种以上，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这种艰辛的工作绝不是在搞无谓的资料堆积，相反，作者于材料的取舍处理上具研究眼光，在文献资料的排列中，读者能够隐然感觉到某种线索的存在。这里举几例说明之。首先是以文学活动为主线的治谱思路。众所周知，王渔洋一生与仕宦相始终，官一直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而且颇有政声。有人以为，这是渔洋人生的一个重要亮点，值得大肆张扬之。这实属肤浅的看法。王渔洋受家庭影响，确有勤政尽职的观念，蒋寅所引总集未收的《手镜录》一文已基本囊括了这种观念，但这仅仅是一种基本素质而已，身处明清鼎革之后、经历家国劫难的渔洋实际上并无在政治上锐进、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征略》一书已清楚展示出来。康熙三十七年，蒋书引渔洋《自撰年谱》云：“七月，迁都察院左御史。……退食谢客，焚香扫地，下帘读书，白一二韦布故交以风雅相质外，门雀可罗也。”康熙三十九年，再引《古欢录》自序云：“山人官御史大夫，世号雄峻，山人居之澹然，其门萧寂如退院僧。退食之暇，浏览诸史、《庄》、《列》，下逮稗官说部、山经海志之书，有当予心，辄掌录之。”事实上，谱主在最能有所作为的御史位置上无任何重要建树。笔者尝认为：“王家到士这一辈，在价值取舍、处世原则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虽谨于职守，而其实‘寄焉而已’，虽读书写作，而目标不在尽正统之道，却在于保全人格的独立。”王小舒《神韵诗学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0页。此与蒋寅的《征略》恰相吻合。此种处世态度在当时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渔洋正是一个典型，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全部兴趣都投放在了文学活动中，文学成为他人生的真正亮点，这与唐宋时期的一些大作家是截然不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蒋寅才做出如此选择，此全由学术眼光所致。
蒋寅在著录谱主的文学活动方面特别繁富、详尽，如其本人所说“不惮详细”，这样做其实具有多重的价值和意义。过去人们理解的文学研究，一般是文本研究和作者生平遭遇研究，对于写作方式和传播手段则往往忽略之。蒋寅不同，他在《诗坛》一书中指出：“文学被视为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和批评，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就构成了文学史学。”可见，他是将文学交游视作文学史的一部分来看待的。事实上，文学交往确是作家个人与创作群体、接受群体进行沟通、交流的一座桥梁，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一个时代文学活动的枢纽。回看顺、康期间，作家的聚会、酬唱实为一种十分普遍的交游形式，其中包括集体登览、友朋送迎、文酒之会、寓所夜话等多种方式，此外，书信交往也是一种很流行的交游行为。王渔洋处在诗坛的中心，雅好交友，又具朝廷官员的公开身份，所以交游活动就特别频繁，所谓“日招四方名流赋诗饮酒为乐”。从蒋书著录的诗人名单看，它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所有知名的作家，足见渔洋文坛领袖的地位和影响。如进一步考究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作家归属两大群体，一是由明入清的作家群，除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少数人外，大部分属于遗民，即渔洋说的“布衣交”。另一是清朝成长起来的作家群，他们多是与渔洋同样身份的朝廷官员，处在这两个群体当中，渔洋的创作显然要同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影响，另外，他也以自己的审美观影响了这两个群体。《征略》一书对这两大集团的情况展示得十分清楚。比如，扬州任职期间，渔洋曾馆于布衣丁胤家，“与丁胤泛秦淮河，听其缕述秦淮旧事，掇拾其语入《秦淮杂诗》中”。这是遗民作家影响诗人创作的一个例证。又，顺治十八年，冒襄寄诗渔洋，感慨明崇祯年间事，有“隋帝龙舟事尚存，偶来吊古独声吞”句，渔洋回信云：“忽捧新诗，缠绵宛恻之情，风景河山之叹，所谓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矣。”此前，冒又曾和渔洋《秋柳诗》，风调悲怨，“略同原唱”。这是遗民诗人与作者互相影响的又一例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新一代诗人对渔洋的态度显然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为渔洋的才情和人品所倾倒。如汪琬初识渔洋，便说：“才人固是难量”，张九徵寄信渔洋，云：“淳于之叹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气夺神移，莫知所以。窃怪诸名士序言，犹举历下、琅琊、公安、竟陵为重。夫历下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调，皆后天事也。明公御风以行，飞腾缥缈，身在五层十二楼，犹复与人间较高深乎？”
根据蒋寅著录的大量交游活动来看，王渔洋超越功利现实、醉心山水和张扬个人性情的审美态度对同代诗人无疑是一种启发和示范，人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才是当前诗歌创作的康庄之道。神韵诗风便是这样刮向全国，风靡一代的。
顺治、康熙两朝是文学风气发生潜在转移的时期，其中有文学理念、师法取径的传承，也有审美观和艺术趣味的嬗变，情况丰富而复杂。蒋寅在这头绪纷繁的关系当中，特别抓住了两位作家——钱谦益和赵执信，通过重点跟踪渔洋和钱、赵两人的交往关系，勾画出了这一特定时代诗风转移的演变轨迹。钱谦益是明末的文学大家，声望显赫，左右文坛，俨然是鼎革时期的诗坛领袖。渔洋与之交往四年，受过钱的奖拔，曾有“代兴”之许，后又对钱的文学观点进行过批判，两人在创作观念上的沿革一直持续到钱氏身后，直至渔洋的晚年。过去学术界对钱王关系的论述多局限在个人间的恩怨探讨上，无法挖掘出更加深广的意蕴。蒋寅则从史的高度下手，充分占有了原始文献，将其扩展为一个文学史层次的课题，在《诗坛》一书中予以专门论述，这就使该问题具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作者将二人的关系剖析为两个层面。第一层属王渔洋对钱牧斋文学思想的继承，其中包括：一，治学路数。牧斋偏重诗文，兼攻史学，而轻视经学，渔洋也是如此，在清初文士中，这是很少见的，显然二人有所传承。二，对宋元诗歌的态度。前后七子倡“诗必盛唐”说后，举世鄙薄宋元诗，钱谦益则独倡宋诗，本人创作又兼染元遗山，渔洋崛起后发扬光大之，提出“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并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宋诗运动。蒋寅指出：“王渔洋提倡宋诗，实际是遥承钱谦益的衣钵，推广了钱谦益早年倡宋诗的波澜。”三，有关古诗声调的研究。第二层，渔洋跟钱牧斋之间的分歧。此主要有两点，一是不满牧斋对七子派的过度抨击和全盘否定。二是认定牧斋批判严羽“妙悟”说是“一生病痛”所在。笔者以为，蒋寅的这番剖析引发出了一系列十分有兴味的问题。首先，渔洋对钱牧斋有所传承，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他们之间的一致性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这方面要展开来看，的确十分复杂。钱牧斋固然轻经学，而七子尤厌经学；牧斋固然尚性情，而七子也以尚情起家。明中叶以后尚导真情、反对死文学已成为一个大气候，钱、王之同未必不是七子之同，乃至于李东阳之同，热衷声调学就是一个例子。关键是二者对性情的认同达到怎样的程度。再者，钱牧斋批七子是从拟古失真发难的，而渔洋却认为七子诗中有真精神在。如果承认牧斋跟渔洋间具有非同一般的同一性，那就必然要对他们的分歧包括对待七子的态度重新估价。其次，一般认为，渔洋公开打出神韵旗号后，他就与钱牧斋分道扬镳了，但恰如蒋寅指出的，至少康熙二十二年王还在倡导宋诗，也就是继承钱氏的衣钵，这就不能不生出另一个问题，二人的分歧和差异何时才上升为主导位置？《诗坛》一书中蒋寅专门设有一章，“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对此详加讨论。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宗唐、宗宋在当时更多是出于师法策略，而不是绝对的价值判断，因此两派冲突的焦点就不在宋诗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取法的着眼点。”笔者以为，这一看法非常重要，实际上已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明代公安派也是宗宋的，他们显然与牧斋的着眼点不同。牧斋宗宋，说到底落实在两点上，一，贴近生活，崇尚写实；二，注重学问，崇尚典雅。关于前者，钱主要是指家国兴亡方面的社会现实，所以他推崇陆游和元好问。反观渔洋，固然也尚宋诗，似乎更多的是效法苏轼，审美趣味上又倾倒黄庭坚。一样宗宋，内涵已不尽相同了。如此看来，文学风气的转移还不能仅凭宗唐、宗宋这一个层面来做出判断。当然，突破七子的拘限，将眼光扩大到宋元以降的诗学领域，形成清诗集大成的格局，这依然应该说是受到了钱氏的启发。搞清楚这一点，再来理解蒋寅在《诗坛》第一章中的结语：“清诗不是在钱牧斋手中，而是在王渔洋手中展现自己的面貌，奠定自己的基础”，就要容易接受得多了。
赵执信虽然也是康熙时期的诗人，但实际上比渔洋小一辈，他的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乾隆初期。王、赵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类似于钱跟王的关系。事实上蒋寅正是在比较和对照中来论述这两组关系的。与钱、王相比，王、赵交往时间要长得多，且没有那么平和，渔洋生前二人就发生了抵牾，赵执信对渔洋的指斥又一直延续到渔洋去世后，于是成为诗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后代对此评价不一。一切结论都要在史实的根据上得出，蒋寅《诗坛》一书中的“王渔洋与赵秋谷”一章正是在全面收集二人交往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结论是：“王赵交恶的起因主要在于秋谷轻狂狷急的个性，诗学主张的差异尚是次要因素。”这与学界一般的看法不同。实际情况足：康熙二十三年王渔洋出于激赏赵秋谷《铜鼓诗》的动机，欲编刻赵与冯廷酬唱之作为《二妙集》，赵以为王欲罗其为门下；傲然拒绝。与此同时，赵又私淑已故虞山冯班为师，冯与王的论诗主张有相当之不同。本来论诗主张不同，并不一定导致交恶，但赵执信少年得志，自负奇气，屡屡做出过分举止，这才是二人交恶的真正起因。笔者同意蒋寅的看法，进而认为，康熙二十八年，赵因《长生殿》一案罢归，更助长了其兀傲不平、藐视权贵的心态。与之相反，渔洋仕途顺达，且又主盟骚坛，二人又有亲戚关系，于是自然成为秋谷发泄的对象，所谓“妄投和璧贱，失势太山卑”赵执信《斥笑鹏》，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第100页。，“敝庐未解相料理，妄被明卿妒范金”赵执信《钝吟冯先生宅感怀二绝句》之二，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第246页。。性格因素再加上境遇的悬差，使矛盾激化了。另外，赵对王的批评不能客观、公允，也说明了这一点，用蒋寅的话说就是：“无理之词多，曲解之词多，不实之词多，意气之词多。”回观渔洋之与牧斋，就没有这一类情况发生，即使钱氏再晚些年去世，二人谅也不至酿成此类局面，因为渔洋的批评不杂有个人意气的因素。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问题还有更为深入的层次。正如蒋寅在书中指出的：“赵秋谷对渔洋的批评虽有意气的成分，但根本则归原于两家理论渊源之别。”也就是说，两家诗学观的分歧是彼此不能相投的本质根源。在创作方面，赵执信是主刻露的，而渔洋则尚含蓄，故有全龙和“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说。由这一点升级，赵引吴乔“诗之中须有人在”说，批评渔洋“言与心违”，不讲真话。蒋寅指出，观点本身并不错，错就错在具体判断的失误。笔者以为，除去意气因素以外，赵执信的失误盖由代差所造成。赵氏诗以峻刻著称，才气逼人，“磊落不可一世”，不愧为新一代诗人中的翘楚和典型，他代表了进入稳定、繁荣时期以后诗坛新的趋尚。渔洋少年经历战乱，又较早步入仕途，诗风必然尚含蓄，倾向于“空中传神”。其同代人称“笔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览之余，别深怀抱”张九徵《阮亭诗选序》，见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58页。，足见是能够发生共鸣的。赵执信以为直剖胸臆方见有人，不知笔墨之外亦能见人。这是时代造成的审美趋向方面的差异。正如渔洋之不满钱谦益一样，赵执信对渔洋的批判同样昭示了诗坛风会转移的信息。从这一角度出发去理解《四库提要》评价二人得失时所说的“以刻露救浮响”，就有其意义了。蒋寅站在史的高度，抓住钱王、正赵这两对关系，等于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清前期诗坛传承与嬗变的演进轨迹。
《征略》与《诗坛》二书的创新意义是多重的，它们不仅将作家研究与文学史过程融为一体，将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研究结合起来，把作品传播、作家交游引入史的范畴，而且由诗学又伸及词学，观照和探寻二者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再进一步，扩展到了清代的文化风气，由藏书和博览入手探讨清诗的文化积淀及其与创作风气的关系。比如论宋诗运动的缘起时，举四条成因，书籍的流通便是其中之一。所有这些创新都是建立在坚厚的文献资料考证的基础上的，因此经得起推敲和检验。蒋寅取得如此卓著的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精神的紧密结合大概是最重要的原因吧？
当然，蒋寅的两部新著中也并非没有小的失误与可商榷处。比如，在《征略》中作者认定王渔洋自编《阮亭诗余》在顺治九年，而在《诗坛》中又指定为顺治十一年，不相统一。笔者以为，现存《阮亭诗余》收有作于顺治十三年的《满江红·同家兄西樵观海》一作，又同书丁弘诲所作序中提到顺治十二年事，恐怕成书年代当更晚一些。另外，《诗坛》一书中认为，由渔洋倡导宋诗导致了以宋诗精神为骨干的清诗面貌的形成，这是一个创见，但如何估价神韵诗学在清代诗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这方面似乎阐述不够。构筑综合性研究体系，出现个别的不周之处是在所难免的，相信蒋寅在进一步拓展他的研究计划时会不断完善自己的课题，从而带给学界更加令人瞩目的成果。笔者衷心地祝愿并期待之。
（原载《文学评论》第2期）
第42节 通史观念的延拓述史范式的创新
通史观念的延拓述史范式的创新——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萧虹
自1985年“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构架提出以来，“重写”文学史、编撰文学史教材的热情高涨，出现了不少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著不下三百部。如何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突破先前的述史方法，编写一部富有新意又兼具学术价值和学科价值的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唐金海、周斌两位教授在该学科长期的思考研究和多年的教学经验积累中，以科学的文学史观为指导，牵头、组织，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参与编写的《二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