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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多次揭露汪精卫的罪行。图为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重庆。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汪精卫的罪行。他在《汪贼进入坟墓》一文中写道：“汪精卫和他的一群，是自己挖了墓坑，自己钻进去葬送了，这也是我的确信。有趣的是我想起了淞沪战役还在最高潮的时候，汪精卫在南京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中央是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之地，南京便是我们的坟墓'。想来也真是凑巧，南京现在的的确确成为汪精卫的‘坟墓'了。“在谈到铸就汪精卫夫妇的跪像时，郭沫若写道：”铸像可以不限于用铁，用石也好，用泥土也好，用木质也好，坏了又可重新做，而且汪逆夫妇的像，也不一定要他们的真像，譬如塑两条狗像，在身上各凿上’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字样，便可以适用。不然怕找不出那样的雕刻家，并且怕也找不出那样多的汪、陈照片来的。但是在重要的都市地方，那就不妨多破费点，因为这样的破费，并不是消耗，而是生产，它生产出我们中华民族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永远的精神，和这精神的永远不断的净化。“
浙江黄岩县海门镇的民众制作了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供人唾骂。图为1941年4月日军占领海门镇后在此围观。
“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应该体念着无名英雄的耿耿精忠，都应该克服自己血液中的‘陈璧君'与’汪精卫'由当代以至于永远、永远。”
这两位文学巨匠笔锋犀利，如枪如匕，使汪精卫的丑行暴露无遗，又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18刁妇称霸东南
伪南京政府建立之后，汪精卫成了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实现了他几十年来和蒋介石明争暗斗的心愿。但此时汪精卫并不顺心，外受日寇摆布，内畏陈璧君雌威，十分苦闷。
汪一向惧陈，这已不是新闻，汪精卫毫不隐讳地说：“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战友，因此，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汪精卫更加畏惧陈璧君。此时，陈事无大小，里里外外，稍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向汪发泄，通宵不止。家中生活琐事，每日必逐一过问，指疵摘瑕，向汪诘责。陈又特别喜欢干预“朝政”，权利欲极强，她喜欢任用亲信，如有善于溜须拍马、曲意迎合者，则推荐给汪，让委以重任，汪对此甚为恼火。为了减少纠纷，免去无谓的争吵，汪、陈二人只好“划地”分权。在私生活上，夫妇二人在上海设公馆两所，汪居愚园路，陈住福履里路，各行其便，不相抵触。在“政权”上，汪精卫坐镇南京，陈璧君则称霸广东。看一看广东方面的伪组织人员安排，就不难看出陈在广东的势派：省主席兼建设厅长陈耀祖，是陈璧君的四弟；财政厅长汪宗淮，是汪的侄子，此人一向走“四婶”陈璧君的门路，终日脚前脚后，而不甚倾向“四叔”汪精卫；民政厅长王英儒、教育厅长林汝珩，相传为陈璧君的义子；至于各县县长，则多数是陈的亲信，选其敛财手段高强，欺压人民残暴的担任。
因此，陈长期居住广东，很少回南京，除非汪精卫的生日或节日，才带领亲信，回京与汪同住数日而已。
陈璧君在广东时的官衔，是历代官制中找不到的，也是现代官职中没有的，她为自己加上的是“广东政治指导员”
的特殊头衔，作为钦差大臣，坐镇广东。
陈璧君称霸广东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情地搜刮钱财。她不择手段聚敛钱财，就是在贪污成风的汪伪政权内部，也引起许多议论，很多人自叹不如。一次，周佛海从上海去广州，临上飞机时，汪官邸的副官送来一个箱子，求其代往广州。
箱子不大，却颇沉重。周佛海笑着说“或许净是黄白之物吧！”因是汪夫人所托，周称霸广东的陈璧君。右侧军人为叶蓬。佛海虽是笑谈，但其话外之音，路人皆知。
陈璧君还有一嗜好，就是酷爱古玩。当地各级官员皆投其所好，向她进献各种古董，以求加官晋爵。陈璧君按进献古玩的价值，赐以官位，有的成为汪家的座上客。但如果是赝品，一旦鉴别出来，即遭退还，进献者也要倒霉。据说广州市长关仲羲，用六百元买个花瓶去进献，十余天后，被原物退回，不久广州市长的职位也丢掉了。
1942年5月10日，是伪广东省政府成立两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陈璧君以汪精卫的代表、广东省政治指导员的双重身份出席了大会，在中央代表席上就座。大会开始后，陈耀祖代表伪广东省政府向陈璧君致敬，肉麻地吹捧她在广东开展“和平运动”的“丰功伟绩”，然后请她训话。广东是所谓“和平运动的模范区”，是陈璧君苦心经营的“小王朝”。所以陈璧君在会上除了大肆宣扬自国民政府“还都”以来，在“外交”、“内政”方面的“巨大成就”，为汪精卫歌功颂德之外，着重谈了“广东省政府改组成立两年来”，在“设立赈务机关”、“安抚战后人民”、“建设军队与增强警察力量，以保治安得以确立”、“经济产业之复兴”、“文化建设之恢复”、“粮食救济”、“金融整顿”、“财政”及“外交”诸方面的“辉煌”成绩，为自己贴金树碑。在历数她的“政绩”之后，她要求广东人民“今后必须以不断之努力，以求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并进，使国力民力日臻充实，以此力量，完成建国大业，贡献于东亚永久之和平”。接着，她学着汪精卫的腔调，鼓动“重庆统治下的诸同胞，毅然自决，幡然来归，脱离独裁者之钳制暴力，参加和平运动”。还说：“时至今日，璧君以为，非反共无以和平，非和平无以建国，非打破英、美侵略，无以得东亚解放，无以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吾人誓以所余热血，贡献和平运动，誓以所有力量，致力于东亚解放。盖必如是，然后三民主义及大东亚洲主义，得以遂行。”不遗余力地宣传汪精卫的主张。
陈璧君虽然自己在广东称王称霸，但对汪精卫独居南京很不放心。在南京汪的“随从室”中，遍布亲信，以便遥控南京。当时，随从室分为两个部门，第一室为总务，由陈的侄子陈国琦负责，工作人员有曾仲鸣的侄子等；第二室为秘书，由汪的侄孙女婿周恭生负责，工作人员有汪的侄孙汪翔辉及汪的外甥张思麟等。几乎所有内室的人，均是陈的亲信，人们称之为“夫人派”。汪的“先生派”人物宣传部长林伯生、法制局长陈允文、参事厅长陈君慧等，则左右逢源，看陈眼神办事，多讨好于陈璧君。为能进一步监督随从室工作，陈建议设公馆机要秘书数人，命她的堂侄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及她的五弟航空署长陈昌祖为机要秘书。汪则推荐林柏生、陈君慧、陈允文三人，共五人，由陈春圃、陈昌祖负总责。由于机构重叠，互相争权夺利，矛盾重重。
陈璧君在政界、在社会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权力也越来越大，对人也越来越傲慢，凡与她接触过的人，几乎无不有愤愤不平之感。汪伪政权中的人，上至院长、部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人不怕她，也没有人不讨厌她，往往是敬而远之。由于陈璧君到处插手，引起日本人的不满。日人伊藤对周佛海说：大将对陈璧君干预政治，深表遗憾。谓如此下去，“国府将崩溃，中国必亡”。周佛海也“深感汪先生为汪夫人所支配”而大为不满。陈也没有察觉，汪病死后，陈甚有兔死狐悲之感。当时的伪国民政府主席，由日本人指定陈公博继任，陈公博在伪组织中势力强大，几与汪分庭抗礼。因此，平时对陈璧君嗤之以鼻，有时还故意作难，汪在世时尚无办法，汪死后，陈璧君自知南京难以容身，仍想以广东为据点。时陈耀祖在广州被爱国人士刺死，遂要求将其侄陈春圃辞去行政院秘书长职务，而到广东任省长，陈璧君自己则长期坐镇广东。陈公博为将陈璧君的势力清除南京，批准陈春圃任广东省长。因此，陈璧君将全部嫡系人马集中广东，不再过问南京情况。
1944年以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大举反攻，日寇已成强弩之末，陈春圃见大势已去，先行潜逃，下落不明，陈璧君惊恐万状。而汪精卫的原班人马，皆因派系之争被遣散。林柏生调任江西省长；褚民谊调任广东省长。陈璧君视为左右手的广东“教育厅长”林汝珩、“警务处长”汪屺也相继逃走。陈璧君大吵大骂，却无可奈何。平日最宠爱的亲信尚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据传说，陈在广东数年，所刮得的民脂民膏，尽由陈春圃、林汝珩席卷净光，因此当陈准备离开广东逃往国外时，已是两手空空，只好终日坐催其他亲信为其集款。哪知树倒猢狲散，无人肯解囊相助。走投无路，不得不困守广州，束手待缚。抗日战争胜利后，陈被张发奎拘捕入狱。
19奴才难当
汪精卫当上“儿皇帝”后，对日本主子，竭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慢待。但他却发现他的主子喜怒无常，很难侍候，有时甚至捉弄他。就在汪精卫袍笏登台的当天中午，汪真是春风得意，好不威风，在“汪公馆”
设宴招待日本主子和亲信，他指着精心选出的酒，恭敬地说：“这酒是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弥吉朗先生预先送来的。
今天请大家为酬谢须磨先生的好意，一起来喝一杯。“
不料，有人把酒送到嘴边一尝，叫道：“酸的，这变质了！”
这一叫声，使奴才们不由想起，不久前在伪“维新政府”的一次宴会上，发生过毒死人的事件。这伙怕死鬼慌忙将含在口中的酸酒喷吐出来。更有人恐惧地大叫：“不好了，怕是毒酒！”有的甚至吓得失手把酒杯坠落在地上。
当着日本主子的面，出现这种乱哄哄的场面，汪精卫感到非常难堪。他尴尬地苦笑着，连连劝道：“总之，是须磨先生的好意……诸位，请！”这个卖国贼，把认贼作父当作无上的“荣耀”，哪怕是主子赐给的毒酒，也得把它吞下肚去！于是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一手使其他汉奸自叹不如，末了博得了在场的日本主子的赞赏。
但使汪精卫难以吞下的苦果是，汪这个“儿皇帝”，明明是日本人一手扶上台的，日寇却又不马上承认，而提出先要把过去汪精卫以私人名义签订的卖国条约用伪“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再签订一张正式契约，以使主奴关系更牢固地确立起来。订卖国条约，对汪精卫来说已是拿手好戏。1940年4月23日，日本前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作为特派大使来到南京，同汪举行“调整邦交会谈”，到8月底，炮制了一个日、汪《基本头条条约》。这个条约，远胜过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蠢举，大大超过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是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条约搞出来了，汪精卫想，这回日本人该认他这个“儿皇帝”了吧？但日本人却另有打算，并不急于要汪签字。而是暗中在同重庆国民党政府搞“全面和平”，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工作，日本认为这比承认汪精卫政权更为重要。一直拖了近三个月，日、蒋谈判破产，才算答应了汪的要求。
11月28日，南京汪记“中政会”推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代”字。两天后，汪同阿部分别在条约上签字，接着，又同阿部、伪满洲国的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满洲国”。
汪完成了上述卖国手续后，日本政府随即发了一则“公报”，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汪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1942年1月1日，汪精卫庆祝元旦，宣读《新国民运动纲要》并对日本发表广播讲话。谓：“自从去年贵国对英、美开战以来，由中、日事变，一转而为大东亚战争，敝国本于保卫东亚的意义，决定与贵国同甘共苦。国民政府将竭其全力，将保卫东亚的意义，将中、日两国同甘共苦的意义，使人人了解，人人力行，将竭其全力，使重庆方面的民众，早些接受我们的主张，和我们重在一起。其有执迷不悟的，更将竭其全力，使之崩溃。”然而，汪精卫非常空虚，1月中旬，汪精卫与日本新任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举行第三次会谈，汪精卫唉叹：“关于对重庆的工作问题，我认为，如若希望由于切断了‘缅甸路线'而蒋介石会屈服，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回顾和平运动的情形，令人伤心之事很多。在我离开重庆的当时，总是想通过什么办法，促使重庆方面能进行反省。因而一直继续不断地向重庆方面发出号召。但是，不论怎样的努力，终于没有能使他们幡然改变其意向，既然劝说而不肯听从，那么，除了打倒以外别无它法。”为向重庆示好，日军占领香港后，汪精卫特派陈璧君、林柏生、陈君慧、陈耀祖等前往香港，慰问被日军扣押的重庆重要人员。3月21日，对前途已失去信心的汪精卫，召开曾仲鸣逝世三周年纪念，哀叹“和平运动”的失败。
汪伪政权中，派系众多，彼此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日本人对此采取对各派都给予支持，分而治之；又利用这些矛盾，清除那些不顺从的奴才。毒死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就是日寇给汪伪政权开的一刀。
1943年，曾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从太平洋战争的“顶峰”跌落下来了。主子的这种破落景象，让奴才们感到阴风森森，黄泉路近。这伙汉奸更加醉生梦死，贪色敛财，中饱私囊，准备后路。李士群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失宠于日本主子的。
李士群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青年时都是共产党员，李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后来叛变了，投靠了“中统”。
抗战前周佛海就认识他，不过那时李的地位低，没有什么来往。抗战后，早在汪、周当汉奸以前，李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影佐祯昭的领导下，和丁默一起组织了特务机关。汪，周到上海后，在影佐的撮合下，成立了伪特工总部，据点“七十六号”成为他们的杀人魔窟。这个特工总部，周佛海任主任，丁默、李士群为副主任。在初期，周、李的关系还是好的，李士群与周佛海等十二人结为金兰，李的发迹是借助了周佛海的实力。先后任“警政部”的次长和部长、江苏省长等职，并击败丁默，独霸了“七十六号”。李的女儿认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干妈，过年过节还送来许多珍贵礼物。当时，李在周的面前出现时总是毕恭毕敬。每次他到周家看周时，一定要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周家警卫，自己才上楼。
此外，“七十六号”也成了周佛海的宴会、观剧、游乐场所。周、李表面上的良好关系，维持了一个时期，一直到1942年还是如此。
后来，李士群认为“公馆派”树大好乘凉，就改换门庭，投入陈璧君的怀抱，当上了汪精卫的亲信。周佛海自然十分气恼，两个人矛盾日趋激化。汪为扶植李士群，压周佛海，将“警政部”撤消，在伪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部，主管特务工作，由李任部长。李一跃而超过周佛海，当上了第一号特务，周、李矛盾更深，双方都以搞掉对方为快。
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立者）向汪精卫和日本人汇报“清乡”情况。李后被日军毒死。
以后，李士群利用主持“清乡”的机会，蓄意扩充自己的实力。而这支武装又经常同周佛海的直属部下伪财政部税警团争权夺利。双方摩擦不断，引起了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注意。当时，日寇为以战养战，维持败局，在占领区大肆搜刮军用物资。李却组织一个“永兴隆公司”，和日军争利，激恼了日方好几个部门。但李置若罔闻，仍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丝毫不加注意。日寇当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