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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蒋介石通过戴笠交给唐生明的任务是：第一是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是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戴笠曾着重说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彷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设法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能知道。”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任务，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8月，唐生明到达上海，在潘三省的家宴上结识了李士群。第二天，李士群宴请唐生明。大约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唐生明已到了上海，便通知李，要李邀请唐生明夫妇去南京见他。唐生明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明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经李一再催促，劝说：“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唐生明这才勉强答应了。约在9月底前，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陪同唐生明夫妻去南京，住在他的家中。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请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在那天下午4点多钟，唐生明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同去见汪，因为早去好多谈谈。汪一见到唐生明，就很兴奋地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在这次见面时，汪对唐生明也是和蒋介石一样摆起老师的架子，因他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但态度显得特别亲切随便。汪精卫知道唐生明过去不认识李士群，便当着李的面前谈起了过去和唐生明以及其大哥唐生智的关系。汪一向健谈，这次见面时谈话很多，他先向唐生明吹嘘了一大套他的那些“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到他去当汉奸的“理由”。
他说：“救国都是一样地救，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蒋介石）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为什么干不得呢？”唐生明初次听了这些十足的汉奸论调，的确还不很习惯，也没有话好回答，只能点点头。汪精卫看唐生明对他这番话没有回答，便问唐生明看过他在河内发出的艳电没有？他说：“这也就是一个救国的方法。”唐生明因过去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电报，也没有准备，根本不了解是什么内容，便老老实实说明过去没有看到过。
受蒋介石之命打入汪伪政权的唐生明。
汪精卫对唐生明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追问唐生明说：“内地的旧朋友和一般老百姓对我的看法怎样？”唐生明为了应付他，只好说：“从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口中了解到有些人是赞成你，不过也有些人是反对的。”汪精卫听了后，笑一定了笑说：“这是很自然的，目前一定会有些人不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甚至会反对我们。但是将来这些人一定会完全了解我们，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唐生明听了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到下午6点左右，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各自的老婆，共有二十多人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汪精卫高兴地饮了几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得到报告，听说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要来杀我？”汪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连着不停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朝着唐生明走了过来。
汪这样一个动作，使唐生明感到非常突然。当时唐生明也有了几分醉意，便急不择言地回答说：“杀鸡焉用牛刀。
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这时，满座客人都感到有些紧张，唐生明的爱人更为唐捏了一把汗。坐在唐生明身边的叶蓬便用力拉唐的衣袖，因为唐没有考虑到不该把汪比做鸡，太看不起他。
正在弄得很别扭的时候，李士群在旁边马上为唐生明向汪解释，说他对唐生明的一切情况都很了解，唐既不是干那种事的人，也绝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当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过去与戴笠的确是要好的朋友，常常和他在一起玩，但从来没有替他做过任何工作，哪还会去当特务。汪听了李士群和唐生明的这些话之后，态度也恢复了正常，不再是那种气愤愤的样子。他慢慢走拢来，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话，所以我才提出来问你。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同，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对我不利。”他稍停一下，还不待唐生明回答，就指着唐生明问了一声：“你说是不是这样？”
唐生明赶紧接着说：“是这样！是这样。”
这一场突然紧张的场面，在一阵笑声和干杯声中结束了。临走，汪精卫还是紧紧握着唐生明的手叫唐以后多去和他谈谈，他随时都会欢迎的。次日，陈璧君却不肯轻易放过唐生明，她派人把唐生明夫妇又接到家中，乘汪精卫不在家，她一个人仔仔细细盘问了唐生明一番。她所问的每句话都很结实，要是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真不容易回答得上来。
她问唐生明怎样走出来的，为什么要走出来，走出之前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些什么人，谈过些什么话？对汪精卫是怎样看法？她足足问了唐生明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问了唐生明还不算，还把唐的爱人叫去问，很想从中找出一些破绽。从那次后，唐生明对陈璧君特别提高了警惕。10月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政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的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1942年，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所破获，区长陈恭澍也被逮捕。李从军统上海区的一些秘密文电中，发现了一个电报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的日军官兵，因为这种作法完全是得不偿失。李士群认为只有唐生明才有可能发那样的电报。陈恭澍的案子发生时，陈璧君和陈公博都向汪提出要严办唐生明，汪当时却没有肯定表示，只叫李先把唐生明送到南京再说。后来谁也没有料到，日军总司令部知道后把唐生明抢了过去，公开要唐生明和重庆联络，他们才不敢再提要办唐生明的话。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的时候，心情完全不同了。
因为日本人这样重视唐生明，唐生明对汪也就不大在乎。汪也已知道了昨天的事，见唐生明时，现出一脸的尴尬相。唐生明懂得汪的心思，因为日本人还要设法找人和蒋介石去联系，这无形中说明对汪不够重视。汪当然不便在这方面对唐生明怎样，却对唐生明过去一直瞒住他，表示很不痛快，说唐生明太不够交情；唐生明见汪心情不佳，也没有多谈，便向他告辞。唐生明在南京拉拢了不少汉奸，如周佛海、叶蓬、任援道等人。
22视察清乡区的闹剧
1941年春，抗日战争已进行三年多的时间，日寇急于想从侵华战争的泥潭里拔出脚来，以从事新的军事冒险。在对华北实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又决定对新四军活动最活跃的华中地区进行“清乡”。
汪精卫卖国残民，为虎作伥。在日本主子的吩咐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汪亲自兼任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由特务头子李士群兼任秘书长并负实际责任，李的重要助手汪曼云兼副秘书长。准备在其统治区，分期分批实行“反共清乡”。为此调动大批伪军配合日寇设置封锁圈，挨户搜索，编定保甲，实行联保连坐，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日的新四军和游击队，镇压抗日群众。
为配合清乡运动，当时所有敌伪报纸刊物都大肆宣传，说明清乡工作的重要性；并连篇累牍地发社论和汪精卫等的谈话。伪南京政府把这一工作列为最紧急和最重要的中心任务。
6月中旬，汪主持召开第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并指出以京沪路沿线作为示范性的实验区，以苏州为中心，四面展开。这次汉奸们一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作法，7月，“清乡委员会”在苏州设立办事处，由李士群兼处长，唐生明任副处长。苏州实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从未掌过军权的他这回过足了瘾。
验区的范围，划定东自昆山沿京沪路至镇江，南边包括太湖沿湖各县，北到长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阴，共约二十个左右的县市。
办事处组织非常庞大，有三四百人。汪伪政府海军部将仅有的一条象征性兵舰“卫民号”也拨给办事处指挥，以加强水上巡逻力量。航空署仅有的三架教练机，汪精卫也指定可随时调为侦察之用。这就是当时伪政府宣布的陆海空配合行动的真相。
清乡办事处的真正指挥者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晴气大佐。此人是李士群的后台，也是办事处的太上皇。
7月中旬，办事处成立，汪原准备亲自到苏州监督宣誓，但因准备赴日本朝见天皇，临时派老婆陈璧君为代表。办事处的所有职员都要宣誓效忠汪精卫和坚决实现“和平反共建国国策”，努力清乡工作。陈璧君在会议上大喊大叫地说：“大家要打响第一炮，才有本钱可以向日本方面提出第二步要求。”
9月中旬，去日本朝拜天皇的汪精卫回来了。他一听到日寇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亲自光临苏州清乡实验区视察，便紧步其后尘，立即决定也要来巡视，并电告李士群做好准备。自然，李士群又要大忙特忙一番，希望汪这次视察能比俊六更满意，并准备动员大批人来一次空前热烈的欢迎。
汪精卫与日军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会谈，一脸十足的奴才相。
因汪精卫决定乘坐日本天皇送他的专机到苏州来，苏州机场就要重新整修。他要到达的那天早晨，机场通往城内的道路被封锁起来，禁止通行。沿途岗哨林立，如临大敌。汪的专机带着刺耳的呼啸降落在苏州机场，舱门打开，使大小汉奸饱开眼福的是，汪竟穿着大元帅戎装，佩着上将领章。这身打扮使汪这个党棍、政客看起来颇为滑稽。原来，汪为表示他的政府和军队都是国民党的正宗，在领章前端加上一个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小党徽，和后面代表官阶的三角金星并列。伪南京政府的国旗除在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面加上一面三角小黄旗，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以与重庆国民党有所区别外，其余都是一样的。到了1943年，三角小旗也取消了。据陈公博解释，取消这面六个字的小旗，不是意味着伪南京政府不反共，因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反共的；同时，因伪南京政府已追随德、意、日轴心国家正式向英、美等国宣战，穿上军服的汪精卫一到该行军礼的时候就要闹笑话。
今后的任务不只是反共，而且要反英、美等国，所以不要那六个字了。从此，南京和重庆两方面的标志便完全一致了。更使大小汉奸哭笑不得的是，汪竟忘了他穿的是军装，本应行军礼，可是他却像往常戴礼帽一样，脱下帽子，手持着军帽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摇晃着，一边走下飞机。这种不伦不类的礼节，使汉奸们面面相觑，非常尴尬。
汪精卫尽管是文人出身，后为投机政客，但他到南京建立伪政权后，却东施效颦，全要模仿蒋介石，不但把党政军大权一把抓，而且在称呼上也照搬蒋介石的。他不喜欢人们叫他“主席”，而爱听别人叫他“委员长”或“领袖”。伪军官兵们听人提到这些称呼时，也规定要“立正”以示敬意。
李士群很会讨汪精卫的喜欢，他得到汪要到苏州视察的消息以后，给汪安排了一次隆重的军事大检阅，让汪多过一点“委员长”的官瘾。这次受检阅的伪军，除第二军一部分装备较齐，受过正规训练外，其余是一些保安团队，一共凑了几千人。汪精卫到办事处稍事休息，一听到李士群报告给他安排了大规模的军事检阅，对汪来说，确实新鲜，立刻就要进行。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好不威风，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又闹出一场大笑话。原来汪一向穿惯便衣，过去向人答礼时，总是用手把帽子摘下来，频频点头；这一天，他看到队伍经过检阅台向他敬礼的时候，站在台中央的这位大元帅，却慌手慌脚地把右手向上一抬，又准备去摘那顶镶着金边的军帽。他这一举动，可急坏了主持检阅的伪军官，怕他当场出洋相，给日本军官留下笑柄，更怕这些受检阅的伪军士兵笑出声来。幸好，当汪的手触到那硬邦邦的帽檐时，看到旁边的日军顾问等都是在行军礼，他才把手从帽顶边沿落到帽檐侧面，很不自然地停了下来，总算没有出丑。就是这样，香港等地一些报纸还是添油加醋地把汪精卫这次大检阅情况描绘成一个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弄得笑话百出。
这次随同汪到苏州视察的随员中，除日本顾问外，还有他的宣传部长林柏生、次长郭秀峰、外交部次长兼翻译周隆庠、航空署长陈昌祖、高级随从参谋黄自强，以及大批中、日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从他所带的这些随员中也可以看出，此行是为了对外进行宣传。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完毕后，李士群等请汪去休息。这时，汪却表现出了平日极少见到的兴高采烈的样子，马上又要集合全体官兵来讲话。汪精卫一向爱讲演，而且很有煽动性，这次没有讲稿，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开始便称赞嘉奖了“这个区短期内取得这样巨大成绩”和一再强调“这次清乡是以苏州区为实验反共场所，应当在全国发扬这种精神”等一类汉奸常话；又放大声音说：“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从事和平反共建国，都是赤手空拳而来。我们以前是一无所有，现在有了这种力量，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大家有‘革命'的精神和信心，由信仰而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同时，也是我们的尊敬的’友邦'和‘友军'给了我们以极大支援的结果。请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来之不易。”
最后，他大声疾呼，要所有的在场的中、日人员都要“爱中国，爱日本，爱东亚！”
当他声嘶力竭、汗流满面地结束这段讲话时，差一点又摘下大元帅的军帽来答谢。
那天晚上，他余兴未减地又听了汪曼云向他作做的长篇报告，又翻阅了许多报表，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巡视从苏州循公路北行，到长江边的常熟，这是最不安静的一段地区。比俊六视察的地区要大得多，也麻烦得多。在汽车上，汪又发了一通空谈和谬论。接着，谈起了他的日本之行。汪这次赴日朝拜的目的，一是向主子谢恩，二是乞求主子更多的施舍。汪乘车抵东京车站时，日本近卫内阁成员倾巢而出到车站迎接。第二天，汪拜会日皇，献上一对古色古香的四曲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使节在庆祝“还都”宴会上的情景。
屏风。日皇也赐给他一点小玩意儿，汪精卫如获至宝，称谢不迭。他向日本新闻记者无耻地透露自己摇尾乞怜的心迹说：“天皇陛下关怀敝国及东亚的前途、策励有加，尤感深念。”他几乎要说出“谢主隆恩”的话来。当时谈起，还感到沾沾自喜。
汪在视察时，每到一地，都先由汉奸们做过充分准备，强迫老百姓倾家而出，扶老携幼来欢迎他。所经之处，也要昼夜加以整修，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这些劫后土地上满目疮痍的痕迹。
从常熟到支塘等地，许多地方都鹄立着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民。他们有气无力地挥动着花束和小旗，用那零零落落叫喊声迎接这个他们所痛恨的卖国贼头子。
汪精卫和那些日本顾问及随从人员，对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