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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件棉衣给他吧——”我能说的只有这一句。
回来的路上，我暗暗地哭了。
两年来，几乎每一次采访拍摄都让我内心充满着情感的矛盾、纠缠和撕扯，每一次我都感到，自己内心交付的情感成本远远超出了做一部片子应该支付的成本。这一次来的尤其深重——我自欺骗始，亲手将这个人送到了牢里。我想起了《秋菊打官司》中那最后最沉重的一幕：秋菊疯也似地跑到高高的山坡上，目送老村长被警车远远地带走——
我的心在沉落。
更让我不能承受的是，这个行业本身没有标准。由于《焦点访谈》这部片子，国家经贸委、国家质监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几个部长连夜开会，最后协定以《絮类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作为强制性标准，这个标准远远高于原来轻工业部的关于《弹簧软床垫》行业的推荐性标准。执法者有了这个利器之后，一夜之间横扫重庆市，许多厂家被无辜地卷入其中。为我们提供线索的一位“线人”的床垫厂也被查封并处罚款，许多家庭的命运一夜之间被改变了……
一个片子的影响力超过了它本身预期限度。这无论对于《焦点访谈》还是节目制作者，其实都未必是一件可以盲目乐观的事情。国家加强整治的力度固然无可厚非，但在力度一旦失去了适度，势必会走向愿望的反面。如果因为影响到某几个人的仕途和业绩，携着私愤矫枉过正就更不可取。游戏规则本该是固定的，法制本不应该是信手拈来的。
看着当地领导和执法人员忙碌的身影，听着他们通宵达旦战斗后沙哑的嗓音，感受着他们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革命热情和保卫人民保卫家乡振臂一挥的决心，我怅然若失。
在通向理想的大道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行走？
也许，道路始终在我的身后……
《白笋 黑心》随笔
喻晓轩
从湖北拍完《白笋 黑心》节目回来，有一段时间，我右手食指又痛又痒，那是体验被烧碱浸泡的竹笋时留下的纪念。当时，作坊老板生怕我掌握不好放烧碱的量，热情地邀请我亲手体验，说是放多少烧碱，全凭手上的感觉，要摸着有点滑，有点腻，那才对。我硬着头皮下了手，那竹笋倒是摸着又滑又腻，我的手，惨了。后来，用熬笋的双氧水做实验时，看着水泥地上翻起的白沫，张林刚同志险些呕吐。这就是我们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在批发市场里有，在超市里能买到的“绿色食品”。
审片时，敬一丹大姐开玩笑说，年会时可以上个节目，记者间的一段对话：做什么？竹笋，化工的；吃什么？辣椒，硫磺的；睡什么？床垫，黑心的。这就是我们每天忙碌的事情，虽然播出时挺震动，但心里真是不轻松。
节目播出后，听说湖北当晚采取行动，查封了多少多少吨竹笋。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担心，当地的竹笋生意短的做了三、四年，长的做了十多年，节目播出后采取行动，算是早还是晚？化工竹笋在湖北没了，在四川会不会又出现？在江西会不会遍地开花？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无法回答。
这个节目能拍成，“线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做竹笋生意有很多行话，比如说有干货、水货之分，做买卖时，不能问多少斤，要问多少包装，最好的笋是玉兰片，产地在云南等等。要取得作坊老板的信任，这些知识是必备的。全靠“线人”悉心传授，我和老张在短短一天时间，俨然成了长年做竹笋生意的行家，还真唬住了不少人。最让人感动的是，“线人”还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暗访，怕我们穿帮有危险，有应付不来的专业问题，我们就可以推给她来解决。暗访的节目也做过不少，像这样干脆的“线人”，还真难碰到。后来她说：帮助我们是因为良心发现，她不希望再有人吃这样的竹笋。分手时，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在心里，我觉得她是朋友。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4）
这个节目能拍成，张林刚的长相和经验起了不少作用。开拍前，商量老张的身份，定位为江西某地土特产公司经理，东北人，来江西开拓市场，有着大把的钱不知往哪儿花。后来，“线人”一见老张，就指着他说：你像我们经理。就凭老张这张忠厚的脸，所有的作坊老板都萌发了在他身上赚上一笔的想法，加上老张沉默少语，更让人觉得此君来头不小。于是，在我和“线人”同作坊老板喋喋不休的时候，老张大可以从从容容地到处考察，大老板嘛，都这样。所以，在画面上，该有的都有，精彩的话语一句没漏。
最遗憾的是在超市没有采访。当时因为超市不让拍摄，我和老张都有些匆忙。其实，在现场能问上一两句，比如，这笋好不好卖，味道怎么样等等，就比单纯展示产品效果要好。这个疏忽确实不应该。
我们这次做的节目，打的是北京酒仙桥医院。在采访以及后期编片子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头皮一阵阵发紧。本来以为今年又出了什么时髦的病毒让我赶上了呢！后来才知道我这症状还真和我采访的这家医院有关系。
穿着白大褂的鬣狗
陈远达
不记得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任何一个社会，有两种人不能失去良心，一个是法官，另一个是医生。因为法官没了良心，社会就失去了公正；而医生没有了良心，人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最后的保障。没有良心的法官，咱们《访谈》的记者见识过一些，至于没良心的医生，咱们遇到的不多。而且我敢说在大多数人心里，医生一定比法官要正面得多。你想想，医生是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白衣天使”呀！是在你最虚弱最痛苦的时候，来帮你解救你的人呐！他们的良心怎么能坏了呢？
我们这次做的节目，打的是北京酒仙桥医院。在采访以及后期编片子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头皮一阵阵发紧。本来以为今年又出了什么时髦的病毒让我赶上了呢！后来才知道我这症状还真和我采访的这家医院有关系。
那么酒仙桥医院都干了些什么呢？这家医院有两个科室能做一种心脏介入手术，这种手术是从人的大腿股动脉插入一根导管，这根导管从切口一直伸进人的心脏，然后在里面放支架或充气球囊来治疗冠心病。由于是用在动脉里的医疗器械，国家规定是不能二次使用的。原因很简单，打针用的注射器都不能反复用，在血管里掏来掏去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在北京的许多手术室里，医生们做完手术根本就没把那些沾满鲜血的导管销毁，而是大明大亮地收起来了！
不销毁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导管、支架、球囊实在是太贵了！在酒仙桥医院，像这样的导管一般要将近两万元一根！如果你要问为什么这么贵？医生们一般会非常同情地告诉你：谁让咱们国家不会生产呢？这些可都是进口的。知道吗？进口的东西哪样不贵呀？ 还是乖乖地掏钱吧！
这种说法颇为皮相，这些导管、支架、球囊为什么这么贵，《访谈》组范本吉的《支架为何卖天价》告诉了你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说：最贵的支架在国外只卖到三百多美元，可在北京的医院里，最便宜的一个要两万元人民币！由于价格昂贵，医生们就动了废物再利用的念头。用过的导管看看没坏，拿下来洗洗涮涮消消毒，等下一个病人躺到手术台上时，一刀剌开他的大腿动脉，再塞进去用一次！反正病人躺在那儿，打了麻药跟死了一样也不知道，这样一来，一根导管不就省下来了吗？
可省下来的导管，患者也别以为医院会少收你的钱！如果今天大夫心情好，说用了旧导管（全北京心内科的大夫都知道，这叫“2号管”），便宜一点吧！好，一万，打个五折！如果大夫近日手头有点紧，说用的是新导管，那对不起了，两万块你一个子儿也不能少！省下来的导管干什么用呢？比酒仙桥医院更有名气的医院的大夫们，就可以拿着它们去“走穴”，去别的地方、别的医院做手术时派上用场。或者等攒够一定数量，这些实际上用患者的钱买来的导管，就会重新回到那些医疗器械经营公司，换成一沓沓花花绿绿的大票子，这时自然是没有患者的什么事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非洲大草原上的一种动物：鬣狗。这种狗虽然也属食肉犬科动物，但长相却没有狼等其他犬科动物那么高贵和典雅。鬣狗的吃像极其贪婪，鬣狗的上下颚咬力极大，可以把动物的骨头嚼碎了吞下！ 记得在电视中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我就感到头皮有些发麻。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造出这种如此丑陋、嗜血的生命来！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人中间也有鬣狗，不过他们现在都穿上了白大褂而已。你想想看着这些穿着白大褂的鬣狗，我采访的时候头皮能不发麻吗？！
编导手记（1）
不过，柴静的采访仍然显得从容自信，她对公安局安局长的提问曾经让后者大吃一惊。安局长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媒体的不满，认为现在的一些媒体充当了“编外法庭”的角色。柴静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提问是记者的工作方式，质疑是公民的权利。执法机关的权力不是真理的边境，真理是经得起质疑的。两人的对话节奏紧张、语言密集。柴静的一句提问：“那您看您对当时发生现场的很多情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就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判断呢？”短短四十六个字，她口齿伶俐地说了不到五秒钟，以致于在后期合成的时候，唱词拍了三遍都没能跟得上。
宋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儿，比同龄的孩子明显胖许多，他自闭、有人际关系障碍、神经性贪食。他和父亲多年来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几乎不交流。在一次心理健康俱乐部组织的家庭个案治疗中，宋禹对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恨你”，然后跑到墙角用手拼命地砸墙，失声痛哭，几乎引发哮喘病。而他父亲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生一个人来爱
——《心灵的成长》编导手记
范 铭
曾经跟朋友戏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童年过得太没有阴影了，几乎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地一口气长到二十多岁，以至于现在心理健康得毫无悬念。于是，我总是在别人叙述他们因为童年的不幸经历导致现在人格轻微分裂或性格部分缺失时由衷地羡慕不已，总觉得自己在这个流行“亚健康”的时代里，因为不够病态而显得不够深刻。
但做完这个节目后，我打心眼儿里感谢我的父母，并且也打心眼儿里庆幸自己的童年——快乐得如此纯粹而肤浅。
我们片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叫郭涓涓，一个叫宋禹，是两个有较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
郭涓涓，二十二岁，从小父母离异，跟母亲生活，她跟母亲的敌对和冷战持续了十多年，近年来频繁地有自杀和自残行为，最严重时一周闹一次自杀。她跟母亲几乎不说话，她生活的全部重心是她男友，而且必须二十四小时在一起，但凡男友要单独出门，或者想离开片刻都会引来一场自杀风暴。最极端的时候，郭涓涓用刀片割腕，她男友拿起菜刀要自杀，而她母亲为了阻止他们俩，用啤酒瓶子砸自己的头，瞬间血流满面。
宋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儿，比同龄的孩子明显胖许多，他自闭、有人际关系障碍、神经性贪食。他和父亲多年来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几乎不交流。在一次心理健康俱乐部组织的家庭个案治疗中，宋禹对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恨你”，然后跑到墙角用手拼命地砸墙，失声痛哭，几乎引发哮喘病。而他父亲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两个孩子都是受过伤害的，也是极度敏感而脆弱的，跟他们接触，整个摄制组都煞费苦心，如履薄冰。我给宋禹的父亲写了信，说服他打破内心障碍，向儿子道歉。我和柴静在采访前，不带机器地和宋禹接触了三四次，陪他吃饭、聊天，直到他全面信任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情绪又反复了多次，采访分两天才顺利完成。节目播出后，我陪宋禹看了一场电影，逛了一下午。路上有陌生人挥手向他致意，对他说：“宋禹，你好点了吗？加油啊”，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得知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我们才长舒一口气。
而郭涓涓，基本算是我和柴静的同龄人，为了让她对自己的极端行为释然，我让涓涓看了我手上的烟疤，一副“我也有过青春期”的悲壮神情。我们跟她接触了四五次，一直没有勉强她接受采访，直到有一天夜晚，在接受完心理治疗后，她主动试探性地对我们说：“我想试试看。”那一刻，我在心里说“感谢上帝”。
在采访中，我们试图寻找这两个孩子内心的创伤之源，也与他们的父母一同梳理了孩子成长的经过。友谊医院的心理医生柏晓利一语道破天机：孩子是在替家长吃药。
我们办公室策划主管吴征同志说，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父母是不及格的，也许数字没有这么高，但是通过郭涓涓和宋禹家庭的故事，大多数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家庭的部分写照。
整个拍摄的过程，所有人都在平心静气地回顾过去，反省自我。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受益匪浅。采访中，录音师李宏卫还专门出去给自己的儿子打了电话，希望加强沟通。
而让我自己深有感触的是，这两个孩子的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要化解心结，也绝非转瞬之间。
在采访郭涓涓时，我们按照预先设计，让她跟我们一起观看对她母亲的采访，当郭涓涓的母亲在屏幕里泪流满面地忏悔着童年对女儿的伤害时，郭涓涓并没有像我最初预计的那样立刻眼泪哗哗的，她只是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停地用手扶眼镜，直到最后眼泪才夺眶而出，能看出来，她一直在克制着对母亲感情的外露。在我们采访前四个月的时间里，她对于母亲的努力示好，一直表现得极其冷淡。
同事李雪微说过巨酷的一句话：“生一个人来恨你”，当时她用这句话来形容一种仇恨的力量，我为此唏嘘不已。在这里借用这句话的反义，“生一个人来爱”，是的，生命不易，既然生他（她）来到这个世上，就彼此相爱吧。
编导手记（2）
摊到记者头上，其“责任”的含义也就更好理解了，因为温总理的信中早说得很清楚：“责任就是新闻工作者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
敬一丹
《焦点访谈》已经走过了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期望和支持。
《焦点访谈》的记者和编辑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五岁，有的人从二十几岁就来到了这儿，现在已经为这个节目工作了十年；有的先是当观众，后来就加盟当了记者，他们是被同一种力量感召，从四面八方集合在同一旗帜下的。就这样，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一群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年轻的栏目。十年来，《焦点访谈》为电视观众提供了三千多期节目，它不仅搭建了一个舆论监督的平台，不仅在中国的特定时期，形成了特有的《焦点访谈》现象，而且培养了一批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好记者。但是，在我们大家先后加盟这个舆论监督阵地之前，可能对这一位置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就拿我来说，1994年年底，我是带着近乎神圣的、向往的感觉投身《焦点访谈》的。“享受职业光荣”是我们《焦点访谈》记者共同的体验，当我们的记者在一个个新闻现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这句话就是“我是《焦点访谈》的记者！”
在《焦点访谈》，我们能体会到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记者刘涛和吕少波是两个小伙子，有一次，他们外出去河北采访，回北京的途中遇到了车祸。当时，车起了火，刘涛受了伤，急需去医院，可是当时过往的车辆都飞驰而过，没有车停下来。这个时候，附近的农民闻讯赶来了，当他们得知这位记者是《焦点访谈》的记者的时候，就手拉手站在路上，拦住了车，并且和司机交涉，把我们的记者送到了医院。
刘涛不曾为自己的伤痛流泪，但是却为这些手拉手的农民流了泪。素不相识，只凭着《焦点访谈》这四个字，就成了相知，这是多深的情意！这样的情景让我们看到，农民对《焦点访谈》那种特有的感情，对《焦点访谈》那种特有的信任。当然，这种信任还来自党和政府，三位共和国总理到一个电视栏目来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