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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你指的因素是权力吗？”
我说：“你说呢？”
她说：“你是当事人。”
我说：“还是让小狗来分析吧。”
节目播出后，我老婆非常仰慕王志，我只好告诉她，王志的脸没有我的白。
关于“线人”（1）
不管你对“线人”事先作出过何种承诺，变声音也好，打马赛克也好，虚拍也好，剪影也好……只能是在节目播出之前对“线人”有个心理安慰，对公众而言则表明我媒体人文关怀的态度，但是，对“线人”生活和工作的小环境来说，却只能是自欺欺人。这一点，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搞批评报道，线索最重要。知道线索、并积极主动举报的人，我们习惯称之为“线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这个“线人”不仅知情内部情况，而且他还是某个事件的具体参与者，那么这种“线人”的价值对新闻人而言就更重要了，有时他甚至成为了决定节目成败的关键因素。
关于“线人”的反思
梁建增
正是因为如此，《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许多以舆论监督报道见长的栏目，一直很重视“线人”的作用，而且许多成功节目的运作已经证明了“线人”的不可替代性。据统计，从1996年起，《焦点访谈》获历年中国新闻奖的节目，如《巨额粮款化为水》、《“罚”要依法》、《粮食“满仓”的真相》、《吉烟现象》、《铲苗种烟 违法伤农》、《河道里建起商品房》和《违法收缴违民心》等节目，其报道线索均来自“线人”反映的情况。这些“线人”的奉献使《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在舆论监督中拥有了极其宝贵的信息资源，掌握了第一手鲜活而及时的素材，并始终处在新闻的最前沿。
关于“线人”出现和走红的问题，我们姑且先不去探讨，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需要从理论层面上结合中国整个新闻发展史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刻分析的课题。但是随着栏目的逐步成熟，节目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关于“线人”的问题也随之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成为不能不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最近《焦点访谈》有几个节目反响都非常强烈，由于知道内情的“线人”的大力协助，节目极其精彩。节目中有几期也试图在技术制作上想方设法保护“线人”，比如说打马赛克，比如说对声音进行一些变粗或变细的处理，但是很不幸，这些“线人”后来还是都被识别出来了，遭到了当地部门的打击报复。他们就来找我们。“线人”出于道义感给我们提供了线索并共同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我们理应帮助他们，但是作为媒体我们能帮助什么呢？给他们找工作能安排得过来吗？问题还在于如果不帮助他们我们良心上又何以安宁呢？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常常受到一种煎熬，一种爱莫能助与良知之间的情感煎熬。
我们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减少牺牲呢？节目无疑要做下去，“线人”也应该得到应有的保护，否则，“线人”出现一个被“消灭”一个，那么还有谁肯敢举报提供线索？没有了“线人”，节目的精彩又从何谈起呢？所以，目前出现的问题引发了我对“线人”问题的思考。
新闻报道者和新闻“线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纯粹的报道者和线索提供者的关系还是一种盟友的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关系的度又将怎么来把握呢？作为一个新闻报道者怎么才能做到既能拿到事实，又能对“线人”进行保护呢？在保护的措施上，从技术的层面上我们有什么好方法好措施呢？而在这些保护措施中，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失败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如何正确而全面地看待“线人”的动机与目的呢？对于“污点线人”和“清白线人”，我们如何进行甄别呢？对于二者我们在处理上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和尺度呢？毫无疑问，今后我们舆论监督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依靠这些知情人必将成为我们突破重围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方式，但如果不加强保护措施，对个人、对栏目也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与不便。这个话题不仅困扰着我们，相信也存在于所有媒体，因此对它的探讨和研究将是一个前沿课题。
有时，我们不仅痛了仇者，还痛了亲者
姚宇军
一团乱麻，如果找到线头就可能把它摘清楚。
一个迷宫，如果不犯路线错误，就能找到出口。
想做一期漂亮的《访谈》节目，往往离不开“线人”的帮助。
一般来讲，所谓“线人”就是提供线索的人，即知情者、内线。他可能是相关事件的受害者或当事者，但也可能都不是，他仅仅是出于同情心或正义感而为。可当他路见不平有所作为之后，自己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的选题成立了，节目播出了，工分拿到了，我们的“线人”的使命完成了，“线人”的角色还原了，这时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而实际情况是，这个活完了，下一个又来了，以前的“线人”犹如手机里存储的号码早就被新打进来的电话冲消了，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他们。
记得2000年7月初，接到广西桂林市林桂县人民医院医生拿回扣兑现金的现象较为严重的举报，而且这种情况是院方明确鼓励和支持的结果。要想把节目做成，就得拿到证据，而院方没有正式文件，只有暗箱操作，因此没有“线人”的帮助，节目做成的难度可想而知。
医生本人从院方拿提成靠的是多开回扣药，多开检验单，对此院方有明确要求，有严格的奖惩规定。尽管这些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但医生是按院方的要求做的——既对病人的病情负责，自己又可以多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谁要是当了《焦点访谈》的“线人”，不仅断了大家共同的财路，于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作为有开单权和处方权的医生来说，要不是出于正义感，他又何苦而为之呢？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有医生甘愿做我们的“线人”。
关于“线人”（2）
“线人”只是提供线索的人，他应该伏在暗处受到保护，但记者拿到线索之后并非一切顺利，此时担心节目进展能否顺利进行的是记者。在山穷水尽之时，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往往会再次求助于他，否则节目就会难产。做完“线人”的工作之后，同样也是在万般无奈之下，“线人”同意了我们的采访。原先他曾急切地希望我们快点来到这里制止这种行为，我们也想把它当作一场战斗来打，但是当采访完成了，对于我们来说，战斗是胜利结束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可“线人”却会一脸的无奈，毫无轻松可言，担惊受怕的角色变成了他——是啊，想象以后我们双方各自面对的处境将是何等悬殊，我们的心情无法轻松。
不管你对“线人”事先作出过何种承诺，变声音也好，打马赛克也好，虚拍也好，剪影也好……只能是在节目播出之前对“线人”有个心理安慰，对公众而言则表明我媒体人文关怀的态度，但是，对“线人”生活和工作的小环境来说，却只能是自欺欺人。这一点，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在节目获得成功之后，我们对“线人”的担忧完全取决于“线人”的处境。即使事前与他有过纸上的协议……这是你自愿的，事后的事与我电视台无关等等，但后来“线人”真的无家可归，你能心安吗？！这一次，又让哥们儿遇上了。
在“线人”的帮助下，我们揭露了一家企业制假售假的惊人内幕。结果是，节目播出后政府部门依法将这家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吊销，一个年产值几千万、三百多正式工、四百多合同工的企业完了！这是一家股份制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事先在厂内搞过集资，干部职工多则几十万，少则大几千，亲戚朋友的钱都扔进去了，如今这些钱不用说，还要依法追究主要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至于“线人”是谁，不用说只要简单排查，一查一个准儿！本来是举报黑恶丑陋的（无名）英雄，在当地却一下子成了“过街老鼠”，自己的工作同其他人一样没了，家里的恐吓电话不断，孩子的喝水杯在学校被人砸碎，爱人的自行车车胎被割……来自暗处的威胁和报复无处不在，在当地，他们几乎没有容身之地。而面对所有的这些，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所有的这些，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舆论监督节目离不开“线人”，这道理谁人都知道，但常常是节目播出后，隐忧常常伴着我们，那痛处，就是“线人”的遭遇。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能否真正安心，取决于与“线人”事后的处境，有时也取决于“线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而这一点，我们事先无法准确预测。
所以，只能是慎之又慎！事先尽量让“线人”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就像谨慎的大夫给病人看病一样，先告诉他可能的后果。前期采访中的原则则是尽量回避“线人”，后期制作时尽量不用“线人。尤其可能的情况下，不妨考虑与“线人”签个协议什么的，主要意思是从节目的形态上对“线人”进行保护，节目播出后，“线人”的处境与本台无关等等。当然，如果“线人”望而却步，没他又不行，节目宁可不做！
不过，我有时也想，节目播出之后加强反馈，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线人”面临的压力，不然我们不仅痛了仇者，也痛了亲者。因为，以往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消失的另一半
魏驱虎
《焦点访谈》作为调查类节目很多时候需要“线人”。如何保护幕后的“线人”是新闻行业里约定俗成的道德律。为了恪守这条道德律，我曾经牺牲了一个节目最精彩的素材。
2000年10月，我们接到一位“线人”的举报——江西省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将出现大规模的考场舞弊。我和摄像记者朱邦录在考试前赶到南昌，见到了记者生涯中最让我敬佩的一位“线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学生，有人提出让他当“枪手”替人代考，他想到自己虽然可以不当“枪手”，但是独善其身并不能改变舞弊的事实。为维护执业药师这个神圣职业的纯洁性，他不仅举报了即将发生的舞弊行为，而且还协助我们拍摄了舞弊者帮助自己办理全套假准考证件的全过程。他表示愿意用这些素材制作成节目，哪怕自己被发现也在所不惜。
审看节目时，孙玉胜副总编也被全套准考证件实施“换头术”的过程所震撼，但是他更对这个年轻人的命运表示担忧。他说节目一旦播出，这位“线人”必将被推到一个毫无遮拦的平台上，他对舞弊行为的揭发将使整个南昌考区的考卷变成废纸，那些当事人是饶不了他的。我提出用技术手段来保护“线人”，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权衡，玉胜副总编还是决然拿下了节目初编版中监守自盗的舞弊者为“枪手”做假证件的全过程，整整占了节目的一半内容！
好在考场舞弊的过程我们拍摄得非常充分，节目依然精彩纷呈：手机、呼机被公然带进考场，考生们有的看呼机，有的读短信，有的早退、向考场内公开传送标准答案。通过镜头，观众真切地看到了考场舞弊的过程，而面对如此混乱不堪的场面，监考者竟然熟视无睹，主管部门的领导对着镜头说：“考场内外都十分安静，秩序井然。”
节目播出后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带动了整个社会对各种舞弊现象的整肃和查处，社会效益巨大，节目获得了第一届广电学会评论类节目评奖的一等奖。
关于“线人”（3）
被拿下的另一半素材在我的手里保留了半年的时间，最后还是删掉了。
时至今日，在我和朱邦录的心里，拍摄这消失的一半素材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是这次忍痛割爱的经历，使我们对记者的社会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没有拿掉这一半内容，对我们而言是使一期节目更精彩，也许还有问鼎记者梦寐以求的中国新闻奖的可能，但是对那位充满正义感的青年人而言，可能就要付出改变一生命运的代价，而这超出了记者应恪守的社会责任的底线。这次忍痛“断臂”使我深深体会到玉胜副总编的良苦用心——作为一名记者，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感动中国（1）
节目组的一位编导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曾经深有感触的地说：“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一个英雄样板的树立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所有的精神要求。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学会独立思考，也越来越多地拒绝被动接受，但是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情，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留下一些空间来关照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关照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社会，这也许就是《感动中国》的魅力所在。”
2005年2月17日，《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评选”揭晓，奥运冠军刘翔、水稻之父袁隆平、人民公仆牛玉儒、女公安局长任长霞、青年志愿者徐本禹、为母换肾的田世国、飞机试飞员梁万俊、缉毒警察明正彬、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驻伊拉克前大使孙必干当选，中国女排则获得“感动团体”。当日晚8：00《感动中国》颁奖典礼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后，反响很好，引人注目。应广大观众的要求，该节目又三次在新闻频道重播。
我 们 为 什 么 会 感 动
——《感动中国》评选热的冷思考
孙金岭 边巍
“感动中国”源自灵魂
2003年的大年初二，中国的大多数家庭都还沉浸在节日的欢聚氛围中。而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李挺主任办公室里，审片的主任们看完了《感动中国》的样片后，都默默无语，眼里充满泪水。这个场景对《感动中国》的总策划朱波来说，印象极为深刻。相同的情况一再出现在中央电视台领导的审片现场。
就这样，《感动中国》顺利通过了审片，尽管当时仅仅以“《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特别节目”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没有一个贴片广告，但节目却获得了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热情回应，人们丝毫没有吝惜自己的情感和泪水。从此，那些感动的记忆就这样延续了一年又一年，而《感动中国》也因为节目强大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成为中央电视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之一，而今这个仅有两个多小时的单一节目广告标的金额就达到了一千四百五十万元。对于《感动中国》主创班底来说，他们实现了“不可能不感动”的最初设想。
一句“不可能不感动”，透露着一种媒体的自信。这与其说是对节目选题的成功把握，不如说是对当代中国人和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入洞悉：在迈向新世纪的历史时刻，人们太需要精神的信仰了。但是毋庸讳言，在信仰面前人们常常是无所适从的。清华大学社会学院的院长李强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们的时代并不缺少偶像和英雄，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推崇的是什么样的偶像和英雄，《感动中国》借助中央电视台传播主渠道地位给社会做了一个良好而清晰的示范。”
很多时刻还记忆犹新。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因为中央财经大学普通教师刘姝威的仗义执言而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良知肃然起敬，因为杨利伟的拼搏太空而牢记人类探索未知的从容澹定，因为钟南山这位“非典”勇士而谨记科学精神的难能可贵……今年，又有更多的人加入了对候选人的讨论当中，并把“感动”的话题引向了深入。
在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的行列中，一位普通的北京老人的事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佘幼枝祖上因敬重明代袁崇焕大将军的英雄行为，世代为其守墓，到佘幼枝老人已是第十七代人。佘幼枝守墓几十年，遭受过无数次变故，曲折颇多，并曾因为守墓而痛失爱子，但她始终衷心不改。在她的不断努力下，袁崇焕祠被修葺一新，守墓义举得到了延续。袁崇焕毕竟是封建社会的英雄人物，佘家这种家族式的行为与现代社会是否存在较大的距离？把佘幼枝老人列入“感动中国”候选人的行列，能否代表中国人整体的一种感动情绪？面对这样的质疑，专家推委团也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但是许多观众则更多地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来理解这个特殊的人物。“快让佘幼枝感动中国吧，在缺少诚信的社会中，还有什么比如此坚定地遵守承诺更令人动容？”一位电视观众在给组委会的信件中这样写到。而推委委员陈锡添给组委会的推荐理由无疑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