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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佘家守墓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感动”本身所能承载的内涵，其实，人们通过这件事已经开始考虑在人和人之间如何达成一种理解、在人性之间如何建立一种信任等等这些触及灵魂的深层问题了。
节目组的一位编导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曾经深有感触的地说：“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一个英雄样板的树立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所有的精神要求。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学会独立思考，也越来越多地拒绝被动接受，但是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情，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留下一些空间来关照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关照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社会，这也许就是《感动中国》的魅力所在。”
“感动中国”没有标准
今天的很多人也许会问：三年前，《感动中国》是怎么诞生的？它为什么要叫《感动中国》？
谈起当时的情景，新闻评论部主任、《感动中国》总制片人梁建增这样回忆：当时评论部想搞一个年度人物评选，但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评选呢，大家心里的确没底，因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评选太多了，什么‘十大新闻人物’、“年度经济人物”等等，如何与众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色实在不容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大家对此有一个共识：“梳理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发掘新闻事件中的主角，感性地刻画历史瞬间，放大历史细节”，这应该是当初创办《感动中国》的一个基本理念。
感动中国（2）
有了这样一个共识，于是评论部一群充满了创作激情并对社会怀有深沉责任的新闻人，开始了一系列争论不休的“头脑风暴”聚会。当时的总牵头人朱波说：“具体哪一天实在记不起来了，好像是10月底吧。五六个人，大家又一次聚在一起开始讨论。说着说着，不知道是谁冒了一句，话里有‘振兴中华’字眼，于是大家的话题一下子就顺着深入到了‘究竟什么可以振奋中国人，什么可以凝聚中国人？’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大家相互碰撞出来的“感动”这个词汇，一锤定音的默契便由此延续了今天，整整三年。
那么，一个以内涵多样的“感动”为标准的评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发现这一年中曾经有的一种感动，并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对《感动中国》有着这样的理解。
今天，我们在网上、报纸上以及中央电视台自己的宣传资料中，在很多地方可以找到《感动中国》的评选标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无论他们的身份、背景、经历有多么的不同，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感动了公众，感动了中国。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该担当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国人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
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标准还是比较含糊，倒是“用感性的方式表达，以细节的魅力展示，积聚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用国人的心路历程来见证重大的新闻事件”，这一当初设计者的理念至今仍在延续着，并不断地丰富着它的内涵。于是，钟南山成为了抗击“非典”的一个符号，而杨立伟所代表的飞天梦想已经起步……
《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制片人张恒说，我们在看《感动中国》的时候，会发现人物的背景、身份、职业、地位的界限已经模糊了，节目面向的是全社会、全人类的精神世界，人选不仅包括大陆、港澳、台湾的中国人，还包括全世界的华裔及国际友人，只要他的精神代表了全人类共同的理念内涵，《感动中国》的视线就会延伸到那里。
2003年《感动中国》的入选人物来自日本的尾山宏律师，就是这样一种眼界的体现。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以一颗善良的心，无偿地帮助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讨回曾经失落的权利。他顶住骚扰、恐吓的压力，通过诉讼还历史以真实。当尾山宏出现在颁奖现场时掌声雷动，有几位青年的观众在仪式结束后，专程到休息室找到尾山洪，鞠躬致意。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推委会委员喻国明教授在推荐理由中这样写道：“一个外国人，特别是长于遮掩家丑的日本人，为了给中国人伸张正义，不顾同胞的威胁利诱，挺身而出捍卫真理，这确实令人感动。”
节目创办之初，人们还曾有过许多的疑虑：以媒体价值标准为核心的“感动”是否能够感动中国？这种“感动”和社会主流认知以及中国人对“感动”的深沉理解是否相一致？他们能代表广大公众的意见吗？
“一些人在媒体中工作久了，见识的多了、经历的多了，对许多事情就有些麻木了。但是《感动中国》节目录制时，我们的编导和摄像，却是常常因为泪水模糊了双眼而无法正常地进行拍摄和画面的切换。”《感动中国》颁奖典礼总导演樊馨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表述过工作人员的感受。
敬一丹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主持人，主持过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晚会，在舞台上为无数的人颁过奖。然而在连续两年主持《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中，她经常是声音哽咽，泪光闪闪。“我相信能感动我们工作人员，就一定能够感动我们的观众，感动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有感动了我们自己才能感动观众，如果连自己都不觉得感动，相信也不会感动其他人。”
对此，评论部主任、《感动中国》的总制片人梁建增则说过这样一段话来表述：2002年的《感动》让我们无法忘记那些无畏前行、努力抗争的人们，而2003年的《感动》则见证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舟共济的奋斗历史，2004年的《感动》在表述刚刚过去的一年，它一定会展示这个社会刚刚发生的显著变化，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感动中国》节目，其实它已经不单单是一期节目了，它已然成为了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种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一段难忘历史的精彩浓缩，媒体的价值标准已经融入到了整个民族的价值标准之中了。正因为如此，《感动中国》已经不再是节目的感人至深了，而是一个民族承先启后的内在精神、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力量在打动着人们。
在评比的取舍之间，谁是最动人的？这是许多观众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感动中国》的总策划朱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个误区，因为通过广大公众的寻找，最后进入《感动中国》候选范围的，都是符合评选标准，只要他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就是最动人的。每一个打动人心的人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具体的时代背景相勾连的、与发生的新闻相联系的、与这个时代的追求相吻合的，所以在最后的取舍之间，这里面不存在谁比谁更能令人感动的问题。
感动中国（3）
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在仅仅十二天的投票期限内收到了高达九十万张的选票。这其中，很多人把自己内心的这份“感动”献给了一位年轻的律师田世国。一个权威数据表明，百分之九十的父母会为子女奉献生命，而只有百分之十的子女会为父母做出这样的牺牲。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三十八岁的律师田世国就成为了这百分之十当中的一个。为了使患上尿毒症的母亲能够延续生命，田世国隐瞒实情把自己健康的肾脏献给了母亲。直到现在，老人仍然不知道在自己身体里工作的肾脏来源于亲生的儿子。也许，仅仅一个“感动”已经无法表达这个行为所传达给人的心灵撞击了，因为它对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念所产生的启示必将引起人们长久的思考。
在采访曾经观看过《感动中国》的一些观众时，记者曾这样问他们：在两年的评选当中，谁让你感动了？面对于此，大部分观众回答是：所有的人都让我感动。
在很多人的眼里，感动与否，只有权威，没有标准。
真实，是“感动中国”的力量
《感动中国》总策划朱波说，我们推选出来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感动那么多人，并且让这种感动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融入人们的记忆，是因为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的事迹不是我们包装出来的，更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我们只是把它们实实在在地摆在观众面前，让事实说话，让观众从事实中去领略和感受那种崇高的精神。
程序上的严格筛选保证了人物事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样一个直面广大观众心灵深处的节目，一批富有经验的记者和编辑所进行的一线感受成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编导王伟达在前往贵州贫困山区拍摄候选人物徐本禹的支教生活时，真实的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看到徐本禹所在山区学校的简陋，记者留下了自己的一千元钱出差费。结束采访的几天以后，王伟达收到了徐本禹一条短信息：“八百九十一元我给学生们订了报纸，剩下的给他们买了文具，发票过几天寄给你。” 王伟达到现在都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评价这件事情，在他的印象中，面对艰苦环境的徐本禹在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总会露出一脸憨厚的笑容。
前往重庆开县采访教师群体的《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编导杨嘉在回味全部采访过程的时候，一直为一个叫做海英的十六岁女孩辗转难眠。杨嘉说：海英的哥哥是第一个知道井喷事故的人，他只要骑上摩托车，十五分钟就能跑回家里报信儿，可哥哥知道事故后骑着摩托没有往家赶，而是往镇里别人家一路赶一路地奔走呼告，竟然把自己家里人给“忘了”。接到海英的哥哥报信儿的人及时撤离全活了下来，而海英家里人根本不知情，直到毒气已经很重才知道赶紧跑，但为时已晚。陪同的人告诉我们，压井后，工作人员拿着裹尸袋进村收尸体，只看见她家门口十几米远的地方，奶奶、爸爸、妈妈、侄女等等八口人齐刷刷地倒在地上，死成一排。哥哥自己也死了。他光顾着报信儿，自己在毒气弥漫的镇上跑了七个小时喊了七个小时，最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中毒身亡。
编导杨嘉曾经问海英，觉得哥哥是个怎样的人？海英回答说：“平凡的人。就是一个平凡的人。非常平凡。”杨嘉惊异于这一连三个“平凡”，追问下去，海英说：“因为我愿意记住他的平凡，他本来就是个平凡的人，一生就干了这么一个不一般的事儿，我要是记住他英勇的一面，那就是一瞬间的事，我要记住他的平凡呢，能回忆起来的东西就很多很多。”
“听到海英这样说，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就是一种感动，它普通，平凡，真实。如果非要让我清楚地表达一下的话，我认为那就是平凡的真实，是感动的灵魂。”杨嘉面对记者这样说。
在一个媒体鼓噪的年代，一夜成名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对于记忆力退化的现代人来说，究竟什么可以留存下来？那些曾经感动过中国的人，在远离媒体关注、走下领奖台恢复到日常状态下的时候，他们都在做什么？
在记者的回访中，我们又看到了刘姝威那份久违了的执著；王选依然为当初的诉日案子辛苦奔波；张荣锁的那条路早已修完，共产党员的徽章还是端正的佩戴在胸前；高耀洁老人身体不太好，但是从没有怠慢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好书记梁玉润调动了工作，依旧朴实地表示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造福一方百姓……这些真实的存在，使那些美好动人的瞬间转化成一种化物的温暖、一种坚强的力量，甚至一种悬挂在人们心间的永恒。这也正是《感动中国》回归生活、保持真实的另一种解读。
《感动中国》有一首主题歌，名字叫做《感动》，那是三年前评论部的一个实习生作词、著名歌手韩红谱曲并演唱的。如今，词作者喻江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一个很有经验的编辑，而韩红在2005年新出版的个人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曲并以此为专辑的题目：
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
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曲；
用所有春天的消息，为你写下传奇；
用初次看见你时我的眼睛，流下幸福的泪滴。
感动中国（4）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这世界有爱才转动……
在为《感动中国》而彻夜难眠的日子里，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
中国需要高质量的“精神品牌”
——《感动中国》的成功带给我们的启迪
孙金岭
2005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和新闻频道播出，在这期节目里，那些感动的故事再次让人泪水充盈。李长春盛赞其“看了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弘扬了主旋律”，是媒体成功打造的一个“精神品牌”。许多单位还纷纷与制作组联系，要求提供录像带和碟盘，以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鲜活教材。
《感动中国》创办于2002年，今年是第三届。中央电视台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就树起了一个让整个民族动容的“精神品牌”，在观众中产生广泛影响，实属不易。纵观三年走过的历程，它良好的社会反响固然令我们欣慰，而其打造“品牌”的成功运作所带给我们启示更为重要。
一份责任必须牢记在心：坚持“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作为媒体，我们常说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4月8日亲笔写给《焦点访谈》栏目的信函中曾对“责任”的内涵作了精辟论述：“责任就是新闻工作者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
作为中央电视台一档年终大型人物评选活动，《感动中国》之所以被观众称之为“是年度中国人的一部精神史诗”，就在于它体现出了媒体的高度责任感，并且与社会和时代紧密相连。这是一个“精神品牌”能够成功打造的前提。
整个节目以当选者的人格精神为展示的重点，通过一个又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事例，诠释着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应该担当的责任，解读着人与人之间应该具有的朴素情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观众在来电、来函中纷纷表示，“《感动中国》节目之所以感人至深，带给人们心灵的冲击，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那种承先启后的内在精神、那种居安思危的忧患力量在打动着人们。”
我们身处的时代并不缺少偶像和英雄，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推崇的是什么样的偶像和英雄，而《感动中国》借助中央电视台传播主渠道地位，怀揣着高度地责任感，给社会做了一个良好而清晰的示范。它通过2004年中不同寻常的十个新闻人物和一个集体，全面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大力弘扬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社会普遍的价值判断标准相一致，与大众的精神追求相吻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共鸣。为此，一位网友这样评价道：“看过今晚播出的感动中国，的确令人感动不已。正气、英气、才气、壮气、豪气，气气冲天；亲情、友情、国情、民情、师情，情情动人。”从这个角度上讲，当选的十个人物和一个集体的感人事迹已然成为了一种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一段难忘历史的精彩浓缩。
新闻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绝不是一句空话，它必然“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刻的了解，对国家和人民深厚的感情。只有对国家和人民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引自温家宝给《焦点访谈》栏目组的亲笔信）
一条规律必须始终坚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这是一部优秀电视作品必备的基本要素。
与目前众多的人物评选活动相比较，《感动中国》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就在于它以内涵丰富的“感动”为标准，巧妙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色。而这种风格与特色的形成不是坐在家里拍着脑袋凭空琢磨出来的，而是创作者们按照新闻规律办事，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扎扎实实干出来的。
我们仔细梳理2004年的十位当选人物和一个集体，不难发现除却事迹本身感人之外，创作者们从现实的生活中吸取营养，从群众实践的沃土中开掘新闻富矿，以视觉创新、题材创新、手法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