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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还是脱不了这六个字儿。”
唐昱这么说着，唐天鸿和苏慕儒都来了兴趣，想听唐昱好好阐述一下这六个字儿。
沈睿鸿私下里和苏慕儒说，他见过的人里边，最能够体会到中央政策走向的，唐昱是最敏感的，这一点上边，他自己都自然不如，前有海南楼市调控的事情，这次又是分税制改革的事情，也由不得他们不高度的评价唐昱在政治上边的敏感性，尤其是对中央政策的把握，简直到了神的地步，知无不对。
这会儿苏慕儒自然也想听听唐昱对分税制改革上边的看法，这会儿的唐昱，可不能仅仅当成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来看待，而是要当成一个能体会到中央政策思想的人来看待，当成能把握住中央某些人心态的人来看待。
看两人都是一副感兴趣的神情，唐昱又接着往下说，“我最近看了不少有关国内进行分税制改革的文章和相关的政策概括了一下，自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内的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调整改革，在国内的税制改革上边，我们先后实行了“统收统支”、“分灶吃饭”和“利改税”等体制的改革。无一例外，这些改革都把握着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就是“弱地方，强中央”的原则，无论怎么改革，都不会偏离这个原则和大方向。”
顿了顿，唐昱又接着往下说，“不知道你们注意没，在1992年的时候，我们党的十四大会议上边就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扩大，使原有财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这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财政“分灶吃饭”体制，推行到今年的时侯，已经出现了重大的问题，我看过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至不足30％的水平，显然，这样的制度严重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税制的改革是必然的，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既然要增加中央，那自然就要弱化地方上的利益。”
苏慕儒赞同的点了点头，“这些资料我也研究过，分税制的改革，必然是要弱化地方上的利益加强中央上的利益，中央的钱袋子空着，自然瞅着地方上的，你之前说中央与地方上的扯皮，说的倒是很有道理，你这小子，对这些事情倒是看的清楚，也不知道谁教你的。”
唐昱心头暗道，若是你也到社科院里边写两年的资料，大概也能明白这些东西，不过这话他可不敢说出来，
第一百二十三章 征管之争
“其实中央与地方上边的扯皮，说到底还是征管之争。这种涉及到利益的东西，自然是要扯皮的，中央和地方上边历来就不平静，中央对待下边，不会温情脉脉，下边也不会任由中央割去自己的利益，这种扯皮的事情，多了去了，只要涉及到利益的东西，哪能少得了扯皮。”
苏慕儒赞同的点了点头，“小昱，你倒是说说这个征管之争，我对这份文件里边的东西还没有太吃透，看来沈省长之前说听你小子给分析分析，倒是很有先见之明啊。”以苏慕儒的实力，一个小小的地级市的市长自然没有资格参与到地方与中央在税制改革上边的大博弈，自然对里边的一些门道不是很清楚。
唐昱微微一笑，“说到这征管之争，其实还是要先说这个分税制。你们看这份红头文件，这是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这里边，将原专司税收征管的一个税务机构划分为国税和地税，很显然，按照这份文件里边的表述，地税局是竞争不过国税局的，在这件事儿上边，地税局是弱势群体。至于为何说竞争不过国税，这里边其实也是有着多层次的原因。先从税种上边来说，从这份文件里边就能看得出来，首先表现在地税的日常征管层面，即税种多、税额小；税源零散，不稳定；征收成本过高。地税征管比之于国税征管，一个是捡芝麻，一个是抱西瓜。”
喝了口水，唐昱又接着往下说，“就税种数量来看，地税税种有12个，假使将一些中央、省、市法定代征的税费项目计算在内，从数目上边看是要多于国税税种的，看似有些优势。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税种税基比较小，且不易控制。比如车船税和普通营业税的征收，税源零星分散，税金从几十元到百元不等，征收成本很高，有时甚至需要委托多部门代征、代管，衍生出无数繁琐环节。其实从这个税种的划分上边就能看出一些东西，中央的做法，是要把易征税种都划给国税，难征税种都留给了地税，吧地税当做后娘养的孩子。国税吃肉，地税喝汤的这种说法是之前的口水战的时候南方周末上边的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文章，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极端，不过大体还是没错的，中央的做法，就是只给地税喝汤甚至只给喝水。既然是这样，那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也就此产生，而很显然，分歧罪的的地方就产生在这个征管之争的上边。”
苏慕儒还是有些疑惑，“你刚刚说的这些，似乎在说国税地税分家之后中央偏袒国税，这个是自然的，中央要增加收入，自然要拿大头，地方上的利益自然要受一些损失的，也就与中央有了扯皮，不过这征管之争的说法，到底是在说什么？”
唐昱笑了一下，“其实，在这个之前，有些人早就提出来过这个所谓的征管之争，不过不大受人注意罢了。这最大的分歧，其实出现在企业所得税征管上。”
“我看过近期关于分税制改革的讨论文章，其实在初期的时候，虽然定下了国税和地分税制改革革的基调，不过最初的草案与现在的这份文件，在某些地方是有很大的改变的，也正是某些地方的改变，才有了征管之争的这个巨大分歧。按照初期草案之中的说法，企业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企业收入所得归国税机构征管，地方企业收入所得归地税机构征管，两不相碍。不过后来，随着讨论的深入，中央的声音强硬起来之后，这种草案就被另一种方法给代替了，就是现在的红头文件上边的说法，企业所得税是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种。”
“共享税种？这怎么说？”唐天鸿与苏慕儒两人在这方面都不是专业人士，还需要唐昱做些解释。
“其实说来，这个共享税种的出现还是因为我们东陵市骗税的事情才出现的，在之前的草案之中，企业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企业收入所得归国税机构征管，地方企业收入所得归地税机构征管，两不相碍。不过我们东陵市的骗税案让地方上边落了话柄，中央的声音进一步的强硬起来，这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共享税种的出现，而这个税种，其实就是征管之争矛盾的潜伏。”
“怎么说？”
事实上，在唐昱前世的记忆里边，这个共享税种的出现，在前世的时候，是直到2002年之后才出现的，而之前，一直沿用的是中央企业收入所得归国税机构征管，地方企业收入所得归地税机构征管的方法。
显然，唐昱重生而来让东陵市的巨大骗谁团伙提前暴露，在推动了分税制改革政策的同时，也让某些东西出现了不为人知的改变，例如这个共享税种的出现，例如，在前世的时候，地税初期是有十七个税种的，而不是现在文件里边的十二个。显然，事情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没有按照前世时候的轨道，虽然大体方向不变，不过在细微之处，已经与前世出现了不同。
意识到了这点，唐昱继续往下说，“既然决定了共享，那就自然而然的有了分歧，关于企业所得税界定标准，其实这里边是很难鉴定的。就这份文件之中，虽然对国税和地税如何征缴企业所得税、税源归属等问题进行划分，但表述并不明晰、文本内容也有矛盾，那几种界限划分的标准也不是很明确，这就是征管之争的根源。事实上，这种含糊不清的表述，在国内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出现的，国内官员做这些扯皮的事情，很是拿手。”
“再说这份文件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划分的表述，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在前段时间的争端大讨论上边就有文章提到过，只不过不是很引人注意，例如：在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上边，地税方面认为新办企业是从无到有，如果是老企业出资办新企业，这是投资、属关联企业，不应由国税征管。企业的机构分设和业务衍生，均不能算是新办企业行为，所得税也不由国税征缴。可是根据国税总局文件的表述，新设企业的母公司或股东原来缴纳地税的，则新企业的所得收入仍由地税征收。为了弄清很多外来投资企业的母公司在原始注册地到底是缴纳地税还是缴纳国税，还需要挤出一些时间到外省去调查取证，以便确保这些企业的税源不至于“外流”。再有，这份文件里边的规定，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所得税要由国税局征收的，但事实上地税局控制了这些领域的发票就等于控制了征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当纳税人去开发票时，地税局会向纳税人施压，明确要求他们到地税缴交所得税，但本来是国税局征的税。这种界限不清的问题，在国税地税划分之后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才有了征管之争的这种说法。”
见苏慕儒和唐天鸿听的认真，唐昱笑了笑，“其实所谓的征管之争，说到底还是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中央有中央的利益需求，地方有地方的利益需求，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够大些，这才出来了征管之争。不过这次中央有了说话的底气，在与地方的博弈中硬气起来，地方上边直不起腰，自然就要被中央捏着七寸走，这征管之争，最终还是要看谁的底气硬，现在看来，是中央的底气要硬些，换句话说，国税的后台比地税硬，地税是争不过国税的。”
“其实说来，要是地方上能硬气些，就应该与中央搭台唱戏，强烈要求把税种的划分上升到立法的高度，目前的这种财政集权不是通过法制化来实现的，因此随意性很大按照分税制规定，中央主导税权，只有中央具备税种设立权力。在税种设立时会启动法律程序，但在具体划分过程中，则由财税部门通过自己的行政性文件加以具体界定。这容易造成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争税的情况。在划分税源上，中央不立法，法律程序也不走，财政部一纸文件，很多税源就归了国税。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我们东陵市的大额骗税案让地方派在分税制改革的事情上边没有了博弈的底气，立法的事情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前段时间报纸上边就此事已经打过了口水仗，不过最后显然还是中央胜出了一筹。”
“其实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立法权的先后顺序的问题，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有立法权。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央税收立法权的行使优先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必须服从于中央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法不能同中央税法有相悖之处。这种要求之下，地税似乎成了后娘养的，与国税之间的矛盾只会更加的凸显出来。而且，按照这份文件里边的说法，这里边规定，把需要由全国统一管理、影响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税权（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均归中央；把与地方资源、经济状况联系比较紧密，对全国性商品生产和流通影响小或没有影响，税源比较分散的税种划为地方税，税权归地方；把一些税源具有普遍性、但征管难度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立法权归中央，司法权和执法权可归中央也可归地方。这种强制性的立法规定，注定了国税与地税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国税天生就处于优越的地位，地方上边的既得利益受损，不和中央扯皮闹矛盾才怪。这种行为，完全就是中央变着法子从地方的口袋里边捞钱，地方上边自然不乐意了。”
唐天鸿赞同的点了点头，他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是国内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硕士，之前不大关心分税制改革的事情，所以很多东西不大了解，不过这会儿听了唐昱的解释倒是明了了不少，不过还是对着苏慕儒叹息了一声，两人相视而笑，尽在不言中。
他们两个自然知道，唐昱能看得到这些东西，自然也有其他人能够看得到，中央制定政策的大佬也不会看不到，不过最终是以这样的文件形式下发，说到底，还是利益上边的博弈罢了。
苏慕儒叹息一声，对着唐昱道，“你小子，对这些东西了解的倒是清楚，怪不得沈省长说你最能把握到中央的思想，这些东西，有些若是不点出来，可不一定能想得到，不过中央这次的分税制改革，那是势在必行了，前面的弊端积累的太深，若是不改革，中央勒紧裤腰带也过不下去了。”
叹息了一声，“这次之所以中央迫不及待的要进行强势的税制改革，而且还让朱延山副总理来挑头，那实在是中央也穷怕了。”
第一百二十四章 分税制改革（中）
唐昱也赞同了一声苏慕儒的说法，中央却是是穷怕了，这才有了这次的税制改革。
事实上，他对于分税制改革的背景可要比苏慕儒了解的清楚的多，不仅有前世的记忆，还有这一世专门收集的资料。当然，大多数还是源自于前世的记忆，源自于前世在社科院充电那段时间的疯狂涉猎，至于这一世收集的资料，却是为了说话之时不说露了嘴。
事实上，在十年代的时候，中央的财政已经到了悬崖的边上，不得不进行改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的中央财政就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
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国内开了序幕，这才有了苏慕儒手中的那份文件。
在唐昱前世的记忆之中，九十年代初的那会儿，中央财政窘迫到了极致，好像是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
原本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可是那一年的财政会却变成了变相的“募捐”会。据唐昱看的某些文字资料描述当时的事情，一些财政厅厅长当场和中央财政部翻脸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
而也这是那次的反目，才促使了中央下定决心要充实钱袋子。
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有个经济学家还专门评论过那次的财政会议，评论当时的“反目”到底有没有道理？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说辞，人家地方上是有道理的，有人家不给钱的理由！就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广东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
在唐昱的记忆中，他在社科院充电的那会儿看过的资料中似乎提到，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作贡献”，有借无还的买卖，地方上边自然不乐意。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
那个时候，据说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
也正是中央的钱袋子太空，中央被穷怕了，在财政过于穷迫的背景下边，才有了朱延山这位向来喜欢大刀阔斧整改又有着铁血手腕的人士进行这次分税制改革。事实上，中央对于重用朱延山副总理这样的人也是很有用意的，有些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不同的事情就需要不同的手段来。
关于当年中央财政的窘迫，唐昱的记忆里边有这样一组书记，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