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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一些装备和给养装在上面，放心地交给我。
我很快便学会了驾驭的“窍门”，主要就是要信任狗，它们知道该往哪儿跑。
库克医生给了我一双琥珀色的护目镜，跟他的一样，以防雪盲。
只要一看到我和库克医生戴着护目镜的样子，爱斯基摩人便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一阵子海岸上没有大的冰块，冰面相当平坦。
但我们马上便碰到不同寻常的极地障碍。
我们得花几天时间绕路才能穿过在压力下形成的冰脊，还有没有冰冻的水面。
如果找不到绕过冰脊的路，我们就得用冰斧劈开一条路，要不是因为人多，我们还真办不到。
我们14个人就像是在一条矿脉上工作的矿工，目的不是要在冰脊上直接开出一个通过的口子来，只是要开出一条类似的路，然后可以把雪橇托过去，或是拉上去。
有时一天只有平坦的冰面，我们14个小时里走29英里。
另一天，我们根本没前进，只是在冰脊上开道，直到第二天才过去。
到达法吉尔角的时候，气温是华氏零下83度。
我们看到了麝牛，够我们去北极的给养了。
我们在沿途还可以隔一段藏一些，返回的时候再吃。
我们到达库克医生地图上标有名字的地方时，库克医生说起了它们的名字。
尤里卡海峡，南森海峡，斯瓦特沃格海峡，最后那个起得很贴切，那儿的岩石都是深黑色的。
然后是最北头的阿克塞尔·海伯格岛。
库克医生和我都是第一次看到极地洋面的样子。
在那儿，我们只带了最需要的物品，把六位爱斯基摩人送了回去。
等我们快看不到大地的时候，库克医生又让四位爱斯基摩人回去了。
库克医生选了两位爱斯基摩人伴随我们，一个叫埃图克述克，另一个叫阿瓦哈。
他说之所以选择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好或最强壮的向导，而是因为他们年轻，可塑性强，比较听话。
他们听从他的命令，不会违抗他。
每天我们都精疲力竭，说不想睡都不可能。
我睡得好像我这一生都没睡过觉一样，整整一夜动也不动，也不做梦，早上起来时跟我晚上爬进睡袋时是一个姿势。
我把头放下，下一刻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库克医生的手在我的肩膀上，他跟我说“早上好”。
他总是听上去好像是从外面走进来叫醒我一样。
他好像从不睡觉。
他说是狗看到太阳后便会把他吵起来，可狗再怎么叫，也没法吵醒我。
有时候我醒来会看到他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好像他整夜都是这样子。
狗跑上半个小时就不叫了，奔跑的节奏已经让它们叫不出。
不用催它们向前，我们也不用互相说话。
走到半途的时候，库克医生会拿出指南针看看方向，所有的雪橇都只是跟着他。
只有当用到六分仪的时候，我们才会停下，可就是这样也不会互相说话。
库克医生看他的仪器时唯一的声音是人和狗的喘气声。
我意识到我们总是这样呼吸的，但被脚踩在地上的声音盖过了，被狗拉雪橇的声音盖住了，也被雪橇在冰上划过的尖厉声盖住了。
我们有时会停下点燃酒精炉，在茶壶里烤化冰块，盯着小小的火焰奇迹般地跳动。
我们会围成一个圈，防止火被风吹灭。
看上去在组成世界的元素里，火的部分只剩下这点蓝色了。
我们最有乐趣的事情是喝茶和睡觉。
我们吃肉饼的时候没有一点胃口，那味道跟燃料差不多，又跟太妃糖一样易碎。
很快，我们就到了爱斯基摩人也从没到过的地方。
对于怎么用指南针和六分仪，他们还都不如我。
我们看不见大地，看不到什么标志性的地方。
我们没有参照物，库克医生也找不到一个他可以指着的目标，然后告诉我们得用多长时间到达那儿。
我们的前面，后方，周围的一切都在动，以觉察不到的方式在动。
如果我们按照原路线返回，从航海角度看，我们再也碰不到曾经熟悉的东西了。
我们将找不到曾睡觉的小屋。
我们要是能在身后撒下一路的油漆，就算不曾下雪，回来时也不会找到了。
我们一路走过时的冰会融化，位置和形状也在不断变化。
有时候我们感觉最好不要在某些地方扎营，因为给我们的感觉不仅仅是在移动，而是我们在被移动。
看起来固定而坚实的表面上，我们感到自己是在无助并且无目的地漂流。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看着身后，跟昨晚的样子不一样了，我们找不到自己从哪儿来的。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昨夜停下时看到的前方，也和现在的不一样了。
我们唯一的向导就是库克医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们在哪儿，他在地图上标出我们的位置。
他会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听他说我们在哪儿，尽管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算出来我们的位置的。
他用工具持续度量天气和冰的状况，计算海流，记着日志，每天不同的时间记下我们影子的高度。
我嫉妒他会用这些仪器，可以把数据收集起来用到地图上，可以在白色的海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爱斯基摩人也是第一次到看不到大地的地方来，他们吓坏了。
他们不习惯让别人领航。
他们没法理解地图上竟然没有大地，他们也许在担心我们已经迷路了，担心库克医生带错了路，我们估计都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们两个没有对库克医生表现出任何敌意，可有一天赶完路时，他们之间小声说了些什么，又难过地摇着头，好像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时不时库克医生会照几张像，他想在帐篷里面冲洗，可是我们没法让帐篷里变得够暗，所以相片上只有几个微弱的光点。
风暴过后的天气里，冰上会形成的一个人宽的裂缝，在气温骤降时会碎裂。
有天晚上，我们睡觉时，下面便裂开了。
等醒来时，帐篷已经被分到两边去了。
我们刚刚有时间爬出来，没有直接掉到下面的海水中去，或是掉在裂缝里，等它再次冻住时被挤碎在里面。
库克医生说，极地的海和南美洲与南极之间的海不一样。
冰虽然在不停移动，但却更久远、更厚、更硬，也更致密，压缩得更厉害。
南极因为在大陆中心，会穿过更多的大地而非海洋。
知道脚底下是土地也比知道脚底下是海水要踏实些。
你在极地海面行走的时候，不会感觉脚下的冰在动。
我有时会觉得底下并没有水，下面一直是冰，就像100万年前一样，冰就像是从地球中心喷出的白色岩浆。
我们也会偶遇冒着水雾的一条水带，如同幻象一般。
冰才刚刚分开，水已经开始结冻了。
在零下50、60、70度的严寒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冻结的过程。
开始，冻出水晶般的冰花来，然后一条蒙着纱巾般的冰带从这边延伸到另一边。
通过这条新而多孔的冰区，雾气像蒸汽一般冒出来，很快便会冻住，犹如灰尘一样掉到冰面上，慢慢多起来，冰面开始不再透明。
库克医生会去取海藻样品，可通常根本没有海藻，只有海水。
一次，为躲避西边的风暴，在这样的水带还没冻结前，所有的雪橇和人都被迫穿越了一次。
冰在脚下噼啪碎裂，如同半碎的玻璃。
库克医生让我们尽量把腿分开，以分散重量。
我们成功地过去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放开了的狗好像发现了什么猎物，可赶上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只是在嗅一个早被丢弃的海豹或北极熊的洞穴。
最后，我们离大地实在太远，已经没有可能遇到其他生物了。
白天变得越来越长，最后的一缕阳光变成了拉长的黄昏，然后是日落，最后是午夜时分都有太阳。
冰看上去好像着火一般，橙色，蓝色，紫色，好似不用燃料的火焰，可以永远燃烧下去。
午夜都有太阳，我们在夜间行进，因为太阳在最低处，可以躲开灼人的日光，那样的阳光我们的护目镜都无能为力。
我们白天睡觉，尽管看起来像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把小屋或帐篷里想象成黑夜的样子，其实外边却很亮。
我们渴望北极的黑夜。
现在是白天太多，用不完了。
有时候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屋被雪埋住了，是风把雪吹过来的，是晚上我们在睡袋里装作没有听到的风声。
我们知道白天到来，只是因为看到微弱的光从四墙上透了进来。
每天早上，爬出温暖的睡袋得花好大力气。
我们多想留在自己的睡袋里，多想永远也不离开它。
睡袋给我们安全的幻象，诱惑我们，让我们忘记给我们温暖的其实只是自己的身体。
我们把彼此踢醒，每个人都盼着别人会第一个起来，第一个去外边把狗从雪里面挖出来。
到早上，它们露出来的部分只有结了霜的鼻子。
躺在睡袋里，我为自己的体温感到惊讶。
我会抽出一只手，等它感到寒冷后回来摸我自己的脸。
一只冰凉的手，却能让我觉得自己很温暖。
有段时间，极地洋面上总是泛着蓝色的微光，好像是晚冬午后，正在完结却似乎永不完结的一天。
时间好像在这凝思的悲伤一刻被冻结，好像回家已经虚无缥缈，不可企及了。
一天行程结束会非常疲乏，没法盖起小屋，只能睡在小帐篷里。
只要不动，马上会睡着。
我们都精疲力竭，会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
我们穿着皮衣、皮帽、雪地鞋和手套，没工夫点小炉子了。
我和库克医生的头发都长得跟爱斯基摩人一样长了。
脱下帽子，头发会披到肩膀上，低下头时，会披散在面前。
库克医生说最好不要剪它，因为可以保暖，还像胡子一样，可以保护脸部不受霜冻。
这是我们比爱斯基摩人具有自然优势的一点，他们脸上不长胡子。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跟我们前来。
我们有自己的目标支持着，到此处有我们的原因。
可是，除了我们请求他们来这里，并对我们忠实之外，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要来这儿。
肯定不是为了所谓的“报酬”（对他们来说，呆在家里打猎也要比我们给他们的多得多）。
有时候他们也实在太累，几乎抬不起胳膊挥动皮鞭，也没法提高声音来叫狗前进了。
有一天，阿瓦哈一遍遍地唱了起来“UnneSinigpa——soahtonieIodoria”（无法忍受活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该惧怕死神）。
从那时起，库克医生就不像原来那样和他们依次驾雪橇了，他开始走在前面。
因为他知道，爱斯基摩人会把他的行走当做一种挑战，他们会更尽力，更有决心，不要让他失望。
我也暗下决心，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不能让他们为帮助我们两个白人到达北极点而死去。
我们把最弱的狗杀了，给我们留了一些肉，然后喂了其他的狗。
后来，我们得拿我们多余的睡袋喂狗了，它们得把这种驯鹿皮做的睡袋嚼上半天。
“我们离北极点还有160英里。”有天晚上，库克医生从外面走进帐篷跟我说道。
“要是我们没能及时到达，我们回来的路上可能就没有足够的给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这是南极，我会让你们三个留下来以节约食物，我自己会去走完最后一段。
可我们要是在这种浮冰上分开，我将再也找不到你了。
风险这么大，我不能指望别人听我的命令。
你们三个投票决定我们该怎么办。
我弃权。
”我们三个投票决定继续前行。
风总是直直地向我们吹来，逼我们弯下腰去，看着冰面，根本不知道前面马上会有什么东西。
库克医生靠他的指南针指挥雪橇，每只雪橇狗都跟着前面人的脚印在走。
我有时会想，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没到北极。
如果我们没法回去，尸体要是能被人发现，也不会在北极附近，早不知道随冰漂到什么地方去了。
跟以前那些夜晚不同，我不做梦了，不管是走的时候还是躺着的时候。
我现在走路时都可以睡着。
我已经睡着，身体还在习惯性地向前走。
我会被我自己的脚步声惊醒。
我常想起克里丝丁，会想当她看到我给她写的信，看到我说我爱她时，她会怎么想。
我也想起达夫妮叔母。
想起在库克医生延迟了的南极探险时，我会期待他的信。
我现在太清楚不过他们两个当时的心情了。
“早。”随着库克医生的一句话，一天便开始了。
到第二天时，他又会用同样一句话叫醒我，我才又听到他的声音。
其余的几个人根本不说话了。
1908年4月19日，库克医生告诉我们，离北极点只有两天路程了。
“我们快到了。”他笑着，好像他刚刚观察、测量得到的这个结果让他非常惊喜，好像他总觉得我们一直是离北极很远，刚才注意到原来以前算错了什么地方，现在突然意识到我们“快要到了”。
以前为了防止我们过于失望，他也总是这么说，可只是在不断重复，告诉我们快要到了，其实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距离”。
“我们有两天的距离，还可能更近。
”看到我脸上的怀疑，他又说了一遍。
他告诉了爱斯基摩人，他们马上便兴奋地说起来了。
“我们今天晚些时候就会到达了。
”第二天，他随意地说了一句。
出发的时候，我们的三架雪橇跟在他的后面。
我看着眼前的雪景，盼着能突然有什么变化，盼着能突然进入什么极地地带，一块在中心地带有明显标示的地区，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儿是“极点”。
我驾着雪橇跟上了他的。
“我们到了北纬89度。
”库克医生说道，好像是要给我一直要找的那种确定的感觉。
我们那一天却没能到达，第二天也没有。
“今天肯定到。
”库克医生说道。
“一定会，德夫林。
”狗似乎也感到了我们的兴奋，它们狂吠起来。
不用人赶，它们比平常都要跑得快。
我没法觉得北极点是旅程的终点，只觉得它是半路而已，好像那儿会有固定的宿营地，有充足的食物。
我们穿过一片罕见的平坦冰地，以为这儿就是北极点。
我期待地看看库克医生，他笑着摇摇头。
这样疯狂地走了三个小时后，库克医生拉住了他的狗。
他取出指南针和六分仪，一边看着六分仪，一边开始大步踱起来。
他走得更慢，还看着指南针。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冰在他的雪地鞋下的响声。
他停住了，把指南针放进兜里，抬起头看着太阳。
他指着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
尽管在我看来哪儿都差不多。
“德夫林，我想让你直直走过去，我让你停你再停。
”他说道。
我走着，心里却想着能躺下，能睡在地上。
看上去我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可能走得太远，别人说话已经听不到了，要是那样，我转过身可能也看不到他们了。
“停！”我隐隐听到库克医生的喊声。
我站住，转过身看着他在100码以外，还盯着指南针。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
就算这个距离，我也看得到他在笑。
“你到了！”他喊起来。
我四下看看，想找点线索好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在北极点上了！”他喊道。
“你是第一个！”等他开始向我跑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阿瓦哈和埃图克述克也催着他们的狗向我跑来，其他的狗虽然没人驾驭，也跟在后面跑了过来。
库克医生上下跳着，使劲挥舞胳膊，舞成了一个圈。
那一天是1908年4月22日，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
我不敢相信，库克医生竟然会让我在他和其他人之前，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
“北极点，德夫林。
北极点，北极点！”他边喊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