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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主人们在干燥的地方给我安顿好一个松软的草铺，给了一些盖的东西，送了一套内衣——我洗过澡，换过衣服……但是不管这一切怎样幸福，我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无线电广播特别使我焦急不安。我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红军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会战。我又一次理解到多么可怖的威胁正临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头上。我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我是不是置身于战争以外呢？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碌碌无为的时候是多么难受啊。要是在我们苏联战线的那一方，我大概已成为一名红军的指挥官了。不管怎样，我不致徒然消耗祖国的粮食。但是现在……“难道真得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的思绪又转到省支队上去了。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连科已经把支队解散，或者甚至运用马洛·捷维察的战术。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是个战士。他沉迷于描写国内战争中游击队事迹的读物，常以生得太晚，没有机会参战而抱憾；甚至在德寇进犯以前好久，家里的人就已给他起了个“游击队员”的绰号。
我想起了他英勇地开汽车那回事。
有一次，他在铁路旁边开着“加齐克”汽车，发觉一辆调车的火车头把田里的谷壳烧着了。火很快地蔓延开去。火车头上有水、有抽水机。波布特连科便折转来驶出公路，抄直路顺着草地和沟槽飞驶而去追赶那辆火车头。追了大约十五分钟。给他追上了，叫他开回来，叫火车司机浇熄火焰……当然，他也折断了汽车上的几根弹簧钢板，并且在前额上撞起了好几个大包。
他是个急性人，容易着迷，也很勇敢。但这可能不过是虚有实表的勇敢吗？不，决不是。在分别以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这时前线已经迫近，那些动摇分子、空谈家和胆小鬼，已经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地现了原形。波布特连科却照旧直接痛快，仍然顽强地力求参加作战。
我所知道的有关波布特连科的性格和行为的细情末节，我脑子里一一想起了，可以说是想找他的“阿科留斯的脚踵”。我想起了他对家庭的温情。我们——他的同事们——常常取笑他。也许他很思念妻子和儿女吧？……不，也不是。
我想起下面的一件事。
在战争初期的一天，他愁眉不展地、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走进我的办公室。
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原来他妻子在家里庆祝命名日时，举杯祝贺说：“愿爸爸在这次战争里不和我们分离。”
他大怒了：“你能让我这个共产党员而且又是身强力壮的人不去打仗……”他立刻就走出来了，他真的伤心起来。“难道在我的家庭里能有这样的情绪吗？”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波布特连科津津有味地、十分热烈地谈到关展开广泛的支队网，谈到怎样一列跟着一列颠覆德寇的列车……
我那天晚上的许多思考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迫使自己抛弃一切疑惑和幻想，可以说是关心到现实问题。我确切地规定了哪些建议要在明天提出，哪些问题要询问本区领导上，而且心中计划好了一个省委的决议草案。虽说在这里省委只有我一个人来代表，但区委们需要领导，必须向他们指明：他们照旧团结，照旧联系。
第二天，在邱日巴老头儿家里举行了一次集会，这个会既不能算是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会，也不能算是马洛·捷维察区委会，或者简单是一些共产党员小组会。主人夫妇尽可能遮好窗户，然后自己走出去。邱日巴在走廊上，他妻子在花园里——给我们望风。区委第一书记普廖德科作了关于沦陷一月来所完成的工作的报告。
不幸，邱日巴老头儿的话证明没有错。本区的领导人显然张惶失措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把严守秘密几乎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所以他们已把游击队的人员解散回家，借口粮食可能落入敌人手中，把粮食地窖也分配掉了。
“粮食、服装和武器藏在自己人手里要比藏在森林里好，”普廖德科这么说。
而且支队指挥员斯托拉盛科也赞同他的意见。他大致说了这样的一段话：“队员要象普通的农民一样坐在家里，到了一定的时候，信号一发，便集合在指定的地点。我们将实行作战：击溃德寇的卫戌队，炸毁一座仓库或者歼灭一个辎重队——然后再各自回家。让德寇来发现我们吧！”
但是当我们问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本区有多少共产党员、支队有多少战士时，他们却回答不出了。
主要的人，这些问题并没有使他们发愁，他们说：“如果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好地在进行秘密活动。”
普廖德科甚至看不见自己的第二书记。当时这位第二书记——博依柯——对秘密活动的号召理解得非常独特。他设法隐藏得那么称颂，居然在德寇占领的两年半中间，谁都没有见过他一次。直到红军开到时，他才从地下钻出来。到这时才明白：他在菜园外面挖了一个深深的墓穴，通过一条地道和自己的屋子联接起来。人们在作战的时候，他就住在这个墓穴里。当他在一九四三年出头露面时，在自由生活的第五天上……死了。唉，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故事，而是一件悲痛的事实。
在邱日巴草屋里开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如此显著的例子。不过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因为迷恋“秘密活动”，挨了一顿申斥。
朱勃科勃然大怒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在祖国呢，还是在外国？为什么我们要躲避自己的同胞，甚至彼此互相躲避呢？我们互相联系，彼此支持的时候，我们便是力量。在我们自觉地留在敌后的共产党员的周围，所有能够进行斗争的人们都将集中起来！要不然，德寇就会一个个地把我们抓住，一个个地把我们消灭掉！”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不过他说得不够含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热情高涨。后来女主人告诉我们，有个邻居问她：“你们那里有人喝醉了吗？”
一般说来，普廖德科是个温和而不爱说话的人，很抑郁，很沉默。斯托拉盛科比他激昂、健谈得多。
出席人员中有人说，马洛·捷维察采取的战术无异自行解体和迹近变节时，斯托拉盛科愤激地说：“我们自觉地在后方进行工作，难道还不能证明自己忠党爱国吗？我肯定说，这样的战术……也有存在的权利。我们的冒险越少，成就便越大！”
普廖德科阻止他说：“斯托拉盛科同志，我们应该承认过去的张惶失措。”
我们决定在最近几天内召集党、团的积极分子来筹备全区共产党员大会。
我们得悉有一个德寇指挥官已抵达区中心马洛·捷维察，并且在组织区政府。自然，我们同时也收到情报，说那里已进行搜捕。随着德寇政权来到的是逮捕、枪毙、征发、抢掠和暴行。现在德寇还没有在每个村里找到自己的走狗，因而间谍和告密的组织还没有组织好，我们必须赶快利用这个机会。
现在德涅普罗夫斯基、普列瓦科、朱勃科参加了我的队伍，决定和我一起到科留可夫卡区域波布特连科那里去。他们暂时组成了一个省委小组。
我给这个小组挑不到其他的名称。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普列瓦科不是切尔尼多夫组织中的成员。但是在那个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其他的地下省委委员在什么地方。我所需要的正是一些搞省级工作的助手；开始时是 集各区工作情况的情报。
我们后来明白，有许多共产党员就是在那个时候设法潜入省支队驻扎的科留可夫卡区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指示——要我们在各区支队之外再建立一个省支队——产生了极大的组织效果。有些区支队因为种种原因而瓦解了，那些最坚强的、忠于游击行动的人员便动身去找省支队。人们知道有省方的领导人物在领导支队，都要想上他们那儿去。
我认为自己的天职不仅要到支队去，而且要结集全省的力量。实际情形好象是这样的：我不直奔科留可夫卡区，而是走弯路、兜圈子，竭力想尽可能多看到一些地区。和我一起离开波略丁的大多数同志，老早就到了目的地，而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流浪，现在我找到同路人——工作上的同志了。
我对他们说：“当然，你们单独去要快一些。但是假如你们愿意帮忙，就和我留在一起，让我们来做流动省委吧。”
同志们同意了。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花在行军上。
把一切都叙述出来，是不可能的，而且谈起来也枯燥乏味。即使在地下活动中，也免不了有乏味、单调、刻板的工作。我们要尽可能更详细地了解各区发生的事情，留下来的是哪些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每一个村子里都找到了一些帮手，通常多半是在青年中找到的。他们常常象辐射线似的散步到邻村去，从那儿带回我们所需要的情报。结果倒有些象接力的侦察兵。
我们在洛新诺夫卡区转了一圈之后，回到彼德罗夫卡村邱日巴家里。这段时期中他到什么地方去过，给我们弄来了五颗手榴弹和一支勃郎宁手枪；我们就从他那里出发到若夫特涅伏农庄去参加马洛·捷唯察区的积极分子会议。
我们到各区去的侦察性‘远征’，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都已十分清楚地了解了地下组织的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了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人，了解了人民的心情。因此我们懂得如何开始工作、如何展开地下活动，以便把它紧密地和人民联系起来，使他们觉得党依然存在，依然在保护他们，鼓舞他们斗争。省委的第一批党的文件“对于城、区共产党书记们的指示”和“告切尔尼多夫省劳动者书”正是贯彻了这种思想。我们的使者在三十六个区里分发了这个宣言。
在若夫特涅伏，我们跟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普列瓦科——她和我们一位同志同姓——同住在一起。她是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女庄员，不是党员。这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把自己的屋子听认我们使用，并且无代价地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存粮分给我们；我们表示愿意给她钱，可是她断然拒绝了，看来这种提议侮辱了她。
不用说，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是可能为自己的好客而送掉性命的。假如德寇或者他们的走狗们知道了本区共产党员的积极分子曾经集聚在她家里开全会，那他们一定会吊死她。可是她不露声色，没有因为我们的在场给她带来了危险而惊慌失措。她镇静地继续在屋子里或者菜园里做家务事，好象没有德寇存在，也根本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着她似的。
有一次，我拿了把铁锹到菜园里去——表示愿给她帮忙。
她谢绝了：“您最好还是去帮助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吧！如果我们胜利了，那么我会把小牛都宰了给您吃！我们要庆祝一下。”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这几句话多么使我感动。她镇静而严肃地说着这些话。我觉得这里面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有一种“胜利一定会来”的不可动摇的信心，有一切都可能作成的决心，要加速那一天的来到，就一定要帮助一切起来和令人痛恨的敌人作斗争的人。
每天总有更多的人来访问这位卓越的妇人的好客之家。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都来接受我们的指示去工作：分发宣言和传单呀，以接力法传达省委的指示呀，准备全区大会呀。
我们省委委员们不仅做发布指示和编写传单的工作，而且还得复写自己的传单。可是如果没有纸张，我们又怎样复写呢？要弄到纸张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感谢小学教员伊凡年科。他上各处去找小学生，交给我们二十几本练习簿；还有一个好心肠的人送给了我们几张复写纸。
复写的工作做来并不容易。我的一笔字写得原不高明，现在不但必须写得字迹清楚，并且还得精打细算——要知道每一页纸就抵得上那么重的一份金子。
不久我们的省委小组添了信任：娜佳·皮略夫斯卡娅——原先的共青团员和小学教员，和“皮匠”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克罗特科夫。
“皮匠”是党的科留可夫卡区委第一书记，曾被党留下来做地下省委的委员，在长期的折磨和流浪之后，他已在伏兹涅桑斯克农庄安顿下来，离我们这里不远。
他改名换姓名到这座村庄上来，带着别人的证明文件。他年青时代学过皮匠这项手艺，现在决定冒充皮匠。农庄里一知道来了个皮匠，老乡们成群结队地拥到他那里，但是费多尔只来得及缝一双高统靴，而且做得相当马虎：靴统斜倒在一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竖着。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克罗特科夫总是笑，虽然毫无可笑之理：要是有人稍微监视他一下，这双靴子就能构成对他不利的严重的物证。
我们很高兴会到这位“皮匠”，但他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多久。克罗科科夫和其他的共产党员们一起到各区分发我们第一批党的文件去了。他必须走遍十四个区。他的两条小腿肚上裹了二十八份省委的指示和宣言的抄本。后来克罗特科夫成为一个强大支队的指挥员，打了三年游击。但是直到今天，他还断言，在他当省委通信员的十九昼夜中所体验到的，比在三年的游击斗争中获得的更多。
通信员！在德国人占领的整整三年里，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通信员，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沿着谁都不知道的道路、田野和森林，设法从城市潜入乡村，从乡村潜入游击队，再从那里潜入才被德寇围剿队占领了的农庄去。有时我们的通信员甚至潜入盖世太保人员折磨他的同志们的集中营和监狱里去。
有些人毫无根据地认为通信员的事情纯粹是技术性的：只是跑跑腿罢了。其实说“不断观察”倒确切些！在每一个角落、每一株树和每一丛灌木后面，死亡都在伺候着他。被枪弹打死、或被刺刀刺死，还算是好的。不，更可能的是拷打以后的痛苦的死。
我们牺牲了多少通信员啊！不知道有多少次当我们知道有个通信员被杀害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责骂他。是的，我们是责骂的，我们责骂是因为他把我们的事情搞糟了，使组织遭受了打击。当然，后来我们听到了人们说他的好话，举杯悼念同志的时候，也洒了布尔什维克不轻于掉下的眼泪。但是，布尔什维克是经常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因此当通信员的连壮烈成仁的权利都没有。他的职责是要活下去。
在开始时不得不是很艰苦的。没有一个人有经验，也没有一个人可讨教。后来有了固定的接头地点、约定的标记和“邮箱”：那些树孔或是烧毁了的茅舍的炉灶……但是在开始时只是个口头的地址——简直象契柯夫所描写的万尼亚·茹科夫在信封上所写的“乡下爷爷收”一样——“苏斯尼察区，区委书记收。”要知道这位区委书记总是躲来躲去，不时在变更村子，要不然就躲进树林里去了。而通信员却又不能暴露自己，假定说，他知道在某村里有位共产党员，这位共产党员凭什么给他指出秘密接头地点呢！通信员是连党证也不带的。
我们加紧准备即将来到的全区共产党员大会——尽可能派遣所有的人到各村去通知共产党员。我们的通信员回到农庄时，便把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报告我们。我们看得出来，本区并不太平，老乡们没有向侵略者屈服。有一件事情特别使我们兴奋，这件事是在区中心——马洛·捷维察村发生的。库尔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他是为同一个目的被派到那里去的——通知共产党员们即将举行的会议。
事情是这样的。库尔科坐在一个地下工作者——机器拖拉机工厂的钳工的家里。
有人敲了一下门，两个外乡的陌生小伙子走了进来，袖子上系着布条，带着连发手枪。这两个小伙子命令主人和库尔科立刻动身到戏院前面的广场上去，那里快要开会：要“选举”市长和各公社的村长。
他们不得不去。在伪警监视之下，他们怎能当场拒绝呢？
大约有三百个人被赶到了广场。
库尔科站在后排的什么地方。有一辆汽车开来了，车子里挤出一个德寇上校，爬上了讲台，他后面跟着副官。他们招呼群众里头的一个德语女教师和三个俄罗斯人到自己身边去。库尔科认识其中的一个是从前区执委会的工作人员。
上校并没有向人们看一眼，单调而冷淡地咕哝了一篇类似演说的什么东西。他一开始就讲大日耳曼，讲新秩序，也讲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告结束；在他的演说里也插进些诺言之类；在结论中，他列举了由司令官指定的村长、市长和区警察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