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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我只得把指挥员和政委的外表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一番。此外，我又想起了一件小事，这才使这几位同志大笑了一阵，到底相信了。塞乔夫有反复说‘好’这个字眼的挺可笑的习惯。
“塞乔夫同志，您邻居的母牛断气啦。”
“好，好。”
“塞乔夫同志，您老婆病了。”
“好，好，好！”
行，在我说完了这件细节之后，弟兄们就把我们当做自己人了。我们又在篝火边坐了一会儿。朱勃科去把德国马牵了来。然后，我们用木制的叉子烤着从新同志的麻袋里拿出来的肉块。我们吃饱了，又休息了一下，才顺着迂回曲折的游击队的小路出发。
后来我见到了几十个支队和联队，能够加以彼此比较和评定；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我还是初次碰到一支在活动着的游击队，初次认识这种极端特殊的团体。
最近几天来，我们是够累的，可以说是精疲力竭了。我们在沼泽地里弄得湿透，又受冻，又挨饿。从我们进入支队驻地的时候起，我和我的伙伴才初次有了个人安全感。我们可以“松一松神经”了，这就是说，不用集中视觉和听觉，不用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留意每个人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同道者的居住地，有武装保护，有内部的秩序和法律。
这样一来，我们神经的紧张是松弛了，但自然还得继续运用它。我们马上觉得想休息，想洗涤，想好好地睡一下……他们亲切地接待我们。不但亲切地、热烈地接待我们，而且拥抱、接吻、久久地握着手尽摇不放。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拖我们到自己的棚子里去。熟人很多，他们情感的真诚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是的，有一个‘但是’。我们不得不稍稍节制一下见面的热情，可以这么说，得用另外一种腔调露出矜持的神气。我已经相当详细地描述自己的外表，而这时候，我是更褴褛了。所以“矜持”这个词儿听起来无疑是滑稽的。可是这是必要的，原因是这样。
我到伊雅琴支队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休息，也不是为了要感觉到个人的安全。不管我外表看来象什么样子，不管我多么需要保持体力，但我没有权利忘记自己的责任，哪怕是一分钟。我倒并不是怕被人误解。每一个指挥员都懂得我的话。
我以省游击运动司令部首长的地位，要求听取正式报告，而且在休息以前视察了营地。
十二个用树枝搭成的棚子分布在树底下，彼此相隔不了好多步。战士们按自己的爱好和各人的可能来布置各自的棚子；有的睡在草席上，有的睡在不很干燥的苔藓上，有的睡在摊开的皮袄上。有三四处地方在烧篝火，其中一处，妇女们正在大锅子里煮粥；在其他的篝火边，人们只是在取暖。这时已是严冬气候，气温大约在零下四度，可是还没有下雪。
每一名战士都带着武器。我检查了几支步枪和手枪，擦得都很马虎。许多战士甚至从来没有试放过自己的武器。
一尊连队迫击炮毫无作为地抛在那里，原来是没有人会使用，而且也没有人想去掌握它。我们在初次巡视中当场检查：试放了几炮。
在巡查境界岗哨和临近哨所时，我忽然看到那个半狂的老头儿，一个月前西蒙年科和我在列索沃耶附近遇到的，不错，正是那个牧放一条瘦母牛，夜间对德寇的轰炸机群挥舞过拳头的人。他正坐在树椿上纪录俘虏的口供。那个德国兵的大衣、制服和裤子的钮扣都解开了，站在那里，大腿并得紧紧的不让裤子掉下来，垂着手在发抖。两名游击队员坐在地上，拿手枪准备着。
老头儿一见指挥员，便跳起身来，举手敬礼，相当雄赳赳地报告道：“支队指挥员同志，战士兼翻译员萨德琴科报告。奉支队政委的命令，我正在审问一个被俘的强盗，德军叫他兵士的……”
从他谈吐的音节听来，可以毫无疑义地断定他就是前述的老头儿。但他或者是不认得我，或者是不愿意来辨认我。
“那个人是谁？”当我们走开的时候，我问指挥员说。“他的母牛在哪儿？”
“费多罗夫同志，关于母牛的事您是从哪儿知道的？不错，他真是带了一头母牛到我们这儿来的。他自称是波尔塔瓦的德文教员。他的经历很有意思，每次讲起来都没有出入，毫无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
塞乔夫开始把这个故事详细地告诉了我。
德寇炸毁了他在波尔塔瓦的房子，同时致命地炸伤了他的妻子——结果死在他怀抱里。他儿子在红军里，女儿在莫斯科的专科学院里读书。德寇一占领波尔塔瓦，便登记所有的德文教员。他被派在司令部里工作；但在当天晚上，他就带了唯一的财产——母牛——从城里逃出来了。
老头儿到哪里，哪里就强迫他登记。德寇知道他懂得德文，一定要他当翻译。老头儿便牵着母牛再往远处走。他开始回避人们的耳目，绕过村落和城市。就这样他碰到了游击队的哨所。
“他对我们很有用：是本支队里唯一懂得德文的人。”
巡视以后，我还听取了指挥部的正式报告，然后大家坐下来吃午饭。
在饭桌上，大批的新闻向我们涌来……
我得知卡普拉诺夫和德鲁日宁还很好地活着，象我一样，从波略丁平安地穿了过来。他们到过这里，待了不久，随即到省支队找波布特连科去了。
我又得知省支队仍在活动，关于它自行瓦解的谣言，是由一小撮开小差的所散步的。
波布特连科已经以自己的果敢和猛袭获得了名望，四面八方的人都投奔到省支队去。支队在扩大、在成长，但是……接着就展开了对于各种问题的争论。因为争论须待双方出席才能解决，我们以后再提到它吧。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我问支队的指挥员们，“你们派人在马洛·捷维察区迎接我们，而他们没有能找到我们吗？我们在那边举行了一次大会，召集了全区的代表。好一批侦察员！让我来见见这批人。”
应指挥员的召唤来了一个身材瘦长、穿着红军制服、大约二十三岁的年青人。他自称名叫安德列·科雷纳。他的嗓音听来似乎很熟悉。
“科雷纳同志，您怎么在家乡没有能够找到我们呢？”
原来他给德寇抓住了。噢，这不就是在西斯基干草棚旁边和他爱人谈话的安德列吗？
“朋友，听着，”我对他说，“也许你真的用斧头敲了一下德国人，也许你真是个大胆的小伙，不过你去迎接的不是我，而是自己的未婚妻。”
他脸儿红得要命，开始否认这件事，但我接着说：“那么你们到德涅泊彼德罗夫斯克去读书呢？还是到切尔尼多夫去？你叫自己的美人儿到这里来吗？”小伙子也许把我当做跳神的了，弄得目瞪口呆，使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好，你既然答应了，那你就把她领到这儿支队里来吧。我们来说服指挥员。”
我在这里也见到了那位列索沃耶来的工作队女队长。
第二天早晨，有个小伙子交给我一封信，这是我在地下活动中接到的第一封信。
小伙子说：“有人请我把这封信亲自交给您，交到您的手里。”
信端端正正地折成一个三角形。我把信拆开，看了一下签名——雅可夫·祖谢尔门。
“他本人在哪里？”
“他到波布特连科那里去了，我们已有五个人上那里了。”
下面就是雅可夫写给我的信：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您也许以为我是个容易动气、过分任性、神经过敏的人吧。我真的变得令人嫌恶地神经过敏了。我去过尼真，但是正如您所说，徒劳往返。那边的犹太人已被赶进犹太区，围在带刺的铁丝网里。至于我的老婆和小儿子，我从老乡们的口中了解，她们说不定早就被杀害了。我在晚上挨近铁丝网走了两次，差点儿给他们抓去打死。以后我干什么呢？我在熟人那里躲了五天，但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隔着窗户看到德寇，看到他们的行为是那么厚脸无耻，他们的统治是那么强横霸道：当街用枪托殴打老年人，抢掠商店。这时我记起您劝过我参加游击队，可是我仍旧希望能知道一些关于家庭的事情。
我碰到了一个熟朋友，瞎眼的雅沙·巴丘克。他听得出我的声音，把我带到他家里。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件事使我万分羞愧，而且非常激动。我是身强力壮，而雅沙·巴丘克却从小就瞎了眼。但是他和他的父亲、妹妹切娜都在写传单，在城里到处散发。每天晚上，共青团员们到雅沙家里聚会。您大概知道：他是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他精力充沛，不怕死，很有威信。我很想留在尼真帮助他；但雅沙因为我的国籍关系命令我离开。他对我解释说，我还是当游击队员适宜。我在城里会被人认出来，而且立刻会被捕。当雅沙知道我曾和您在一起待过，又知道您将在什么地方时，他乐极了，因为有可能联系党的省委书记了。他甚至想亲自和我一起来会您；但是他父亲和同志们劝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当时写了封信命令我动身。我领到了武器，和现在为我送这封信给您的小伙子一起来了。
我没有把巴丘克写给您的信给这儿支队的人看；但是，说不定您也会上这儿来的。那么您可以想到，我已接受您的劝告，远走到省支队去了。在我看来，这儿的人领导得不得当、很软弱。我已见过德寇这样的暴行，使我不能眼看着整个支队只是躲在树林里，或者是每星期来这么一两次小小的袭击。瞎眼的雅沙·巴丘克和共青团员们比这里的领导人做得更多、更勇敢。
也许这与我无关，我以通信员的资格到远处去了。我本来预备给您写得更详细些，不过我留下这封信，只是为着恐防在波布特连科那里见不到您。那时我将把一切的事情更详细地告诉您。
再见，费多罗夫同志，只要我在路上不给杀害。
我问转交信的那个小伙子说：“雅可夫走了好久吗？他在这里和指挥员发生过什么事，吵过架吗？”
不，看来雅可夫为人向来谨慎沉着，与人无争，他说明有任务到省支队去的。大约在一星期以前走的。
小伙子说：“我也是从尼真来的。我和雅可夫一起来到这里。但是我更喜欢在城市里，更想和共青团员们在一起。和巴丘克同志在一起工作多有意思！城里人全都知道他，尊敬他。他在战前是位律师……费多罗夫同志，您以为怎样，我可以回到尼真去吗？”
关于雅可夫·巴丘克这个人，我早在战前就听到党的尼真区委书记格拉西明科讲过。他说，有一天，一个瞎眼的年青人——共青团员和候补党员——到尼真来看他父亲。这个人就是雅可夫·彼特罗维奇·巴丘克。他不久以前在基辅大学法律系毕业，是个优秀声，被派在尼真工作。这位二十二岁的法学家，在半年的实习中，就在城里获得了盛誉。他已成为律师公会的委员。即使那些经验丰富、上了年纪的司法工作者，也都承认巴丘克是位很有才干的辩护人。
老实说，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撤退。在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党员中，没有他的名字在内。党的地下省委也没有批准他的候补党员资格。但很可能是共青团省委会让他留在敌后的。我认为这种决定考虑得不够周到。
我对这件事越想越怀疑。瞎子……甚至假定他有极好的、简直好到绝顶的记忆力……格拉西明科曾经讲过，在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巴丘克可以很流利地引用刑事法典中的任何条纹；对每一案件的细节背得烂熟；出庭时一张纸都不带，却能没有错误第称呼证人们的名字和父名……假如说，他有顶好的听觉和极好的听觉记忆力。瞎子们常常有这种情形。但是只依靠这些论证来领导地下组织，那就……
我曾想象这个青年瞎子初次遇到德寇的情形。他不是只能听到人家，甚至连对方是怎样的样子也不知道吗？……但是如果人家默不作声地走进房来呢。他怎么知道这是个敌人呢？和雅科夫一起的有他的父亲、妹妹和同志们——他们都在帮助他……祖谢尔在信上说，地下工作者们在夜里开会，要知道巴丘克永远在黑夜里……
我一面继续思索，一面竭力想象我自己要是做了巴丘克该是怎样。我闭上眼睛。我周围的世界变得多小呀。这个世界只不过我伸手所及的地方而已。对我具有视力的人来说，祖国是多么广大啊。这就是集体农庄的广大无边的田野、河流、海洋、轮船、美丽的图画；那些具有精密复杂车床的工厂、火车、汽车、天空中的飞机……戏院、电影院……光辉灿烂、兴奋动人的‘五一节’大游行……森林、碧绿的草地。
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是这一切我全记得。即使我如果在长久的有视力的生活之后真的瞎了眼，所有看见过的东西还是会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
晚上，我叫来了伴着祖谢尔来的那个小伙子：“你很熟悉雅科夫·巴丘克吗？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诉我吧。”
这个小伙子知道得并不多。
我问：“你认为瞎子巴丘克真能领导地下组织吗？”
小伙子几乎带着鄙视的眼光望望我，带着委屈、急躁的口气答道：“您真的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吗？您认为他是个瞎子吗？你一开口问他，他那副黑眼镜就盯着你望，真实话，结果比您费多罗夫同志的眼光要尖锐得多哩！当他用打字机的时候，别人勉勉强强来得及口述，他却打的一个错字也没有。他上街时不用拐棍，您要知道，走倒可快呢！他妹妹切娜和彼得·伊凡诺维奇都讲过，巴丘克在基辅的时候，能在所有的街道上不用拐棍、自由自在地来往！……您知道这位彼得尔·伊凡诺维奇是谁？……当然是雅沙和切娜的父亲啦。他也是地下工作者，但您别以为他知道所有的人。巴丘克把工作安排得连组织的普通成员都只知道自己的部分。比如，我就只和两个村庄有联系。我只参加过一次会议……而且决不是在夜里，而是在黄昏时候开的。那时候天色还不暗。有人通知我，要我去。我走到罗兹·柳克先堡大街，就听到巴丘克住的地方有留声机声和人声：他们在大声地唱着一支乌克兰歌。我甚至认定是走错地方了。原来那里真的在唱歌。窗户开着，里面坐着许多青年人，桌上还放着酒。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酒不过是摆个样儿罢了……”
这些话是小伙子一口气说出来的。后来就不言不语了，我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叫他继续说下去。
“巴丘克也和大家一起唱歌吗？”
“唱，他的嗓音很响亮，是男低音。”
“这个晚会上跳舞没有？”
“跳的，有些姑娘还擦着口红呢。但这些都是故意的，好使邻居们以为是真正的晚会。”
“开会的人多吗？”
“十二个人。但是一批走了，另一批又来了。”
“你耽得很久吗？”
“大概二十分钟。”
“和巴丘克谈过话吗？”
“他把我叫到跟前，我们被挡在角落里。他妹妹切娜对我低声说：‘给我的各个伸过手去。’巴丘克和我握手问好，并且说：‘没有劲儿啊。青年的布尔什维克应该紧紧地握手！’他握得那么疼，使我要叫出声来。然后又问：‘你宣过誓吗？’我点了点头，切娜又对我低声说：‘你不应该点头，应该答话，我哥哥看不见。’但是雅巴丘克并没有再问，又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你想当游击队员，不害怕森林吗？’我说，想去。‘明天你跟这个人去吧。他的话对你就是法律。明白吗？’我回答他说，明白了，他又握了握我的手，于是我就走了。切娜送我走，甚至到了街上才对我说，我应该在哪里同祖谢尔会面，还说了些其余的事情。”
“现在巴丘克在干什么，他名义上的职位是什么？”
“他是盲人劳动组合的主席。这是个做绳索的劳动组合。那儿用大麻和亚麻做缰绳和缆索；但那里不单是瞎子在工作。彼得·伊凡诺维奇是他们的业务主任。这个劳动组合得到德寇司令部的许可，可以雇人。我知道那里有我们几个共青团员在当辅助工人。因为瞎子并不是一切都干得了的。巴丘克故意雇佣自己人……”
“怎样和德寇司令部交涉好的？再说巴丘克会说德语吗？”
“他会说德语。切娜也会说，而且写得也好。司令部订购过马具。但是巴丘克不会给他们把这批定货往好里做！”
“那把马具做声什么样呢？”
“什么样吗？他们可以把这些马具用硫酸给泡一下。当绳索干干的时候——没什么；但要是一淋了雨——就全部一下子完蛋了。这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