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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吗？他们可以把这些马具用硫酸给泡一下。当绳索干干的时候——没什么；但要是一淋了雨——就全部一下子完蛋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的……他很了解我。费多罗夫同志，请放心，我决不会把这件事说出来的。”
“噢，那么你们尼真的地下组织究竟具体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我的交谈者半天没有做声，也许聚精会神在默想给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做个总结吧。
大概经过一分钟以后才回答说：“费多罗夫同志，我认为您不应该问我这件事。即使我所知道的，也只是从同志们的谈话中听来的。这件事当着游击队员是可以讲的，而当着我们地下工作者就不然。我知道有一架打字机，也许是两架，还知道有一架收音机，因为我所贴的传单都是苏联情报部的最新战报。我还知道，我们有个爆破组，最近还在尼真——基辅铁道区间炸毁了一列火车。我深信这件事是我们的弟兄们安排爆炸的；但是我不能正式向您报告。我只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对吗？例如：舒拉·罗波杰茨基，我们的一个组员，我有一次问他这三天上哪儿去了。他回答说，如果我再问他一次，他就要告诉巴丘克了。他说，‘看你是初犯，给你……’啪地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做是正确的。费多罗夫同志，您认为怎么样呢？”
“这么说，假如我还要问你什么，你也要打我耳光了？”
“不，说哪儿话，费多罗夫同志，您究竟是党的省委书记……”
我和伴随祖谢尔的小伙子的谈话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关于尼真组织的事儿，我从他那儿听到的还不很多。但是我马上就要上省支队去了。那时候雅可夫就会很详细地把一切告诉我。然而即使从我得到的片段报道中，也还给我形成一种印象，就是尼真的共青团地下组织是由一些认真而积极的人领导的。看来，巴丘克本人就是给非常杰出的人。
在伊雅琴支队的全体会议上，我宣读了雅可夫的信，并且讲了些关于巴丘克的事情。这件事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印象。有些支队的领导者，听到“瞎子雅可夫·巴丘克和共青团员们比这里的领导人做得更多、更勇敢”的话时，都觉得不很愉快。
那时候伊雅琴支队里造成的情况，跟许多支队里一样，是由于人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路线。
焦急的不仅是雅可夫和他的尼真的同志。支队里还有一名红军战士，原是脱逃的战俘，他的名字或者译名（现在记不得了）叫戈洛德。他是个极嘈杂、性急、不顾死活的家伙。
“敬礼、煮粥和操练，咱们在这里胡搞些什么呀？”他叫嚷说。“就是死，也要死得热闹！我们既然自命为游击队，那么就让我们去拼个死活，闹个痛快！”
他是极端派的代表。这派人都是些渴望“自由”的小伙子。放荡不羁、勇敢大胆、不顾死活地袭击，然后吃喝玩乐——这就是他们想象的游击生活。他们已经听到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两人曾参加过伪村长会议。戈洛德因此断定我也是这样放荡不羁的战线的信徒。
他跑来看我，埋怨指挥员和政委：“单是上操……”
相反的一个极端是：我们必须集聚力量、必须等候时机、必须继续学习、必须仔细地研究敌情，然后依循可能的条件实行袭击。信奉这种观点的一派，虽然还没有自己的带头人，却是不在少数。指挥部——塞乔夫和政委高尔巴提——采取了中间路线，在两个极端之间随机应变。于是内部的摩擦、争论和会议消耗了很多时间。
指挥部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向什么地方出击？在什么时候出击？哪里是敌人最大的弱点？哪些村庄的人民会坚强地支援游击队？谁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和农民们的联系已经建立好：几乎每一个居民点都有自己人，不过这些角色都是被动的。他们会得开门接待游击队的通信员，给他们吃饱，安置他们过夜；当然，也会告诉他们德寇已经在什么时候走过。但是这些人并不进行任何宣传鼓动的工作，就连真正的侦察工作也不干。
伊雅琴支队的领导方面还没有理解到这一区的游击队伍是庞大的地下军的一部分，必须每天和邻近的支队和省司令部保持联系，必须使计划一致。
不错，这个支队从成立到现在，总共还只有两个月的历史，却已经干了一些工作。它三次撤除了敌方的哨所，处死了几个卖国贼，还在公路上埋过地雷。支队曾掩护 过六名从德寇俘虏营中逃出来的红军战士，现在他们已经入队。事实上，支队存在的这个事实是有一定意义的。指挥部认为支队的组织需要时间，而且不是短时间，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然而尽管如此，伊雅琴支队还是更象一个避难所，至多不过是一群防御德寇的人罢了。指挥部显然已经迁延了组织的时期。现在是改变情况的时候了。支队的许多队员看到了这点，期望我们，特别是期望我这个领导人采取彻底的办法。我们的到来对大家起了鼓舞作用，使他们感到支队并不孤立。
第二天早晨，我对支队宣读了命令。
指挥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司令部
命令
翁比雪森林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
游击运动省司令部注意到伊雅琴支队的领导者——支队指挥员普·普·塞乔夫同志、政委乌·德·高尔巴提同志和乌克兰共产党（布）地下区委书记波普科同志——已经完成了组织工作，因而建立了游击队的坚强骨干，以便展开有效的战斗活动来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但是游击队的领导者还没有利用这些机会，没有在居民中间广泛地开展党和群众的政治工作；没有广泛地展开吸引优秀男女来参加游击队的工作；没有组织良好的侦察工作；支队没有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全面的无情的斗争；没有在对德国占领军的作战中掌握主动性；没有用红色的恐怖手段和沉重的打击去对付法西斯侵略者，以回答法西斯匪徒及其特务们所进行的恐怖活动。他们已经在伊雅琴区杀害了几十个全然无辜的人：例如布罗姆卡村的政治指导员维罗申科夫同志，罗什诺伏卡村的集体农庄庄员，戴卡村的一些红军战士。
游击运动省司令部兹命令伊雅琴游击队指挥部：
立即破坏基辅到巴赫马奇的铁路；炸毁克鲁特和普利斯克之间的铁路；接连不断地颠覆德寇的列车；摧毁汽车、军火库；消灭德寇及其特务人员。歼灭在伊琴雅、帕拉菲耶夫卡和克鲁特的德寇分遣队。
消灭德寇登记共产党员的名册，处决戴卡村的伪村长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今后十天的时期内，分批举行共产党员会议，在会上提出同德国侵略者斗争的作战任务。
立即广泛地展开招募优秀男女参加游击队的工作。
组织有系统的远距离的侦察，与本区的每一村庄及附近各区建立联系，为此，支队应有两名女通信员，假如可能的话，还要有一个小孩子和一个老头儿。在每一个村庄里要有两个到三个人做侦察和联络工作，以便随时了解各村和本区的情况。
游击队员人人是党和政府的指令的传达者，因此在居民中间进行群众政治工作、关心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帮助他们、在物质利益的问题上保护他们，都是每一个游击队员的任务。
为了保证履行一切措施，队伍的行动应经常实行以战斗队形经过本区各村，必要时得经过其他地区，在行军时要实行摆在支队前面的全部任务：消灭一切敌对分子，摧毁敌方根据地、桥梁、火车、汽车等，在居民中间进行群众政治工作，组织对劳动人民的实物援助，使他们真实地感受到这些援助，等等。
游击队工作的基本规律应该是完成战斗任务，并与在居民中间进行的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提高游击队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居民保持密切联系，全面地帮助他们，到处对德国占领者作无情的斗争。
本命令的完成应报告切尔尼多夫省游击队运动省司令部。
司令费多尔·奥尔洛夫
古锡的女秘书逃跑了。这个消息是看林人格里沙送来的。他本人见过她，甚至和她谈过话，我们甚至不想听格里沙的话。你想，那个脂粉满面的胖姑娘离开了副区长，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哪知这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姑娘并没有走，可是确已逃跑了。她是个嚇诈手段的受害者。不知她父亲是个负责的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还是她本人在战前是个积极分子——共青团员。格里沙没有好好地调查清楚。他被掩护这个姑娘的女邻居们叫了进去。姑娘痛哭流涕，说话乱七八糟，显然隐瞒了不少事情。但格里沙觉得她是真哭。这个古锡一度在她读书的学校里当过教员。德寇来了以后，他叫她在机关里工作。她竭力拒绝，这时他威胁说要告发她，把她拘禁起来，于是姑娘嚇住了。现在，她见了德寇及其傀儡们的一切肮脏行为后，分外害怕了。此外发觉古锡在‘爱’着她。
“我不能，我不能，我情愿投河，也不和他们厮混在一起。把我藏起来吧，请你们把我藏起来吧！”
她要求转告游击队，古锡明天将要顺着普里蒲特尼——伊琴雅的大道骑马跑过去。
“干掉他，抓住他，”她说，“我想自己干，但是没气力。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现在我已经臭了，是个女奸细。但是你们会明白我并没有扯谎。由你们去审查，那时再来判断，一切听任你们来处置我，吊死我也可以，枪毙我也可以！……”
但这可能是个圈套，德寇可能密派这个姑娘来的。
我回想到当她在会场上的样子，看见她正在画着什么。
接着我又回忆到刚好在开会之前，当古锡对我们讲着“一般的话题”，描述着在德寇保护下的将来的乌克兰时，姑娘曾问过他这么一句话：“那么妇女的高等教育怎么样呢？”
他曾向她扭过绯红的脸，唾沫喷溅的嚷道：“给你烦死了！什么是妇女教育吗？就是丈夫、儿子、炉子！你要读完初等学校，就再上缝纫和烹饪的培训班。”
当时女秘书曾想装个笑脸的，但扭扭捏捏地扮了个如此可怜而 媚的怪相，看了简直令人作呕。而现在这个东西造反了？
我们问格里沙：“你为什么不带她到这儿来？要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她是哪一种女人了。”
“她本人怕到这里来，要是我强迫她——嚇，她还会放声大叫哩……”
我们慎重考虑了‘赞成’与‘反对’的一切意见，断定它虽然有突然遭遇挑衅的危险，但还是应该在大路上派上个岗哨。而在邻近的树林里却埋伏上一个装备优良的小队。
第二天早晨，格拉特上尉、红军战士戈洛德，还有三名冲锋枪手在大路旁边的冰天雪地上白白地躺了足足四个钟头。古锡没有骑马过去，可是也没有出现德寇的部队。
这故事的结果传到我这里已经迟得多。当时我们愤怒极了，大骂格里沙：“你耸起耳朵听了，就信以为真。”格里沙受到的责备又是合理、又是冤枉。
古锡发觉他的女秘书失踪以后，立刻在所有邻近的村子里进行搜索，因此在区里滞留了几天……可是决意援助姑娘的人们却比帮助古锡的那批恶棍更忠实、更坚强。姑娘得以逃掉。大约过了一个月，她起初设法潜入伊琴雅支队，然后转到了省支队。古锡也没有逃得了人民的报复……但那是日后的故事了。
我们省委小组在赫鲁晓夫支队里逗留了三天。我们得到了休息，穿上了干净衬衣；我终于弄到一双高统靴，脱下自己两只都是左脚的鞋。这双靴子的靴统很紧，小腿肚伸不进。只得把列索沃耶做的裤子罩在靴统上。我剃去了胡须，但留下一撮短髭。娜佳打量着我，很不以为然地加以批评，说我活象个富农。好，这倒是适当的化装！我们还得走一百多公里路才能到达省支队的驻地呢。
最近我们这一组又加入了一位游击队诗人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舒普利克，和青年游击队员瓦夏·波雅尔科。两名冲锋枪手奉命护送我们到捷那斯河。
不久以前，我收到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舒普利克一件礼物，是在基辅出版的一本诗集：“游击队员斯捷潘老爹之歌”。
这本诗集里有这样的一首诗。这首诗我没有译成俄文就引用在下面：
愉快地过了一夜
夜幕降临
睡意转浓
长途跋涉，
脚酸腿疼。
来到村舍前，
请求借一宿。
主妇不接待，
响我闭门羹。
我们认真对她说：
屋外天气真寒冷。
和颜悦色告诉她：
游击队员都是自己人。
朗诵了自己的诗篇，
她立刻展开了笑脸。
柴火烧得噼啪叫，
我们有了一顿好晚餐。
刀叉盘碟齐摆上，
烧酒也在桌旁边。
我们这一夜过得真愉快，
有人还睡在炉台上。
主妇一早就起身，
给我们备好点心。
送上大路再三叮咛——
狠狠地打击敌人。
这首诗描写的是我们在伏洛费察村的真实情况。
正象诗里所说的，我们到达伏洛费察村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冻了一天，又饿又累，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想睡觉，好象坐下去就站不起来。我们敲敲最先遇到的草屋。女主人把门开了一点儿，我立刻就从门缝里插进脚去。她对着我的高统靴砰地关上门，而且放声大叫。可是从门缝里散发出舒服的暖气，还有甜菜肉汤和新焙面包的香味。这使我增添了力量，推开大门走了进去，后面跟着我的七个伙伴。
女主人叫得真响！很可能以为我们是一帮强盗。事实上，她的确把我们当作强盗，当作一帮亡命之徒。我们竭力解释说：好大娘，我们到您家里来不过是烤烤火，无论是对您的财产或是您的生命都没有加害的意图。她对这些话听都不听，继续拼命大叫，根据我们的情报，村子里驻扎着一队相当数目的德寇供应部队，这一点更加令人不安。
同志们放下冲锋枪——他们扛得累了，女主人却当成作是威胁，忽然不作声了。她只有不作声了才开始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
我们轮流发言，说明游击队员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在保卫着人民的利益，接着女主人也完全出乎意外地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把外衣脱下来呢？”
不多一会儿工夫，她请我们吃甜菜肉汤了；当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把自己的诗念几行给她听的时候，她流着眼泪说，她还有些烧酒。
“要喝点儿酒挡挡寒气吗？”
你看这一切不是完全跟诗人所描写的一样吗？不过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放过了一件极大重要的小事。因为德涅普罗夫斯基是不喝烧酒的，女主人特地给他端来一些家酿的甜酒。这就无疑地证实我们已经争取到她的爱戴了。
我们开始谈话。原来女主人是前村苏维埃主席的妻子；他“本人”马上要回家的。
她告诉我们，德寇在村子的那一端宿营，说着这件事的时候，她带着期待的目光望了望我们。
随后的事情是这位诗人不知怎的忘了，要不就是不能吟咏的。
我们一共九个人。据女主人肯定说，德寇无论如何不下五十人，外加他们全副武装，不仅有冲锋枪，还有机枪。用我们这点兵力去攻击，那就轻率了。但一点事儿不干，也是轻率的。
“德国人已经贴出布告，要我们在明天交出二百四十头牛和八十头猪。”女主人说。
“这些布告贴在哪里？”我问。我心里想出了个计谋，要稍微嚇一嚇德寇。
女主人说，布告贴在电杆上，贴在从前的劳动组合管理处附近。
“听着，小伙子们，”我对同志们说。“让我们来写一道命令吧！”
我当着他们的面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女主人并不十分了解我们打算干的事，可是高高兴兴地给我们拿来了钢笔和墨水。
现在谁也不想睡觉了，大家聚精会神地工作，立刻写好了“命令”，并且复写了十份。
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司令员少将奥尔连柯的命令
一九四一年秋天于切尔尼多夫
我刚口授了这几行，女主人便欢天喜地地问：“那么说，你们有强大的兵力喽？”
德国法西斯占领军借助于他们的奴隶们——伪警、富农、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败类的援助，正在掠夺乌克兰人民，向农民勒索粮食、牲畜、马铃薯和其他产品。
为了消除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奴仆们的掠夺行为，我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