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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驶过了几条街道。当我们到了市府小公园的时候，亨格尔机群又在市空出现了。其中有一架对我们的汽车扫了一梭子。子弹在头顶上面嘶嘶穿过。
我们还救起了另外两个人，有一个不得不绑起来，因为他已经发了疯。
我们巡驶了大约一个钟头。在这段时间内，有两批轰炸机在市区上空掷过炸弹。我们转会省委会去。我怕只能见到一堆废墟。但事实并不这样，省委会仍然侥幸地巍然独存。在两百公尺的半径以内，没有一幢房屋免于损毁，而省委会只有玻璃窗给震碎了，而且只是一部分。
当天晚上，我们决定撤退了。省党委会、省团委会和省执委会应该动身到十五公里以外的鲁卡希夫卡村。我们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电厂已经不能发电，电话的电报的联络也已中断，切尔尼多夫已经和外界隔绝。实际上市区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工厂和机关也早就撤退了。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这座疏散一空、惨遭破坏的城市。
当我乘车经过自己的住宅时，我惊奇地发现房子依然完整无恙。我正将车子停下，想去拿些东西，至少拿两件替换的衬衣和一双高统靴……但是我把手一挥，算了。可是过后不久，我对这件事就觉得相当后悔。
我穿了一件皮大衣、一件军装上服、一条军裤、一双硬头高统靴……我的腰带上挂了个地图夹子。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六名游击队员和地下省委委员由波布特连科同志率领，坐了一辆客车和一辆卡车，离开鲁卡希夫卡到霍尔梅区去了。决定要我在后面再耽搁一些时候。
分别时，我跟每一个人轮流拥抱和亲吻。
“我要完成撤退市民和工业设备的工作，把红军带到切尔尼多夫省边界，然后再回到你们那边来。你们尽可确信，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第二天，我们知道霍尔梅区和科留可夫两区都已经被德寇占领了。波布特连科送小队越过了驻扎在那个地区的第十八师的战士的防线。
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在我和自己的同志重逢以前，还得吃尽千辛万苦呢。
我要谈一些关于我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事情。我是一个弃儿。德涅泊河上的一个领港兼摆渡的马克西姆·特罗菲莫维奇·柯斯提尔亚收养了我，我得感谢他。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弃儿，自然孩子们也嘲笑我了；虽然如此，他们却怕我，因为我有一双结实的拳头。要不是大革命，我在青年时代一定要受不少磨难的。没有一个体面的姑娘会看上我，会来嫁给象我这样的人——一个私生子。
我住在耶卡捷林诺斯拉夫郊外——现在叫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洛茨曼斯卡亚·克明卡村。
那里的居民到现在还记得我。你要是向他们问我的年龄：“你还记得柴维金斯基吗？”
“当然记得！”他们全会回答。
“柴维金斯基”，意思是“育婴堂”出生的人，也就是弃儿。
我进了两年制的孤儿学校读书，很努力。虽说淘气，但是求知欲放强，这可能是我从小就理解到，自己以后要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吧。
我十二岁就开始做工，在当地的一个财主家里当牧童。十四岁那年我离开了我的养父，开始过独立生活。我做过牧人、马夫，也在一个包工头的工场上干过活，就这样一直到十九岁。
一九二○年初，我在从前的地方医院里工作，当一名杂差：我要打扫院子，劈柴，生火，搬运尸体。红军战士们也上这家医院里来；我大概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才想到要志愿参加红军的。那时我年纪已经不小，自己已经能够意识到参加红军是我的出路。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主要是受物质方面的服从、长统靴和上好的口粮所引诱。
我在六个月一期的骑兵学校毕业以后，获得了副排长的称号，被分派到库班第九骑兵师的第五十四骑兵团。当时我是一个慓悍的小伙子，骑术很精；但是库班个哥萨克人对于我的勇敢并不惊奇。他们全都长着大胡子，曾在俄德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打过仗。在这批人中间，我不可能当什么长官，哪怕是小官儿，因此我改当了骑兵连长的副官。
我参加过好几次战斗。最初我们的部队退却了，后来就发动攻势。就我个人来说，在这段时期中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除非把我成为一个热忱的骑兵，爱好马匹、马刀和踢马刺的事给算上。那时，我决定把骑兵当做我的命运，我的任务。
然而我没有成为正规军的军官：我在对尤登尼奇匪帮进攻的时候受了凉，结果患肺炎躺在医院里。接着并发症也来了，使我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复原以后，军事人民委员会就派我到铁道兵团去当排长。
我在那里服役和剿匪，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在一九二四年，我复员了，我的军事生涯也从此中止了。
我已二十三岁。但我没有职业，甚至连任何一定的目标也没有。不过我知道，而且确信：我在生活中不会落空。我有强健的体格，军队又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
我很想读书。但是我进不了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我的知识程度还不够。因此我打定主意一面做工、一面读书。
在建筑米里法到赫尔松铁道上的一座隧道工程中，我干支柱工助手的事搞成功了。我说搞成功，是因为那时还存在失业现象。
这里，在建造隧道工程的时候，我获得了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锻炼和布尔什维克的教育。
我的工作是艰苦的，因为总是在潮湿和黑暗里干活。但是我热爱劳动，热爱精通技术的人们。
我在距离工地不远的曼特立科夫卡村上租了一间房子，定居下来。不久，我便在那里结了婚。我必须习惯这块地方，给家庭买一点东西，所以我以全力工作。
在那个时候，我的理想和志向是什么呢？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结过婚，而且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那是假如有人对我说：嚯，阿列克塞，你好好地想一想吧——为什么不立志做一个党务工作者：当一位区委书记，你瞧，就着就当省委书记呢？我会耸耸肩膀，哈哈大笑。我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共青团员呢。
不但我自己想学习，苏维埃政府和党比我更希望向我这样的人学习和成长。
我的理想是平凡的：当一名矿工长。所以我专心一致地细瞧着那些老前辈，那些经验丰富的伙伴们，我从来不推辞任何工作。
自然，这时斯哈达诺夫运动根本还没有发生，甚至连突击运动也要往后些才有呢。
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有一个工人大大地超过了生产定额，有些老工人便会咕咕哝哝说：“不要减低工资吧。”我在当时对这一点就不满。而且工会的工作人员们时常把自己和行政人员尖锐地对立起来：“让行政上来对计划负责吧……”
不，这不合我的口味。
我总是拿那些忠心耿耿地干活的工人作我的榜样。
我还记得，我特别喜欢两名工长，格立高里扬弟兄——亚尔顿和约瑟夫。他们待人坦白直率，不论对年纪大的、小的，一概给以帮助，倘使必要的话——还肯借钱。他们全是优秀的工长，都乐意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别人。这批人都是爱跳舞的快活人，在空闲时交交朋友；也不会拒绝喝点儿酒，但是知道适可而止。我喜欢他们的穿着——穿得很好，但并不招眼。
我最亲近的朋友和师傅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巴布洛夫，他和我在同班工作，也是支柱工，不过比我高一级。巴布洛夫是共产党员，领导重大的社会工作。他在本地工会主持生产部门的事务。
就是这个巴布洛夫教我养成了经常读报的习惯，使我把阅读当作迫切的需要，使我对于政治文献也感到兴趣。他常到我参加工人委员会的机会，拉我假如生产问题的讨论，而且第一个对我说起关于入党的事。
在那个时候，曼德立科夫卡造好了一个俱乐部。从前，我们只好在家里消磨黄昏，出去看看朋友，或是成伙地在街逛逛，现在我们有了新的趣味。俱乐部里有图书室、戏剧组、音乐组。
我的自传，对于苏维埃人说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我可以总结在几句话里面：我是被党、被苏维埃政权所培养的领导前进的，我的眼界和兴趣是随着国家文化的成长而发展的。
一年后，我当选为工会委员，并且成为俱乐部的积极分子。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我成为候补党员。而在整整的一年以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我被批准为正式党员。
一九二七年底，隧道完工了，我做了矿工长，赚第十级的工资——大体说来，我是一个二十六岁的严肃的人。在社会活动方面，我领导俱乐部工作，当了工会的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还被选为党组织的支部委员。
后来我被邀请到莫斯科的人民委员部，他们建议我到高加索去建筑丽虹发电厂，因为那边有不少石方工程，并打算要打一些隧道。我在那边也当工长，以后便回到乌克兰……
三十岁那年，我回到乌克兰，参加了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建筑工程以后，终于实现了自己进修学业的旧梦。我进了切尔尼多夫建筑工程技术学校的三年级。一年后，我毕了业，领到了毕业证书，又想进一步进入大学。但这时，我的命运起了极大的变化。
我被召到市会，他们对我说：“乡区正需要象你这样的人去工作。”
“‘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
“无产阶级出身的，生产工作中培养起来的，献身给党的人。在乡区，这样的人我们还不够。”
于是我就被派到切尔尼多夫省·科留可夫卡区去，做区工会的主席。
此后我还被选为同省的波诺尔尼察区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没有多久，我又被选为区委第二书记。
党继续关怀我，帮助我成长。我所缺乏的理论知识，在基辅的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所主办的党书记培训班，和以后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所主办的各种讲习班给补足了。
一九三八年初，我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布）切尔尼多夫省省委第一书记。
我是党的基本干部。这就是说，我对党贡献出我全部的时间、全部的思想和全部的精力。不论我被党派到哪里去，或被命令去做什么——我总是无条件去完成任何指令。
我现在向四周打量着，细瞧着将和我并肩工作的同志们，我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是平民出身。他们的历史虽然各各不同，但志趣和目标是相同的。这些目标是由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来确定的。
第二章 在艰苦的日子里
我们的队伍一路打着退下来。切尔尼多夫全省除勃隆诺夫卡区以外，都被敌人占领了。几十个军事单位、几百辆汽车、许多挤满难民的马车、成群结队的来路不明的人，都聚集在勃隆诺夫卡这个翠色宜人的小镇里。德寇的轰炸机群日日夜夜在头上出现。他们俯冲扫射卡车群，焚毁村庄，低飞扫射在村道上的人群和牲畜……
九月十五日，切尔尼多夫省党代表、苏维埃代表、共青团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代表们，在这个小市镇召开了最后的一次会议。我们约有三十人左右。
这个集会是在区委会举行的。窗户都被窗帘密密实实地蒙着。桌上点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火油灯。街上不时传来马车声、车夫的争吵声、汽车的马达声……
房子给炸弹和炮弹的爆炸震撼着。
火油灯冒着浓烟。我注视着开会的人的脸，等他们安静下来，当然，只是比较安静一些罢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寂静无声地坐着。差不多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可是有许多人我已经辨认不出了，因为他们都没有刮脸，眼睛由于疲劳和忧急而发了炎。
我敲了一下桌子，唤起他们注意。
我所说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议程上只有一个问题。诸位都明白这是什么问题。我们的军队明天就要撤离切尔尼多夫省的最后一个区了。同志们，我们都是切尔尼多夫本地人！在切尔尼多夫的大地上，著名的萧尔斯①支队曾经跟德国人打过仗……我想，不必对各位进行鼓励了。我们已经决定：明天起，我们全体转入地下。各人都已知道自己的职务、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新姓名和自己在党内的诨名了……同志们！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 ①尼古拉·萧尔斯 １８９５－１９１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乌克兰杰出的游击队领袖之一，斯大林称之为‘乌克兰的夏伯阳’。一九一九年阵亡，年仅二十四岁。——译者注。】
从昏暗的屋角里传来了什么人的尖锐的嗓音，打断了我的话：“不，费多罗夫同志，不对！”
“什么事不对？到这里来，到亮处来！”
但是那位发言人宁愿继续在昏暗的屋角里“辩论”。他喘着气，慌张地结结巴巴说：“我到哪里去更有用，这还是一个问题呢。当然，已有决议了，但我还弄不清楚原因何在。我们还没有好好地武装起来。本省的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们，可能由于一时粗心大意会逐一被消灭的。您作为一位省委书记，就应该关心安全。”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控制自己。即使在五年以后的此刻，当我想起那昏暗的屋角里传来的卑鄙声音时，我的怒火还会复燃。
我拿拳头砰地敲了一下桌子，竭力想说得镇静而能打动人，有无成效可不知道：“听着，您，住口吧！不必为领导干部们担心！请您到桌子这边来。单来谈谈您自己。您想要什么？”
他走过来了，说得确切些，是抓着椅子背爬过来的，到了桌边，把两只手掌撑在桌子上。他一眼也没有瞅我。他原来是罗赫连科，前任省消费者委员会的主席……未来的牧人。后来他堕落到这种地步，居然装疯卖傻，欺骗医生，弄到一张免役证，逃到奥尔斯克附近的什么地方去放牛了。
但这是以后发生的事。在这次会里，他皱起眉毛向上一瞧，说道：“我准备保卫祖国到最后一滴血。但是请您把我派到军队里去。我不愿意死得毫无意义，象一条狗那样……我不愿，我不能……”
“我不愿，我不能……”我至今依然记得他那颤抖的嗓音，他那没有刮过的扭歪的脸。后来有人告诉我，在一次坦白的谈话中，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他说：“在这次战争里主要的是——‘活命’！”
不错，他似乎是活下去了。
我回头平心静气地权衡了一下战争期间目击的一切，现在我明白：在初期挑选人员的时候，象这些——说得温和些——令人苦恼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在罗赫连科这样‘说过’以后，我们和同志们马上讲定了怎样潜往制定的地点
我们分成了几个小组。彼德里克、卡普拉诺夫、康巴尼茨、乌克兰共产党（布）日托米尔省委书记斯罗米雅特尼科夫和路契科等同志和我一起留下来。
九月十六日早上，德寇开始向雅勃隆诺夫放射迫击炮。
从这时候起，党的切尔尼多夫省省委变成了地下省委。但当时它真的存在不存在呢？想来倘使省委存在一天，那么区委和基层组织自然也存在一天。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存在；可是他们在哪里呢？我应该怎样和他们联系、怎样领导他们呢？这些问题使我很着急。
公开的党组织的所有严整的体系都被破坏了。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呢，是一批装备不足的人员，既没有指挥部，也没有运输工具和通讯器材。
但是信仰党的力量，信仰人民抵抗的力量，是我们各人精神上的凭借。
我们的目标是清楚：潜入北方的森林区域，我们的根据地和波布特连科率领的省游击队都在那里。从那里我们就能安排和各区委会及支部的联系。目标是清楚的，可是我们怎样到达那里呢？
晚上，我们决计到布勃诺夫金纳村去。我门想在那里重新装备一下，也就是说，要弄一些朴素点儿的衣服，因为我们想冒充脱逃的红军俘虏。
但早晨，我们发觉敌人已经占领了布勃诺夫金纳。我们最后一次坐上省委会的小汽车，向波尔塔瓦省的小城市波略丁驶去。
波略丁差不多已经被包围了。德寇钳制着城市和区的大部分。我方的两三个师正坚守着一道环行的防线，竭力设法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关于当时德寇的围困，已有人写过很多文章。我既不是被围的军团的军官，也不是战士，我无权来批评波略丁战役的功过得失。因此我只讲我们这一小群人所遭遇的事情。
我们抵达波略丁的那天，德寇开始大规模轰炸市区，炸得我们不得不在战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