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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共产党员的安全。自愿去登记的只是极少数的人。当然，德寇事先也知道，只有卖国贼和胆小鬼才会去登记，所以这批人就是不登记也是没有危险的。不，他们使这次登记具有另一种意义，就是想在人民中间打击共产党的威信。
后来钳工尼坎诺尔果真证明了他不仅不是个卖国贼，甚至还是工勇敢的人。他参加了游击队，不顾自己多大年纪，打仗打得挺好。象他所表示的，当时他被自豪心逼住了，不愿向德寇机器匠让步。由此可见，机器匠的职业的自豪心比爱国者和共产党员的自豪心更强有力了。
而在这时候，人民对苏维埃人的不屈不挠的公民的自豪心特别重视。当成千成百的无名英雄、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单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侵略者的鄙视而慷慨赴难的时候，我们怎能原谅一个哪怕只是稍微向德寇卑躬屈节的共产党员呢？
在集体农庄庄员的农舍里，在某处烧毁了的村落的瓦砾场上，在游击队的确篝火边，你总能听到关于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老乡们非常喜欢那些关于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的故事，关于视死如归的儿女们的故事，关于马克西姆·高尔基称它为疯狂的勇敢的故事。到处重说着、补充着、流传着这些故事。
比如，有一个关于奥尔洛夫卡地方的老头儿麦伏季耶维奇的故事。我自己听到这个故事便不下十次。它是有一九四二年初发生的事实做根据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打听到麦伏季耶维奇的姓。
我们共青团员侦察组——莫加·佐朱利亚、克拉瓦·马尔可娃和安德列·华哲采夫——动身到各村去收集指挥部所需要的情报，顺便把传单分送给我们的人员去散发；他们把五百张目的在于反抗德寇的传单塞在怀里。
在奥尔洛夫卡这个大村庄里，她们两个普通的乡下姑娘和一年青小伙子在街当中走着。他们迎面遇到了一些老头儿、老太婆，以及象自己一样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侦察员象他们打了招呼，打听到磨坊去的路，带便把小小的方块传单塞到了行路人的手里。
关于德寇多远的问题，行路人答复侦察员说，一切都好，这里早就没有那些恶棍了。
就在这时候，几辆装满德国兵的卡车开着救火车的速度闯进村庄来了。我们这三个人是跑不了了：要逃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德寇一定会追赶他们。侦察员们继续顺着大路慢慢地走，一面希望德寇会把他们当做本地人。
有十五个德国兵来到村子里，行动古怪极了：跳下车来向四面散开，专著了所有碰上手的人——老头儿、老太婆、少年们——把他们赶到卡车边，拿枪托冲着，强迫他们攀上车厢。他们没有搜查，也没有询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说明什么原因，装满卡车，便开足马力向区中心霍尔梅镇的方向驶去。
侦察员们走上了最后的一辆卡车。车厢里挤满了二十五个人。大家你拉我扯地站着，全都吓得胆战心惊，眼睛乱翻，面无人色。
最初，他们只是互使颜色，但过了约莫五分钟，便开始低声交谈了：
“这是什么意思？”
“把我们运到哪儿去呀？”
“为什么逢人便抓呢？”
人们在卡车里东摇西摆，你推我挤；他们倒下来靠紧着坐在车底上。姑娘们尖叫着，老大娘们呻吟着；她们已经变成习惯自己新的环境了。
“娜契卡，干么你一股劲儿压下来呀？”一位大娘叫道。“你要知道，小鬼，我的膝盖已经碰伤了。”
“没关系，婶婶，将就行吧，”从人堆里传来了不知是谁的老年人的沙哑的声音。“你们该道谢才对。他们是不收车费的。早先到霍尔梅去，你得出三十个卢布，而德国恩人却自己出钱把我们送上绞架去……”
“嗳，咱们的演员又胡说八道了，”大娘的声音回答道。“你还是不是闭嘴的好，麦福季耶维奇，没有你已经够受的了。”
但老头儿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说了句笑话来回答，好些人欣然放声大笑起来。这位麦福季耶维奇想必是位演丑角的老头儿，在这样的局面下也毫不失去自持力。
侦察员们没有细听，他们哪有心思听这种谈话。他们三个人站在车板边，低声商量着怎么办。各人怀里还留下一百多张传单。不用说搜查，抓住他们领子摇一摇就够了——传单便散开了。
卡车的速度开得无论如何不下每小时四十公里。它按着喇叭飞驰过一些居民点，活像救火车一般。卡车车厢里没有德国兵；可是踏脚板上都站着冲锋枪兵。他们虽然多半向前望着，而且和坐在驾驶室里的驾驶员交谈着，但人们要在开行时偷偷地跳下，当然是不让的。
莫加是我们三个人中间最有经验的侦察员，她打量了一下周围的人，然后，向自己人使了个眼色，小心翼翼地从衬衣里拉出一包传单来，她把拿着传单的一只手伸出车边，使劲把传单扔在地上。风突然把方块纸片托住，卷了起来，在卡车后面飘摇，象一团云彩似的升了起来。
莫加面红耳赤，好象等着打击似地蜷缩着身子。卡车里大家都没哼声。传单早已看不见了，而卡车里人们还是继续站着，紧张，肃静，互相投射着探索的眼光。
于是又响起了沙哑似的嗓音：“这么说，德国鬼子不仅在抓人，顺便还在分送宣传品呢。真象一所带着轮子的联合制造厂！”
引擎在吼叫着，卡车在路面的坑洼上颠簸得轧轧作响；然而我们的弟兄们却好象听到了共同的轻松的叹息。
谁知道人们相信真是德寇自己散布传单，还是单为这很好的说明很高兴呢。无论如何，老头儿已把局面缓和了。谈话又开始了。
麦福季叶维奇已经从人堆里爬出来，安顿在侦察员们的身边。他原来是个干枯瘦小的老头儿。蓬蓬松松的灰色胡须，迎风飘着，鼻子冻得通红。可是他歪带着帽子，一撇小胡威武地向上翘着，眼睛里燃烧着狡猾的火焰。他又高谈阔论起来。他说话时显然不加思索，只是热闹热闹罢了。
“喂，先生们，”他捻着胡须叫道，“我们现在和外国人坐在一辆汽车里呢！我从来没有想到、没梦想到这种新秩序……”
当有人回答他时，他用肩膀紧捱着莫加，很快地开始低声说：
“小姑娘，你别白白地把传单抛在草原里呀。那是供给老乡们的，我了解得不错吧？……就是说，这要散在人们中间……你瞧，就要开过村子了，那时候再扔吧……”
当卡车驶近一座村子时，麦福季耶维奇开始奋激地碰碰我们弟兄的腰眼儿：“扔呀，你们怎么的！别怕，我负责！”
不可否认，他有淘气角色的天才，并且能把人家也激动起来。弟兄们在村子里扔出了一部分传单。现在卡车里的人当然全都明白扔的并不是希特勒匪徒了，然而好象商量好似的，装作若无其事。
孩子们在卡车后面追逐着，捕捉着飘在空中的传单。卡车里的人都哈哈大笑，全体老少都给这种游戏迷住了。
当踏脚板上的几个德国兵疑心地转动时，一个满面愁容的大娘叫了一声：“藏起来！”
车边上出现了一个兵士的脑袋。他什么也不明白，一对眼睛只是困惑地瞅着这些古里古怪的俄罗斯人。“他们在笑些什么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咒骂着回过身去。可是现在他们当然不能再扔传单了。德寇已警觉起来。
麦福季耶维奇情绪昂扬，不能自持了。侦察员们还剩下三百张传单。
老头儿恳求道：“把传单交给我吧……你们别害怕，我想法来打发它，交给我，喂，快点儿。人们将在咱们村庄里读到它。别落得一场空……”
他把剩下来的传单往衬衫领子下面一塞，扣上皮短袄，洋洋得意地微微一笑。他那么狡猾地眯起眼睛，使大家都明暸：现在他要表演什么精彩的节目了。
不错，麦福季叶维奇差点儿从人头上爬到驾驶室去。
“让开！”他喊道。“好人哪，让我过去吧，我受不了啦！”
人们还不懂他打算干什么，给他让了道，他向前挤去，疯狂地槌打着驾驶室的顶蓬。所有的人都寂静无声。卡车刺耳地刹住了。
“你们等等，等一下，劳驾，劳驾，只要一下子就行，立刻，”他咕咕哝哝地说，一面急忙攀下车去。
德寇继续笑着，他们实际上是在等待，这时麦福季叶维奇走到灌木背后，把传单藏好，还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满脸选送、洋洋得意地回来了。
有一个德国兵甚至拍拍他的肩膀说：“顶好，顶好，好好的集体农庄庄员，行！”
到了霍尔梅，所有的人在广场上给赶下车。原来德寇是领土委员的命令，将几十个村子的最先遇到的农民运到这里的。运来运去只是为了要他们听取这位委员的演说。侦察员们一打听到他们是自由的，马上就设法从自己的同路人身边溜掉。离开见证人远些比较好。在卡车里是一回事，在区中心是另一回事。
他们一心一意想离开。可是看来广场已经被封锁了。在散会以前，任何人不准出去。侦察员们站在广场边上，挑了一个能够最先溜跑的地方。他们到了十分钟光景，有几个德寇爬上了木头讲台，其中一个便开始演讲。
他骂着、啐着、威嚇着，这样大约过了十分钟。虽然他是用德语发言的，可是人们站在那里寂静无声，垂头丧气，都知道领土委员是没有什么好话说的。
接着翻译员——也是个德国人——说话了：“我们叫你们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们告诉亲戚朋友，我们德国人是绝对不爱开玩笑的……”
人群里有人不自然地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我们不爱开玩笑，”翻译员又重说了一遍。“我们的情报人员在村里进进出出时，在农民们中间总没有受到热诚的欢迎。这是什么？这就是森林匪帮鼓动的征象，他们劝告你们不要把食品、猪只和粮食供给德国人。我们认为这是怠工行为。我们认为这是服从已被消灭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表现。由于以上这种表现，我们不愿再宽恕，要加紧无情地消灭这些巢窟。枪毙，处决……”
就象在继续翻译员的发言似的，有人在人群中用完全和他相同的声调说：“剁碎了腌起……”
“那里说的是什么？”翻译员严厉地问。
大家不做声。
“请他重说一遍，我听得不完全。说话的是谁？”
人堆里举起了一只手，弟兄们看到是麦福季叶维奇的。显然，老头儿冲昏了头脑，遏止不住了，卡车上的成就鼓舞了他。
“翻译员先生，说话的是我。”
“您想要说什么？”
“我想支持你们发起的事业。您说‘枪毙和处决’，可是我认为那还不够，因为还有不正确地服从的人，还有些不分皂白的人，还有些向对方卑躬屈节的人，等等。他们在危害农民和新政权，他们……总而言之，我全心全意支持你们的措施……”
翻译员未必了解老头儿所说的一切。可是他显然断定这位老头儿是人民的呼声，而这种呼声是在支持他。
翻译员继续发言，而麦福季叶维奇便不时叫喊着：“对！就得象这个样子！妙极啦！请说下去吧！”
同时他令人惊奇地保持着镇静的表情。
翻译员发言完毕后，和土地委员、霍尔梅伪市长和一名伪警谈了几句。接着拿一个手指儿招呼麦富季叶维奇过去。老头儿攀上了讲台，象沙皇的兵士般站在土地委员的前面，挺胸缩肚，紧盯着长官们。
翻译员凑着他耳朵咕哝了些什么。麦福季节耶维奇的脸上表示领会和同意，然后转过身来对着群众开始讲话。
一开始，农民们多半他他当作是德寇的奴才，绷着脸听他。
“公民们！”麦福季叶维奇象个真正的演说家似的叫了一声，但立刻转身向翻译员说：“请原谅，照旧习惯说溜了嘴。先生们！”
他又喊了一声。“敬爱的农民们！他们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对我们说德国希望人民安居，希望快快结束战争，打垮残余赤军。德国委员老爷说得对，我们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共同从事农业，而唾弃政治活动呢？可是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老乡们还在帮助森林里的匪帮，帮助那里我们各种各样的兄弟、姐妹和儿女。难道这是新秩序吗？我提议拥护委员老爷的提倡，从今天起，如果你们的亲戚，或是我的儿子、兄弟从森林里来了，便一把揪住他的后颈，拖他到警察局去。要是他反抗的话，就把他象打扰我们的恩人——德国人的土匪那样就地正法。”
麦福季叶维奇非常严肃地说着这一节话，不时回头望望德寇。当然，他已经看出翻译员的俄语程度很差。老乡们也明白了麦福季叶维奇的把戏。有些人微微笑了；可是有些最最慎重的人却对他做着暗号：皱起眉头向一边点着头，意思是说，信口瞎聊够了。但麦福季叶维奇不听从这种主见。
“我认为，”他继续说，“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先生，但毕竟还不十分了解德国人已给我们带来了解放。现在是我们停止仇恨、要什么就把什么交给胜利的德国人的时候了。如果德国人到我家里来带走母牛呀、猪呀、鸡鹅呀，你们以为我会打架吗？不，我高高兴兴地全部奉献。昨天，他们来要寒衣，为的是使莫斯科附近的德国兵不致冻僵。所以我明明白白、高高兴兴地贡献了一条裤子，倘使德国人需要，我连衬衣也会奉送。因为我以德国人肚子里装着我的鸡子，穿着我的裤子去打赤军和游击队而自豪。”
人群里早已有许多人在微笑，有些人勉强忍住了笑声。
领土委员困惑地一会儿瞧瞧演讲者，一会儿瞧瞧翻译员。
麦福季叶维奇转向德国人道：“翻译员先生，请您告诉首长，为了德军的胜利，乌克兰人既不会吝惜裤子、鸡子、妻子，也不会吝惜孩子的……”
他直等到翻译员满足了他的请求。显然，委员已经放心了，微微一笑，并且鼓起掌来。
麦福季叶维奇也微微一笑，提高了嗓子继续说：“作为一个忠实的老头儿，我必须按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说，我本人还没有充分表现出对德国人的爱戴。要是我年轻些，嗯，象这个小伙子，或者那个小姑娘，”他指着人群里的什么人说，“我就要到森林里去，动手扑灭那些正在破坏我们幸福生活的混蛋……”
现在，人堆里已经没有人笑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十分严肃地倾听着。翻译员以锐利的目光瞅了演说者一眼，可是又放心了。
麦福季叶维其说：“我要自愿参加警察部队，领一支步枪或者机枪，去对那些藏在林子里的布尔什维克证明一下，不单是他们才能够使用武器。要是我年青些，我决不会和老婆坐在家里，象那些警察大爷般大喝烧酒。我会向德国人表明咱们乌克兰人能重视自由，咱们中间还有些勇敢的人！”
伪市长是西部某省的乌克兰人，虽不完全懂得老头儿说的混杂的俄罗斯话夹杂乌克兰话，对揣度到他的演讲词中包含深意了。他俯身向翻译员低声讲了几句。可是翻译员回答时瞧不起人地微笑着。他深信自己是精通语言的。
麦富季叶维奇更进一步深入自己扮演的角色，忘记了小心谨慎。他徒然触犯了伪警。这里有几个带着臂章的伪警在场，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是防止游击队，不如说是酗酒和抢掠居民。他们中间站在离讲台不远的一个嚷道：“喂，老头儿，你想进行鼓动干么？！打住那种自我批评吧！”
可是麦福季叶维其没有着慌。他转向翻译员愤怒地说：“官长老爷，难道我说得不对吗？要为我们的胜利而加紧斗争，对不对？”
“对极了，”翻译员答道，“好，收场吧，”他示意要麦福季叶维其离开讲台，但是老头儿假装不懂。
他对伪警叫道：“干么，打回来了吗？我说白白把武器发给你们这批混蛋并没有说错。你们就是害怕出去打游击队……哼，你们在挥拳捋袖干么？你说，这不是实情吗？在我这里拿走的裤子为什么不送到莫斯科附近的战场上去，却落到警长的屁股上呢？哼，你不知道吗？你们为什么拿走老大娘菲利品科的围巾呢？是不是为了德国军队呢？不，你撒谎，你骗不了我！”
翻译员生气地说：“停止！每星期三下午一点到二点，指挥官公署接受对警察的行为方面的控诉。”
“翻译员先生，他干么找我的麻烦。我在谈正经事，他却纠缠不清……我当着全体老乡的面前公开地告诉你：警察不过是些偷儿和混蛋罢了，如果是些忠实的人，就不会害怕自我批评，也不会要我闭嘴。”
好几个伪警聚成一团，开始顺着讲台的踏步走上去，想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