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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某一个地方巡视归队的时候，就放松缰绳。我可以很安心地打打磕睡——亚当会找到路的。起先我以为它是单靠自己的嗅觉来确定方向的。但有时我们出去时的土地是干干的，而回来时却铺满了雪，不管怎样，亚当总能毫不错误第走回家来。
它身强力壮，又很能刻苦耐劳，跑起来哪匹马也追不上它。它最高贵的品质之一是对饮食满不在乎，能够长久挨饿。冬天它能给自己在雪地里挖出草来吃。每逢既没有青草，也没有燕麦和干草的时候，亚当就吃白桦树枝。有时连这种树枝也弄不到——它就啃白杨树皮。
每天早晨，亚当就会在吃早饭时来到司令部的帐蓬前，用它特有的温和的嘶鸣声叫我出去：要求我给它吃东西。我就给它拿出去一块面包或者一些糖。它吃完就大模大样地走开了。我们不常拴住它：只有不要它跟着我的时候，才发生这种事情。总之亚当是享受着充分自由的，可以在营地里散散步，有时也可以到距离营地一二公里的森林里去。大家对这件事都习惯了。大家知道，亚当是不会掉队，也不会失踪的。
冬天，如果走近河边，或者在沼泽地带的小湖上打开了一个小窟窿时——马匹就聚在一起，等待着，人们自己首先喝过了水，然后用水桶打给它们。亚当走近来，把鼻面伸到人们中间，跪下就喝。起初人家推它走，后来也习惯了。都知道亚当反正是撵不动的。
它的性格是安静的。向来没有咬过谁，也没有踢过谁。看马员尼古拉依·吉利诺夫在歇息时，如果寒冷的话，就睡在亚当旁边，紧挨着它的肚子。而亚当却没有一次撞碰过他，也没有用蹄子踢痛他。可是其他的游击队员常常讨厌亚当爱淘气，好偷嘴。
你万万不能把盛着薄羹的提锅放在篝火上就自己走开。亚当马上就会来到，用蹄子把锅子从篝火上或是用猎矛搭成的架子上踢翻，闻一闻里面泼出来的东西，如果找到马铃薯的话，它就会使马铃薯在草地上或是雪地上滚一滚，很高兴地吞个精光。如果看到主人来了，它便跑到一边去站着，好像是事情与它毫不相干。
在战斗中，亚当从来不惊慌失措。它在瞬息间就会判定射击的方向：哪儿是自己人，哪儿是敌人。如果没有人骑着，它会立刻躲在树背后或是树根下想法躲起来。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人们把一群马引到沼地上去饮水。对岸的匈牙利侦察队开了火，好几匹马都被打死了。亚当却转了一个急弯，甚至连马鞍都滚到肚子底下去了。它跑到了队伍跟前，找到了司令部的四轮马车，站在一旁浑身哆嗦。路上车辆很多，可是它并没有站在其它车辆旁边，却象找到了老家一样找到了自己的车子。
还有过一件事情。有一次，德寇定我们纵队的尾部猛扑。游击队员们跳下橇车——在林子里躲在树背后还击。亚当那时正拉着橇车；其它的马又是踏步，又是摇头，接着就冒着敌人的弹雨顺着道路飞奔起来。而亚当却立刻拐进森林，想要在两棵松树中间挤过去。可是橇车穿不过——它使劲一拉，橇车毁了，它也就这样脱了险。其余的六、七匹马全被打死了。
如果我们不得不宰了马当肉吃，那么亚当甚至在距离半公里的地方就感觉到了。它嘶叫得这样哀怨，使我不由得去安慰它说：“亚当，别害怕，今天不会宰你的。也许会有轮到你的时候，但目前的情况还不至于糟到要把司令员的坐骑煮来吃。”我不知道它懂不懂我的话，可是我的温存的声调却它安静下去。
我再说一说以后的事情，在游击运动结束以后，我也不能离开亚当：我把它带到了赫尔松，就是我曾在一九四四年被派去工作过的地方。它当时是在省委经济部门里工作。但在这儿城市里，亚当不知怎的成了不听话的、调皮捣蛋的、甚至好争斗的马儿了。有一个民警在亚当的面前扳了一下枪机，这匹可怜的马可就出了毛病啦！它两脚站地，双眼发赤，全身大打哆嗦。而另一次，它在街道上拉车，突然间从拐角处过来了一小队骑兵。亚当扭转身子就跑到他们那儿去了。它紧挨着队伍，它的骑手怎么拉缰绳也拉不过它来，一直伴送那一小队骑兵到了兵营。
在分家的时候也一样。亚当谁的话也不原听。它曾经两次咬断了缰绳跑到我这里来。我的心软下来了，就决定让它跟我们去。而后来觉得这件事办得并不失算。
我已经说到前面一些了。在联队分家的那几天还出了些事情，在这里应该讲一讲。
比沙拉勃在切尔尼多夫留下了。记起他的闹独立的情绪，我们认定，甚至连叫他离开切尔尼多夫地境都是没有意思的。他愁眉苦脸地听了命令。他没有反对，可是神态却整个地显示着不满。也许他甚至于玩弄过把戏，谁知道是不是这样。那时事情够忙，因此没有功夫研究比沙拉勃的衷心感受的微妙之处。
顺便谈谈消息，我们从祖国“大陆”带来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施行红军肩章的决议。在游击运动司令部里听说过，再过一个时期，我们很多指挥员就要授予军衔了。那些获得军衔的人都将佩带肩章。这个决定出乎意外地给比沙拉勃引起强烈的印象。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鉴定得上吗？”
“你是要留在这儿，等切尔尼多夫一解放，就去搞经济工作的。要军衔干么？”
“这样……比沙拉勃大概是不配带肩章的。啊哼，我是给赶走啦！”
“斯捷潘·费法诺维奇，你这个想法很奇怪……”
但是比沙拉勃打断了谈话，带着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看到过的热情，开始倾吐自己的心事了。
“我是，啊哼，胆小鬼吗？还是，呃，没有证明呢？谁都能支持我说，我并不胆小，也没有不同的倾向。我有过意见，却从来没有违犯过军纪。现在您是不是因为我有意见而报复呢？好吧。我已经习惯于人家这样对待我了。可是少校，啊哼，呃，少校的阶级是总该给我的。或者，呃，至少给我个大尉的阶级。袭击我也要参加，因为这已经不是游击运动了。”
“袭击您是参加不了的，因为我们不能撤消命令。关于军衔我们也不准您讨价还价，最好把这件事当作是您开了个玩笑。还有一点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您认为袭击就不是游击运动呢？”
“我能够解释。”他考虑了一下，捻了捻胡子。然后，虽然地下室里只有我们个对个坐着，他却举起一只手来，郑重地说：“我们是红军的特种部队！”
他做了正确的观察。
的确，大规模的游击联队在将近这个时期已经成为特殊性的军队。几个月以后，在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命令中，就把我们称作“００１５部队”。这就说明，我们在组织上已经成长起来，我们的行动中已经没有什么偶然的现象，军队里所有的秩序也就是我们的秩序，红军的条例也就是我们的条例。
比沙拉勃却从这里作出了一些以外的结论：“游击运动，啊哼，取消啦。”
从我使比沙拉勃相信意图自治和闹独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一天起，已过了一年半了。整个这一时期，他都是和我们在一块儿战斗的。虽不是随时都好，却很忠诚。可是据我所知道，他始终不了解，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了解党是不会让游击运动自流的。他服从了，但心里还是老一套。
是他一个人这样吗？遗憾的很，不是的。比沙拉勃有意识地或是无意识地表现了落后分子的观点。党认为有必要把地方部队和袭击部队都组织起来，使它们服从党的领导。无论是司令员、参谋长，或者甚至是游击队员全体会议，都无权决定他们的部队会是什么样的。这是由抗敌力量的统一领导利益所决定的。
如果说，在最初组织时期各个自发产生的支队还没有加入游击军系统中的话，那么在一九四三年初还没有加入游击军的支队几乎已经没有了。在新的情况下，一两个指挥员的独断专行就会开始给很多支队招致覆灭。这样的独断专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拒绝协同出动，应该被认为罪大恶极的事情。
比沙拉勃有时好议论，变主意，或者对抗一个时期，但到最后关头总是服从命令。
然而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由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指挥员们的过失，有时整批的支队和成百的游击队员都牺牲了。
读者已经知道，当我和德鲁日宁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的联队就已经从克列特尼雅森林转移到切尔尼多夫。当人们说到游击联队“转移”或“改变位置”时，不能被理解为从一个据点转移到另一个据点的一般行军。游击队经常被敌军所包围。依据敌方兵力的大小，在突围时应进行比较轻易或者比较艰巨的战斗。
一九四二年底和一九四三年初，在克列特尼雅森林里的许多部队都扎了营了，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联队。当时就在那里建立了庞大的游击地区，在那里活动的有白俄罗斯、布良斯克－奥尔洛夫地方部队和乌克兰游击队。正月初，德寇在克列特尼雅森林周围集中了相当于几个师团的兵力。这些师团中的一部分是在红军压力下撤退到这里的，另一部分则是从后方调来的；德寇正在建立新的防线，要消灭游击队，假如不得手，那就把他们从这里赶走也好，这就是德寇所奉的命令。
就在这个时候，波布特连科接到了乌克兰司令部的一通无线电报，命令他回乌克兰去。为了突破敌人的强大包围圈，我们的联队增加了由谢米亚金少校所率领的、基本上是由白俄罗斯人组成的队伍。在作战会议上制定突围计划时，这支队伍和我们的两支队伍——一支是巴雷柯夫所领导的加里宁支队，另一支是达拉先柯所领导的萧尔斯第二支队——的任务是殿后，也就是说掩护后方。
战斗是激烈的。德寇切断了我们的纵队。上面提过名的三支队伍被敌人切断了。在这里就重演了克雷洛夫爷爷早已在天鹅、龙虾和梭鱼的寓言中所描写的故事。当时应该抓紧时机，集中力量去找到敌人包围圈上最薄弱的地方，突破这一点来赶上联队。可是谢米亚金和巴雷柯夫一开始就想起他们的队伍都是白俄罗斯的。谢米亚金向后退避，巴雷柯夫则向侧翼闪开。只有达拉先柯一个人主张必须赶上联队。
结果三支部队都陷入非常混乱的状态，使部队伤亡了一半。
在正规军队中，谢米亚金和巴雷柯夫都是不敢违反命令的，可是在这里他们就自己以为是封建的将军，开始自由行动起来。当然，指挥员之间的不和马上影响了游击队的战斗力。应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由于部队指挥员们的为所欲为，使得某些分队的指挥员们想起他们也是游击队员，前一年还都是独立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盘散沙，军纪也松弛下去了。
甚至连首先坚决主张赶上联队的达拉先柯也垂头丧气，带着自己的支队靠近了加里宁支队。真的，他派过四名侦察员去寻找先头部队，却对他们说，他不敢相信这个计谋会有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不相信侦察员们还能找到波布特连科，同时又说总得向什么地方移动。
亏得萧尔斯第二支队率领着这四名侦察员的侦察队长金纳吉·莫先科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经过长期折磨以后，终于赶上了联队。而在我从莫斯科飞回来的第二天，莫先科就把整个支队连它的指挥员一块儿带回来了。
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我永远也忘不掉的情景。
萧尔斯支队走来的那一边，跟我们的营地隔着一大片林中空地。如果有人在森林里走动，在树木背后就不容易看出他们是怎样走的，情绪又是怎么样。他们可以在二百公尺的地方扎了营，然后一个个地或者一小组一小组地走来。可是他们却集中在空地的另一边，大概在那里犹豫不决地踏了十来分钟的步。
他们的骑兵很少，不超过十个人；辎重车队也不大。萧尔斯支队的游击队员几乎全都是步行来的。当然，他们很疲乏，而在这以前，又受尽苦，挨了饿，还喂饱过虱子；这一切我们都很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只一次地经历过这样的折磨。为什么他们还在那里拖拖拉拉呢？
这时人群中走出来几个骑兵。达拉先柯骑着一匹骨瘦的公马，下了马便迎着我们走来了。如果说达拉先柯有什么事要人原谅的话，那只在于执行命令的决心不够。
他走到我跟前，立正，敬了个礼，开始报告。他脸上显出非常疲倦的样子：眼圈发黑，皮肤湿润，两腮下垂。我跟他握了手。他的那些人员马上开始走近来。
在这里我只报道一件细节。这一细节使我清楚地体验到这些人经历了些什么，他们心情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很多游击队员已经撕掉帽子上的游击队红带儿，不过迹印依然还在。大伙儿走来的时候，都自己用手遮掩着帽子。他们以为别人不会注意——没有看到别的游击队员也是这样做的。
“朋友，你瞧，”我跟在我身边的比沙拉勃说，“他们把肩章都扯下了。红帽带——就是咱们游击队的肩章。斯捷潘·费法诺维奇，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说的呢？”
他什么都没有回答，吐了一口唾沫，猛地转身就走了。
“喂，斯捷潘，回来！”波布特连科喊他。“亲爱的，你还要和我在一块儿作战呢，而你的理论我是知道的。斯捷潘，你瞧！”
“没有什么瞧的！”比沙拉勃回过头来说。“这些人是七拼八凑的，都是一九四三年的游击队员——伪警和雇用的……”
“算了吧，斯捷潘，别说废话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问题是在于我们很久以前就决定：对参加游击队的伪警是严禁提起他们的往事的，也不准用这些往事来和他们开玩笑。如果他的罪行很大——我们就用游击队的法律来制裁。如果我们饶恕了他，吸收了他，而他又打得很好——当然，他就与其他的同志没有两样。但是毫无疑问，对那些过去曾经是动摇分子或者是一切“原先”的新人是应该提高警惕的。
达拉先柯的支队里有很多新人。而现时在到联队来的中途，他又吸收了一百多人。当然，那里的成员并不都是伪警出身。有些是脱逃的俘虏，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有些是从被德寇烧毁了的乡村逃出来的老头儿。因此就要对他们做很多工作了。虽然如此，经我们讨论以后，还是决定将萧尔斯第二支队带去袭击。
现在叫他们去洗澡。我们尽可能给他们换了服装，给另一些人理了发，让他们的外衣也经过了消毒蒸锅。
加里宁支队留在契契尔斯克森林里，它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谢米亚金支队被切断后，陷入了德寇包围的最深处，只有一小组、一小组地突围出来。脱险的人并不多。
毫无疑问，这是自治主义、游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局。
由于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任务总是不一致的，使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感觉也就大有差别。还有什么能比春天更美好、更使人快乐啊！特别是在游击的情况下。当时我们在叶林诺宿营地集合了三千人左右，由于知道不会在这里长待下去，所以也就没有建造地下室，而只是在使用几座旧的，只把它们修理了一下。游击队员们得按自己的力量来安顿自己：有的架起帐篷，有的用树枝搭起小棚，而大多数人则住在橇车上，或者睡在露天的草垫子上。由于我们准备出袭，在这里还禁止生篝火。当然喽，春天给生活上带来了一些方便；可是我们并未因此感到快乐。温暖的春风和可爱的阳光都在挨我们的责骂。上年我们也是住在这儿附近。那时严寒的冬天并未准备退却，在和德寇搞同盟；今年，自然界好象又是怀着恶意地在反对我们了。
三月九日早晨，有人向我报告说，寒鸦已经飞来了。这件事使我们司令部大吃一惊！
尔凡诺夫发狂地说：“赶快！赶快！”
德鲁日宁和我整天巡视了各支队，视察他们准备袭击的情况。晚间，我们把全体指挥员召集来了，宣布在后天早晨出发。
“应该是明天！”尔凡诺夫怒吼起来了。“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夜里，要不就要糟了。侦察员报告：德涅泊河上的冰已经布满了裂纹。”
“是的，当然应该，”德鲁日宁说。“不是明天，也不是今天，甚至还不是昨天，而是一星期以前就应该出发。但是在出发前，我们还要举行一次全军党团员会议。这个会议非开不可。”
会议在第二天举行了。讨论的不是一般的事情，也不是大家早已知道的游击任务，而是准备工作中十分具体的细碎事情：大家的靴子和衣服是不是都准备好了；马掌钉好没有；马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