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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洛夫枪杀了塔齐亚娜·伊凡诺夫娜以后，特派专人去把这三个男孩子都捉去，送进斯诺夫斯克监狱。米沙和彼佳抱着小弟弟走了二十多公里。幸亏他们到达斯诺夫斯克那天，当地的游击队歼灭了那里的卫戌队。在一般的混乱中，斯图帕克三弟兄溜出了伪警的魔掌，回到了齐霍诺维奇村的外祖母那里。
但是，据我们的侦察队查明，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里，米沙和彼佳又被伪警抓去了。他们被拘禁在监狱里，“盖世太保”的刽子手们并且打算在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六点钟，把孩子们和所有囚犯一块儿枪杀。
早晨五点钟，第三分队的战士们开始射击科留可夫卡的监狱。大门旁边有两座碉堡，一座已经被炮火摧毁了，另一座碉堡里的敌兵看来已经跑掉了：从那儿没有开过火。游击队员们冲了上去，跑在最先头的是阿夫克先齐耶夫、柯齐克和斯图帕克。
他们用手榴弹炸开了监狱的大门，冲进了院子。值日的狱卒吓得直哆嗦，咕咚一声跪了下来，把牢房的钥匙给了游击队员。这时候，从留下来的碉堡方向传来了几声枪声。
“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斯图帕克同志！”游击队员们叫道。“你去开门，你头一个进去接你的孩子们吧！”
可是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两手伸开，躺在地上了。他后脑上中了一枪，给打死了。原来那座没有被摧毁的碉堡里躲藏着伪警。
狱门给打开了，受尽折磨的囚徒向游击队员们迎面走来，倒在他们的怀抱里。欢笑和眼泪完全交织在一起了。被拘押的人们拥抱着自己的解放者，接着吻。彼佳和米沙也从监狱里走了出来；瘦得很，还在发抖。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这个队伍里，马上就开始寻找，逢人就详细打听……可是阿夫克先齐耶夫马上吩咐把他们父亲的遗体抬走了，免得给孩子们看见。
孩子们太虚弱了，假如他们看到了被打死的父亲，可能会经受不住，会受到极强烈的精神刺激。
后来有人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父亲已经牺牲了。但是隐瞒了在怎样的情况下牺牲的，只说是早在两三个月前就牺牲了。孩子们没有能看到这位在科留可夫卡战斗中牺牲的人的葬礼。解放后的头几天，他们在医院里休养，照料他们的是诺娜·波古略依洛。他们很喜爱她的温柔，很喜爱她那重慈爱的女护士的态度。
我们决定，在孩子们受了刺激而稍稍恢复常态以后，把他们送往莫斯科去；可是没有着陆的飞机。阿夫克先齐耶夫在孩子们出院以后，暂时把他们安置在他的中队里，并且带着他们去袭击。预计我们一渡过德涅泊河，从莫斯科就会给我们送来弹药和武器，并且会用回航的飞机把我们的伤员和斯图帕克兄弟带走。
诺娜死后，小孩们已经很悲痛了，而这时却发觉有个古怪人叙述了他们父亲的死难情形。我很怀疑这件事是托尔马绍夫自己干的。
“司令员同志，可见讲这件事的人大概是想做一椿好事：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怎样爱他们——为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试试安慰一下孩子们，同他们谈了一阵话，答应给每人发一枝马枪，但是没有效果，甚至对我这边一眼都不瞧。
“叫阿夫克先齐耶夫到我这儿来。”
“阿夫克先齐耶夫到费多罗夫同志那儿去！阿夫克先齐耶夫！中队指挥员到联队司令员那儿去！”纵队里传遍了这种呼声。
阿夫克先齐耶夫到我跟前来了。故意引人注目地、正式地敬了个礼。
“中队指挥员阿夫克先齐耶夫听候您的命令。”
“这两个是您的孩子吗？”
“是我的……我是说，已把他们列入我的分队了。”
“瞧，他们怎么啦？想办法安慰他们一下吧……”
“您的命令可当真吗？”
“我有什么时候下的命令不是当真的？照着办吧！”
“是，就去执行命令。”
阿夫克先齐耶夫把马夫赶下车来，拿过马鞭子和缰绳，坐在面粉袋上，又命令妇女们也走开。孩子们继续在哭，但已经平静了一些。我们的谈话，孩子们完全听到了，大概在关心阿夫克先齐耶夫叔叔会做出什么事来。这位叔叔就是这几天一直对他们那么抚爱和关怀的那个人。
阿夫克先齐耶夫的面容那时并不凶狠，但是精神集中，愁眉不展。他暂时一句话也没有对孩子们说，也许自己也还不知道马上怎么着手吧。
这时候，前面的一些车辆绕过一个大水洼，甚至在洼地旁边车辆驶过的地方，道路也很泥泞，马匹勉勉强强地拖拉着。阿夫克先齐耶夫却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地使马儿直往水洼中央走去。车轮在泥泞里没过了轮轴。马痉屃艘幌拢⒖叹屯Ｗ×恕�
“喂，弟兄们，下来吧！”阿夫克先齐耶夫喊了一声，自己首先跳进了水洼。“出了事啦，来帮着推一下吧！”
孩子们抬起头来，疑问地向阿夫克先齐耶夫看了一眼——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对他们讲的。
“游击队员们，看什么！”阿夫克先齐耶夫几乎是快乐地说。“别再流眼泪啦。你们看看，把整个纵队堵住了。来干哪！”
孩子们顺从了，爬下车来，用瘦削的肩膀支起车子。
“齐心协力呀，一、二！”阿夫克先齐耶夫在喊口令。
马使劲地拉着，但是车子还是牢牢地陷在泥里。其他的游击队员们也跑过来帮忙，其中有人想把孩子们推开。
“哈，住手！你到那边去推吧。别触碰我的斯图帕克弟兄，他们这两个小伙子可结实呢！”
这两个孩子可真的在使劲，甚至紧张得脸红脖子粗。
当然，阿夫克先齐耶夫想的办法很好。把孩子们吸引住了，给他们指示了生活在前进，号召他们行动。自己也摆脱了忧郁的沉思。车子已经移动了一点，开始从水洼里驶出来，可是马儿突然又停住了。
“拉呀，小鬼！嗯－喏，我的小马！”阿夫克先齐耶夫放宽了嗓子喊道。“斯图帕克兄弟！怎么不做声啊，大声点喊娜！马是怕人叫喊的。”
孩子们把眼泪抹掉了，起先畏畏缩缩，接着越来越自信了，开始大声赶马。
过了两个星期，我们用飞机把斯图帕克两弟兄送到莫斯科去了。
在我们浩浩荡荡的、长达几公里的游击纵队中，我们发生了多少不幸、多少骇人听闻的人间灾难啊！这些不幸和灾难武装了我们。可能有几个小时，甚至有几天削弱了我们；可是过后一定在我们的心里激发起来，掀起盛怒的力量，使我们投入战斗。
当我们开近普里皮亚齐河的时候，天气已经十分暖和了。新草泛着嫩绿，沿着又深又宽的河道的两岸，树木丛莽长得十分繁茂：这时水面的宽度是四百公尺到五百公尺。附近的桥梁都破坏了，连渡船也没有。而时机紧迫，必须赶快迁移到对岸去。我们分派了一些侦察员到上游和下游去寻找最适当的地点来强渡这条河。
当三月二十八日我们的骑兵侦察队从阿列维奇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要决定在科如什基村附近渡河了。这些人精神愉快，闹闹嚷嚷，连队长依里亚·萨马尔琴科在内，全体都喝得醉醺醺的，直向联队司令部走来。索洛伊德叫他们在司令部前面排好了队。
“费多罗夫同志，请您瞧瞧这批侦察员吧！”索洛伊德转过身去对他们喊了个口令：“立正！你们是怎么站着的？把笑脸收了！你们还叫做侦察员呢……”
老实说，我也有些儿惊讶地看了看弟兄们。特别是萨马尔琴科，平常严格地遵守规章：在没有完成任务以前，是一滴酒也不尝的——侦察员不应该失掉清醒的思考力。
“司令员同志，我们哪是喝醉酒的，”萨马尔琴科带着责备的神色对索洛伊德看了一眼。但又忍不住在脸上展现了微笑。“费多罗夫同志，请允许我报告……我们喝酒是因为……嗯，没有办法不喝，柯夫帕克队的人们请的客。老爷子亲自送酒来，怎么可以不喝呢？……”
事件的确是特殊性的。弟兄们离开我们的营地总共十五公里光景，就碰上了柯夫帕克的侦察员。
我们把萨马尔琴科带进了司令部，叫他更详细地说一说。
“这件事真奇怪，”他受了刺激地说，“我们的相识好像是用鼻子闻到的，大家一下子就了解了——这些小伙子不是普普通通的人……”
“你们会闻到什么呢？他们散发着香水气味吗？快些谈正事吧，”索洛伊德催促道。
“唉，叫他全盘说出来吧，”德鲁日宁插进来说。“不是天天有这种报道的啊……索洛伊德同志，我不知道您对这件事怎么样，我可很感兴趣。”
我们侦察队的新任首长是和我一起从莫斯科来的，是个高身材、有胡子、很沉闷的人。他认为指挥员最重要的品质是要求严格和态度认真，认为微笑是放肆的表现。他从来不开玩笑，并且不懂或者不愿意懂人家的玩笑。“比喻”的说法也是不允许的。可是有时侯他自己却相当刻毒地骂人。
索洛伊德不久以前才成为游击队员，当然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对萨马尔琴科带来的消息所感到的兴趣，与其说它是战斗中的司令的兴趣，不如说它是人与人的兴趣。我甚至于会说这是抒情诗的、友谊的兴趣。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柯夫帕克和柯夫帕克队的人们，但是有一种东西使我们跟他们比跟其他的支队和联队的游击队员们更亲近。和他们碰碰面、谈谈话、商议商议的这种要求是很大的。而且不仅是指挥员们有这种要求，普通的游击队群众也有这种感觉。
去年夏天，我们接近过柯夫帕克队的人们，希望和他们见见面，但是事情的发展使我们没有会得了面。那时德寇对我们和柯夫帕克施用的压力很大，想尽办法不让我们联合起来。
使我们对柯夫帕克的人员感到增高了的兴趣的，是由于柯夫帕克的各支队是在从前的切尔尼多夫省的土地上、离开我们不远的地方组成的：苏姆省不久以前是切尔尼多夫省的一部分。我们这两个联队是乌克兰土地上最大的；同时我们和他们都在袭击。此外，我们对柯夫帕克的人员养成这种亲密的感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德寇在自己的反对游击队的命令、传单和号召中，往往把我们相提并论，称做：“柯夫帕克和费多罗夫匪帮”。
“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小伙子不是当地游击队的呢？你们瞧，他们全都戴着一式的毛皮帽子。虽然不好，但终究是毛皮帽子呀！再说武器，他们二十个人有四支冲锋枪。其次，小队里的当地的游击队员们理会不到自己的力量，认为在树林里边相识比较好；可是这些小伙子却走到林中空地上来了。他们说的话也是独立自主的。简直独立自主到旁若无人的程度：‘谁在我们的森林里逛来逛去呀？’就好象没有看见我们帽子上的游击队员的红带儿。我们甚至，”这时萨马尔琴科说的大概是他认为最值得夸奖的了，“你们想象一下吧，我们想，这些人是不是咱们联队的呢？……他们的舌头太无礼了！但是他们帽子上的红带儿可比我们的宽……”
“当然，”索洛伊德打断了萨马尔琴科的话。“为了会面，就给了你们一人一杯酒。”
“我不是报告过了吗，”萨马尔琴科用抱怨的声音回答道。“是亲自！就是说西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柯夫帕克自己给的酒。他和我们为费多罗夫队的人员的健康而碰了杯。索洛伊德同志，您在这样情况之下也禁不住不喝呀。”
我们的侦察员被领到了阿列维奇村，那里，柯夫帕克请他们到司令部去，和鲁德尼夫一起详细询问他们。然后好好地请了客。当他们知道我们在找渡口，就建议和我们一起渡河。这种做法是明智的。我们把马斯拉科夫叫了来，吩咐他安排好和柯夫帕克司令部联系。后来发现做到这一点是不很简单的，必须通过莫斯科来进行。不管怎样终于联系上了。四月六日那天，柯夫帕克派人带了专诚的请帖到我们这里，请我们明天去作客。此外，柯夫帕克的使者们还通知我们，德寇在最近时期打算开放普里皮亚齐河上的航运，说不定今儿明儿从莫兹尔方面应该开来一队先头的轮船。柯夫帕克在猎取它们，请求放它们从我们旁边溜过去，不要射击；说是那里已经准备好好地表迎接它们。只有在这个船队如果散开了，如果它开始回头逃跑的情况下——那时才打，不要错过机会。
我们好不容易地同意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载着法西斯强盗的轮船和驳船要在旁边驶过，而有人在建议我们观赏它们，不要动手，奉送给老爷子……可是为了友谊，这件事还办不到吗……四月七日早晨，德鲁日宁、尔凡诺夫、索洛伊德、麦里尼克、巴利茨基和我，带着小小的一队战士，动身到阿列维奇去，上柯夫帕克那里作客去了。
我们的向导——三名柯夫帕克的游击队员——走在前面，时时拼命地吹口哨。不知这是警报还是特殊的暗号，或是为了免得偶然射击的预告……这种哨子一吹，树林子里总会跑出一些打游击的人物。他们不很接近我们，只是远远地目送着我们，有两个甚至用望远镜来细瞧。后来我们才知道口哨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向导故意引起那些驻扎在我们到司令部去的路上的支队的人们来注意：“瞧，费多罗夫的人们在走呢！”过了几天，当柯夫帕克和鲁德尼夫到我们这里来答访的时候，我们各支队的人们也都跑来瞧他们。
阿列维奇这个靠近河岸的大村庄里，这几天在庆祝。姑娘们手拉着手，一排排地走来走去，嗑着葵花子，嘻嘻哈哈，尖声高叫。当地的小伙子们和游击队员们厮混在一起，追随着姑娘们，找她们的麻烦，开些儿玩笑。有几个手风琴手，彼此打着岔，拉奏着跳舞的旋律。
我们刚走上村道——有几位骑马的来迎接我们了。
一马当先的是个老头儿，披着一件皮袄，毛皮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尖胡子。
他马未停蹄便灵活地跳了下来。我也下了马。彼此迎上了，又拥抱，又接吻。
这时鲁德尼夫也到了：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是个沉着矜持的人。但是微微一笑，立刻就看得出他这个人是和蔼可亲、真诚恳切的，甚至是有些害臊的。我们同他也接了吻。
参谋长巴兹马也走到一块儿来了，成群地走进了一宅大民房。
游戏呀，跳舞呀，完全停止了。人们都跑拢来看热闹。
柯夫帕克摇摇手说：“散开，干自己的事去！我们给你们表演杂技吗？”
我对他瞧着，瞧着，突然想起来了：我和西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认识了。那时普齐夫里正并入切尔尼多夫省。苏姆省是以后成立的。我到过普齐夫里－科诺托普公路的公差。柯夫帕克在主持区公路处，并且领导建筑。那时他年纪已经不青。他那种敏捷、灵活、当机立断并且立刻使其实现的才干，是特别使人注意的。
我们发现了许多旧相识。柯夫帕克的一些支队里有一个支队指挥员——库里巴卡——在开战的不久以前曾在切尔尼多夫省工作。副参谋长伏依采霍维奇，过去是个动物学家，也是我们的同乡。前切尔尼多夫省执行委员会书记西里琴科，我们认为他已经牺牲了，突然出现在柯夫帕克身边。这里还有我们的两位区委书记：奥利舍夫卡区的索洛伊德和科泽列茨克区的雅罗伏依。他们是从苏联后方调到柯夫帕克机场来，以便从那里潜入本区的；他们仍然面临着孤单，或者得带几个小队转移到德涅帕河的左岸去。
因为我们的阿尔维奇来并非为了开会，而是作客，所以坐在铺着白桌布的桌子边开始谈话，不知是早晨还是午餐，叫我们作客为客人坐在上席，坐在柯夫帕克和鲁德尼夫的旁边。气氛是最愉快、最真挚的。大家为了胜利、为了游击队的成就干了杯。主人请我们吃了煎鱼，还有按游击队的方式煮的带皮马铃薯，又请我们吃酸白菜。真可怜，我们从来没有运气吃到象鲱鱼这样好的冷盘。当然，后来可就谈开正事了。柯夫帕克掩盖着焦急心情，好象是顺便提到似地向我们问提关于船队的决定，如果它打从我们的营地近旁驶过。
知道了我的命令，他甚至得意洋洋地擦擦手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真得谢谢您……把它们嚇退是不会太费事的。让他们到我们的深处来吧。在这里我们会给他们尝尝鱼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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