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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乐意。同时他以后就会有什么可讲的了。他已经感到自己是个英雄。
降落在游击队飞机场上的还有从柏林、莱比锡、汉堡归来的我们的远程轰炸机。那时候日长夜短，到位于莫斯科附近什么地方的或者更往内地的本机场怕达手到。于是飞机驾驶员们成了游击队里的上宾，一面休息，一面叙述着自己的冒险，一面又询问着战士们和周围村子里的居民们。
从我们营地到飞机场的道路要经过波格列比舍村。这个村子已被德寇烧得片瓦无存；可是已建筑了许多地下室。而且地下室周围还有些菜园，因为要做伙食。
村后是新树林，也饱尝了战争的滋味，树木下部全部烧焦了，却没有烧枯。沼地的土壤没有让火势蔓延开去。在火场的黑色背景上的浅草，好像在表示生命没有消沉下去。任何侵略者烧它不尽，踩它不死……
波格列比舍村及其邻近村落和博罗沃耶、彼奇、杜勃尼茨科耶、奇杨内等农庄的居民们，虽然没有被列入我们的一些支队，但实际上全都是游击队的。
……
有一天黎明时分，有六个在斯克雷加洛夫的战斗完结后逃了命的希特勒匪徒，来到了博罗沃耶村边的一座民房里。他们是从森林里来的，衣装皱乱、头发蓬松，而且惊慌失措。他们藏在哪里的呢，吃的什么呢？
住在这座民房里的是六十二岁的老头儿华西里·伊凡诺维奇·霍明科和他的四十来岁的女儿普拉斯科维亚。
德寇走进房子，把几支步枪放在屋角里，立刻就说：“老妈子，拿牛奶和鸡子儿来！”
他们坐在桌子边打着盹儿等待。普拉斯科维亚动手劈木片要生炉子。而老头儿走到步枪跟前，抱起五支就往窗外扔；留下一支给自己，开三枪结果了三个个人，又用枪托打死了一个。
有两个钻到炉子底下去了，从那里扔了个手榴弹，有几块破片打中了老头儿的腿。
我们的游击队员们听到声音就跑来了，把两位不速之客从卢子底下拉了出来。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被送进了游击医院。我和政委去慰问了他一番。
老头儿脸上带着严肃的、庄重的神气；女儿坐在一旁，也是那么严肃和庄重。
“会不会奖励我呢？”老头儿问。
我许诺给他呈请奖章，并且提议把他送到莫斯科去治疗。
老头抱怨了，认为我在讥笑他：“司令员同志，您怎的和我开玩笑呢。难道现在有火车能通过前线吗？”
当知道要坐飞机去时，他着慌了，从床上坐起身来：“这是真的吗？司令员同志……可是也要允许普罗娜跟我一块儿飞去。我独自是害怕的。”
于是，老头儿就和自己的女儿一块儿飞往莫斯科去了……
关于谁打的枪更准确，谁能更不易被人看出地悄悄接近目标，谁敷雷更快，在我们在乌博尔齐河的迫不得已的停留时期中，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学习特别努力的是不断地流入我们补充队的新来的人，大多数是中学年龄的小伙子。但是最麻烦和诶惦念的也正是他们。
决不能容许他们里头的许多人所带来的那种情绪和习惯。
我们的一个支队里加入了一位十七岁的华洛佳·达尼连科，是从我们所谓“那方面”来的。
在白俄罗斯西部各省解放以前，离我们的宿营地不远，乌博尔齐河沿岸就是国界。一九四零年有不少人从地主波兰所占领的各区移居到这里来。那时彼奇·彼特罗·达尼连科带着侄儿华洛佳迁进了农庄。在短时期内，彼特罗在全区中就以改正不了的酒鬼和吵闹汉出了名。他自称是个马具匠，可是谁也没有看见他拿过锥子。我们刚在这里扎营，他的侄儿华洛佳就投奔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收留了他，给了他一些温暖，给了他几件衣服和一双高统靴。这是他有生以来穿的第一双高统靴。
我们问他：“华洛佳，你能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能忍耐……什么也不怕！”
“这时候怎么回事，为什么？”
“就是那么回事，什么也不怕。妈跟爹在七年前生霍乱死了，叔叔把我带走了。从那时起，他每天都打我。我很熬得住疼痛。瞧，你们现在揪我的头发试试，我准不会叫喊。”
华洛佳参加的第一次的战斗是袭击斯克雷加洛夫。他戴着手表从城里回来，是支女用表。看到的一些小伙子认为这支表是华洛佳在一位老太婆教员那里抢来的。分队指挥员叫他回去把表还给人家。
他回来对指挥员说，表还给人家了。
过了一天，弟兄们看到华洛佳坐在丛树背后转动表针：“学习对时刻。”
他们把华洛佳带到我这儿来了。我在队伍面前给了他一次严正的劝告，说是在我们这儿，为了盗窃行为是要枪毙的，并且命令他不惜用任何方法潜入斯克雷加洛夫。
“在那里找到了我们的通信员济娜·德罗博特，和她一块儿上女教员那里去，把手表还给人家，顺便了解一下被粉碎的残余卫戌队目下在干什么，并且让济娜用书面来证实你已经把表还给原主。办不到就别回来！”
华洛佳冒着生命的危险潜入斯克雷加洛夫，完成了给他的一切命令，带回了济娜的字条。看样子，他已经赎了罪了。但是游击队员们不是那么容易宽恕类似的罪行的。
从那个时候起，每天成百次有人喊华洛佳，并且问他：“华洛佳，几点钟了？”
而华洛佳呢，即使有表也答不上来。他叔叔家里连一支报晓的攻击都没有。他们是按日出日没来计时的。
一个月过去了。华洛佳在学习中表现了这样的努力（他准备成为反坦克枪手），那样仔细地倾听自己的教员们的话，那样仔细地擦拭交付给他的武器，使大家对他的态度逐渐起了变化。
在这段时间里，他也学会了认字，一个个音节地读着。
但是游击队员们虽然看到这个人明显地在变好，然而有时侯还要问问：“华洛佳，几点钟了？”
大家特别惊奇的是，当有一次华洛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从军装上服的口袋里掏出一支基洛夫厂制造的表，带着高兴的微笑答道：“三点二十分！”
华洛佳立刻被游击队员们围住了，七嘴八舌地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哪里搞来的？又是偷来的吗？”
于是把华洛佳拖到我这里来了。但是，不必拉他，他自己就走了，同时还在笑哩。
司令部的一些帐篷跟前聚了很多人，大家都想知道下文如何。
我走出去和华洛佳握了握手，大声地宣布：由于忘我地学习和极好的品行，华洛佳应该获得完全的宽恕。为了表示这一点，指挥部决定奖给他这支表。
此外，我允许华洛佳，在胜利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碰见的话，到雕刻匠那里去，在表上刻上：“前将军给前反坦克枪手留念。华洛佳，几点钟了？”
虽然我们的游击大学在乌尔博齐河工作得很紧张，但是每天当然会留下两、三个小时来休息。我们不再进行排球队的比赛，却毫不反对弟兄们打打球、溜溜冰、跑跑步，有时侯还跳跳舞，唱唱歌。但是疲倦还是占了上风。现在许多同志宁愿在闲空时间坐坐，在篝火旁边聊聊天；而玩玩象棋、跳棋、骨牌和别的游戏也是很普遍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闲空时间在营地里散步，到一些帐篷里去看看游击队员。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听听形形色色的故事，然后又到另一个帐篷里去。这样我就碰到了一堆不大的篝火，那边有一群年青的游击队员在打纸牌。这里面，我对谁的名字都不知道，除了一位唯一的、上了年纪的人以外；但是我连这个人也不是立刻就认识的。只好仔细看了看，我才知道在我面前的是加柳依，正是那个弹子房的记分员，就是在渡德涅泊河时企图开小差的那个人。
一般地说来，我们这儿并不禁止打纸牌。大家最爱玩的是“打傻瓜”，多半是玩玩弹指的把戏，输了就给人家弹弹脑袋，因此许多人前额上起了青伤痕。但是企图进行赌博的游戏，我们是坚决制止的，早在去年就把这种事情根除了。事实上，那时要钱的也不多：用来做输赢的是烟草、面包或食盐的配给量、手表——总之是游击队员重视的一切东西。去年我们不得不严厉地处分一些人。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类似的违犯行文。我们对新来的人们也警告过：“如果看到你在打‘二十一分’，或是类似的玩意儿，记住，要倒霉！”
且说，篝火旁边坐着四、五个年青年游击队员，我们的老相识加柳依在他们中间就象是个大王。在斯克雷加洛夫战役中，加柳依表现得不坏，后来游击队员们就承认了他是完全平权的伙伴，把企图逃走的事儿置之脑后了。他复活了，晒得黑黑的，吃胖了，眼睛得意而愉快地在笑着。看到了我，他首先跳起身来敬礼。虽然他按着一切规则敬了礼，却无论如何赶不掉脸上的狡猾而得意洋洋的表情。其他的人也跳了起来；但是有一个小伙子不知道为什么继续坐在那里。这时我才发觉他穿的衣服有些奇怪：好像贝都因一样，用一块烂布裹着。
“您怎么啦？”我问他。
“他病在我们这儿，”站在他一旁的人忍住了笑说。
“疯了，”另一个人说。
“起来，起来，同志！”我命令道。“喂，你怎么啦？真的病了吗？”
小伙子慢吞吞地站了起来。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了。场面的确太滑稽了。想象一下完全裸体的瘦长小伙子，想用面积不到一平方公尺的烂布来蒙上吧。并且由于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他在向将军敬礼的时候，不知道应该遮住什么地方才好。
“您没有经过卫生处理吗？”我问，以为新来的人正在灭虱呢。
这件事使我有些不安。最近时期，我们的卫生员们向虱子宣布了残酷无情的战争。游击队员们自己监视：如果谁搔痒——就打发他到卫生队去检查。
又一次的哄然大笑。
小伙子的脸上焦躁起来，马上就要哭了。我允许他坐下。他扭过身去，而他的同志们总忍不住要笑。加柳依首先抑制了自己。
“我们在这里玩儿呢，少将同志。玩的是‘打傻瓜’。嗨，这样他就输了。”
“输了什么？”
“我们是打的脱衣服。谁做了傻瓜，就脱帽子、靴子，完全挨着来，菲佳已经输了十二次。”并且加柳依几乎没有停顿地建议道：“少将同志，要不要我给您耍一套戏法看看？”
他以很快的动作掏出一副新纸牌。
“您从哪里弄来这样的一副牌呀？”
他把那副纸牌递给了我：“司令员同志，您拿去吧，我还可以做的。而且，我好象还有存货呢。”
纸牌是用手工描绘的，材料用的是德寇的宣传画，把正面对着贴然后切成小张。加柳依把纸牌的背面也画得很难和机制的区别开来。真是天才！
看到我注意地在细瞧着纸牌，把这一张和另一张在比较，在欣赏巧妙的表演，加柳依说：“这没有什么！监狱里面可真有专家！”
“您怎么，在那里呆过吗？”
“曾经到过，”加柳依没有丝毫困难地承认了。“老早的事儿了。是在这种年龄的时候，”他指指烂布里的小伙子。“为了无谓的事情——由于胡闹行为。”
加柳依把树椿子背后的一小堆衣服拿过来扔给打输了的小伙子。“穿起来吧，可别再跟我较量了。还是个牌手呢！……允许我用一下……”
加柳依在我手里把牌拿去，象弹簧一样地把它从这只手撒到另一只手里，然后很灵巧地洗了一下，把最后的一张牌给我看。
“少将同志，您看到的是什么牌？”
“梅花Ｋ。”
加柳依把背面朝上的梅花Ｋ交给了我。
“您紧紧地拿住呀。这儿再给您一张方块Ｑ，是这样吧？还给您一张黑Ｊ，对吗？拿住了，别放松……一、二、三。现在翻过面来吧……”
我把纸牌翻过来了。原来在我手里的完全是别的牌。
大家都笑起来了。加柳依很得意。他又表演了几套戏法，每次都巧妙地愚弄我，引起了全体的嘻笑。他们笑的是我。这些发笑的年青小伙子参加游击队才只有一个星期，虽然他们的嘻笑并没有恶意，可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既不把我当作司令员，也不把我当作将军看待了。在他们看来，加柳依真是了不起。我自己也不得不微笑，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生气的。
加柳依象对平等的人一样，放纵不羁地对我使着眼色，用昏昏欲睡的、一般瞧不起人的眼光看了一下青年们说：“我跟您将军阅历得多了，知道生活，也知道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愉快，这种愉快是要经过一番痛苦才能获得的。是这样吗？”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可是心里已经开始沸腾，暗暗想：“现在或者搂搂我的肩膀，或者拍拍我的背，那会很难忍得住的……”但同时却愿意他放肆一下，愿意彻底了解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我初次和他见面时，以为彻底了解他了。那时他本人也自称是个完弹的人，而我们也好象觉得引起他兴趣的只是自己本人，对别人是漠不关心的。
“喂，菲丘什卡，穿好了吗？”加柳依向篝火那边喊了一声。“好吧，你给我跟司令员同志讲一讲，你为什么要战斗。”
“赶走德寇，”菲佳高兴地答道。他现在穿好衣服，感到自由得多了。
“战争结束后，你想干什么？”
“在集体农庄里工作，学习驾驶拖拉机。”
“并且要结婚喽？”
“要结婚。”
“你有了钱的时候，给老婆买什么？”
“买双纹皮靴子，买条丝头巾，还有收音机。”
菲佳回答得诚诚恳恳、简简单单，没有感到诡计。而加柳依已经拍着自己的大腿在哈哈大笑，看到我，就用眼光请我同他一起开开心。但是谁也没有笑，而他却哽住了，面孔变得严肃甚至恶意的了。
“乡下人，你真是个乡下人！少将同志，我给他们描述过生活的微妙地方。女人的脚穿上高跟皮鞋和长统袜子会变得多么漂亮。怎样能把女人打扮成可以崇拜的女神。凭着香水、好看的戒指和花边的帮助，可以获得多少私生活中的幸福。而且女人根本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但是对于这么一个菲丘什卡不管你好说歹说——总是不中用的。他还够不上谈到化妆品、精美食品，更够不上谈到歌剧了。这里就出现了城乡之间真正的不协调现象……人们为金属而牺牲，”加柳依突然结束了，并摇了摇手。
“不，”我想，“这个加柳依，他不仅是自顾自，还有意无意地为我们的青年而斗争，教育他们，使他们倾心于自己的理想。他煽起色欲，竭力想法引起赌博，给青年人把生活描绘得成为追求享受、强烈的感觉和外表的漂亮。对他说来，货币的面和背高于法律。他是为了夜间而过日子的，他认为劳动是笨人和孩子的命运——是一种讨厌的、偶然的事情。
拿这个他所提倡的脱衣游戏来说，看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我也不怀疑这点，他是在训练小伙子们下次拿贵重物品来打赌。他用骗子手的灵巧、用描写各种猥 而大胆的放荡行为的奇谈轶事，而主要的是用武断的见解，来引起青年们对他的注意和尊敬。他善于表现自己是个老于世故、趣味横生的人。
象他这种人，把监狱说得就象是人们由于飞来横祸或者由于不够灵巧才掉进去的地方。他把监狱用爱称叫它作‘小监狱’，想起这个地方好像虽然不太惬意，却也充满着特出的、顽强的、善于生活的人们。和加柳依同样的人们，并不是刑事犯，但接近、很接近这种人。在大城市里，弹子房和各种‘小酒店’充塞着这些人，他们是靠近火车站的小饭馆的常客。如果他们在工作，那么也是在这些饭馆、小酒店或者弹子房里。当然，他们是不会工作，也不想工作的。他们竭力想法多弄些儿茶钱，蒙混喝醉酒的人，哄骗外来的‘大老粗’。
不知怎的，这类人为数很多，直到现在还遗留在公共的注意力范围以外。这些人是交给了民警来监督的，民警也的确在监视他们。但是由于加柳依这样的人们很少去做明显的违法事情，民警不能对他们怎么办。我们的党、团组织回避着这些人常到和活跃的地方。也许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有时侯是应该到这种类似的娱乐场所去看看吧，也看看这些刑事分子和半刑事分子们用怎样的方法在吸引青年们到自己的旋涡里去。可是只用禁止的方法是纠正不了的。我们应该引起反感，轻视那些酒色之徒和类似的人们的荒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