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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开进农庄的是游击队以后，他们就从林子里回来了：新郎十九岁，而新娘是十七岁。
我们的经济工作的首长分出了一些盘子、刀叉、两个枕头、一条被头、附加上一公斤半的食盐——在这里食盐是很贵重的东西——又从医院的储藏品中拿出了一条巧克力糖和好几公升酒精来给新夫妇作贺礼。
向青年们道了喜，喝了一点儿酒，就开始闹房。
可是我们不能开心得太久。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就继续前进了。
给我们从比亚拉到洛勃诺耶的全程当向导的是个外表端庄而安静的老汉。我说他安静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迟钝，他的行动是迅速的，走得很快，而且走路的时候完全没有一点儿声息。他迅速地行动并不影响到给人家端庄的印象。雪白的胡须、颜色褪得几乎发白的土布褂子、用树皮编成的淡颜色的腰带、干干净净的草鞋：两双备用的挂在腰带上。绯红的脸色，小小的眼睛，但不是阴沉的，而是快乐的，看样子，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并且，当他听你说话的时候，就象鸟儿一样低着头，等着——立刻会使着眼色说：“我呀，我亲爱的，老早就经过这一切了！”
然而说起来他的年纪可并不那么大，五十出头一点。使他变成老汉的只是白头发，还有可以说是穿衣服的方式。有一次佛玛怀疑起自己给队伍带的路是不是正确，不到两分钟，就爬上了一棵很高的松树。有风，树顶摇摇摆摆，而佛玛用一只手支着身子，另一只手遮着上额，细看着远方。他下来得更快，好像是顺着树干滑下来的，抖了抖衣服，就迈着自己的轻软的步子走去了。
“靴子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又沉重，又磨脚。再说买靴子要花多少钱哪！我年青的时候，也曾梦想过穿上靴子和城市式样的西装。可是当我理智清醒的时候，就理解到穿靴子并没有什么好处。草鞋和毡靴才是好鞋子！我真想甚至叫士兵也都穿草鞋呢：又轻巧，又便宜！”然后用手掌捂在嘴上，大声地唧唧嚓嚓补充道：“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钱买鞋子……”
“佛玛，你的家在哪里？”游击队员们问。
他带着微笑平静地回答道：“母亲死了，父亲在革命中被白匪打死了。接着波兰地主们来了。我日夜不息地工作，但老是没有钱，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枕头。做好了枕头套，但是二十五年来，我没有积起足够的羽毛来装满一只枕头，什么样的姑娘会跟我在干草上睡觉呢？我没有家，孤苦伶仃地生活着。这样倒也轻松些。我喜欢轻松的生活！”
“佛玛，你想过要结婚吗？有自己的孩子吗？”
“唉，谁不愿意有孩子呀！只不过我没有能够挣得钱来买枕头，买房子——一九二零年布琼尼走过的时候，他的政治委员们对老乡们讲过：‘等着吧，你们这里很快就会成立苏维埃政权——那是穷人和雇农的幸福。’那时我就想了：来了苏维埃政权我就结婚！”
“佛玛，你没有听到过红军正在进攻，在全力追赶德国人，马上要到这里来吗？现在他们就要永远建立苏维埃政权了。”
“这太好了。那时我可能得到房子吧。那时我就结婚！”
“你已经是老头儿了，佛玛。”
“不。我不老。虽然我白了头，身体却很结实。我保养得好！”
就是这个佛玛·多夫日克，现在在叫我跟他谈话。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儿惶惑和焦急。他并不是因为跟首长面谈而不安。在行军中，我们闲聊过好几次，他已经和我相熟了。
“将军老爷，这里有这么一件事，有这么一件事……”
“我已经对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什么老爷！”
“好吧，将军同志……我要……”他小心地四面观望了一下，看看有人听到没有，然后摇了摇手，但也没有马上就开口。“这是我一辈子里的第一次，在自己的一辈子里，我从来既不象地主们那样，也不象那些村长、警察们那样告发过人家……而现在我想，我想，我对自己说：‘佛玛，这是你的首长，你的政权，这样你就不会成为告密者，而是个人民的保卫者！’我这样说服着自己，可是心里总过不去……”
我体会到事情可能的确是很重要的。佛玛是本地人，很可能他认识的那些叛徒们中有人钻到我们队伍里来了。而现在由于拘谨，并且曲解了高尚性的缘故，他不把这个敌人的特务人员报告我。
“这么一来，佛玛，间谍带着炸弹或者刀子溜过来——你也会感情用事和叹气了，是这样吗？你会等到敌人探明了我们的计划，而且把我们完全消灭吗？你要只是知道一个人，要是知道他是敌人，那么揭发游击队的敌人、揭发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是你绝对的义务！这也同样是你的敌人呀。还是你可能有别的想法呢？”
佛玛仔细地听着我的话，在鼓起决心。然后沉重地叹了口气。可以看出还有一些疑点在折磨着他。我决定自己给他提出一些问题：“他是本地人吗？”
“他们有两个，将军老爷……呃，将军同志。”
“两个人？”我竭力想象了一下，这会是谁呢，佛玛会认识谁呢。在这一段路上，我们没有吸收新队员啊。那么简直就是两个间谍，大概坐在什么地方的树林子里等着适当的机会吧。而佛玛在错过机会。
“也许，他们发现了你吧，佛玛？要知道，他们会跑掉的。你瞧，这件事就在你的良心上。当然，你还不是正式的游击队员，没有宣誓喔。但是你要知道：既然你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的制度就得推广到你身上……”
这时佛玛叹了口气，低声地说了些什么。
“你那那里嘟哝些什么？”
“我是在想。您所说的正是和布琼尼的政治委员在一九二零年所说的一样。他们也同样地号召过……”
我忍耐不住了。
“算了吧，佛玛，我不打算白白浪费时间。你要说就说，不说我就叫别的同志来——和他们谈谈，而我去办自己的事。”
“唉，就这样，您听吧！……他们根本不是本地人，是你们的老游击队员。他们在表面上是那么漂亮、那么快乐，那么善良——从来不会说他们是别的阶级的人。”
“怎么说，怎么说？”
“我是说他们是别的阶级——富农或者是地主，鬼知道他们……一九二零年布琼尼到这里来过，他的政治委员到我们雇农们这里来这样鼓励的：可得留神，各种的敌人的走狗、富农和地主们的儿子都想混进咱们的工农军里来……”
“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姓吗？”
“不知道。我连他们的外号都不晓得，因为他们没有跟我讲过。第一个是格列沙——年纪很青，高高的个子，满脸斑点。另一个是华西里——胖胖的。他们是同乡，两个都是切尔尼多夫人……”
“他们在哪儿，在哪一个大队里，你从哪里认识他们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们，他们和我住在一个帐篷里呀。两个都是雷先科大队里的。那个高高的格列沙是迫击炮手，而胖胖的是在经济工作队里工作。”
我开始猜到佛玛讲的是谁了。但如果他所谈的真就是我所想的那些小伙子，那他们引不起我丝毫怀疑。是我们的老游击队员，两个都受过奖。格列沙受过重伤，在莫斯科治疗后回到我们这里……可是谁知道鬼会开什么玩笑呢。
“怎么样呢，别扯了，佛玛，说吧……你可要知道，我认识这两个人。格列沙是集体农庄的工作队队长，而华西里·彼特罗维奇，如果你想的就是他，不是铁匠，就是邻近的集体农庄的机匠……”
“就是他们哪！”佛玛意味深长地、半吞半吐地肯定道，并且重新不安地向四周看了一下。“那只是假面具罢了。看样子是平常的农民，并且那么真诚：‘佛玛是个朋友，佛玛是个大好人，请坐，佛玛，和我们在一块儿过夜吧。’可是昨天夜里……”
佛玛给我单的，虽然起初只使我觉得很可笑，但事实上助长了严重的推断。他讲得很长，选找着词句，结结巴巴地说着。有些词儿他很难表达。我不在这儿引用他的全部谈话了，它的基本内容是这样：
昨夜，在大行军以后，我们初次架设了帐篷，象人一样躺下去睡觉。我们在途中是睡在马车上，睡在矮树林下面——各人按自己的心愿来安排自己睡觉。而在洛勃诺耶，我们是在这里长期驻扎下来，允许大家休息。佛玛所讲的华西里是个慎重的人，用降落伞搭起了一个帐篷，弄到了些干草，把自己的好朋友格列沙叫了来，并且由于帐篷里还有余地，所以把佛玛也请去了。
吃过晚饭，大家躺下去谈谈这个，讲讲那个。佛玛睡着了。但过了约莫一个钟点便醒来了，听到小伙子们还在讲话。他想要插进去谈谈，可是听了几句，决定最好不做声。让他们谈出来：他们大概以为佛玛睡得很熟，因此完全在打开窗子说亮话吧。
“老爷，我躺在那里，听着听着，我真生起气来了：嗨，你们这些鬼家伙，可恶的富农，钻进苏维埃游击队里来了……”
后来我把佛玛所讲的两位同志叫来了。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夜里讲的话——认为那些话没有多大关系。但说起来就把话儿想起来了。
佛玛也证实了这点：“对，就是那样说的。”
他们在回忆战前的自己的生活。
在佛玛醒来的那个时候，华西里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生活完了，谁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而过去的生活好，非常好！你回想一下，格列沙……”
“华西里·彼特罗维奇，您生活得更好，但是我们当然诉苦……”
“一九四一年丰收以后，你们也会赶上我们的。嗨，那时我们切尔尼多夫的庄稼长得多好啊！……记得在器乐初，这时战事已经接近我们了，我的米沙坐下来……记得米沙吗？”
“怎么会不记得。一个不顾死活的家伙。”
“嗯，且说，我这个米沙骑上了机器脚踏车，踏足风门，就象沉在水里似地消失不见了。从我们村子这里的道路是在庄稼中间进行的。米沙伏在车把上，就完全看不到他了。只听到机器——嘟－嘟－嘟地响……”
“难道他没有把机器脚踏车缴上去吗？”
“怎么没有缴上去呀。但同时，却在缴上去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内，看起来他连睡觉也和机器脚踏车在一起，并且没有一天不骑着车子到切尔尼多夫去。这可不是开玩笑，到那儿去来回就是二百一十公里……他有两套出去穿的西装：一套是浅色马裤呢的，另一套是深蓝色 吱的。两套都穿得不象话了。母亲在嘀咕他。但他总是说自己的：‘我留着这两套西服有啥用呀，反正要参军了。’但这个傻瓜，只是个年青的傻瓜而已。我奇怪他骑着那辆机器脚踏车怎么没有撞断自己的脖子？有的时候母亲对他说，我也对他说：‘你把机器脚踏车卖掉，我们再加些钱买一架钢琴吧。’他几乎从小就有音乐的才能。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们不时开留声机：他就睁圆眼睛听。他一哭开头，母亲就马上开留声机。那时我们还没有无线电收音机呢，在三十年代里，一般都还过得贫乏些……而在加里娜长大的时候，母亲已经用无线电收音机来抚慰她了。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小姑娘……这样我就跟母亲对他说：‘米沙，这辆机器脚踏车总是耗费你的闲空时间，并且又吵、又臭、又脏。要不了一个月，裤子就洗不净了，只好扔掉。邻居也很不满意：有汽油，很容易闯祸。而如果买架钢琴，你晚上也可以练习练习，加里娜也可以学学……’他没有同意。要是钢琴的话，就不会被拿去，而机器脚踏车在战争的第二个月里就给征用了，比动员车主还早。
“不，”格列沙说，“在农民的家里，钢琴这件东西不太合适。”
“那么你的照相机是农民用的东西吗？不做声了？问题就在这里。再看看你那个宁卡吧。你的宁卡是谁，所有的钱都花在各种各样的衣料、鞋袜等上面。她也学时髦……”
“她不是年青吗，暂时又还没有孩子。华西里·彼特罗维奇，她想要这些东西。我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呀？是在一九三九年，她那时刚刚十七岁，还在九年纪学习呢。一套女衫，还有几本书。钱都花在这里。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虽然铁皮屋顶的房子是新的，里面却是空空的：一张床、六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面穿衣镜——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具。而其余的就是些放着书的架子。最近尼娜在图书馆里工作，于是我可以说：我们家里的书并不比图书馆的少……”
这就是两位苏维埃集体农庄庄员的最平凡的谈话，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富裕的集体农庄庄员，而这种话就使佛玛到我这里来了。他在这段谈话中选出了象‘机器脚踏车’‘留声机’、‘钢琴’、‘马裤呢’、‘西服’、‘照相机’、‘无线电收音机’这些词儿，但是特别使他怒气冲冲的，奇怪地是‘书’这个词儿。
已经是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对佛玛解释了好久，说到书是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最穷困的农家都有的。又说没有书报和无线电收音机，在我们那里是什么人都过不下去的。他皱起了眉尖，不做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他终于皱着眉头瞅着我说。“我们的富农科济马·奥利霍维克既没有音乐，也没有书，而只有十二匹 牛和五匹马，还租了十二俄亩土地，拥有六个佣仆。而他的生活呢？生活得暗无天日。他的女儿自己赶牛……嗯，您说，不叫我称呼您‘老爷’，而要称呼‘将军同志’。我听听你们，再看看你们——原来你们都是老爷，凡是从旧国境来的，没有一个不是！”
他皱着眉头说了这些话，然后突然狡猾地笑了笑，跺着脚喊道：“结婚！我真的结婚！苏维埃政权一巩固，你们这些老爷们给我找个年青的新娘子。并且她要有钢琴，还要有那种皱纱……嗯，嗯，皱纱，皱纱……总而言之，是结实的衣料！”
（佛玛记不起华西里提及的那种衣料叫什么名称，便管它叫‘结实’的衣料。俄文‘皱纱’和‘结实的’读音相近。）
这时，华西里·彼特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要知道我打过国内战争，和布琼尼来过。嗯，老头儿们回想一下吧：假如我们听到佛玛昨天听到的那种话——我们马上就会把他带到特别科去的。对吗？”
老头儿们同意了，说：对呀！
……七月二十一日，我们停留在靠近古塔·斯捷潘－古兹克的森林里时，从邻村来了些农民，向我们诉述了在伏拉季米尔察的德寇卫戌队的残暴行为。这个市镇离开我们二十五公里。我们的侦察员们已经到那里去过几次，因此，我们立刻就决定：“重视居民的请求，以粉碎伏拉季米尔察未戌队来纪念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的战争的两周年。”
进行这一战役的任务交给了巴利茨基的大队。
侵略者的卫戌队被粉碎了，侮弄居民的扫荡队被消灭了，游击队员们在这个市镇的仓库里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如果说这次参议结束得并不过分愉快的话，那么一般地可以说，进行得很好。退出这个市镇的时候，巴利茨基没有把游击队员们排好队，大家分散地走的走、乘车的乘车；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一个年青的游击队员披上了女衫，戴上了礼帽，就是这副模样骑着马招摇过市。
从国内战争时期就留传下来这么一个说法：“游击队游而不击”击落。并且我们有一个小曲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词儿：“冬夜里，在寒冷和黑暗中，奥尔连科在德寇的后方游逛。”我们不得不向某些同志进行解释，说在这种条件下，不应该把“游逛”这个词儿理解得象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应该记得纪律。
……我们快到我们行军的终点了，这个终点就是那消失在森林里的小村落洛勃诺耶。离开它不远，
靠近耶泽尔崔村，我们的侦察员们在森林里碰上了当地游击队的哨所。他们被抓住了。
“是什么人？”
“费多罗夫联队的游击队员。”
“吃土！”
我们的侦察员都是切尔尼多夫人，不知道这里游击队的风俗习惯。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笑起来了。这一下险些儿送了命。原来‘吃土’就意味着‘敬礼’。为了使他们相信，必须拿起一点儿土，把它嚼一嚼咽下肚去……
我们在耶择尔崔碰到的支队，是属于勃雷恩斯克旅团的，这个旅团是当地最大的游击联队。这里所有的指挥员都被称为“大叔”。当一个指挥员走到我跟前，伸出手来说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总不禁要微笑。
“我是萨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