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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当火车开近危险地区时，他就把助手留在机车棚里，而自己躲在煤水车里，这样他才逃了命。
“这一切使我头痛。我再也不想为希特勒和他的匪帮打仗了，决定向游击队投降。”
他在巴利茨基的指挥部里讲到铁路员工的不幸的命运，被迫开着火车经过游击队控制的铁道线。他交出了好几件指示：给列车长、列车员和服务人员的；给机车工作组的；给走过游击地带的士兵和军官的；给非军人的乘客们和军人家属的。这些指示，巴利茨基都随身带着。那里面写着，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应该怎样照料自己，坐在哪里，躺在哪里；在射击的时候，脑袋应该往哪里躲；在爆炸以后，谁首先跳出车厢……我自己想象了一下，旅客拿到类似的指示以后有什么感觉！
可是在这些指示里，用军人的直率说明了旅客感觉到的是什么。其中有一项说：“注意，当列车穿过游击地带时，出现了普遍的、生理上的需要，在厕所旁边自发地排起队来。结果旅客们在车门边乱成一团，而在发生事故时，士兵们无法出去参加对游击队的战斗行动。在车厢里的高级军官应当事先采取措施，建立好使用厕所的严格制度。
“那么这个机车司机身体怎么样？”德鲁日宁问道。
“老头儿原来是很好的，挺健朗。他在我们那里放牲口呢。”
“噢，那么你们从这个事件中作出什么结论呢？”
“什么结论吗？德国人是奇妙的！”
这种“奇妙的”德国人已有很多了。现在从前线开来的一些军车上，往往可以看到一些车厢装着仓促做成的栅栏：可见监狱车厢不够用了。这些车厢里载着一切违反纪律、违反制度的人……
使我诧异的，是巴利茨基本人没有能够把他所讲的来和我们眼前的敌人兵营里所发生的事情比较一下。
你瞧，我在克拉夫琴科那里的时候，他说过，靠近他们的卫戌队里的德国人，都称他为：“顶好的游击队指挥员”。
他倒是正确地估计这种“夸奖”的。自从德寇在库尔斯克－奥尔洛夫斯克的弧形地区上被打垮，并且失去好转的希望以后，那些待在卫戌部队的德寇很高兴游击队认真地占领铁道——最低限度可以让他们安静一下。保全自己的生命——对德寇来说变成了主要的愿望：“你们爆炸、毁灭铁道、军车、仓库吧，只要不碰着我就行！”
如果巴利茨基思考一下火车司机的事件，在那里面就会看到大转变的一些特征……我很想叫巴利茨基多多思考，发现转变，看到新的事物……
请客人吃饭时，在同志们进行漫谈时，进行应该成为正式讨论的题目的谈话是挺不愉快的。但是我没有忍得住，说道：“格里沙，你为什么不讲一讲阿夫克先齐耶夫的牺牲呢？”
“还有别洛夫的牺牲，”德鲁日宁补上一句。
巴利茨基难过地叹了口气：“有什么可说的呢。痛心事！他们是很好的弟兄……但现在是战争。你们要问，我怎的还活着呢……你瞧已经是五十六次军车，也就是五十六次战斗，其中我至少亲自参加了三十次……子弹总是绕过我，或者是怎么样？！”
“徒劳无益！”耶戈罗夫喊了一声。
“这怎么是徒劳无益呢？”
“是这样，指挥员用不着总去参加战役。事实上您的作战多半是不必要的！”
“您算了吧！”巴利茨基火起来了。“我知道你们的路线，到处塞你们的慢性地雷……（巴利茨基大队里轻视地称定时地雷为‘慢性地雷’的。）你们别提出来限制我，最好多给我一些炸药吧！”
这时，塔拉先科和尼古拉因科到了。我把巴利茨基与耶戈罗夫之间快要燃烧起来的争论打住了。
“我们在省委会议上再说吧，同志们。现在让我们去迎接客人们吧！”
这是一个宁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前来参加会议的全体指挥员和政委们，都被安置在草地上。有地席地而坐，有的手挽着手在散步；他们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见过面，而现时在交换着消息。
德鲁日宁提议就在草地上开会。这个提议使我很喜欢，因为帐篷里很快就会抽得全是烟。我提议在林中旷地上的四面派上几个人，要他们不放意外的人进来，也就是不让没有请帖的、由于好奇心而走到这里的游击队员进来。
在省委会议上，我首先宣读了我们在九月一日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科维里－萨尔内、科维里－勃列斯特、勃列斯特－平斯克各铁道已全部麻痹。科维里－霍尔姆、科维里－罗伏诺两路都局部麻痹。”
然后又给同志们读了一遍赫鲁晓夫的复电：“你们的无线电报收到了，”赫鲁晓夫写道。“祝贺您、指挥员们、政委们、全体男女游击队员名在破坏敌人的科维里－萨尔内、科维里－勃列斯特、勃列斯特－平斯克交通线时获得辉煌的战果。给卓著功绩的同志们呈请奖章……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深信由您领导的联队全体人员，在今后的袭击中还会给予敌人的交通线以更有力的打击。”
全体鼓掌，喊“乌拉”。然后我让巴利茨基发言作报告。
他性格所特具的庄重和炫耀，看来今天是人地相宜了。
当然，巴利茨基知道他被召唤来参加省委会议并不是为了道贺。但同时他也知道，在整个联队里、在整个这里的游击边区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由于地雷爆破工作而带上了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因此他未必预料到为什么派他作报告。
世界上有不少人，他们一度获得了奖章，就害怕起新的奖章来了，总是重演着自己的老一套的工作方式。
巴利茨基说：“我知道耶戈罗夫同志不满意我。而我并不需要他的鼓励。他简直是用那些‘慢性地雷’在窒杀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总叫我小心谨慎，叫我做胆小的、零碎的工作，在那儿人只能爬着走呢？政府因为我的勇敢行为而奖赏了我。现在，同志们，连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也在责备我，说我到铁道上去总是引起战斗，说我消灭这样，打碎那样，说我亲自参加战斗，并且派指挥员往前冲。的确，阿夫克先齐耶夫和别洛夫都牺牲了。的确，如果像在工厂里一样，为了技术安全到处都有护板和其他防护办法，他们可能牺牲不了。但要知道这是战争。同志们，我是这样看法！”
“我干掉五十六列军车了。能不能再多些呢？能。如果没有用各种各样使人们两手直抖的新玩意儿来弄昏我的头脑：一天到晚叫人家钻研化学、钟点和弹簧。当我们埋设这些新地雷时，只是消磨了时间。后来列车照常驶过，并且呜呜地叫着呢。不，我改学已经迟了。同志们问我：‘格里沙，您为什么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战斗呢？’我回答说，我热爱这个事业，这里就是我的灵魂和整个的军事生活！……”
当他说完时，他好象有些惊奇人家怎么不给他鼓掌。但更使他惊奇得失，当人家开始对他提问题的时候。
“你是怎样给进攻中的红军准备后备军的呢？”
“同居民进行什么工作呢？”
“为什么这样大量超额消耗炸药呢？你瞧，克拉夫琴科那里每一列军车平均只有七公斤，而你那里达到二十公斤……”
他企图回避这些问题。
“我们全是红军的后备军。而训练呢，多半是在战斗中！我不知道更好的训练了……说到对居民的工作，应该把克列明尼茨基叫来。我在自己队里不能兼任政委。居民工作是他的事……”
关于超额消耗炸药的问题，他干脆没有回答。只是生气地撅起嘴唇，好像希望说：“把这样的小事来麻烦我，简直有点儿愚蠢。”
他讲完以后，我开始发言。有些同志说，那次我讲得过分尖锐了。
很可能，在那时我不够沉着，并且说得不应该那么高声、那么粗鲁。但是那时我不能采取另一种方式。气饱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责备领导人，说他对人有偏恶。但是这种恶感是怎么发生的呢？巴利茨基本来是淳朴的，不傲慢、不自夸，也不自负，那时我对他不感到任何恶意。最近我看到他失去了分寸，失去了对自己的检查。可是当他这些新有的品质没有影响到工作时，我还是和他和睦相处的。当然，这是徒劳无益的。应该早些制止才对。但是老实说，我过去对他的那种由衷的好感已经感觉不到了。就算这个能叫做恶意，我却不想要同这种恶意作斗争。因为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正确的：它警告着不幸，并且逼着你行动。
我责骂了巴利茨基的傲慢不逊，责骂了他的鲁莽轻率，责骂了过分损失人员和超额消耗炸药。我也责骂了他对新技术的请示和不愿学习。我还责骂了他在自己的大队里忽视了群众教育工作。
我不能原谅巴利茨基这一点，在他大队里鲁莽轻率成了原则，在能用五、六个人活动的地方而动用了上百的人，因此他那里阵亡的人比其他各对都多。
巴利茨基真诚地相信，并且教自己的全体部属相信，进行冒险就是英雄主义。
巴利茨基的错误在于他象去年一样，不是有计划地、慎重地去爆炸列车，而是去袭击列车。他认为自己的主要武器、自己的战士们和指挥员们的武器，是对敌人的沸腾的仇恨和仇恨的勇敢。他的确差不多每一次战役都亲身参加的，就相伏拉基米尔·帕伏洛夫给母亲的信上所写的一样，顺着炸毁了的军车跑来跑去射击，随时都在冒着被打死的危险。
两个月以前，巴利茨基大队的无线电报务员，由于知识不足而烧坏了发报机，同联队司令部的联络中止了。巴利茨基收得到我们的无线电报，自己却只能通过通信员来和我们联系。可是这种情况倒使他满意。这样他感到自己独立自主得多。
巴利茨基不正确地理解自豪心的结果，使他拒绝了地雷爆破活动专家耶戈罗夫的一切意见，说是：让他跟我一样打了这么久的仗，炸毁这么多的军车以后再来教我！
巴利茨基的大队在两个月当中炸毁了五十六列军车。他和他的政委克列明尼茨基认为、并且是公正地认为这是够多的了。但是你瞧雷先科的大队在同样的时间，用同样数目的人员却炸毁了七十多列军车，而人员少了九倍的克拉夫琴科的大队竟炸毁了二十九列。
我是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德鲁日宁支持我说：“如果我们按照你的榜样来做，格里沙，那我们已经不用学习了。寻找一些新的方法，钻研一些技术；也没有什么用处了。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集体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并且按老一套的方式来进行活动吗？不，这是行不通的！”
德鲁日宁比我说得心平气和些，他主要责备巴利茨基把跟居民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个责任都推在政委身上。
“群众政治工作不仅是政委的职责，而且也是指挥员和每一名游击队员的职责。我们所有的人和人民相遇时，都应该把前线的情况说一说，把我们的目的解释一下，号召他们跟敌人作斗争……你的大队里有许多力量都平白浪费了。而现在已经是不能容忍这些情况的时候了。”
“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呢？”巴利茨基抬起头来问道。“过去是战争，现在依然是战争。我们还没有把德国人赶走哩……”
“虽说没有赶走，但是已经剥夺了他们的政权！你懂得这一点吗？你瞧瞧四周的村庄，那里的德国人多不多？你记得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在切尔尼多夫区中心去侦察吗？你那时看到的德国人，象不象今天的这些德国人呢！”
“那当然，这有什么说的！……”
“应该把德寇丧失政权的所有村庄由我们来监视。应该在那里实行我们游击队的制度，把它们所有的人都列入我们的卫戌队里，在每一个大村庄里派上我们自己的一位指挥员和一小组同志去帮助他们。叫他们对快要到来的红军和恢复苏维埃制度准备人员……有人问道，怎样瓦解民族主义的力量呢？首先要开始保护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开始分配富农和地主的土地。把富人的房屋转交给贫农处置……”
巴利茨基脸上所具有的那种难于接近的、甚至目空一切的表情已支持不住了。他用提高了的注意力倾听着，沉思着听到的一切。
接着省委委员费多尔·伊里奇·雷先科发言了。
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他谈到了学校：“瞧，共产党员巴利茨基问，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说，时间还是那样子，并且战争也是那样子。他难道不知道德寇在逃跑，并且在这个学年里我们已经要在这里开学吗？我们是谁？我们是苏维埃政权。真理报在社论里写道开始新学年的问题。苏联全国已经上课九天了。巴利茨基同志，难道当地的小孩子的命运一点也不使您不安吗？怎么不想到孩子们呢？……我知道，在驻扎着我们游击卫戌队的柳别绍夫，教员们到指挥员那里去要教学大纲……有人会说，柳别绍夫是个城市，那里比较容易，那里可以慢慢地也可以马上在学校里教育孩子；农村里比较困难。但我们总还是可以想想法子，在某些方面来帮助孩子们。暂时在教员们的家里组织小学校。而关于教学大纲呢——我们向莫斯科去要。费多罗夫同志，您以为怎样，会不会寄来？”
我可真没有想到，由开始谈巴利茨基大队的地雷爆破工作的商讨，会溜到学校的问题上来。但是我有没有权说：“雷先科同志，您不按本质谈问题”呢？
“尔凡诺夫同志！”我说。“明天要跟莫斯科取个联系，请示一下学校的教学大纲！”
尔凡诺夫并不惊奇，虽说他未必会期待得到这样的命令。
然后格尼达什发言了：“同志们，我希望省委注意到这么个问题。我们已经时常出发到村子里去——医生和护士们都给农民医疗。我想，现在是提出经常帮助的问题的时候了。考虑在所有大居民点里在固定的日期开办门诊……同时，由于寒流的来到，由于老乡们住得很挤，我们应该在地下室里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办法来防止伤寒症。去年冬天，伤寒症在这一带很猖獗……”
格利达什宣读了详细的计划，计划里面谈到在各村中组织消毒站，以及给大批病人预防检查的问题。
“每个大队里都有医生、有护士和看护长。应该要他们不脱离人民，常常到村子里去。”
巴利茨基已经不再愁眉苦脸，不再显现出瞧不起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而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省委委员米哈依洛夫说：“应该仔细地观察人民怎样在生活。我想说的是这个……我们卸了一台军车，弄到了几台缝纫机。把一部分分配给了居民，但不是直接给第一批碰到的妇女们，而是给女农民的团体。又给了她们一些布 ，说：‘在冬天给那些穿得很破烂的小孩子缝些衣服和外套吧。’你们要知道，她们是多么感谢啊！此外，开始了集体主义。这也是一种地下活动，也是培养后备军，准备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来到。同志们也许会说我文不对题吧，可是，比如说，我还想说到播种的问题。谈到秋季播种，而主要的是春季播种。我们有时侯卸着装运谷物的军车，但不知道把它怎么办。如果环境允许的话，为什么不把农民们叫来，要他们把种籽拿去呢？”我知道：苏维埃政权来了，就会把种籽发给农民的。可是我们也可以做一部分啊。并且可以教会他们埋藏，帮助他们搬运……为了他们的需要，我已经在塔拉先科的支队里，有一阵子把我们游击队的马匹给了贫民和没有牲口的中农，他们得从森林里搬运干草；现在开始从森林的菜园搬运马铃薯了。我们现在应该这样理解地下工作和群众工作……＇
尔凡诺夫说：“巴利茨基要求重要。最近飞机不常飞来。秋雨一开始，送来给我们的炸药和武器会得更少。应该，巴利茨基同志，唉，这当然不仅是对你一个人有关部门，而是对所有其他的指挥员们都有关，同志们，应该发动人民去寻找弹药。比如说，昨天我们出色的敷雷手瓦夏·库兹涅佐夫同自己的战士们把五十公斤的炸弹直接送到了联队司令部。如果按克拉夫琴科的定额来计算，这里面的炸药可以爆破七是裂军车。库兹涅佐夫并不嫌厌，他自己去找，也动员自己的人员去找。但是如果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居民、共青团支部来帮忙呢……”
巴利茨基又请求发言。
“等一等，还有人想发言吗？”
发言的还有马尔科夫和尼古拉因科。他们谈到地下工作者怎样帮助从德寇俘虏营里脱身的红军战士跟游击队取得联系，怎样用俘虏的小组组成不大的支�